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3年夏天，这已经是我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完成后的第四年。我终于从一名书斋中的学者转变为一名实践者。在“参与式人类学基金”的资助下，我帮助广东省雷州市东里镇的虾农建立了一个农民合作社。
建立合作社的想法源于我对当时水产业所面临危机的理解。我的田野调查是在雷州半岛进行的，那里享有“中国对虾之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最大的对虾生产基地，雷州半岛现在每年对虾的出口量达到6.8万吨，占全国的30％。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万人，其中包括四十万虾农（湛江市外贸经济合作局， 2011）。然而，这些光鲜的数据却隐藏了背后的不公。在广东省这样一个全国改革开放先驱省份里，雷州半岛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徐滔，2010）。
养殖业的繁荣与虾农的困顿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两个恶性循环相互作用的结果。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的需求诱使虾农增加养殖密度，而这引发了环境和经济上的双重问题。环境方面，高密度养殖使得池塘环境恶化，增加了对虾承受的压力，使之更容易患病。经济方面，过度养殖造成了虾的贬值，农民也难以摆脱贫困的处境。另外，虾价下跌后，许多虾农再次提高放苗密度来弥补高投入的成本，但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虾病的风险。如果很少有农民从过度养殖的繁重劳作中获利，那么获利者会是谁呢？由于虾农被引导着成为“精通科学”的农民，他们已经采用多种“投入品”和设备来增加亩产，甚至把生产模式也从鱼虾混养转变成单一物种的对虾养殖。虾农的困境与农资企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些企业垄断了上游的虾苗、饲料、增氧机、虾药等投入，还有下游的加工、营销和销售等环节。
我在获得“参与式人类学基金”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将我的研究发现回馈给农民。问题不是农民不了解矛盾所在，只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摆脱生产过剩的魔咒。作为小生产者，“多劳多得”一说对他们来说并不适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收入被农资公司榨取，而风险却独自承担。我认为仅仅把贫困的原因告诉虾农是不够的，还应该做些实际的事情帮助他们。于是，便产生了建立合作社的想法。
中国的再合作化运动萌生于世纪之交。在此运动中，“家庭农场”试图联合起来以共同应对市场风险，并且争取在农业食品的链条上获得更高的附加值（严海蓉、陈航英，2015）①。200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开始施行，此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2008年注册的农业合作社数量总计达10万个，到2012年年底增至68.9万个，并且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90万个（宗良， 2013）。
然而，合作化运动却没有传播到边远的雷州。雷州半岛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合作社发展较缓慢（图 1）。我决定做一些动员工作来让农民明白合作社的好处。2013年7月，我在村子里仅花了两周时间进行动员。其实，让村民明白彼此合作的好处并不难。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了三十年后，农村的生产已经被割裂（Bramall， 2009； Nguyen et al， 1996），农民发现自己在市场中非常脆弱。所以，如果农民联合起来，他们可以直接与虾苗场、饲料厂和加工厂谈判以重新获得议价能力。合作社壮大之后，农民既可以建自己的虾苗场给社员提供优质虾苗，又可以建自己的饲料厂供应廉价饲料。而在下游环节，农民可以发展社区支持农业（CAS），直接与消费者对接，从而略过了中间商和加工厂的中介环节。合作社还可以充当一个知识交流的平台，鼓励农民分享各自控制虾病的经验。另外，社里可以分出部分虾塘来做生态养殖和混合养殖实验，以求将投入和风险降到最低。很快，雷州的第一个农民对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共有8位虾农作为社员加入其中。
可是，合作社并没有如我计划中那样运行，以挑战农业资本为目标。恰恰相反，在2013年冬天，合作社成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一家饲料厂搭建过冬虾温室大棚（以下简称“冬棚”）。为什么合作社成为农资企业的雇佣劳动而非与之对抗？这些新情况让我意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以前由于冬天气温低，不适于虾的生长，所以冬季对于虾农来说是农闲的时节。但是连续两年虾病大爆发之后，许多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所以需要在冬天做一些兼业的工作，包括搭冬棚。其次，合作社的运营转变也反映出农业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为什么原本只投资在上下游的农业资本现在也要积极控制农业生产环节呢？
中国农业资本化发展路径已经引起了学界的众多关注。学者们希望知道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以二元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为主体——能否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He，2007；黄宗智、高原、彭玉生， 2012；张谦、杜强， 2008）。黄宗智将中国农业3％的雇工比率，与印度45％的农业雇工比率相比较，试图证明农业资本化并不必然导致明显的无产阶级化，并以此来驳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假设。他们力推中国所走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道路（黄宗智等， 2012），支持恰亚诺夫（A. V. Chayanov）的观点，宣称小农能够顽强地抵抗资本主义关系②。他们的观点也可以说是 “没有资本主义化的农业资本化”（严海蓉、陈义媛，2015）。
本文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从19世纪开始就一直关注的农业政治经济问题：为什么马克思所预言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在中国还没有发生？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清扫掉农村中的非资本主义关系？为什么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农场并没有淘汰掉家庭农场？为什么农业资本并没有引发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
本文建基于我在2014年对雷州一个新兴的对虾养殖基地的田野调查。我试图探究中国南方对虾养殖业中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分析资本从投资产业链的上下游到介入生产过程，最终催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2014年夏天，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合作社和W养殖基地进行田野调查，访谈了合作社成员、虾农、W 基地的雇佣工人和管理者，以此来理解农业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以及合作社和农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冬天，我又用一周的时间来观察合作社搭建冬棚项目，并且继续对W基地进行追踪研究。
二、对虾养殖中的资本主义动态积累
（一）对虾养殖中资本化的不同路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密切关注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现代水产养殖业被誉为“蓝色革命”，号称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脱贫致富（Stonich & Bailey， 2000）。对虾作为一个高产值、以出口为导向的产品，一方面有机会让穷人脱贫，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养殖依赖于高价饲料和高投入的设备，因而也可能导致虾农无产化。然而，对虾与畜牧业不同，没有向资本密集、环境封闭的养殖模式方向发展（Goodman et al.， 1987）。在畜牧业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工业化养殖场逐渐取代个体小农这一明显的线性发展趋势。
学者解释了对虾养殖的发展模式为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迥然相异的原因。第一，历史条件尤其是殖民政策可能导致了对虾养殖发展路径的不同。例如，由于大规模的养殖场往往出现在拉丁美洲和印度尼西亚，这是殖民统治的遗留。相反，越南和泰国则主要是小规模养殖场，前者得益于成功的土地改革，而后者则是由于没有正式经历殖民统治（Goss et al.， 2001）。
第二，即使是那些追随“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社会分化也可能产生，尤其是当地精英依仗权势来排挤小农③。在印度尼西亚，对虾养殖始于小规模养鱼户把宽阔的鱼塭改造成细块虾塘。然而，当上层精英开始投资进行集约化生产时，这些小养殖户便遇到了巨大的生存挑战（Hall，2004）。国家通常会支持这些上流精英。有人认为，政府官僚是个“中间阶层”，既不属于资本家也不属于雇佣劳动，但是马蒂尔德·阿杜奇（Matilde Adduci）反驳了这种观点，说明政府官员们实际上成为“新食利”阶层，他们占据了印度吉尔卡湖新兴的水产养殖业，最终导致这片湖区的私有化以及捕捞渔民的无产化（Adduci，2009）。
第三，对污染和疾病的反应也许是决定资本化轨迹的关键要素。单家独户的家庭农场经常遭遇“集体行动困境”（Hall，2004）或者“自我污染”（Belton & Little，2008）的情况。比如当一个养殖户的虾发病，排出的污水却被另一个农场抽取。在印尼，爪哇岛曾经经历虾病大爆发，许多虾农纷纷破产。随后，国家和银行支持帮助企业把养殖生产转移到群岛的另一端，在新的据点建立种植园式的生产基地来集中控制水的排放（Hall， 2004）。泰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其养殖场从沿海向到内陆地区陆续迁移，并开始进行淡水养殖。但是，政府自身接管了控制疾病的任务，并建了一座耗资数百万美元的水处理中心。小农由于协同作业避免了水资源的交叉污染而没有走向破产。相反，菲律宾的农民既没能找到转移生产的地点，也无法开展技术升级，反而回归到低密度养殖来维系生产（Hall， 2004）。
（二）关于泰国对虾养殖资本化道路的辩论及“实际隶属”理论
泰国的水产养殖业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案例，一方面行业出现了高度纵向一体化，尤其以正大集团（CP）为代表。该集团是一家跨国企业，在泰国垄断了饲料生产和水产品加工；另一方面是在对虾养殖阶段，泰国以小规模的农场经营居多（Belton & Little， 2008； Hall， 2004）④。在对虾生产最集中的半岛东南沿海地区，93％的农场都是小农经营的养殖场，只有1％是企业农场（Vandergeest et al.， 1999）。为什么正大集团只在上游和下游环节投资却没有进入到养殖的过程？
学者们对上述问题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温德吉斯特（Vandergeest）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生态学”学派认为小农经营比大企业农场更有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管理不善、疾病频发以及合同养殖户的反抗”，农业资本不得不退出对虾养殖阶段（Vandergeest et al.， 1999：584）。在虾病滋扰的环境下，中小型养殖场继续主导生产，因为他们能更细致地管理虾塘，甚至可以反复实验，尝试错误，优胜于依赖实验室科学的资本式养殖场。温德吉斯特等学者认为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是资本进入生产环节的一大障碍（Vandergeest et al.， 1999）。
而“政治经济学”学派的高斯（Goss）等人则发现小农虽然没有被淘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农业企业的控制。资本可能宁愿退出生产环节以减少风险和获得更大的利润。就泰国的情况而言，农业资本如正大集团和水之星集团（Aquastar） 可能更愿意进行间接控制而非直接控制，仅仅是因为投资于虾的产前、产后环节比直接投资农场生产更有利可图。另外，这派学者看到了农村阶级形成的趋势，体现在日渐增加的雇佣劳动、大户垄断生产、以及贫农的无产化（Goss et al.， 2001）。
然而，高斯等人却没有解释资本在什么情况下会从“间接”控制转为“直接”控制。对单个企业而言，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决定，取决于哪种方式更有利可图。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动态的视角来观察资本积累的路径，我们也许会看到一种趋势。这个问题可以从马克思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章中初见端倪。马克思原本打算把这一章节加入《资本论》（第一卷），可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一章成了其附录部分。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这对概念来彰显上述“间接”控制和“直接”控制之间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量的区别，更是质的差异。前一种情况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级形成阶段，封建行会关系下的工人逐渐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劳动过程变成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资本自我增殖过程的手段、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手段”（马克思，1964［1867］：478）。
当独立地为了自己本身进行生产的从前的农民变成了给租地农业家劳动的短工的时候，当通行于行会生产方式中的等级划分在资本家的简单对立面前消失，而资本家又使手工业者作为雇佣劳动者来为自己劳动的时候，当从前的奴隶所有者把他过去的奴隶作为雇佣劳动者来使用的时候，等等，具有其他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过程就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过程。随着这种转化，前面所阐述的那些变化就发生了。从前独立的农民变成为从属资本家的、为资本家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要素，这种农民的职业本身取决于作为商品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的他跟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事先签订的契约。奴隶不再是属于他的使用者的生产工具了。师傅和帮工的关系消失了（马克思，1964［1867］：470）。
在“形式隶属”阶段，剥削关系已经“从一切家长制的、政治的、或者还有宗教的混合物种分离出来”（马克思，1964［1867］：473）。此时，“劳动者的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和主观劳动条件（生活资料），是作为资本、作为被他的劳动能力的买者所垄断了的东西跟他相对立，否则他实际上就不会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马克思，1964［1867］：473）。
可是，与后一阶段不同，“形式隶属”在生产方式本身内还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资本关系作为一种通过劳动时间的延长来榨取剩余劳动的强制关系”（马克思，1964［1867］：470）。尽管工厂工人成为雇佣劳动，可是他们的劳动过程和形态和行会阶段没有大的差别。到了“实际隶属”阶段就不一样了，此时，由于大机器的发展，剩余价值的积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完成，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的运用也随着劳动大规模地发展了。一方面，现在形成为sui generis ［特殊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生产的发生了变化的形式。另一方面，物质形式的这种变化又构成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所以资本关系的适当的形式是跟劳动生产力的特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马克思，1964［1867］：478）。
这种转变的发生依赖的是资本引进科学技术，带动规模化生产，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辩证转化。“实际隶属”阶段才是正在表达资本主义内在关系的阶段，不但满足了“为生产而生产”——“作为自我目的的生产”的需要，更使工人因为去技术化等原因而走向无产阶级化，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积累规律的迫使下，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进化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一种趋势：征服迄今尚未被它支配的、还只存在着形式隶属的一切工业部门”（马克思，1964［1867］：479）。
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有助于我们探寻中国南方对虾养殖资本积累的路径：即从控制上游投入品供应和下游加工销售的初始阶段发展到最终的“实际隶属”，即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过程。在早期阶段，尽管资本没有与小农建立直接的雇佣关系，但是工商资本通过增加农民的生产成本及降低收购价格而压榨农民的剩余价值，因此，我把这个过程称为“形式隶属”阶段⑤。本文通过追踪一个由下游对虾收购商所投资兴建的W养殖基地，探索资本主义式养殖场是如何采用各种手段来完成土地流转、技术控制和劳动监督的。这些手段一方面有助于资本从直接生产中积累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使工人去技术化，继而丧失了非商品化劳动力再生产的能力，从而走向无产阶级化。现在，资本主义农场完成了“实际隶属”，通过将一切生产要素资本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稳固地再生产下去。
三、形式隶属：资本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控制
（一）农业资本的兴起
在中国，水产养殖作为一种副业，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兴起的。当时政府推动水产业是为了刺激市场成长，以表达对毛泽东时代“以粮为纲”计划经济的不满及对农村缺少社会分化的异议。广东省作为改革的先锋省份，被选为水产价格放开的试点，希望能促进农民企业家的诞生（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2008；周晓华、李明爽，2009）。雷州，当时被称为海康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广对虾养殖，当时这是作为一项国家主导的农村发展项目来开展的，旨在激励农民参与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增加国家出口创汇（黄瑜，2010）。1987年，省和县政府合作建立“对虾养殖出口基地公司”，并且在各乡镇建立起冷冻厂，从农民手里收购对虾。由于道路条件恶劣，需要专人把虾从农村运到镇上，因此收购对虾的中间商出现了。后来，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一些中间商开始修建冷冻厂甚至加工厂自行从事对虾出口（黄瑜，2010）。G集团目前是该地区最大的加工出口企业之一，就是从对虾收购的业务起家，2004年在对美国的“反倾销”诉讼中赢得免关税的优惠，之后他们的收入翻了四倍。
资本对于上游投入环节的控制则比较晚开始。在早期，农民不需要太多地依赖工业投入品。例如，亲虾是从海上捕获的天然虾，而饲料是虾农自己将番薯和贝类动物搅混制作而成的，虾病控制则是通过虾与鱼、蟹、鸭混养的方式，让病虾被其它动物吃掉得以控制的。农民经常借助潮汐换水补充藻类，因为藻类能进行光合作用提供氧气，对于虾的存活至关重要。尽管大多数的投入品都可以从自然环境中免费或者廉价取得，然而自然供应的季节性制约了生产的扩张。饲料是农民最先使用的工业投入品。在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省政府与渔业营养专家合作设立了第一个国营商业饲料生产厂。颗粒饲料的急切需求促生了该行业的民营企业。为了鼓励农民从使用自制饲料变成购买颗粒饲料，饲料厂允许农民贷款购买饲料，农民只要写一张借条，在收获之后将赊账还清即可（Huang， 2012）。由于饲料占总成本的50％以上，许多资金困难的农民都以贷款购买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2012年和2013年，当时严重的虾病爆发导致很多农民拖欠贷款。目前雷州半岛的大部分饲料厂只接受现金购买饲料。
随着养殖密度的增大，虾病爆发的风险也不断上升，这使得农民不得不使用各种工业投入品来控制病害。1993年爆发了“白斑综合症病毒（WSSV）”，使全国对虾减产60％（Xie & Yu，2007）。之后，雷州的虾农采取了“排除病原”的养殖模式，将他们原本的混养土池变成由塑料薄膜覆盖的封闭式单养高位池。另外，从美国引进的无特定病原（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亲虾取代了原本天然捕捞的亲虾，颗粒饲料彻底淘汰掉了自制的天然饲料，种类繁多的药品被应用于池塘消毒和水质改良（Huang， 2012）。
对虾养殖模式的转变带动了各种农资企业的兴起。1991年全国水产饲料生产总量只有75万吨，仅占全国动物饲料产量的2.1％。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水产饲料产量猛增到1650万吨，占饲料总产量的9.1％，年增长率更是达到惊人的16.7％（陈人弼，2012）。在雷州的管辖市湛江有24个水产饲料加工厂，其拥有的年生产能力超过万吨（王锦霞，2013）。亲虾的商业化程度也非常高。2013年，仅广东一省就进口了10万对SPF亲虾供育苗场生产虾苗之用（吴群凤、杨雯雯，2013）。水产药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但是扩展迅速，到2009年年底共有1622家加工工厂，年产值高达200亿元（张漫、顾宪红、陈小秋，2012）。
农业资本对上下游的控制导致农民生产成本增加，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农民的生产资料变得商品化。以前农民多多少少都能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免费的饲料、亲虾和藻类，但是现在他们必须从农资企业购买工业投入品。不过，这些农企之前一般都仅限于投资生产资料的生产。但在2012年和2013年虾病爆发后，许多农民放弃了养殖，这些公司也趁机流转土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养殖基地（周远扬等，2014）。
（二）资本主义农业的障碍
虽然农资公司掌握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但是在雷州，养殖生产仍然大多以家庭经营为主。因为很难从村里拿到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所以资本主义式的农场直到现在都十分罕见，这一点我在后面将会讨论。在合作社搭冬棚的养殖基地当中，只有一个基地的历史超过三年。这个基地由一家饲料公司经营，其所在地之前是一片废弃的盐场，后来被饲料公司租用下来。养殖场集中的情况在村一级并不显著。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那个村庄，2006年到2008年的租赁期里共有46个虾塘，其中最大的“大户”租赁了6个虾塘，并且因为年纪大雇佣了一个全职工人。在随后的2009年—2011年的租赁期里，另一家“大户”也租赁了6个虾塘，但是只使用家庭劳动力。
新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远比资本主义式大农场更具竞争力并且更高效，可是农业政治经济学家则提醒大家要看到阻止资本进入农业的“壁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业的产业转型是通过“一系列局部的、间断的过程来实现对劳动力和大自然的占有（appropriations）”（Goodman & Wilknson， 1987：3）。这与农业生产的特点有关。如果制造业加工的对象是已经从自然环境中抽离出来的材料，那么“农业只能通过利用自然来改造自然”（伯恩斯坦，2011：134）。因为资本无法通过一个统一的生产过程来消除自然的障碍，它就只能分别从三个方面将农业生产转变成工业化的活动，包括采取机械化生产来减少人力劳动，投入化学品来加速生产过程，或者通过生物技术来改变作物特征（Goodman & Wilknson， 1987）。这些过程促使农业从本土化的、植根于自然的“农耕”活动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中上下游行业的“农业部门”（伯恩斯坦，2011）。此外，在农业领域，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意味着资本是被束缚着的，在收获之前无法盈利。为了克服这一天然障碍，农业资本试图使农业吻合工业生产，“即尽可能地加快自然生产过程，使之更加简单化和准标化”（伯恩斯坦， 2011：134）。
水生生物的养殖会比陆生生物遇到更多的自然障碍。对水生生物而言，环境是其生命和价值的一部分。与猪、鸡等陆生生物的线性生产系统不同，水生生物居住在一个循环的环境中，难以分离蛋白质的生产和废物的排放。水对于虾的存活是必不可缺的，因为水中的藻类进行光合作用会提供氧气。另外，陆生生物不会被排出的废物影响呼吸，但水生生物却不同，水中有机物的分解消耗氧气，会使虾的生存环境恶化。所以，减少有害的含氮废物并且补充氧气是保证对虾健康生长的必要条件。
当农民追求高密度养殖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瓶颈问题，因为投入品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例如，复合饲料可能促进虾的生长，使得养殖的虾在3—4个月内长到可以收获的大小，比天然虾一年的生长期短得多。但是，含氮饲料不仅会转换为蛋白质，也会转换为粪便。如果无法及时分解，就会具备毒性。
社会因素同样也会给资本投资农业造成障碍，尤其是地租、雇佣关系，以及劳动力成本等。地租意味着利润的扣除，拥有土地的小农可能在控制成本方面比资本主义式农场做得更好。在劳动监管方面，农场可能会比工厂存在着更多的困难。另外，家庭农场可能比资本主义农场更具有“劳动力价格优势”，因为前者往往可以不计付出，甚至不惜压缩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进行自我剥削。但是，伯恩斯坦认为，我们应该看到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宁愿暂时“放过”小农，因此，不应简单地把这些障碍看作小农的固有优势。考虑到“原始积累是不平衡的，过程是漫长的”，这种过程是“偶发的、多变的”（伯恩斯坦， 2011：143）。
下面，我将分析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养殖场如何努力克服这些“障碍”，从而进入到养殖生产领域的。
四、实际隶属：资本进入养殖生产
W养殖基地是由两个股东在2013年兴建的，包括当地农村信用社的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个对虾收购中间商。他们雇了一个中学教师作为技术人员。在2012年年末，他们成功地从一个村里流转了虾农抛荒的虾塘土地。接着，其中一个股东参加了由某饲料公司组织的实地考察团，参观福建省的一些资本主义式对虾养殖基地。考察结束后，两位股东就一起商议如何设计W养殖基地。这个基地从2013年中期开始投入生产。下面，我将围绕土地、技术和劳工问题，探讨农业资本如何战胜家庭农场，以占领农业生产的一席之地，完成资本对劳动力的“实际隶属”。
（一）土地流转
关于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争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能有效地阻止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确保所有权归集体的同时也将使用权分配给村民个人。“但是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事实仍然是对土地集中和农民无产化的强有力制度性约束”（黄宗智等， 2012：25-26）。张谦和杜强（2008）也强调集体所有制的作用，认为这成为农民抵御企业建立生产基地的武器。“结果，中国农村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较为公平……失地农民大军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张谦、杜强， 2008：44）。
判断土地双轨制能否有效地阻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我们需要搞明白在改革开放时期土地是如何从生存保障转变为盈利工具的。在雷州沿岸从事对虾养殖的村庄里，耕地和虾塘的作用是不同的。首先，两种土地占据的地理位置不同，耕地位于内陆而虾塘位于潮间带。在雷州的东里镇，大部分对虾养殖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饥荒后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而填海开发的耕地。1986年在政府的出口导向政策影响下，这些耕地被改造成了虾塘（黄瑜， 2010）。
其次，两种土地的功能不同，所有权制度也不一。这里耕地比较匮乏而且贫瘠，所以多用于解决家庭温饱。例如，在东里镇有3.5万亩平地用于种植水稻、蕃薯和花生，2万亩坡地用于种植树木和甘蔗。所以，人均稻田面积只有0.4亩，远远低于1.5亩的生存底线。我曾经帮助一个虾农计算她的口粮生产。由于缺乏灌溉，她种的水稻最多只能获得400公斤 / 亩的产出。在2012年，水稻的价格是2.2元 / 公斤。如果把水稻变卖的话，扣除了对种子、肥料、杀虫剂、犁地机和收割机租赁的支出之后，她在早造只得到340元 / 亩的收入。村里人均土地只有0.5亩，所以她的6口之家4个月收入只有1020元。因此，她从来没有考虑过种水稻来卖，只是种来自己吃或者送亲戚。可是农民需要现金，孩子教育、婚丧喜庆，甚至买彩票都需要用钱。但因为耕地不足以满足农民生计，所以许多农民只好靠养虾来赚钱。东里镇人口超过9万，其中1.5万多户家庭（平均每个家庭4.5—5个人）在种地之余也从事与养殖相关的活动，1万人外出打工，还有7000人从事服务业。在这1.5万多户家庭中，有5万人依靠养虾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虾塘出租得到的收入用于资助村里的社会文化活动，例如组织每年一度的民间戏曲表演、庆祝“年例”节以及给老年人分发礼物。节余将平均分发给村民们。2009年，每个村民都得到了1700元的现金。毫无疑问，耕地是一种福利制度，每个村民都有权平分土地而无需缴付租金。虾塘虽然用于商业生产，但仍然是一项福利，较富裕的村民租赁虾塘，所缴纳的租金也让那些无钱养虾的村民受惠。
然而，土地制度对无产化的抵抗仅仅在养殖业兴旺的时候起作用。2012年之后，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高密度的养殖导致疾病频发，许多虾农被迫完全放弃这一行业。这为资本主义式的W养殖基地的土地流转创造了前提条件。
2012年年初，雷州K村的干部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准备下一个6年的虾塘标书。令他们惊讶的是，在投标当天，只有少数几个虾农到场询问租价。当他们听说租金为500元 / 亩后，很快就离开了，尽管这个租金价位已经是考虑到虾病的风险之后设定的优惠价格。同样令干部感到意外的是，只有少数几位村民愿意签订租赁合同，而之前大部分养虾的村民则去了附近的广州和深圳打工。可是，干部们对当地财政的担忧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马上有几个老板过来表示有意租赁土地。很快，村里的70亩土地以500元 / 亩 租给了W养殖基地，租期为18年，相当于3个合同期。我采访了当地的干部和部分村民，他们告诉我几乎没有村民反对土地流转。这证实了张谦和杜强（2008）的发现，他们认为尽管有关中国征地的报道在不断曝光，但大多数情况下征地是由城市化和工业化引起的。至于在农业征地方面，很少听说农民被迫放弃他们的土地而流转给企业建生产基地的。可是，作者着重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小农所提供的保护作用，而没有深究农民为何无法能够保留他们的生产资料。
（二）技术控制
1. 机械化的过滤水供应系统
如果土地未能阻止农业资本的野心，那么大自然的不确定性是否能给资本主义设置障碍呢？从W养殖基地的角度来看，机械化的主要目的并不像古德曼等人（Goodman & Wilknson， 1987）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减少人力劳动，而是主要为了改善水质。如前所述，高密度养殖所产生的含氮的排泄物可能会转化成有毒的亚硝酸盐。因此，如何淡化亚硝酸盐的浓度是令虾农头痛的问题。此外，如果排灌系统设计得不好，农民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虾塘交叉污染情况的出现（Hall， 2004）。
在2008年—2009年，我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开始在我田野调查的村庄进行养虾实验。当时养殖成功，还小赚了一笔钱。可是，由于基金会规定研究经费不能用于营利性的活动，我必须将这部分收入捐给村里。我问村民最迫切需要的服务是什么，答案是水道的重新规划，尤其是进水渠与排水渠的分离。但是我当时那笔小利润根本无法承担这么浩大的工程。这个问题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单家独户的农民彼此之间协调的困难。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虾塘刚刚开发的时候，排水渠和进水灌是分开的。然而由于后来的养虾热，干部将越来越多的潮间带改造成虾塘，把原先的设计给破坏了。
我曾目睹一位虾农在晚上抽水，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满塘死虾。经过一番调查，他最终发现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他的邻居。前一天他的邻居趁着大潮抽了海水准备放苗。放苗前，他施用了敌百虫以杀死海水中引入的鱼苗和野生幼虾。邻居当时已经逐个打电话通知周围的虾农，却不小心把他给忘了，造成很大的损失。
W养殖基地通过集中设计排灌系统来解决水质污染问题。他们从K村租赁了70亩土地之后，把原来的虾塘推平，然后挖了85个0.3亩—0.5亩的小塘 （见左下图）。这些小塘的面积只有家庭虾塘的1 / 10。小面积的池塘有利于水质调节，并且可以使养殖密度提高到家庭养殖的两倍。早造放苗密度达18万条 / 亩，冬季也达到了12万条 / 亩。这种高密度的养殖需要频繁地换水。
投资者花了35万元在海底5米深的地方修建了两个沙井（图2）。沙井与纵贯350米的主管道相连，主管道又接有裹上了过滤网的支管道。设计时利用水位落差，海水先流入支管道，再进入主管道，最后流入沙井。另外，W基地还安装了8个水泵把新鲜的过滤海水抽上来供虾塘使用。通过排出虾塘里的废水，再补充新水，氨氮和亚硝酸盐的浓度被稀释下来。利用海底沙井，他们可以每天都抽到新鲜海水，而相比之下家庭养殖场最多只能在农历初一和十五补充两次潮水。另外，为了处理缺氧问题，W养殖基地不仅像家庭养殖场那样安装了增氧机，还配置了液态氧供应急使用，并在虾生长到20条 / 斤的大规格时定期使用。
W养殖基地力求利用集中的排灌系统解决个体生产者难以克服的“集体行动困境”。通过运用科学和机器，社会化的（即集体的）劳动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取代了个体劳动（马克思，1964［1867］：472）。相比前一阶段“形式隶属”中农业资本只是垄断农资“投入品”而把生产环节让位于个体劳动，后一阶段的“实际隶属”时期，机械化供水的集中设计调动社会劳动生产力，组织工人相互合作，统一管理排灌。不过，与大机器生产淘汰掉手工劳动相似，机械化的供水系统也导致劳动细碎化，不再需要工人积累关于潮汐的知识经验。
去技术化的过程又因农场的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工人只是负责一些简单的任务，如投喂饲料和排水进水，这些任务不需要多少管理监督。这样，兼顾工头角色的技术员就可以集中精力于水质控制这种更细致的工作。例如，基地每隔7天—10天投放一次益生菌培藻。在农历的初一和十五大潮的时候，虾容易蜕壳，此时技术员会指导工人使用一些生物化学药品来促进脱壳。技术员通过观察虾的活动甚至做水质检测来决定该采取什么措施。他甚至决定每天该换多少水。工人渐渐只会按照技术人员的指令来进行工作，这也正是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去技术化的过程。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内容，它一方面能规训劳动，另一方面也逐渐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技能。这样的生产越来越往“实际隶属”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强化和复制。
2. 反季养殖
尽管W基地在沙井的初始投资费用高昂，可是真正投产后对虾的生产成本却只有每斤8元—9元 ，仅仅比家庭养殖户的7元 / 斤的成本略高一点。然而，它的真正优势不在早造和中造，而在过冬虾的反季节高价。目前，雷州半岛的虾农通常一年养两造虾，每造三个月到四个月，早造虾的生长期从四月份持续到六月份，中期则从七月份持续到十月份。冬季养殖并不常见，因为低温状态下虾生长得慢。在过去两年，流行病害的爆发把虾的价格推上了新高，使得农资公司和富农都参与到冬季养殖中来。然而，要保持较高的水温就需要搭建保温棚，成本在每亩4000元—5000元之间，这对于那些在常规养殖季节都不能实现收支相抵的虾农来说无疑是个天价。所以说，养过冬虾很大程度上是由饲料厂、育苗场和食品加工厂垄断。
在2013年冬天的收获季，W养殖基地投产的51个虾塘中，有25个虾塘获利，比家庭养殖户平均30％的成功率要高 （周远扬等， 2014）。另外，由于收获季大约在春节附近，所以价格很高。例如，大规格的虾（25只 / 斤）标价在70元 / 斤，比常规季节价格高出两倍以上。甚至连那些发病的，40天左右就收获的“失败”虾塘所产出的100只 / 斤的小虾，也都可以卖到11元 / 斤。单单这一造，W养殖基地便轻易地赚取了150万元，已经收回起始投资成本的1 / 4。
过冬虾高价格的背后，反映的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农业生产要遵循季节生长规律，但是消费却是贯穿全年的。反季农产品价格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种情况是，反季产品的贮藏和保鲜需要额外的费用。第二种情况则是，在非常规季节生产农产品，主要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变种子、土壤或者动植物的生长过程，使之能够反季生长（胡毓秀，1965；张珂，1965）。W养殖基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就是养过冬虾。而基地获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出售活虾，因为活虾的价格比冻虾更高。这样他们就打败采取第一种手段即收购常规季节养的虾冷藏至冬季售卖的竞争者。由于W养殖基地的其中一个股东是对虾收购中间商，他能够很轻易地在过年的时候找到销售渠道。W养殖基地的技术员告诉我，虾的价格从年初三开始猛涨，因为当地居民开始准备“年例”这个节日了。“年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代，当时是个驱鬼仪式，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当地重大的社交活动（陈耀泷， 2014；周大鸣、潘争艳， 2008）。在我做田野调查的那个村子里，这个节日被称为“游元宵”。从正月十二一直到正月十五这几天，13个村庄会联合起来，把各村供奉的神像聚在一起，而且每个村都会派出一支舞狮队参加巡游（见下图）。每当巡游队伍到达一个村庄时，当地的村民都会大摆筵席，招待从远处到来的客人。客如轮转表明主人社交网络庞大以及家族的兴旺（刘勤， 2011；周大鸣、潘争艳， 2008）。此时，大条的活虾成为餐桌上难得的珍品。通过这项活动年轻人可以结识新朋友，甚至找到适合的结婚对象。敬神活动本质是一种礼物交换过程，人们不再需要以商品为媒介进行交流（阎云翔，1999）。W养殖基地向我们展示了资本是如何巧妙地把握当地市场，这与贝尔顿（Belton）和立德（Little）的发现不同。他们认为以内销为主的产品利润必定低于出口产品（Belton & Little，2008）。
（三）劳动监管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说明W养殖基地是如何采取不同的策略来进行劳动监管的，包括团队合作、奖金激励、提高劳动强度以及工人集体住宿制度。
1. 团队合作和奖金激励
2014年，W养殖基地雇用了12个农场工人，他们被分成四个小组，管理85个虾塘。每个工人根据虾塘面积的大小管理5—8个塘不等。在这之前一年，基地只雇用了8个工人，每个工人管理10—11个虾塘，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工作量太大，工人们管不过来，便增派了人手。所有的工人都是男性，年龄在40岁—70岁之间。其中一个工人的妻子也被雇用过来做饭。技术员表示中年劳动者工作更勤快、更负责，不像年轻人那样纪律松散。
工人的基本工资是一个月2500元，再加包吃包住，还有奖金。奖金与虾的价格挂钩。如果虾以10元 / 斤的价格卖出，那么一个工人可以拿到0.3元 / 斤的奖金提成。当虾价每增加5元 / 斤时，工人的奖金就可以相应地增加0.1元 / 斤。技术员称每个工人一年收入可以达到6万元至7万元。但是，我和属于两个不同小组的工人交谈过。他们那年的基本工资收入是39600元，其中一人拿到了10400元的奖金，另外一人拿到4800元的奖金。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收入其实并没有比在广东大城市的打工者收入高出多少。
奖金是以小组为单位计算的。所以，尽管每一个工人都分配8个虾塘，他们同时也需要照看另外两个组员的虾塘。因为所有的工人都来自同一个镇，他们如果得到其他组员的许可和帮助，就可以偶尔回家处理一些事情。团队合作既是一种集体形式的监督，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
2. 增大劳动强度
2014年我到这个生产基地去了两次，一次是在5月到6月，另一次是12月。5月的时候，正值早造的末期，工人们每天例行干自己的工作：早上6点起床，第一次投喂、排水、抽水；中午时分进行第二次投喂；最后一次投喂是在下午5点左右，5点半的时候打开增氧机。
在一次访谈中，一个工人跟我抱怨说工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在我质疑了具体细节后，他纠正了刚才的说法，认为在这里工作其实和在家养虾没有多大区别。这个工人觉得在生产基地的工作时间“更长”的原因可能是这里的工作强度。一天早上，我来到基地观察工人的劳动过程。当时大约是上午10点的时候，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家庭养殖场往往会配备一个小屋，放饲料和发电机，也有个小房间可以休息。但是生产基地为了节省用地没有搭建这样的小屋。除了宿舍以外，基地几乎可没有乘凉的地方。我站了一会儿，就感到有点头晕。有个工人看到我不适的样子，招呼我到一个角落去。在那里他在头上搭了一小块遮阳布。在我们接下来半个小时的谈话中，他常常四处走动做一些工作，包括给几个虾塘排水、查看虾进食的情况、再添加新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人所谓的时间“变长”并不是由于工作日真的延长了，而是因为身兼数职。在这里工作并不像在家里养虾那样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
我第二次到基地是2014年12月，那里的虾已经长到6个月大，工人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繁忙。工人告诉我他们每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晚上8点至9点钟上床睡觉，但是要在凌晨2点、4点或者最晚6点起床。他们需要检查虾是否缺氧，有没有增加液态氧的需要。由于养殖密度很高，大条的虾晚上容易缺氧，因为这时候藻类已经不再进行光合作用了。但是，由于整个基地有85个虾塘却只有8个水泵，工人们只好轮流使用水泵。由于每个虾塘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补充足够的新水，所以管理8个虾塘的工人仅完成这一项任务就需要花4个小时。对比起来，家庭养殖户只是每月两次在大潮的时候抽水，不需要每天投入那么大的工作量。
3. 集体住宿制度
尽管所有的工人都居住在方圆不到20公里的同一个镇上，他们都被强制要求住在基地的宿舍中。这12个工人睡在两间小宿舍里，宿舍里面是上下铺。在农业领域由于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资本家雇用长工并不划算。在对虾养殖行业中，目前对雇用劳动需求较多的是收虾和清塘等短工的活。因为工人一般来自本地，他们只在白天干活，晚上就回家休息。但由于W养殖基地能够进行全年的养殖，所以它需要雇用长工。
但如果工人都居住在附近，骑摩托车一小时就可以到家，那么基地为什么要求他们留宿呢？我们也许可以参照殖民地种植园生活小区的分析来得到一些线索。集体住宿制度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的大型农业种植园中是十分常见的。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当时种植园的劳动力主要来源是外来移民群体。生活小区配备社会经济服务和相关设施，如家庭住房、供应口粮的家庭农田、学校、医院等，是“集暴力、保护和道德说教为一体的、经典的家长式管理机构”（Gibbon et al.， 2014：175）。这种家长制话语的作用是增强劳工之间的凝聚力，因为农场主认为工人思想还不成熟，无法自我监管。
家长式制度的话语可能并不适用于W养殖基地，因为工人们都已经处于中年而且大多数都曾有过在其他养殖基地工作的经验。但是，种植园住宿制度不仅起规训劳动的作用，还同时监视工人的私人生活（Barral，2014）。由于管理工人的私人生活涉及到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也对阶级关系的复制有一定作用。
W养殖基地将虾的销售锁定在“年例”节，这就剥夺了工人在一年最重要的节日与家人团聚、参加社交活动的机会。另外，全年无休的雇佣工作让他们失去了自给自足粮食生产的机会。由于8个虾塘里放苗、收获、清塘的时间不一，工人们连获得一天的假期都很难。如果工作不那么繁忙，他们可能可以离开1—2个小时，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回家几天的话，就需要得到管理员的批准而且还要被扣除一部分工资。这里满满的工作日程与家庭养殖很不一样。除了台风过境时需要全天候待命，雷州的虾农一般来说工作时间都比较自由。他们一天给虾早、午、晚投喂3次，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零散的工作包括抽水、调水和清除水中过多的泡沫。但是，农民仍然有时间买菜、做饭或者做其他的家务。我在村里做养虾实验的时候，还有时间照顾才7个月的小孩，这对于基地工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集体住宿制度剥夺了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堵死了他们养活自己的其他的路径，巩固了不断再生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只有在“劳动对资本的现实隶属的时候”，“内在于资本关系中的这种趋势才以适当的方式实现出来”（马克思，1964［1867］：479）。
五、结论：资本积累的矛盾
我们怎样理解农业的低雇佣率和小农的韧性？这是否表示家庭农业是自足、高效的，本质上有抵抗资本主义的特性？伯恩斯坦提出，到底阶级是由“某种渴望或某套价值”来决定的，还是由“基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伯恩斯坦， 2011：153）。由此，他反对把小农看作为一个与资本对立、预先存在的阶级，他支持列宁的观点，认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农民阶级的分化有一定的趋势（tendency）和可以观察到的走向（trend）”（Bernstein， 2009：59）。张谦和杜强（2008）也指出，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资本和劳动没有马上突然分化成敌对势力，因为农业资本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越来越多中间阶层的农民会失去他们的自主权，直到最终变成无产的农场工人。
一个阶级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因时间顺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路径，取决于劳动力商品化社会经济条件何时变得成熟。尽管马克思提出圈地是通向资本主义商品化生产的决定性环节，伯恩斯坦做出更细致的分析，指出非洲殖民时期商品化的顺序：首先出现的是农作物的商品化，然后是部分消费资料，接下来是劳动工具，而后是劳动力本身，只有到最后才是土地（伯恩斯坦， 2011：156）。与之类似，本文分析的案例也指出阶级形成需要经历的过程。我通过对广东雷州半岛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式对虾养殖基地的考察，研究农业资本是如何从“形式隶属”发展到“实际隶属”的。资本对下游环节的控制催生了水产品的商品化，随后上游的垄断资本又导致农民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从而为资本下一步的“实际隶属”创造了条件，最后，劳动力甚至土地也渐渐地被商品化，尽管后面的发展更为缓慢一些。在这一过程中，工人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剩余价值，还有他们的工作技能。当工人彻底与生产资料分离，只能依靠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来生存的时候，工人无产化的日子也就到来了。通过探究土地流转、技术控制和劳动监管，我揭示了资本主义式的养殖基地是如何通过获得高价的反季养殖来淘汰家庭养殖户，把小农往无产化的道路上推进。
总之，我们要看到在抵抗无产化方面，农业并不见得比工业特殊。但同时我们应该避免陷入线性决定论的框架，而忽视无产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矛盾和抵抗。土地流转、技术管理和劳动监管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推动“实际隶属”过程的发展，同时又能扰乱这一过程。
从土地流转的角度看，W养殖基地的例子挑战了集体所有制保护小农的观点，它成功地租用了破产虾农抛荒的土地。当越来越多的农业企业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使他们丧失应对打工风险的社会保障，矛盾可能就要出现了（Van der Ploeg et al.， 2014）。
关于技术控制，尽管资本主义式农场通过从海洋沙井汲水的办法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可是这不意味着虾病就可以通过“排除病原”的方法而一劳永逸地解决。病原体的致病性不是微生物事先给定的状态，而往往是在虾塘条件恶化的时候突然产生的。虾塘里的固有的细菌可能本身是无害的，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可能变为致病菌（Walker & Winton， 2010）。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W养殖基地在2013年只有50％的成功率。将来，高利润的反季养殖无疑将吸引更多的农业资本投资到过冬虾的养殖中来，这会迫使W基地进一步地加大养殖密度以求获利。W养殖基地是否能凭借沙井过滤水在更高的养殖密度条件下成功控制疾病还不得而知。
同样地，“年例”节虾的高额利润可能并不能长久维持。我们可以想象，当资本式养殖基地增多，更多无产化的家庭劳动力被隶属进这种雇佣关系中，工人被剥夺了参加“年例”的机会，就无法消费这种奢侈的大只的活虾了，这最终会导致对虾的需求量的减少。
“实际隶属”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于失地工人的抗争，南非农业种植园的动荡就说明了这一点 （Addison， 2008）。目前，2500元的基本工资加提成的收入在农民看来还很不错⑥。这可能是由于当地农业雇工仍不普遍，资本家需要提供合理的收入，才能吸引劳动力放弃家庭生产。可是工人的就业状况与产业后备军的状况息息相关。如果由于病害侵袭而家庭养殖越来越少，更多无产化的农民将加入产业后备军队伍，那么就极有可能使得现在的就业条件恶化。资本家是否能应对农村无产者日益觉醒的抵抗？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追踪来回答这一问题。
*本研究得到2014年—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直接资助”（Direct Grant）项目与2013年—2014年与美国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参与式人类学基金”（Engaged Anthropology Grant）的资助。感谢徐文路和严海蓉指导我认识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文原载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5， No. 3 （2015），感谢特刊主编卡洛斯·奥亚（Carlos Oya）， 张谦与叶敬忠的评议。中文翻译由郭琳拟稿，笔者修订，翻译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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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家庭农场”的概念在中国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农场”指的是人民公社解散后，集体的土地分配给家庭承包的农场。 2006年的人口普查报告统计全国共有2.002亿农户，它们拥有3.42亿“家庭户从业劳动力”，其中98.5％属于“自营”（黄宗智、高原、彭玉生， 2012）。近几年，尽管“家庭农场”作为一个概念仍与依靠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相区别，官方的定义已经把它归类为一种介于大型龙头企业和小型分散的农户之间的特定的范畴。2013年，在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后，农业部对“家庭农场”的定义进行解释。按照农业部进行的首次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的统计调查，家庭农场需要符合以下标准，“农场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即非城镇居民）；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从事粮食作物的，租期或承包期在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50亩（一年两熟制地区）或100亩（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从事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应达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根据这些标准，调查显示，到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87.7万个家庭农场，经营耕地面积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虽然大多数农场的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但所有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达到200.2亩，远远超过了家庭劳动的生产能力。 因此，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6.01人，包括4.33个家庭成员和1.68个长期雇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2013）。本文中“家庭农场”指的是那些区别于资本化养殖基地的、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养殖场。
②在俄国革命前夕，列宁和民粹派争论资本主义关系是否已经渗透到俄国的农村公社（mir）之中。 民粹派认为村社是抵御资本主义的堡垒，但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已经推动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在村社中，从工役地租到产品地租再到货币地租的转变加速了富农和雇工之间的两极分化。民粹主义者误把村社中的低雇工率当作农民没有走向无产化的凭证，可实际上，村社的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还没有全面发展，是因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压制。
③为了理解农业转型的方式，学者和政治家们提出要解剖农业资本的动态历史。“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需要一个过程，封建贵族阶级成为农业转变的主体，例如普鲁士模式。相反，“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发生在富农和农民资本家充当转型的先锋，例如英美模式。
④对虾养殖包括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指育苗场孵化并培育出虾苗的阶段，另一个阶段是把虾苗养到成虾的阶段。因为建设育苗场需要很高的投入，所以这一阶段一般由农业企业经营，但是养成阶段一般是在小型的家庭养殖场中进行。
⑤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通过收购产品和预付原料等方式控制劳动者，还没有导致劳动对资本“形式隶属”的发生，但是和高利贷资本相比，存在着更多的向资本关系的过渡。在文章中，我认为农业资本对产业链的上下游控制可以被称为“形式隶属”，因为虽然小农表面上是独立自由生产的个体，可是因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严重商品化了，所以，其劳动也是为了资本的积累而服务。陈义媛（2013）举例说明湖南的一个农资公司在流转土地后，初期进行直接雇工而经营不善，因此后来改变策略，将流转的土地分块交给“代管户”管理。“代管户”需使用公司的农资“套餐”，并把谷物卖给公司结算。张谦和杜强（2008）也展示了小农在与农企建立合同生产关系时，所处的从属地位，详见其对“合同式农业生产者”的说明。鉴于农业方面，资本对雇工的“障碍”，我认为，不应该把是否有正式雇佣关系作为“形式隶属”的一个判断标准。即便是雇佣关系较普遍的工商业领域，近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资本也采取更灵活、非正规、不稳定的雇佣方式，“非典型雇佣”越来越普遍（Broughton & Walton， 2006， Millar， 2014）。这也要求学者对雇佣关系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而不应该用“工资”作为一个硬性的判断标准。
⑥据估计，在2006年和2008年，农业雇工的收入已经达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资水平（何宇鹏，2011）。 在2011年，农民工打工的实际收入平均为2049元。参考孔荣、王欣（2013）。
黄瑜：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学系（Huang Yu，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责任编辑：皮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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