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顺教授发言中提出的问题：1949年是不是中国历史的断裂，是不是存在着延续。她认为这一时间点前后的延续性虽然隐秘，但同样重要，正是这种断裂和延续交织进行，使得1950年 代的上海呈现出一种革命和摩登交替的样态。傅高义的讲话提出：“为什么共产党来了以后，有这么多运动？思想教育的运动，三反五反，还有很多百花齐放，还有 反右运动。为什么要运动？因为社会的结构变化没有满足全国的情况，他们（知识分子、资本家）本来的思想还在。虽然用了很多运动，但还没有改变。”所以对于1950年代的意义，傅高义觉得比不上1978年的改革开放。“1978年改革开放，是对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结构都改变了，有点超过1949年，也包括1955年的结构。”会上也有不同意见。康内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陈兼认为1950年代上海的摩登尽管和上世纪30年代的摩登有联系，但更多染上了新中国色彩的“摩登”，她还表示不同意傅高义教授把1978年和1949年比。她认为没有中国的1949年就没有中国的1978年。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杨奎松教授则认为“社会层面的延续是主要的，政治层面断裂是主要的。”这是那天上午我听到的有关195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是断裂还是延续的内容。

       我于1931年 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整个三十年代是少年时期，四十年代是我的青年时期，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我从青年到壮年的时期，七十年代我是上下颠簸的 时期，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我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九十年代以后我逐渐恢复正常人的生活。某种意义上讲，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到现在进入耄耋之年，我都没 有离开过上海，上海都市文化的演变应该说我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证人。怎么看待上海都市文化所谓的断裂与延续，现在就以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谈谈自己的感 受吧。

       摩登这个词是三十年代流行起来的。它从英文modern音译过来。它拥有现代或时髦的意义，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时尚的意思吧。社会的时尚，或者摩登与都市文化也许还不是同一个概念。现代上海都市的起点应是1843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建立租界开始的吧。从我的出生地讲，那是在福建路北京路口，那里是英租界，英租界的管辖者是工部局。此外还有法租界、日租 界，那儿便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在我幼年时期看到过红头阿三，是印度籍的巡捕。只有老城隍庙区域及闸北地区是中国政府管辖的地界。那时所谓上海的都市文化， 本质上应该是半殖民地文化。文化这个东西总是和一定的政治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是相应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那时上海是远东最大的一个通商口岸，整个长江流 域是它的腹地。上海还是一个工商业城市，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优越，所以还是进出口贸易，也就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中心，在亚洲的远东地区还占有特殊的地位。因 此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那么它的文化是为商业服务的。故三十年代的文化是为这个城市的商业和商人服务的。

       南京路便是英租界典型的以商业为中心的街道。从外滩起到静安寺为止便是一个商店林立的街道。最热闹的地区在外滩到西藏路左右这一带。那时著名的永安、先 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商场都集中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到西藏路口一带。晚上八时，我父亲店里的职员经常带我去南京路看夜市，霓虹灯照得如白天一般。在 法租界有淮海路一条街，日租界有四川路商业一条街。这是我幼年时期对上海商业的直观印象。那时我还从职工那里听到一些情况，四马路即现在的福州路有会乐 里，那是红灯区，妓院集中的地方。晚上我跟他们经过浙江路到南京路，二侧都站着拉客的妓女。我还听说静安寺附近百乐门的故事，那是一个高档的舞厅，其地点 就在今天愚园路218号。百乐门是Paramarnt的音译，意译为百乐的摩登场所。那里是大商人及黑恶势力汇聚取乐的场所。建筑物共有七层。底层是一个舞厅，上面六层是旅馆的客房，进舞厅的门票非常昂贵。下午1时——4时，每位50元，下午4时——晚上8时叫香槟舞，每人100元。里面有伴舞的舞女，每一曲子收25元。请男舞师教舞每人400元， 有歌女演唱，乐队伴奏。主要的歌唱演员是吴莺，唱的歌曲如《我想忘了你》、《小冤家》、《夜莺曲》、《我有一段情》、《郎如春日好》、《好春宵》，也有 《何日君再来》、《夜来香》、《不夜城》。有时也有著名的影星走客串。当然有一些歌词带有双重性，如《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 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它既反映了上海洋人及高等华人在上海的夜生活， 也多少反映了那时陪舞的舞女们的无奈。除了这些，娱乐场所还有跑马厅，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那也是上等人活动的场所，对面是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主要是 进口的好莱坞片子。这就是上海所谓的摩登文化，这是上海高等华人生活的反映，它并不是这个都市文化的主流。

       我生活的三十年代这个历史时期，那可是一个民族危机，国难深重的年代。1931年 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了。我出生的日子是那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幼年时我的姨妈告诉我，是那一天的上午八、九点左右出生的。她去菜场买菜，不到一小时回 来时，我已哇哇落地了，那时可不是到医院生产，是请接生婆到家里来接生的。我长大后便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已是国难临头后最初的一些日子。1937年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那是七七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开始了。那时我才六岁，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并不懂事。我于1943年 小学毕业的，其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我印象中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黎明，只听得炮声隆隆，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对英美军舰开炮，妈妈把我从梦中抱醒，大 家坐在客厅上，不知所以，等待天明，上午便知道日本兵进入了租界。故整个三十年代上海是一个孤岛，在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文化教养，虽然也看到过上等人的摩登 文化，如《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从音乐本身讲听起来很美，有一种轻松享受的感觉，而在我们孩子群中传唱的反而是抗日救亡的歌曲。那时特别是四十年代 初，我们这些还很不懂事的少年，大家都如此喜欢唱《松花江上》，今录其词于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 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这是一首悲愤的哀歌。那时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成为殖民地，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这自然会在青少年心中激起一种要求反抗，反映心中悲愤的情绪，这便是这首歌在我们青少年中间传唱的原因。从我个人讲，在1942年家庭也遇到了意外事件。那时杰司菲路72号 的日伪特务机构突然抄了我家，抄到堂叔从重庆寄来的一封家信，就把我父母、叔父、还有四、五个职工一起抓去了，我流浪在舅父家，就留我祖父一个人在家。我 去那儿探过监，见到父亲还拷着手铐。那时他与新四军的一个团长关在一起，他对我父亲说，你没有事，损失一些钱财，他不可能活着出去。为此家里损失了三分之 一财产才放我父母出狱，父母先到南京路金门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儿见了父母，父亲手上还有手铐，找了锁匠来把手铐打开。父亲说出来时他们找不到钥匙， 所以把手铐也送给他了。有了这一番经历，当然我心中有一种悲愤的感觉。这就是殖民地亡国奴的生活，生命和财产不可能有保障，这也是《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在 我们这群青少年中流行的思想基础。我是在1943年 毕业于景海小学，这是一个弄堂小学。那时学校每周星期一开学时，有纪念周的活动。礼堂上挂着孙中山的遗像，二边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旁边还 有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校长要在纪念周上致词，那个讲话还是蛮爱国的。那一年音乐老师在课堂上教的都是抗日歌曲，毕业班那半年教毕业歌，举行毕业典礼那 天，全校齐唱《毕业歌》。今录《毕业歌》歌词于下：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是激励我们奋发去与侵略者抗争的歌曲。那个时刻尽管日本人统治着上海，但它侵略的势力还没有办法浸透到社会的底层，反抗的地火依然在燃烧。我是四十年代 传唱这些歌曲的，而它们的创作都是在三十年代。许多革命和抗日的歌曲都是诞生在上海这个作为租界的孤岛之上。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人怎么会心甘 情愿地做亡国奴呢？在这个半殖民地的上海租界上，作为都市文化，总应该有二种不同的文化，既有摩登的洋奴文化，醉生梦死的贵族文化；也有激进的救亡民族文 化，也有平民文化，这在流行歌曲上便有鲜明的对照。那时在民众中流行的救亡歌曲还有《大路歌》以及后来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都是聂耳作曲、田汉作 词。平民歌曲则如《王老五》、《渔夫曲》、《天涯歌女》、《四季歌》等传唱也很广泛。此外如《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这一类则属于靡靡之音了，那时收音 机中还播放一些日本歌曲。应该说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在上海都市文化中占主流的是救亡文化，而不是摩登文化。摩登文化只是少数上等华人和洋人享受的。 即便在娱乐业，平民常去的地方，那里是以《大世界》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评弹这一类演出节目。在先施公司的先施乐园上演的一些文艺节目，市民们喜欢的还是姚 慕双、周伯春的滑稽节目。在商人举办节庆喜事时，还有他们在堂会上的表演，以逗取乐，我去过的便是这一类场所。至于百乐门这些地方，只是路过从未进去。故 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中摩登文化并不是主流文化，在民众中占主流地位的应是救亡文化。从文学的角度讲，占主导地位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至 于张爱玲的作品，在我们青少年心目中则毫无影响。不知为什么，现在把张爱玲的作品捧得那么高，把摩登文化这类现象捧得那么高，是不是殖民地亡国奴思想的回 潮。这一类文化的远去是好事，不是坏事。能留得下来的还是救亡文化，它能振兴民族精神，只有鲁迅的精神才是不朽的，直到今天我们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 我们的国歌这件事本身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救亡文化的本质是红色文化，《松花江上》之作词作曲者便是张寒晖，他是河北定县人，1902年出生，1925年 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在北平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松花江上》这首歌在社会上的传唱对抗日有重大的动员意义，当此歌在东北军战士中传唱以后，它实际上 推动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当年周恩来在西安曾亲自指挥东北青年军官唱这首歌。张寒晖后来便去了延安，还继续创作了不少好的歌曲，他是1946年因病在延安去世并葬在那里的。在三十年代许多进步青年投奔延安的潮流不是偶然的，整个救亡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是共产党人，今天我们可不能数典忘祖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