春节前后，返乡日记又一次一次刷爆了屏幕。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到“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的热议，展现出了农村的不同面相，也为返乡客提供了抒发感慨的契机。

只不过，借助“返乡体”呈现在公共舆论面前的农村，多了一分破败之感，少了一分对现状的冷静描述。甚至有人感叹，中国农村是不是真的病入膏肓了。

“返乡体”日益流行，也有必要反思，到底有多少认知是客观理性的，又有多少夹杂着“一厢情愿”，又应该如何看待“返乡体”，以及“返乡体”背后真实的农村？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陈锋表示，不同的人返乡，可能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农村，每个人返乡基本都是个案呈现，从现象出发，甚至有些看法可能比较极端，认为农村没有希望了，但观察中国农村需要有整体视野。

一方面，中国农村是整体概念，区域差异其实非常明显，另一方面，立场也很关键，作者是深陷“乡愁”之中，还是以单纯的知识眼光进行外部观察，还是“同情的理解”农民和农村，往往也会导致文章会有不同侧重。

陈锋指出，以华北为主的北方村庄，以华南为主的南方村庄，和以湖南湖北为主的中部村庄，社会结构就有很大差别。南方村庄的传统和宗族结构等保留的相对更好，也比较团结，原子化进程也不会那么快，但是，东北等地的村庄，村落历史短，结构相对松散，社会关联度低，公共道德约束非常弱，一旦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冲击，很容易出现极端情况，比如老年人自杀频繁，赚钱不问手段等等。东北村庄从结构上看，更类似于中部村庄。

“有些村子在外地从事淫秽服务的人数很多，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我调研的过的一个村庄，黄色文化很发达，几乎村里所有的男性都有过婚外性行为。”陈锋说。另外，陈锋博士论文的调研地是东北农村，整体来看也面临伦理困境，“衰落速度非常快。”

但是，更关键的是如何看待当前农村出现的这些问题。陈锋认为，从发展的视野来看，有一些问题是必然趋势，难以避免，有的则是政策失位，可以进一步完善，“很多返乡人群对农村或发展趋势不太了解，一旦把个案扩大或延伸解读，就很容易给人印象是中国农村毫无希望了。”

比如，有的行政村四分之三的村民都移走，到城镇买房，村庄显得很凋零，事实上，这也意味着“农民生活水平在提高，有了进城的实力，尽管有些人是被迫的，比如为了孩子娶媳妇或者为了孩子教育。”

   陈锋在多地农村调研，总结了当前农村主要面临的四大问题。第一，村庄伦理尚不能说已经崩塌，但在走向个体化过程中，并不是权利与义务，公德与私德同步发展。

第二，与村庄伦理密切相关的是乡村治理难题，随着无公德个人的增多，农民合作能力大大弱化，导致很多公共事务难以推进，甚至出现“少数决定多数”的局面，而公权力本身又无法解决这一困境，甚至农村自治管理组织本身也是孱弱与贪腐并存。

“法律进入乡村的成本很高，过去依赖传统礼法和公共舆论，可以边缘少数人，但现在不行了，有些人认为能捞到好处就是本事。”陈锋说。

第三，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的矛盾，在东部一些农村已经非常明显。

陈锋在浙江某地调研中发现，由于私营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等非常稀缺，资源分配过程就导致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结盟，富人优先拿地，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纠纷，往往也会倾向前者，导致当地“仇富”情绪很浓。同时，“有些村民本身就在富人的工厂工作，一旦村民之间出现相左意见，政治上的打压执行不了，就可能从经济方面入手，比如以不能在工厂工作相要挟。”除此之外，富人主导的村庄消费文化，讲究“场面”，进一步使穷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缩减，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

第四，因务工经济带来的家庭分离，进而引发留守问题。一些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无人照顾引发农民自杀、留守儿童缺乏正确引导而成为青年混混、留守妇女身心缺乏慰藉而出现越轨，这是农民工为了增加收入付出的最大代价。

陈锋分析，农村的理性化和个体化是发展的必然，但贫富分化与经济结构以及分配政策等有关。比如，浙江温州等地民营经济非常发达，个体企业主导，而苏南一代集体经济主导，两地农村都比较富有，苏南贫富分化相对小很多，“仇富”情绪也比较弱。

虽然大趋势是农村的原子化进程，公德与私德发育不完全，但不同村庄进度不一样。陈锋指出，东北等村庄的原子化现象就很明显，但华南地区宗族性的村庄仍具较强的凝聚力，而贫富分化在东部尤其明显。面对多面相的中国农村，更需理性客观的态度。■

财新记者  周东旭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