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兴：与土地无关的事 ——忆父亲陈庭元

陈新兴

陈庭元 

父亲陈庭元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他走的时候，面容安详，似乎在微微地笑。他从大地走来，又向大地奔去，完成了一个不俗的轮回。因而，他最后的微笑，应该是“风雪夜归人”惬意的笑！但在我和家人的记忆里，更多的却是他“与土地无关的事”，是“痛并快乐着”的笑。

作为长子，我随父亲时间最长。1973年至1975年,父亲在凤阳县小溪河公社齐营大队蹲点,代表滁县地区在那里干了三年路线教育工作队。1975年父亲让我暑假跟他去凤阳农村体验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到凤阳，一个月时间玩的挺开心，记得地主（成份）出门都要到大队部向工作队请假。快离开时，父亲特意安排我去一位地道的贫农家吃了一顿饭，中年贫农告诉我，他们这里1960年人吃人的事都发生过，当时我吓了一跳！这顿饭不怎么好吃。但通过这顿饭父亲让我得到一次忆苦思甜的教育。这就是我对凤阳最初的印象。1977年底，父亲出任凤阳县委书记，我也转学到凤阳读书。为了表明“扎根凤阳”的决心，1978年，父亲将全家搬到凤阳。1984年，父亲从凤阳回滁县地区任职（仍兼着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我也调回滁州。1986年4月，父亲到省人大任职，我到合肥读书……此去经年，我一直跟随父亲，因而最了解他，读懂他。在为父亲整理资料、准备编书时，父亲的音容笑貌，总在脑海中闪现、放大。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性格品行，他的功过是非，媒体报刊多有评论。这里，我只想根据回忆，再说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还原一些事情的真实，摆摆父亲“厚道人、实在人”的那些事儿！

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细节的真实就是历史的真实。

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人生经历是坎坷而“多彩”的。当年的“反右倾”运动，各地均按照“政治运动”惯例，在本部及下属中寻找“彭德怀代理人”。是时，父亲是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他在1956年合作化时期就主张“入社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可以不搞”；他看到农民的余粮被征收过多，便在县委提醒同事“有些地方农民的粮食卖过头了……”这些坦荡言论，都被一位擅长“窝里斗”的县委干部偷偷记在本子上。1958年，父亲反对将农民调去炼铁，59年又为农民缺粮唉声叹气。这样，到了59年底，那“小本子”一摊，“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也就非他莫属了。那年，父亲年仅30出头。

30多岁的壮年县长，被不明不白地关进“黑屋子”，内心是怎样的煎熬和愤懑！他困狮犹斗，趁月黑星稀，破窗而逃，打算回苏北老家做个种田吃饭的农民。到了盐城，他与大群离乡讨饭的农民挤在了一堆，听着那些饥民的哀叹和抱怨，他那农民情结中最柔软的部分被再次触动，不屈的性格之火被再次点燃，“不管那些了”——他毅然返回滁县，打算找当权派摆事实、讲道理。但是，面对“道不同，难以为谋”的当权派，他无法拯救灾民，更是救不了自己……没承想，二十年后，邓小平搞农村改革，向旧的农业体制宣战，打头阵的，竟然就是朱元璋的老乡、安徽凤阳县18户农民搞起的“大包干”。是年，凤阳县委书记，正是这位当年的“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陈庭元。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1977年12月，父亲被任命为凤阳县委书记。当时凤阳农村非常穷，人际关系比较复杂，没人愿意去那里任职，据说是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点的将：听说陈庭元很能吃苦，天天徒步在乡下跑……对此，父亲明知是个“苦差”，暗自却是高兴的！因为当过滁县县长的他，在地区农业局“闲”了七年，他太想干事了；“这是一个机会，不能错过。”到了凤阳后，他也打趣道：“这是最后一站，不成功，便成仁。”因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父亲身上得以验证——凤阳及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父亲的抱负施展提供了“天时、地利”。

关于凤阳“大包干”的事，选编文章叙述的非常详细了，我只想再作一点细节补充：1978年小岗村“明组暗户”，被当时的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发现，对小岗村采取了“三不给”措施（不给种子，不给化肥，不给贷款），这事很快被天天在乡下跑的父亲发现。1979年4月15日下午，父亲在小岗跟张明楼说：“他们（小岗村）都穷得灰掉了，让他们干吧，干到明年，如果‘不好’，再纠正过来。”张明楼认为这样干违反了党的原则和国家宪法，就说：“你允许他们到户干，那你写个条子，不然你屁股一拍回地区（滁县地区）工作了，责任还不是我们承担吗？”父亲说：“我代表县委同意的，只能干,不能说。写什么条子！”后来我问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写个条子呢，若写了，历史“价值”也不得了！他说“当时的形势下不能写，因为争议太大，还不明朗……但我知道这种办法肯定能干好；支持‘小岗’这么干的决心是坚定的；其实当时我还有个策略,在没摸清上级领导对‘包干到户’的态度时，有时硬在嘴上，软在心里；表面上讲几句‘不允许到户干’，实际上‘睁一眼闭一眼’，这种情况是有的。”

关于“大包干”一词的由来，记得199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长江采访父亲时，摄像机刚开，父亲就吟诵起来：“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长江问：“这是你编的吗？”父亲说：“不是我编的，是凤阳老百姓编的。”据吴庭美（时为凤阳县委研究室工作人员）等人回忆：在1979年2月14日—20日的县委“四干”会议上，梨园公社石马大队书记金文昌在小组讨论上提出，他们大队有个小贾生产队，全队分4个作业组，年底分红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大家认为，这种办法比“联产计酬”更好，干部群众容易接受，但是必须给这种责任制起个名称；既然它是采用“包到底”的办法，干脆就叫“大包干”吧！“大包干”一词就这样在会议代表的七嘴八舌中诞生了。父亲确认：“大包干”这个词应该是凤阳干部群众创造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

据父亲回忆，关于“大包干”，还有一件“偶然见之于必然的趣事”。节录如下——

1979年6月5日，正值麦收完毕，万里来到了凤阳。在县委招待所的小楼里，他听取了我(注：陈庭元)的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我回答：“凤阳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是‘大包干’！而‘大包干’的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当时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农户总数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效果怎样?”

我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编了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听着老百姓创造的顺口溜，万里书记大笑起来，大声对我说：“那好!老陈，我就批准你干三五年……！”

万里的支持，使父亲的胆量更“壮”了。1998年5月18日，我在《农民日报》上读到一篇由张广友、韩钢记录整理的《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文章，觉得万里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便读给父亲听：“……至于凤阳小岗的包干到户，开始是悄悄搞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先发现，帮他们瞒上不瞒下，地委也不清楚，我后来知道了，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去考察时还加以鼓励。”父亲听此，由衷感慨道：“万里同志是非常客观的！”

关于为“大包干”报户口一说，父亲也是自有“说法”。每有干部来看望，或有记者来采访，在夸赞父亲是“有功之臣”时，父亲总是中肯地说：“上一级党委的支持，特别是万里同志的支持，是‘大包干’能活下来的关键！”万里同志也说：“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支持与肯定，即使安徽为‘大包干’报了户口到中央，也要被注销掉……也还是地方粮票，成不了全国粮票。”其人其言，“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略见一斑。

1979年11月我从凤阳当兵入伍，父亲赶到临淮关车站来送我，有泪从来不轻弹的父亲，这次竟然哭了。1980年春节，父亲带着全家来到江苏无锡看我，我们连长郭金荣是浙江人，他听了一些安徽兵的言论，曾经告诉我，你写信告诉你父亲，凤阳农村这种干法是“倒退”。因为当时我对这事不甚在意，对连长的这句话也没“深思”。我父亲到了连队，连队干部陪同吃饭时，父亲不时地问：“凤阳现在可有到这边要饭的了？”“现在凤阳农民有饭吃了，不会再出来要饭了！”其得意之情，竟如孩童般溢于言表。但是，连里干部、包括我在内，似乎没有一点感触。现在想来，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几十年后我才真正懂得，父亲当时的内心喜悦，着实来源于他对“历史的写就”。

被胡耀邦总书记称为先知先觉者之一的胡开明，也是当时安徽省委里支持大包干的坚定者。父亲对他印象深刻，说他真是一位开明的好老头。在朱庄撰写的“坝上曾有个胡开明”一文（1999年第5期《人物》杂志）中有一段意味深长地描写：“1979年末，胡开明（兼任省委农委第二书记省农委第一书记由万里兼任）来到了凤阳小岗村。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介绍了小岗村秘密‘包产到户’的经过，试探地问：‘如果指责小岗村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又怎么能洗刷得清？’胡开明爽朗一笑：‘且不说这算不算资本主义，退一万步讲，即使一个生产队在搞资本主义，又怕什么，不就区区一个队吗！我看呐，就让小岗村走下去，看它有多大能耐，能把社会主义搞垮”。这是一段志同道合者的对话，多么默契啊！

父亲是位风趣的人，有很多愉己、悦人的元素。凤阳“大包干”出名后，父亲被很多文艺界、新闻界造访，接触的人和事非常“宽泛”。有什么名人趣事，回家总是要津津乐道——当年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媒来安徽，黄山不去，非去凤阳，说是要看看农民“到底活得怎样”；著名女导演董克娜当年在凤阳拍一部《巨澜》电影，女主角是演过《春苗》电影的李秀明，当时的凤阳县解放军坦克学校白校长是李秀明的老公公，他让我父亲陪他去皇陵拍摄点“探班”。董克娜导演说李秀明这两天身体不好，我父亲不管不顾地坦言：“李秀明生病脸色的确不好看……。”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又来拍一部《故乡春晓》电影，导演叫葛鑫，演员有方青卓、严顺开、牛犇等。因葛导与父亲是苏北老乡，便带着方青卓等演员来我家看望。是时，方青卓还是不甚出名的青年演员。几年后父亲出差上海，竟然在街上遇见了她和男朋友，“他乡遇故知”，真的是“不亦悦乎”。还有一次，父亲陪一位新华社记者下乡采访，记者告诉我父亲：“我儿子就是演《骆驼祥子》的张丰毅……”其时，父亲根本不知道张丰毅是谁，回家问我，才恍然大悟，自嘲地大笑不已。                         

1983年6月，父亲从北京开会回到凤阳家中，带回一张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合影照片，照片上一个漂亮女孩很是“夺眼”，我问父亲“这女孩是谁？”父亲说：“是黄梅戏演员马兰……这个女孩挺有个性，有时不太服从代表团的演出‘安排’，是个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后来我到省电视台工作，近距离接触过马兰，果不其然，确实有个性。

一天忙到晚的父亲回到家里总会说一点轻松的事：今天接待《瞭望》周刊记者熊蕾，她是凤阳人熊向晖的女儿；辽宁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一位凤阳籍版画家朱鸣冈回到家乡，父亲热情接待。这位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老教授看到凤阳农村的变化，很是激动，欣然为我父亲画了一幅画； 2006年11月下旬，著名作家鲁彦周去世，行动不便的父亲得知后，特意让我去办个花蓝以表哀思。他和鲁彦周1982年同去参加中共十二大，有过和谐的交往；开全国六届人大，与作家陈登科更是熟悉，同是苏北人、与陈夫人还是一个县的同乡呢！

1998年8月，《第一届朱元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凤阳举办，参会的有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他当时是研究明代历史的，父亲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回来后对我说：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很胖，很有“意思”：吃饭时趁照顾他的阿姨不注意就赶快‘偷’吃几块红烧肉（因阿姨严格控制毛新宇吃肥肉）；席间，毛新宇要父亲的折扇，说是他有“收扇子的习惯”，父亲亦欣然相赠！

父亲的娱乐与诙谐，加上他的正统与睿智，构成了他“行事、待人”的独特风格。新华社记者张碨曾用日记形式作过“很值得玩味”的报道：1982年2月21日晚上，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特地到招待所看望来凤阳实地考察采访的英国《卫报》记者吉廷斯先生，并问他到农村采访的观感。吉廷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说：“社员对我很热情，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过去总以为知识分子懂道理，有礼貌，其实，农民也是有知识，懂礼貌的。”他又说：“我看到凤阳变化这么大、变化这么快，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农村这样苦，这样落后！”

    接着，吉廷斯先生与陈庭元书记进行了坦诚而又深入的对话——

    吉：“你所领导的生产责任制，都干得很好吗？”

    陈：“还有不足。了解现在，必须了解凤阳的过去。过去社员人均收入不足100元，如今，已近300元。粮食产量三年也翻了一番。但距更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明年，不，今年就会有更大发展。”

    吉：“开始实行，有没有人反对？”

    陈：“有不同看法。有人曾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应看到所有权属于谁；我们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和生产的权力，没有买卖的自由；还有，我们是按劳分配的，并且服从国家统一管理；现在，看法慢慢统一了；中央一再讲允许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

    吉：“这个制度实行二、三年了，时间还太短。再过二、三年，相信你们会总结经验……你估计将来会发生什么新问题？”

    陈：“估计会出现新的联合。现在已经出现一些苗头，有三种形式的联合：一是以生产工具为中心的联合；农民热心购买拖拉机，已联合购买大型拖拉机28台，小型拖拉机1382台，进行脱粒、喷灌等操作；二是生产上的联合，如育苗，炕烟、养鱼等；三是农业技术上的联合，还出现不少专业户。”

    吉：“农户承包，各家条件不同，是否会产生两极分化？”

    陈：“不存在两极分化。农民依靠劳动所得，收入的差别是有的。条件差的，也在增收，不过步子比条件好的、增收多的慢一些。只有存在剥削被剥削，才会造成两极分化。”

    吉：“过去大型活动由公社统一组织，现在是否会无人负责？”

    陈：“燃灯公社修建水库100华里的渠道，采取收益队、户分别按段承包的办法，一个春天便完成了……问题是要有人去组织。农民只要感到有利，是会乐意参加集体活动的。”

    吉：“据我看，你们是想把农村恢复到1955年以前，初级社比高级社、人民公社好，是不是？”

    陈：“现在看，初级社是比人民公社好。过去确实走过一段弯路。至于是否要恢复到当时那样的形式，却不一定。将来很可能有更新的更好的形式。”

    父亲与吉廷斯的交谈，一改往日那种“顺口溜”模式，从政策、大局出发，逻辑清晰，用语准确，成为父亲工作风格的“另类版本”。      

1982年9月，父亲出席党的十二大后赶回凤阳，在接待四川省委书记杨万选、副省长管学恩时说：“怎么把经济‘搞死’，我们轻车熟路；而要‘搞活’，则是很不容易。”此语不仅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简要针砭，更是反映出父亲一贯坚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格。

    1984年6月，根据万里指示，父亲带领凤阳县部分干部去浙江金华考察畜牧业，我有机会随行。途经杭州，我们在西湖景区游玩，父亲悄悄一人去岳飞塑像前照了一张像，回到滁州，照片寄来我才知道。我问他“为什么要照这张照片？”他说：“岳母在岳飞背上刺的‘精忠报国’是我遵奉的信条！”

父亲常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从来就不回避老百姓，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什么时间，只要有人来找，不能挡驾，睡觉也要喊醒，农民更要善待。这种习惯一直到去世前也没改变。

也许是凤阳出过朱皇帝的原因，当地老百姓颇有些“皇城根儿撒泡尿”的味儿。80年后，农民日子好过了，常有农民到家里找父亲批点木材、砖瓦、水泥等等，其称谓往往不是“陈书记”，而是“老陈”，我听了不舒服，认为有点“老滋老味”……父亲则说，这是农民不把你当外人、亲近你的表现。1984年8月2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视察凤阳大庙乡后杨生产队，当时的粮食大户杨锦礼对赵紫阳说：“老赵，生产资料价格涨得太快了”；临走时，杨锦礼又说：“老赵，明年再来看看……”赵紫阳回答：“生产资料不涨价，我还来。”当时赵总理的随行人员怪怨父亲：你们凤阳农民一点礼貌也不懂，怎么能称总理“老赵”呢？父亲解释道：“凤阳农民喜欢用‘老’来称呼你，非常尊敬你才这样称呼……。赵总理随员作点头恍然状。父亲回忆说，当时赵紫阳听到农民这样称呼他，表情一点也不意外。赵总理非常平易近人，父亲在县委小楼向他汇报完工作后提出请求，说是“县里机关干部想见见总理”，赵紫阳欣然同意，并打趣道：“跟电视上看到的应该一样吧！”……见干部群众从小楼排到了县委大门，赵紫阳就沿着欢迎队伍招手致意，一直走到大门口。如此，可把中央警卫局的人吓坏了！

父亲曾跟我说过，1971年9月，他陪滁县地委负责人去北京见到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还有“零距离”观察和接触过的，如胡耀邦的务实、赵紫阳的平易、万里的果敢、张劲夫的修养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他以后“仿之效之”的“品格偶像”。他还为没拿到与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合影”而抱憾！他去过万里家数次，却没与万里合过影。记得父亲在1992年去北京找万里要救灾款，我提醒他：“到万里家一定要合个影留念”，结果他让带照像机的母亲在万里家门口等候，他汇报完工作就带着母亲离开了中南海。事后我怪怨他：“明知退休前最后一次机会，却不想抓住……”现在想来，这可能就是父亲简单而复杂的个性使然吧！

父亲解放前读过10年私塾，在工农干部中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了。既算个“文化人”，父亲也就欣赏“文化人”，因而也喜欢与记者、作家交朋友。香港《大公报》原副总编陈彬、新华社记者尤淇、张万舒以及作家徐子芳、公刘、温跃渊、贾梦雷等，都是父亲的好朋友，有的好到可以“无话不谈”！上海社科院的王振民、桑雪岭九十年代初到寿县采访（水灾）与我相遇，得知我是陈庭元儿子后，满怀感触地说：“我们跟陈庭元学会了怎么去了解农民，怎么去理解农业……”

父亲交朋友，大多是普通百姓和一般干部，或是文化、性格、脾气、道德“向往”相对一致的人，没事很少往上级领导家跑。唯有一位例外，就是北京军区原司令员周衣冰。父亲说，周司令是位讲情义的人，与周司令之间的友谊是跟凤阳有关系的：周衣冰曾是“坚持凤阳山”的游击队领导人，与郑老(郑锐)都曾是建国前夕的凤阳县委负责人。父亲每次进京，周司令都要请“家乡的父母官”到家里吃饭，有时有部长陪，有时让年轻的安徽籍将军陪。1992年，父亲去北京找万里要救灾款，又受到周司令的邀请，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到周司令家吃饭。不记得从哪年开始，周司令年年给父亲寄上一份挂历，附上一封信，祝贺新年。2007年父亲去世，周司令获悉后，第一时间传来口述唁文，以表哀悼和慰问。至今，周司令秘书仍在年底寄上一份新年挂历，这让我们全家感念有加！一份新年挂历寄了二十多年，真的不容易啊！

1993年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副主任的江泽慧，是江泽民主席的妹妹，60年代后期曾从省农学院下放到滁县。当时，父亲是滁县县长，他们是“下放干部”。在县委大院里，我们两家前后为邻。后来江泽慧当选省人大副主任，便称我父亲为“老邻居、老领导”。在我们的印象中，江泽慧夫妇是本份的知识分子。1997年父亲生病住院，江泽慧也去看望，仍称“老邻居、老领导”，并说“我家女儿和你家女儿还是同学呢！”

图文：1980年5月陈庭元（左四）与小岗村包干到户的严立学（左一）关友江（左三）等群众合影（右四为陈怀仁、右二为葛濂）杨光华摄  

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凤阳小岗村视察，特意问起“大包干时期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情况”，时任县委书记李耀才说：“后来担任省人大副主任，现已离休在合肥居住”。总书记会意地说：“哦，这样安排还可以！”

图文：1981年时期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

记忆中，父亲是一位直抒心臆，敢作敢为又适当、有度的人。他曾感慨道：现在官场上缺少秉正赤诚。为此，他坚持“真话不一定全说，但说的一定是真话”。

图文：1984年8月29号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视察凤阳,陈庭元向赵紫阳总理回报工作。

1982年5月，中央派出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同志（副部级）来凤阳任第二书记。当时翁的年龄只有三十出头，在几乎同时从北京下来任职的年轻干部中（如习近平、刘源），翁的级别最高。他到了凤阳后，工作雷厉风行，后来又去嘉山县任县委副书记，同样又是进行大胆的全方位改革，这在当时都是相当“超前”的。父亲曾经这样真实地评价翁永曦：该同志如用到正确路线上，不得了……理论水平我们不如他。但他在凤阳的做法太理想化，超前意识太强，基层工作经验严重不足。”父亲告诉我（1995年3月间），1983年万里同志利用全国人代会期间曾专门约他到人民大会堂谈翁永曦的事（安徽省参加的有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等）。正好国务院副秘书长田纪云进来向万里请示工作，万里向大家介绍田纪云，并说：“马上田纪云同志要选副总理，你们要投他票！”万里问：“翁永曦同志在凤阳干的怎样？”我父亲反映了一些翁不适合在基层做县委书记的事例。万里不悦地责问父亲：“你怎么不早告诉我？”父亲说：“我怎能反映一个副部级干部的问题呢？”万里说：“你回去以凤阳县委的名义为翁永曦写一个最好的评语，让翁快点回到北京工作。”黄璜插话说：“人才还是留给我们吧。”万里又说：“翁永曦同志是我和老杜（杜润生在现场）推荐去凤阳挂职锻炼的……回去快点把这件事办好！”据说，后来凤阳县委为翁永曦写了最好的鉴定评语。斯时，省委几位负责人没让翁回北京，而让翁改任嘉山县委副书记了。翁在嘉山县推出了一个全方位的改革方案，全文刊登在当时的“滁州报”上。今天看来，有很多改革是有先见之明、是正确的。传说，当年一部《新星》电视剧中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原型就是他。有资料显示，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陈云同志认可的“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二十四字经济纲领，“原创”就是翁永曦同志。但他在嘉山任职时的思考以及推出的“改革”与之“二十四字”方针是迥然不同的。之后还有许多关于翁的故事，在此不作赘述。听说翁永曦现居北京，是一位成功的商界人士。从他身上，我似乎“悟”到：是“人物”，就应该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演绎者。至于父亲与他共事、合作的状态、对错是非，我不做评价，相信自有公论。

1982年，我们家又搬回滁县。因我小时颇为“顽劣”，母亲管不了我，父亲便把我留在凤阳“严加管束”。父亲清晨就出门下乡，很晚才回来，有时晚上饿了，就搞点硬馒头掰碎用开水泡泡吃。当时我太年轻，不晓得照顾父亲生活。隔壁有位叫许邦友的邻居，他爱人我称王阿姨。王阿姨经常做一点菜，烧点饭给我们吃，左邻右舍还有点闲言碎语（因为受助的必竟是县委书记家庭，总是有“拍马屁”的嫌疑）。时隔多年，我父亲还是非常感激这家好邻居。其实，每个家庭都会遇到困难，表面的风光都是短暂的，这一点我体会尤为深刻！

1983年3月，国务院原副总理纪登奎来凤阳调研。纪登奎同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当时的情势，是明确“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应中国对外友协邀请，美国友人韩丁也来到凤阳县农村访问。纪登奎任副总理时与韩丁是老熟人了！纪老得知后提出去蚌埠住两天回避一下，待韩丁走后继续他的凤阳之行。考察结束后，纪老肯定了凤阳的“大包干”。认为：这种办法适合凤阳，效果很好！过去自己的一些言行并不正确……并说：“向凤阳干部群众道歉！”纪登奎这种实事求是的品格，给我父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过去接触上层也少，近距离接触曾经的风云人物，感觉平易，修养极其好！”                      

父亲是一位真实、率性的人。听凤阳县干部说，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带着部分骨干去北京要“项目”，在遭到一位凤阳籍中央干部的冷遇时，父亲不屑一顾，转脸就走。但还是想去看望万里，便通过关系约见万里，但因万里公务在身，要等3小时后会见，父亲为了赶火车，决定不等了。随行人员不解，同时又很佩服：“有些人你别说让他等3小时，就是等3天，他也会等的”——毕竟，见中央领导人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1984年，父亲被免去行署专员，心情不悦。他说：“我并不是想当官，而是换的人并不比我高明，应该换一位文化水平可以，年富力强的人来干嘛……”平静下来后父亲曾对凤阳一位干部说：“我这一生实事求是，只跟党的正确路线走。做不来‘风派’人物。最后能问心无愧就行了！”

此后，父亲就在规划退休生活：在地委外面盖个房子，屋前有一片地，可种菜、养鸡、甚至养猪。但命运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86年4月，父亲当选为省人大副主任。真是“福兮祸所伏”，没曾想1988年8月9日，父亲的小儿子、我的弟弟陈耀在被人无辜打死！弟弟才18岁，当晚在滁州地委办公楼门前草坪上纳凉，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连不道德行为也没有，竟被警卫班一帮人“练拳”致死！在这件事上，父亲悲愤至极，但又表现得很人性，很理性！他说：“如果我儿子是为国捐躯，我没话说；这算怎么回事？一个无辜生命就这样被一群人葬送了！不值啊！……陈耀安葬滁州公墓后，父亲只去过一次，说“以后我不来了，死了也安葬此地”。弟弟的死，是父亲一生的痛！在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还时常念到陈耀。现在父亲和弟弟的安葬点相距不远。也许父亲是想，生前没能给陈耀以庇护，死后再给以更多的照看吧！人生就是如此了，死，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活的真实就行！

父亲是个实在人，对名利看的比较淡漠，但涉及到事情的“真相”，他还是比较“较真”的。1997年元月，大型系列专题片《邓小平》在央视播出，父亲发现：当涉及小平同志支持农村改革问题时，采访的有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而到了凤阳段落采访，则不是当年的县委书记，而是九十年代后的县委书记。见此，父亲少有地异常不悦，打电话责问当时的滁州市委副书记胡成功：“凤阳农村的改革‘突破’，我最清楚；我现在身体还好，脑子又不糊涂，为什么不采访我？”而胡成功同志解释说：“接待《邓小平》剧组的是市委办公室，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后来听相关知情者揭示“谜底”：“这个剧组的负责人是明光市人（明光市原为‘嘉山县’，属滁州地区），他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内中缘由，父亲也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父亲对此感慨有言：“我不是一个计较的人，这事一般说说也就算了，可这是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播发呀；向人们传述一段不确切的历史，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是罪过哦……！”

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1982年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王映东导演来凤阳拍一部《来自农村的报告》记录片。片子准备公映时，先给安徽相关领导审看。片中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一句话（同期声）“地区点了我们的名”，领导认为不妥，要求将此删掉，而王导坚决不允，由此引来了一系列“麻烦”。其实，事情很简单：1978年6月21日下午滁县地区召开广播大会，点名说“马湖的联产责任制是方向问题”，这给当时的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带来不小的恐慌，片中那句“地区点了我们的名”就是詹的“实话实说”。对这句话，父亲也认为“没什么意思”，就跟王导商量：“把那句话删了吧？”但王导是位极其认真、执拗的人，他说：“你陈书记不该讲这样的话；如果詹绍周说的不属实，我就删……”1998年，我代表父亲到北京王导家中看望，他仍跟我说了许多关于这场风波的事，还有凤阳小岗村“十八颗红手印”的真假之争……为什么我要提及此事呢？因为这件事并不复杂，而是被“人为”地搞复杂了！我父亲曾说：“詹绍周同志这句话，是他的自然流露，没有任何人教他；詹绍周这人‘能’的不得了，还要人教吗？；因为文革刚过去，在当时说一些‘不甚出格’的话是当领导的一种策略。”对此，我相信父亲，因为他是一个说实话的人。后来，王导还为此事给父亲写过几封信，倾述烦恼。现在，王映东也已辞世。作为后人，我有责任还原事情的真实。

父亲曾跟我谈心说：“我一生中最‘顺心’的就是在凤阳主持工作几年！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老实、最好的农民；过去受那么多苦，现在刚好一点，一有饭吃，还是说你共产党好！ 1980年广大社员面对农业连年丰收的景象，深有感触地说：“中央领导英明，党的政策爱民，干部开窍了，早叫我们这样干，早好了”。父亲说：“这些话都深深感动我，这真正体现了干群之间的鱼水之情呀！”

1997年2月11日，一位滁州的工人朋友春节来看望父亲，吃完中饭父亲说他去午休，工人朋友坐了一会要赶回滁州，说是要与父亲道别一下，进了卧室看到父亲摔倒在地不能说话，赶紧送往安医，晚上就昏迷了（脑出血，昏迷了一个多月）。期间，时任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回良玉和汪洋一道，以及王太华、孟富林及老领导王光宇、郑锐等都亲临看望，时任省委组织部长乔传秀也两次慰问。日后，我们写报告请求组织出面，将姐姐调往合肥照顾父亲，乔部长做了决定性的批示，为我们全家解决了燃眉之急。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我们在病房看护父亲时听广播得到的消息。期间，父亲仍是昏迷状态。3月下旬，父亲醒过来第一句话就问，邓小平不在了吧？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有感觉，到底是不是？”我说：“是……”。我暗忖：人昏迷了一个多月，怎么会知道的呢？想想真是有点奇怪！这次大病，没能夺走父亲，并且很快康复，虽然腿脚不利落了，但还能出去走走，算是健康地生活了7年。这7年，父亲算是幸福的！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要做一档大型纪念节目，打了几次电话邀请父亲去北京参加节目直播，父亲都婉言谢绝。我曾试图劝他参加（因为我是电视工作者，知道此类节目的影响力），但都没能成功。选择去与不去是他的自由。我理解，他觉得“活的个性一点”可能更惬意、更可贵。

2003年9月，《中国改革》杂志社发起的评新时代“改革之星”活动，在上海颁奖，请父亲参加。我们考虑：身体不好，就免了吧？可父亲许是太寂寞了，执意要去，“非去不可”！到了上海，他看到了老部下姜玉峰，更见识了上海的巨大变化。这是他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此后，父亲的健康状况便每况愈下了。

2004年春节过后，父亲到安医检查身体，发现胸腔有点积水，其后又被发现腹腔有水，父亲对此倒是坦然：“我也不想活多，再活三年就行了。” 2004年7月7日，我爱人生了个男孩，我有了儿子，父亲有了孙子……父亲在医院得知消息后格外高兴。精神有了支撑，与病魔做斗争的信心也增强了。我们也劝慰他：你又没得癌症，有什么理由不活下去呢？！我给儿子起了个有寓意的名子，取《史记.高祖本记》里“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中的两个字，即“瓴竹”。我们把陈瓴竹抱到医院给父亲看，几个月大的陈瓴竹看到父亲竟然不哭！……血亲之妙真是神奇啊！我母亲欣慰地说：“老头子，你死不掉啦！”此时，我忽然觉悟，“尽孝”应该趁早！

随着陈瓴竹的成长，父亲只要一看见孙子，什么病痛都会有“暂时的忘却”，笑容满面，眼神始终不离开他。父亲多次跟我讲：要好好喂养，这孩子挺聪明的，有培养前途……这是陈家唯一的“后”！并跟两个女儿说：“陈瓴竹的成长，你们也有责任，不但要出力，还要出钱！”我记忆中一个最深刻的画面，就是父亲离世的前两天，我带陈瓴竹去省立医院看望爷爷，陈瓴竹爬到病床上趴在爷爷身上，父亲深情的抱着嘴对嘴地亲了一下！这个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脑海里。直到现在，我儿子路过省立医院，还会说“爷爷在里面住院”。但他纳闷：爷爷怎么老不回家呢？后来有人教他说“爷爷去天堂了”，他也似懂非懂，像是有点“明白”了。

父亲老了，父亲病了，但父亲的脑子一点不糊涂。他不再像那“奔腾的大河”了，而是像那高山上的“平湖”，静宜、安详、深远。他常对我们、也像对自己说：“知恩不报非君子，有恩不报枉为人”；“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他时常提醒我们，应该去“XXX、XXX”家看看，因为这些可敬、可爱的人，大多是在我父亲“落难”或是我家遇到重大变故时，同情、帮助过我们的人。其实人老了、有病了是最可怜的！是最需要亲人，特别是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

人生无常。人，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与“死神”晤面的。2007年春节，父亲精神明显不好，先是在省人大医院住院，好一点又回到家中。3月25日，父亲突然全身发抖，吐了一些豆沙色的东西，在半昏迷状态中送到了省立医院，经抢救又恢复了过来。第二天早上省人大同志前来看望，父亲精神却异常地好(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吧！)之后一个星期，父亲几乎没吃东西，平静地躺在病床上，病魔在悄悄地吞噬着他！斯时，我在单位连续工作三天后，晚上去医院看望，他让我回家休息。我知道，父亲的“时日”可能不多了，自然是不敢明说，又不忍离去，但他仍是催促道：“回去吧，没事”！4月1日晚7点多，我喂他豆浆时，突然又喷吐出豆沙色的东西，经化验是血，便赶紧报知省人大领导。须臾，秘书长郭万清等前来探望，并决定即送ICU病房。晚上10点多，黄岳忠副主任亲临看望。那一夜，我在病房外听父亲整夜地叫着我母亲：“老缪、老缪……”现在看来，ICU（特护）病房不准家属陪伴，对一个临终病人来说，是很不人道的……呜呼哀哉！

2007年4月2日下午3：00，我们家人获准进入ICU病房探视。这时的父亲意识清醒，但已不愿再多说话。偶尔地，似是自顾自地反复念叨：“戏演完了，退场！”又过了一会说了两次“结束耕耘！”——也许，他是在中国农村改革这台“活话剧”中不经意扮演了一个“角色”，他演得太累了，知道应该“谢幕”了！4月2日晚11点左右，父亲被一口痰睹住，护士找值班医生，医生竟然不在岗（后来是从楼下跑上来的）。之后，父亲的生命指症急转直下，按特护病房停止抢救的时间算：4月3日凌晨3：00，父亲在冰冷的抢救中告别人世！此时此刻，我觉得医院就是“世界上最冷漠的地方”——此感绝非言过其实！我怎么也没想到“结束耕耘！”竟是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啊……父亲从大地走来，在土地上“摸爬滚打”82载，再以他无愧的人生“成绩单”，向生他养他的土地汇报。

2007年4月7日，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时任省委书记郭金龙、省长王金山、省政协主席杨多良、省委副书记王明方、省委组织部长段敦厚、在任的省人大领导和卸任的老领导如王光宇、魏心一、李广涛（都是九十多岁高龄）等，都亲临吊唁。我想，这应该是对父亲“业绩”的肯定，也是对人品的认可。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

在告别仪式上，郭金龙书记握着我母亲的手说：“陈庭元同志当年任凤阳县委书记期间，冒着风险支持、率领群众搞‘大包干’，确实了不起！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父亲“走”的还算“体面”。遗憾的尚有几点，一是没有通知张劲夫、黄璜、王太华、张平等同志，因为父亲1997年昏迷住院时，王太华同志曾对安医院领导交代：“陈庭元同志是有贡献的老同志，如果是80多岁，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是70多一点，你们要全力抢救，不但要抢救过来，还不要留下后遗症，否则会给家庭带来太多的困难！”此番话，我们全家感念至今。二是汪洋、张平在调离安徽前都曾对父亲及全家很是眷顾，而父亲对他们也是推崇有加的！

最为缺憾的是：父亲去世后，我们请省人大通知万里，后据省人大“老干处”同志说，通知到了万里秘书，其后竟没了回音，究竟何故，颇费揣测……因为父亲与万里有太多的关联，万里也是十分看重旧情的人啊！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没有万里送的花圈，着实是个很大的缺憾！

作为晚辈，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承受”，更学会了“感恩”！

2008年12月18日，以父亲陈庭元为原型的数字电视电影《十八个手印》，在央视六套播出，这是我们全家未曾料到的事情。在中国空前富足的今天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来再现中国农村的“曾经”以及为摆脱苦难而不屈奋斗的人和事，实在是“科学发展观”的艺术显像。片中主人翁、县委书记“陈开元”（取“开元纪年”之意）就是父亲当年的“浓缩版”。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

错误到头了，真理就开始出现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曾说：尽管这时（七十年代末）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胡德平对“先知先觉”也有过一个“白话式”注解：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中国改革的每一步，莫不是如此前行呀！

当我考虑应该收笔的时候，想到了温家宝总理08年9月23日在美国纽约会见政商界人士的发言：“……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那里去了？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物质毕竟是有限度的，精神的价值远远大于物质，它是任何东西所不能替代的；“人会随着时光而烟消云散，但浩荡精神正气却能长存乾坤天地之中，光照千秋后来”。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父亲是为土地而生的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从父亲的人生经历中深深感悟到公仆对主人的态度，实在应该是“不能麻木，不能冷漠，不能强横”；公仆对主人的服务，真的应该是“不能厌烦，不能敷衍，不能欺骗”。若将这些细化成点点滴滴，记在心头、落到实处，就会感染社会、造福人民，成为群众的主心骨、铁靠山；就会少出事、多成事，干好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对此，我虽不能及，心却向往之。

                      2009年6月6日

                    改于2011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