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篇“中国少子化警报”的报道,再次吸引了社会各界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关注。有人把中国总和生育率过低的原因归罪于计划生育政策,解决“少子化”危机的对策也应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迅速调整。笔者认为,谈人口少子化,不能仅仅针对计划生育政策。

    应该承认,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减贫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计划生育。主要问题是政策调整不够及时、不够成功。自上世纪末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开始转型,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到优化人口结构,计划生育的重心也转移到优生优育等服务。

    从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虽然还未根本调整,但政策实践的真实逻辑却已发生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农村计生政策严重依赖基层组织的“中心工作”和乡村干部的积极行政。但近些年来,随着依法行政的贯彻,以及基层工作重心的转移,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很难再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有强烈生育意愿的夫妇超生成本已大大降低。即便如此,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在下降。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客观上,“少子化警报”的真正威胁不是计划生育政策,而是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一般认为,中国“少子化”现象在上海等发达地区表现明显,农村仍然有较强的生育冲动。其实不然。从整体上看,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也在迅速下降。一些生育冲动较强的传统地区,如华南、华北的宗族村庄,人们生育意愿普遍从“多子多福”转变为“儿女双全”最佳。一些生育意愿本来就较低的地区,如江汉平原农村,很多符合生二胎政策的年轻夫妇,主动选择只生一个小孩。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只埋怨计划生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宗接代”的观念开始解体,农民不再认为多生儿子是人生圆满的象征。而城镇化等因素带来的村落解体,使农民在村庄内部的竞争压力大大降低,通过多生儿子来增强家庭和家族竞争力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另外,众所周知,近年来子女教育成本急剧增加,很多普通农民家庭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想方设法让孩子在城镇中小学接受教育。再加上很多农村地区因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育成本的增加,很多农民不愿也不敢多生小孩。

    因而,现在讨论“少子化警报”,不应盯着计划生育政策,而更应着眼于综合性的社会建设。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第一,如何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让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提高人口质量;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解决家庭养老危机;第二,如何通过较有效率的涉农资金投入,大幅度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给将来仍需依赖于农业和农村的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 责任编辑:毒菇酒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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