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郊区房地产商造别墅，为每栋别墅留下两分地，打出“城市农夫有点田”的售房广告。有人仿“农夫山泉有点甜”，将“农夫、山泉、有点田”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应该说，在当前农业机械化已经普及的情况下面，从事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活，相反，因为农业生产与自然亲密接触，看庄稼春种秋收，就使农业生产可能成为一种退养的方式。

一般来讲，超出50岁，城市就业机会锐减。当前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虽然平均年龄越来越大，但超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相对数量不大，且这些高龄农民工大多只是在家乡附近的城镇务工经商。而在农业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面，到了65岁甚至70岁仍然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也就是说，从城市就业市场上淘汰下来5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农村，条件合适，他们还可以有10多年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如果能利用好农民工从城市就业市场上退出再进入农业就业的10多年的时间差，中国农业就可能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十分重要的手段。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其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正是留村务农，使农民家庭获得了农业收入，降低了生活成本，而使“半工半耕”的农民家庭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半工半耕”的前提有二，一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保证了每个农民家庭都有承包地。若农民家庭全家进城，他们可以将承包地流转给亲朋邻里耕种，若进城失败，他们也还可以回村种田；二是当前农业生产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机械化，机械化将农民从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老年人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各种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普及也极大地解放了农业中的体力劳动和投入时间。

相对于城市二、三产业的就业，农业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其季节性，也就是说，作物是有生命周期的，从播种到收获要经历一个自然而漫长的过程。播种收获是农忙，穿插其间的是大量农闲时间，大量农闲时间使得农民就业不充分，而农业本身的季节性虽然有农忙农闲之分，却几乎不存在标准的如工厂生产线一样的标准劳动流程。农民在农忙或农闲时如何安排生产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农闲时，农民照看庄稼很重要，因为水肥病虫等等关系到庄稼的收成，但这样的劳动不重，靠的是责任心。只有种自家的田才最有责任心。当然，无论是老人种田还是年轻人种田，家庭经营的好处是农民家庭作为独立经营单位享有全部劳动剩余，因此不需要有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中的监督成本。且因为农业的特点，责任心极重要，监督成本极高。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效率都不如家庭农场的原因。

农民种自家的田，利用早起或晚睡的时间就可以种好田，农民可以自由安排农作时间，在农忙之外的农闲时间可以发展各种爱好。正是有了农业就业，农民不仅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收入，而且从农业中获取生活的意义，他们通过种田来证明自己即使年龄大了也还是有用的，还是在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看着庄稼长势良好的喜悦，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收成，而是一种作为农民的自然而然的本能。

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家庭中年龄较大的父母种田，有了农业收入，较少生活支出，又有就业，这些年老的父母就认为自己有用，可以为子女分忧（而不是到城市等死），他们就有体面感、成就感。可以说，当前的半工半耕是农民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

当前在农村“半耕”的中老年父母大多没有真正进城。最近几年，第一代进城农民工陆续回来接替他们已经年老失能的父母种田。无论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有人在城市务工经商中发了财，并因此在城市安居了。但相当部分农民工进城，却难以在城市安居，即使他们在城市买了房子，他们年老，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他们也很难与已经成年子女在城市房子里共同生活，因为离开劳动，他们从城市共同生活中难以找到意义，因此，进城农民工到了一定年龄，在城市失去就业机会，他们当然愿意回到农村种田。种田不仅是收入来源，也是就业，是生活的方式。是证明自己还有用的标志。

当前中国不仅正处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时期，而且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计划生育使得中国老龄化更早到来。如果进城农民工年龄大了，他们在城市失去就业机会，他们还可以返乡从事农业的话，农民工的退养就可能与农业经营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老龄化的能力。

城市老年人退休了，种花养草，农民工退休了，完全可以返乡从事更加真实版的种花养草，就是种粮。在当前农业生产条件下面，农业生产越来越容易，中老年人种田，精耕细作，反而粮食单产最高，老年人农业可以养活中国。

当然，从城市退养的中老年农民工返乡种田需要有相对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有相对良好的灌溉条件，有相对连片的承包条件，或者说，当前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为退养老年人种田作适应性调查。某种意义上讲，以国家财政支持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就是为老年人种田准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

有了国家政策支持，中国农业将成为应对中国老龄化的最为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