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验主义认为，认识产生于经验。基于经验主义的实证会计研究，其最直接最准确的经验来源是基于中国本乡本土的认识，这也符合知识创造与传播的供求规律。由于现代化的进程、路径和结果之间的差异，作为转型中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 中国) 与后现代新兴国家( 美国) 在学术的诉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对会计学术的要求提出了不同的挑战。我国会计学者应回归乡土经验，建设属于自己的学术城邦。但是，目前我国的会计研究被美国的会计研究所裹挟，变成了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取向的会计学研究。这既非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合我们的学术使命。旧模式仍在延续，且有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新模式尚在襁褓酝酿，步履维艰。何去何从，如何破局，本文作者不揣冒昧，试图尝试对这一问题从感性到理性探讨的超越，以期抛砖引玉，待学术界同仁批评斧正。

【关键词】乡土；城邦；经验主义；会计研究；中国

一、庸局败局，忧不断绝

想写这篇文章至少是三年前，但是，为这篇文章所试图阐述的问题所苦恼①，那是更长时间的事，十年应该不止。现在的中国会计学术研究，如同参加长跑竞赛的选手被领跑者的步速裹挟，失去了自己的节奏。

思想火花的迸现，需要长期的积累; 碎片化的知识，需要思想的整理。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积累，离不开生于兹长于兹的乡土。否则，如同物理学离开了实验，天文学离开了星空，气象学离开了风云，文学创作离开了生活，就成为无源之水。若深究起来，美国的会计学研究何曾一刻离开过其所在的乡土，其所试图研究的，皆是美国社会中认为重要的问题，并据此建筑出学术的城邦。虽然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会计学研究同样饱受思想贫困的痛苦，但其依然堪称实证会计研究的典范。而全天下的研究者，惟美国研究马首是瞻，扈随景从，徒学其形，尽失其神。遂有今日一马不鸣、万马齐喑的局面。学术之路难觅，创新之道茫然。会计学界非有壮士断腕洗心革面之勇气，断难脱此困局、庸局、败局而开一全新局面。

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如果我们回味一下国际上这二十年来的实证会计研究，我们也许会感到，会计研究真的进步不大。也许，还不止二十年没有大的进步。从Ball and Browm ( 1968) 将会计学推上大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地位之后，会计学就没有显著进步过。研究者大都在做Ball 和Brown 类型和风格的研究②。在这种自我满足的状态之中，全世界的大学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会计学博士，也将终身教授的头衔戴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会计学助理教授的头上。本文的两位作者，自然也是这个制度、这种系统的受益者。

然而在实证会计学短暂的辉煌后，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年来的会计学国际上的学术成就，只能让我们心里充满了困惑和徘徊。国际上的研究，在风格上是雕琢，雕琢，一味地雕琢；在思想上是保守，保守，极端地保守；在人员上缺乏新鲜的面孔与血液；在形式上是推崇做敏感性分析，稳健性分析，缺少新鲜想法。研究灵感不来源于实践和生活，而几乎大都来源于文献。在文献中寻找一条狭缝，然后一头钻进去。这样的研究，对实务界有什么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会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几乎没有。那么，这样的研究，是不是虽然对现今实践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但却是象牙塔中冒着火花的、思想的撞击，能够高瞻远瞩地为后人提供无比的遐想和灵感呢? 也绝对不是。这样的实证会计研究，远远地落后于世界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是一种玩具性质的研究，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戳破窗纸，大声疾呼，指出这种研究的贫乏，也许只是“皇帝的新衣”一般的道理③。

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我们在这里只谈一下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我们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是从经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要义出发，形成对会计学术研究的比较优势与供求关系两个维度的讨论，发现其理性交集在基于乡土经验的中国会计问题研究。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如果正确地去做，也许可以为全世界的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一条新路，实现极大的突破。说得极端一点，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也许可以为全世界的实证会计研究，做出拯救性的贡献。

三、研究突破，望眼中国

鸦片战争后，这近两百年来，我们一向习惯于向国外学习，最早向英国、德国、日本学，而后向前苏联学。如今又向美国学。总而言之，近代、现代的中国人，是个好学的民族。如今的学术界，自然是向美国学。向别人学习没有错，但学习了之后，不争取学术独立性、主导性，不跟现实对接，满足于当学生，这在现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状况下，肯定是不对的。而且有朝一日会发现，好不容易学会了别人的那一套，别人却因此没落了。

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国际（主要是美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几十年来没有本质性的发展。所以，美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者，我们只好不客气地用工匠来称呼他们。工匠不是艺术家，不是创新者。工匠式的研究者，做的是放大镜式的研究。瓷器可以造得越来越漂亮，但不会成为惊世骇俗之作，它的制造者也不会留芳百年、千年。一代人过去，他们就都淹没而沦为尘土。工匠们，还会本能地去保护行业的均衡性和稳定性，提高进入行业的门槛。工匠们，会本能地去拒绝新的思想和创新，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大规模的复制。中国国内的会计研究者，却有不少是思想家、创新者。创新者的作品可能是粗枝大叶、涂鸦一般的，但往往因为原创性和乡土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先试着比较一下国内和美国主要会计学术刊物上的论文题材。美国刊物上的题材，大多涉及会计稳健性、分析师、机构投资者、资本成本、盈余操纵、公司治理、各种披露、对冲交易利润、新技术，等等。老牌和新星的教授们，都还在研究以上问题。这样的研究，更像命题作文，是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只要给了题目，谁都可以写，谁都会以同一种格式写，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四平八稳。中国国内刊物和研究者思考的会计学题材，可谓五花八门，不仅包括以上题材，更有宏观政策，选择性执法，政治关联，国有民营，政治级别，在职消费，人际关系，伦理基因，宗教信仰，境外居留，腐败违规，等等。所以，我们的话题更加宽广，更加新鲜，更加活泼，更加有生命力。

当然，如果你相信内生性的话，自然不必沾沾自喜。研究题材上的国内和国外的差别，部分是由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带来的不同活力造成的。美国的经济，相对于中国来说，更成熟，更稳定，所以美国的研究，少了丰富的题材，少了活力，只能是围着研究的工具而转。而中国是正处在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变革阶段，适逢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阶段自然为研究提供了极多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更注重本质的、原始的、多元的、乡土的问题。今后十年内最好的论文，应该来自中国。就像二十年前大多是默默无闻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海尔和张瑞敏，华为和任正非，格力和董明珠，阿里巴巴和马云，腾讯和马化腾，等等，现在都在世界上知名。

四、以为普适，以致普失

也许很多读者都有在美国刊物上投稿和被拒稿的经历。稿件被拒，除了论文写得实在太差这种原因外，一般都有一些莫须有的原因，如普适性( 或称可推广性) 、内生性、数据可靠性、意识形态性，等等。审稿人不读稿件，也能以这些原因拒稿。这个现象可以体现出很多中国研究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源于国外刊物的，也有源于我们自己的。

首先，什么叫普适性? 这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在日日思考的问题。几百年前，也许人们并不提普适性，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普适这个概念当时不存在。普适性这几年是讲得比较多的。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在美国国内日益完善的今日，传教士式的美国人似乎认为只要全世界的国家都昄归了美国的制度，这个世界就完美了（基辛格，2011）。在另一方面，美国人同时又崇尚自由化、多元化。其实自由化、多元化与美国人所认为的普适，是格格不入的，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推崇的普适是单方向的，是美国制度在全世界的普适，其他地方的制度是没有可能、也不应该普适到美国去的。这一点，就是再善良、再大度、再老实、再诚恳的美国人都是信以为真，奉为教旨的。也就是说，这种单方向的普适观念，已经成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自然渗透到学术理念中来，尤其是在检验标准比较模糊的社会科学。在这种信仰下面，美国的学术界在与外界交流时，虽不一定是要救世，却一定是要传教的。

那么这种信仰，这种普适，对不对呢? 显然是不对的。这种信仰，这种普适，在某些历史阶段，有没有正确过呢? 也没有。信仰，肯定是阻滞科学研究的发展，就好像是宗教法庭面对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一样。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没有在这里反对宗教，或认为宗教与科学格格不入。这里说的信仰，指的是对某些规律、现象、理论的毫无挑战性的崇拜和接受。

举个例子。大家一定看到过这样的审稿意见吧，“这篇以中国为背景的论文，不一定可以普适到美国或其他发达经济体，所以我们拒稿”。你投稿之前，也大概一定早已预料到了编辑或审稿人会有这么一招吧，所以有一点投稿经验的你花了很多笔墨在论文中说明为什么这篇写中国的论文，可以普适到全世界，或者说就是美国。当然，有了更多投稿经验的你，有时会在论文中强调为什么这篇写中国的论文，只适用中国，而不适用于全世界，或是美国。也就是说，你想以退为进，背水一战。不过，你再有经验，再以退为进，也架不住如下这样的拒稿原因，“这篇论文通篇用了西方的代理理论作为基础，可西方的代理理论不一定可以普适到中国，所以拒稿”。无形之中，编辑或审稿人也不小心地承认西方或是美国的理论不具有普适性，但受害者却仍然是你。下一次，应该反问: “西方代理理论不适合中国，就是少了普适性，那为什么还可以发表呢?”

所以，什么叫普适性? 其实，理解普适性很容易。站在金字塔的底层，你看不到普适性；站在金字塔的顶层，你就可以看到普适性。也就是说，普适性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目光的远近深浅，胸怀的包容狭隘，思想的澄明混沌。再就是说，普适性不是命题作文中要求出来的，不是作者的事，而是需要读者，观察者去感受领悟的。就像读到海明威（1952）的老人与海，老实巴交的中国人记起了古人的愚公移山；就像中国人看了屠格涅夫( 1852) 的猎人手记中的俄国农民及醉汉，黯然想到了阿Q，孔乙己和祥林嫂；就像中国的翻译家翻译狄更斯（1838）的“奥利弗·退斯特”时，偏要把它叫做“苦儿流浪记”；就像张爱玲将英国海外的老处女，异乡漂泊的姘妇，上海开店的犹太人，港大糊涂的舍监，纠缠不清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走在泰国的清迈城里，伤心地仿佛看到三十年前的某个江南小镇；就像严复翻译赫胥黎（1893）的天演论，定要将第一句平平淡淡的英语，译作“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看不到其中的联系，看不到其中的感染力，看不到普适性，应该是读者的问题吧。也就是说，看不到普适性，是审稿人和编辑的水平和境界的问题。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也许只有爱与宽容才是真正地、无条件地具有普适性的。

当然退一步说，非要在学术上谈普适性，那么这个概念，是对一个论文群体才更有一些意义的。对某一篇学术论文提出普适性的质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系统性地以普适性作为给某类论文拒稿理由，则是失去了学术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可证伪性了。

五、需求差异，饰以普适

在偏见以外，还有需求所导致的原因，造成稿件的被拒。这种原因被拒，依然常常以普适性的问题表现出来。其实经过科学检验的站得住脚的发现，其本身并没有普适性的问题。所谓的普适性问题，其实是伪问题。只要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其结果就会自然呈现，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正如，高锰酸钾加热可以产生氧气，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或是海平面上水的沸点是一百摄氏度，这些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没有差异，实验完全可以重复。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实验场所不能随心构建，更多地将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人类社会看作是天然的实验场所。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就与研究者所在社会的制度文化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一个国家的实验环境所适合的社会科学研究，未必适合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有着不同的取向和重点，契合不同国家社会的制度历史和现实，满足不同的兴趣与需求，这原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倘若美国的期刊如我们给它们定位的那样，是国际一流期刊，正如它们也如此自视，顾盼自雄。那么，国际一流的期刊，就应该以极大的包容心与同情心，兼收并蓄，关心国际上所有国家的问题，而不是只关心美国的问题，或是只关心美国关心的问题。但是，事实上，美国这些主流期刊的审稿中总是要问，你的发现是否以及如何对美国有普适性。这说明，美国读者的旨趣，美国社会的利益，被放在比学术本身重要得多、优先得多的位置上。这里的所谓普适性问题，其实是需求的问题。因此，社会科学领域，至少在会计学领域，美国的期刊顶着国际一流期刊的名，干着美国一流期刊的活，却要对全天下的研究指手画脚，品首论足。事实上，在会计学这样的学科领域（包括大部分文科领域），不太可能有国际公认的一流的刊物。研究李太白的诗歌，天然就应该不如研究惠特曼的吗? 研究米襄阳的书法，又如何与梵高的绘画研究进行比拟呢? 基于利益与需求而形成的评判，却以普适性的名义伪饰行之，还要继续多久呢?

六、本计权宜，竟逐长远

我国为什么会形成以美国期刊为国际一流期刊的状况呢？这一方面固然有对美国强大的政经军文繁荣的崇拜，更多还是当时国内学术市场不彰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幸赖海内外诸先生首倡与力行，实证会计研究之风于神州始兴，迄今已约二十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格局初成。今日，不仅《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等国内权威的学术期刊发表的会计学术研究基本为实证成果，而且我们还次第拥有了《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中英双语）、《中国会计学刊》（英语）和《中国会计研究》（英文版）三本专注中国会计问题研究的英文刊物。二十年的奋力追赶，中国的第一流高校所培养的会计学博士，已可媲美美国及世界一流大学的会计学博士。然而，国内的众多知名高校， 却对国内会计学博士城门高悬，只对海外会计学博士郊迎百里。全世界还有其他这样对待自己培养的博士的国家么？

视线回到二十年前，实证研究尚不为会计学术主流所熟悉和接受，发表文章之难可想而知。况且，即便杂志编辑想要发表，又哪里去找审稿人呢? 在那一时刻，利用国际学术期刊的市场，来甄别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水准，用墙外香来量墙里花，不失为一种好的权宜之计。那时若不由他们鉴定，还可以交给谁呢?

未想这一当初的权宜之计④，竟被我国会计学术界奉为圭臬，准备长久地加以供奉了。这固然与事物发展的惯性及已然形成的既得利益有关，更与对世易时移的失察和迟钝有关。这二十年来，不仅我们会计学的研究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取得了全新的发展。我们拥有了世界级的经济体，从而拥有了世界级的研究问题。基于五零后及六零后的实证会计教育家们的出色培养，产生了由七零后和八零后组成的会计学研究青年生力军，只要提供良好的硬件与软件环境，他们完全可以胜任全世界最好的研究工作。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这些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唯一遗憾的是好的中文期刊仍然只有《会计研究》一本）。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是应该认真地开展研究，不辞劳苦、富有牺牲精神地建立自己的中文会计学术市场，争取避免永久为附庸的命运呢? 还是继续将学术的审判权交到美国期刊的手里，继续努力发表符合其旨趣与需求的学术成果而视国内重要问题若无睹，努力争取成为排名靠前的永久附庸呢？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自明。

我们千辛万苦，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培养了一批堪称世界级的、优秀的实证会计研究七零后与八零后青年队伍，然而却不继续深化改革、改良学术制度、创造学术市场让他们专心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却让他们耗尽毕生的精力，皓首穷经，去美国的期刊发表可以普适到美国的论文，置中国重要问题于不顾。这样的状况，难道还准备再持续二十年吗? 过去的二十年，我们为了学习、追赶和培养人才，选择这一权宜之计，属于迫不得已。那么，这一目标如今已经初步实现，就需要及时改弦易辙，以免再让后面一代甚至几代青年学人继续在歧途中挣扎，白首无功，徒耗青春。

七、傲慢偏见，迎而合之

这二十年来，在美国的几个主要的会计刊物上，不免发了不少写得很不错的中国题材的论文。注意， 我们说，“写得很不错”，也就是说，是符合美国刊物的写作条理、口味和结论的论文。当然，其中自然也不乏我们很喜欢的论文。而且，在将中国题材介绍给国外的早期，“写得很不错”而“合人口味”，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我们发现，也有不少在海外发表的论文，国内的读者并不十分认可。不少用英语写的，准备去海外投稿的论文，在国内的会议上演讲了之后，听众们也不一定同意其中的故事。甚至，不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的题材，几年前在中国国内，早已被探讨和发表过，却没有被引用。中国现在的学术界，至少在会计领域，有这么一种怪现象。大家（包括我们这两个作者在内）写中国的论文，却不愿意让懂中国问题的中国人审稿，而要拿去让不懂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审稿。外国编辑或审稿人对中国问题不太懂，但偏见倒是有的。这偏见，或来源于对中国了解的滞后。滞后多少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或来源于在意识形态上不认同中国，这包括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片面报道。或是因为政治正确性这个概念，轮到了中国，就可以不适用了。当然，理解或是了解，是一个过程，要有一段时间。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力的飞速发展，被会计领域的编辑和审稿人们视而不见了。

但研究者们大都很聪明。面对这样的偏见，仍要在海外发论文，怎么做？那就迎合吧。目光流转，巧笑倩兮。总而言之，编辑和审稿人对中国是怎么看的，我们就给他们提供怎么样的证据，或是提供怎么样的对证据的解释。这就造成了在海外发表的中国会计论文，大都是谴责性的，谴责中国的制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国外对中国的误解永久固化。那么，这些被谴责的制度对象，在中国存不存在呢？当然存在。但很多研究者为了迎和，只揭露坏的，而不愿意，或已养成习惯不愿意从正面的角度去分析很多现象。

我们在做学术研究时，时时强调内生性。而有些研究者，在学术品味上，却不强调内生性。中国的某些制度，存在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可能是糟粕，也可能是精华，在于你从什么立场上去看这个问题。国营企业真的全是不好的吗? 国营企业在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研究者从谁的利益出发看问题，而不是一味的从股东或小股东的角度出发。

因为要迎合，中国的一些好的制度，就没有人讨论；对中国制度的某些正面的论证，也被抹杀了。而且，因为研究者的迎合，进一步加深了编辑和审稿人对中国的偏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计刊物中出现的中国问题研究，大都负面。这与中国这三十六年来的经济的发展，人权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相符。这样的循环，也直接导致了许多真实反映中国现状的论文，老是被国外刊物拒稿。正是“越女如玉，江头浣纱”。这样的只为暴露中国阴暗面的研究，发表的模式，是片面的，不真实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也可想而知，是不可持续的。

八、天生丽质，枉然自弃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我们的研究系统缺乏自主性。我们中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也不愿意搞清楚，我们写论文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论文的受益人是谁? 我们有没有建立自己的标准？我们有没有意愿建立自己的标准？真正懂中国问题的人，是我们自己。真正可以受益于中国研究的人，也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敢于自我欣赏，敢于建立自己的标准。

不少有经验的研究者，遵奉着这么一个研究模式：中国题材+美国意义=好研究，或再简化一下，美国意义=好研究。这个模式对中国而言，自然不成立。这个模式，同时也导致了许许多多奇怪的现象：中国的教授，写美国经济论文的不少；从没去过美国的研究者和学生，也在写、甚至发表美国题材的论文；在中国开会，却要用英文演讲；中国论文，自动送给美国人审稿；高校以国外发表为最高标准；一线高校，专收海归，而不看研究者的能力。

这么做的危险在哪里？没有话语权，又借用别人的标准，研究发表就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掌中。人家要你成功你就成功，要你失败你就失败，人家要你维持在一个什么程度，你就在什么程度。中国大学在全世界的排名，是在剔除中文研究成果之后的排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高校，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交大，中大，厦大，武大，上财，中财，南大，南开，重大，…，几时可以在世界上领先。大学如果都要找海归，自己培养的博士再好也找不到理想的学校，不少学生都一门心思地要去券商。我们的博士项目，这样一味地强调英文写作及海外背景，十几年来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又要走向衰亡的路。甚至，难道为了让研究被别人认可，连自己的语言也要放弃吗？要知道，不少学校的年轻学术带头人，大都是我们二十年来自己培养的人才，而不一定是海归。这种局面，现在似乎很难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承担的学术、历史和世界使命，也会化为乌有。

这一切，表明我们都在“自弃”。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希腊的，西方的情结”在作祟，是我们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但是，凭借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自信心应该是空前的。中国研究的模式，应该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地变为：中国题材+中国意义=好研究；或是，也简单化一下，中国意义=好研究。这应是鉴别中国研究好坏的标准。如果我们掌握了研究的标准与自主权，那我们就可以“天生丽质难自弃”。

九、学者理性，循规蹈矩

没几年前，我们还认为中国学者在技巧、理论、文献上不如国外受过训练的学者。如今，在这些方面，两者已然没有什么差异。“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性”，“市场有效性”等等，都已是地铁里、公共汽车上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口头禅。也就是说，在技巧上，我们和国外学术界是跑在一条线上的。而上面已经说过，在题材上，我们是比国外的学者要丰富多彩得多。

我们的企业家都在国外一往无前地投资和并购。而大多数学者，却是驯良的、理性的羔羊。只要你遵守这行业里的规矩，只要你从某一个角度去看中国问题，得出某一种结论，那就有可能发表，而发表是你的最终目的。“发表或灭亡”，变成了“发表即灭亡”。我们中的很多，做研究是一种命题作文，而不是源于好奇和兴趣。这种现状需要改变。前面已经讲过，研究上的循规蹈矩在美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经济很成熟。而中国的研究跟着美国去循规蹈矩，是不正常的。在中国转型、新兴终至复兴的这个历史阶段，最有可能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

十、郊游逃学，还是自立

所以，中国会计研究，应该离开美国式的循规蹈矩和旨趣需求，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实践性。这种离开，应采取何种形式，郊游，逃学，还是出走，自立门户？郊游，只是为了换换口味，肯定是要回家的。逃学，只是因为一时愤怒，仍是要回家的。自立门户之后，是可以不回家的；当然，请了之后，也是可以回家看看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去国外刊物上投稿。有意义的，希望让别人了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拿出去给大家看的。或者，我们应该吸引别人来读我们的刊物。这就是说，做好一部乃至几部中文刊物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更愿意看到高质量的中文刊物。要知道，中国市场大过世界市场。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的读者群，是远远大过国外期刊的读者群的。否则，我们永远在国外刊物施舍给我们的狭小的文章出版空间中徘徊。这对我们的学术尊严也是不利的。

是留在原地继续做美国研究的婢女，还是勇敢地奔向着自由与向往之境，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中国会计研究者的面前。是时候了，我们离开陈旧的华堂，披荆斩棘，去建筑自己心中理想的城邦。

十一、乐土乐土，吾之乡土

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一场负气莽撞的出走吗? 当然不是。我们早有明确的目标和路径。我们梦想在会计学研究中，走出一条乡土的道路，乡土社会，乡土经政，乡土问题，乡土研究，乡土读者，并经由之建成自己的学术城邦。

即使不能尽以成败来论英雄，事先认真的检讨与分析也十分必要。明知失败而迎上，是为不智。必须找到可行的成功路径，才值得为此不懈奋斗。乡土之路的分析，须自哲学层面开始。实证会计研究基于经验主义哲学，那我们不妨从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来探讨之。在经验主义哲学的考察中，以下这些名字难以绕过，笛卡尔（1596－1650），洛克（1632－1704），休谟（1711－1776），贝克莱（1685－1753），波普尔（1902－1994），罗素（1872－1970）。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笛卡尔被认为是第一个问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的哲学家，开启了将哲学从形而上带入经验的大门。他说，“至今有一些年了，我发觉我自年幼时就把许多错误的信念当作真实的接受了过来，因而自那以后，在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一切是非常可疑的；因此我确信，如果我想在科学中建立某种坚固的、永久的结构，我就非要坚决地、认真地把我之前接受的所有意见统统清除掉，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建造不可”。斯蒂格勒也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是他们犯得最多的错误，就是相信别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2）。这些说明，脱离自身经验的知识，纯粹在别人的经验之上发展知识，是多么的可疑。洛克在经验主义哲学上，做出了革命性的发展。洛克进一步提出，“让我们假定心灵和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张白纸似的白板，上面没有任何记号，也没有任何观念，那它又是如何得到这些观念的呢？…我对此可以用一句话作答，即从经验中来：我们的全部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知识本身归根结底源自于经验”。休谟之叉则更加犀利，他说，“一切正当的信念要么是一种‘观念的联系’，比如数学、逻辑的陈述或概念真理”，要么是一个‘事实’，它能够通过诉诸我们的经验而得到证实”。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是科学和形而上的分野，并认为，“不可被证伪的理论是不科学的; 实验科学的作用在于提出可以证伪这些理论的设计；存活的理论暂时被接受，但永不可以被证实”，甚至他更加激进地提出，“不可被证伪的理论是没用的”。罗素总结道，“在探索确定性时，我们自然是从我们的经验开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知识无疑是由经验而来”。特别让人心折的，是康德的问题，“我们据以确立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经验世界的人类心灵的结构和法则是什么?”，康德的回答是，“知性不是从自然中获得它的法则，而是为自然规定法则”。康德的回答，与比他早生七百年的张载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竟然可以遥相呼应。

既然经验主义哲学认为，认识产生于经验。那么，基于经验主义的实证会计研究，自然概莫能外。失去了经验，失去了皮肤感，认识就无从产生。最好的经验来源，自然有利于最好的认识的产生。那么，我们的会计学经验在哪里? 答曰：乡土之间。

在一个开放的年代，没有谁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经济，国家，社会，政治，民族，法度，历史，伦理，情操，礼节，使命。离开了我们的乡土经验，我们就难以开展社会科学的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费孝通先生1936 年负笈英伦，留学伦敦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1938 年完成博士学位，题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成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过去的一百年中，在英美法德等国取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如过江之鲫，过渠之鳅，然而，博士论文能够垂响至今者几人，何哉？舍自身熟悉之乡土经验而就陌生之他乡经验耳。

生于兹，长于兹，识于兹，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比较优势在于兹。舍己之长，竞以己短，非但不智，也无益也。因为，美国问题的研究，倘若不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何来的美国经验呢？难道只靠文献阅读就可以成为美国问题专家了吗？又如何对人家有帮助，又如何赢得对方的尊重呢⑤？脱离了经验的经验研究，还能再称为经验研究吗? 我们试图以研究中国问题发表在美国期刊作为衡量研究水准的尺度，名之以“顶天立地”，这是对顶天立地的曲解，就如同脚立于中国土地却想把脑袋伸向美国天空的一颗歪脖子树。真正的顶天立地是，我们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腰板笔直，脑袋在中国的天空里⑥。

我国会计学研究者们，如果要向我们曾经的老师——美国会计研究者们——作最好的致意，就是做出全世界最好最真实的中国研究，而不是继续追随，亦步亦趋，做世界二流哪怕是准一流的美国研究。

十二、时代画卷，波澜壮阔

那么，今天的我国会计学研究者，面临着怎样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又给了我们怎样的经验呢? 先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吧。根据Bairoch（1982）的研究，1750 年到1830 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都占到全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到了1953 年，这一比重竟然下降到了仅为百分之二点三。所幸的是，1978 年以降，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2013 年，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五十七万亿，高居世界第二，并被认为会在将来不长的时间内总量超过美国跃居第一，回到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拥有的位置。中国正在复兴，亚太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央。Gertz and Kharas （2010）进行了一项预测，认为2009 年至2020 年，亚太地区的中产阶级人数将从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八增长到百分之五十三，而欧洲和北美洲的比重将从百分之五十四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这些巨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的中国人生产，供美国人消费，中国人赚得的利润，购买美国人债务的模式，恐怕难以为继，也不值得为继了。随着亚太特别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内需的扩大，将使得中国企业开始为本土的消费者制造，考虑本土的消费者偏好，并将赚得的利润借给本土的消费者和企业家。那么我们中国会计学研究，是否也应该开始为中国的读者创造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并开始接受中国的学术市场检验了呢？

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呢? 我们不妨听听历史学家是怎么看的。历史学家唐德刚（1998）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型。一次是自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初步完成，把中国从一个封建制的国家改造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至此中国“百代皆行秦政法”，至今犹然。这一次转型，历时约两百年始见功成。另一次，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来至今，大约一百七十年。这期间，中国落后挨打，深受外侮内乱之苦，传统帝制受到世界民治浪潮的挑战，农业经济受到工业经济的挑战，冷兵器受到坚船利炮的挑战，遂至河山破碎，传统瓦解，信念崩塌，精神萎靡。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厉行变法，改革开放，经济蒸蒸日上，民生显著改善，有重开盛世之象。

倘若二百年为中国历史大转型的大体时长，且天佑中华，则再有三十年，中国接近完成五千年来之第二次大转型。唐德刚（1998）认为，“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连成一气，做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他们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地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不知我们今日的会计学研究者，有没有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抑或依然跟着美国会计学研究继续学做工匠，在细微处精雕细琢，如同淮扬菜的师傅能在萝卜上雕花，豆腐上刻红楼梦一般。或有云，遵循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光立意高远、构思宏大是不行的。这句话没错，当下学人皆极重小心求证一节，却忘了，倘没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多大意义呢。不致广大，如何尽精微呢？

十三、会计研究，走势特异

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呼唤卓越的文学、艺术、学术与思想。然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过去二十年我们的会计学术研究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我们对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学、财务学和会计学美国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来看看这三个领域被认为最杰出的学者们的研究发现有何异同。之所以没有选择国内的会计学术期刊，是因为这段时间国内的会计学研究基本上要么被美国期刊上的文章引领着，要么被学界不公正地认为天然地水平低下于美国期刊。

经过一番分析，我们发现，会计学美国期刊上的中国研究侧重于研究和阐释某些制度、政策等带来的负面效果，经济学美国期刊上的中国研究侧重于探索和解释中国经济成长的奥秘，而财务学美国期刊上的中国研究则居于上述两者之间，正负参半。需要说明的是，财务学美国期刊上发表的中国制度政策具有负面效果的研究大半出自会计学者之手。由此可见，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会计学者的研究思路与经济财务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的研究思路呈现出巨大的悖离。经济学以及财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与时代经验高度吻合，而会计学却走出了与时代背景几近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奇异的走势。是会计学研究本来就偏重批判和揭露吗？非也，刊载于美国会计期刊上的美国研究，发现某项政策、制度、准则具有正面价值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些说明，发表于美国期刊的中国会计研究没有能够接触和反映中国的时代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是更加关注美国的旨趣与需求。因为倘若上述的判断不对，那么何以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六年经济的高速成长呢? 难道这些成长都是失败的政策和制度带来的吗? 倘若这样的研究思路值得推广，何以经济学与财务学的学者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呢? 在某种程度上，会计学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下游，会计学研究需要从经济学研究中汲取养分，从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的代理理论到Watts and Zimmerman (1986)的实证会计理论，便是鲜明的实例。然而在中国会计学研究与中国经济学研究上，这一规律再一次被打破。难道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方向错了吗? 还是我们没有充分地学习其成果，致使自身营养不良从而方向偏离了呢? 当我们忽视了乡土，而把视线聚焦于那些美国问题的研究文献，仔细计算着如何才能提高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的概率⑦，我们自然就会置身边浩瀚生动的乡土经验于不顾了。

十四、现代化路，各异其趣

美国，是近两百五十年来崛起的后现代国家，一般认为，它在二十世纪初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放宽历史的视线至两千年，其真正兴起也才一百余年，因此仍然算新兴国家。而中国具有五千年历史，有着厚重的传统与文化积淀，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近二百年来一直致力于现代化的转型，是一个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度。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灵的层面上，后现代的新兴国家美国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古国中国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它们对于学术也有着本质上不同的诉求。对于后现代国家，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补和完善的问题。甚至，个别学者如福山（1992）曾经发出“历史已经终结”的喟叹，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最高的最后的形态。而对于现代化转型中的文明古国，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在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惯性中，变革扬弃，完成现代化进程。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我国转型的目标指向现代，那么，直接用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研究取代我们现有的研究，不就行了？这一推论若要成立，其前提是，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相同。或者有人又问，既然我们转型的目标指向现代，那么现代国家目前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转型成功后要研究的问题，因此也是更加高级的问题。这一推论若要成立，其前提是，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结果相同。那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和结果会相同吗？

虽然现代化是世界性的潮流，比如历史学家唐德刚（1998）有云，“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19 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的一种改革性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的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与反应的现象”。但是，唐先生也补充说明，“由于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亨廷顿（1996）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这样写道，“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 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这一论述深刻地解释了意识形态与物质繁荣之间的关系，一旦非西方的文明创造出不亚于西方的物质繁荣，它们就会回到自己传统的信念中，甚至会动摇西方固有的信念体系。

其实不要说中美现代化路径与结果的比较了，即便是美国和英国的现代化路径和结果，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最终一个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一个走向了总统共和制。西方文明内部的现代化尚且如此，遑论东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呢？因此，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美国或者西方的会计学研究成果，来取代我们的努力，而忽视巨大的现代化路径与结果的差异，是断然行不通的。更何况，即便曾经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福山(Fukuyama，2011) ，现在也开始重新反思了。

十五、建我城邦，永得配飨

我们这一批中国会计学人，究竟在为什么做着研究。这个问题，或想不到问，或不愿意问，或不敢问。然而这个问题，终究是绕不过的门槛，不仅自己会问，时代会问，历史也会问。历史学家钱穆（1971）悲伤地说，“我已过了七十之年，我敢老实对诸位说，在我心中，实在是更爱我们四五千年来的旧中国与旧中国人，更胜过我所爱于此七十年来的新中国和新中国人。诸位或许会说我顽固，但盼诸位不要说我是悲观。因我认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必将复兴。此七十年来之中国与中国人，最多只是一过渡”。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自周朝开始就设立史官，史笔如刀，历史记载是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对于历史的追求，只是帝王将相的事，和我们会计学人毫无关系？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旧的已经熟悉的道路，不顾不管自己乡土的经验，一心只想在美国的学术殿堂中得到配飨，这使我突然想到昆德拉（1967）的小说《玩笑》中描写的主人公路德维克的命运。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建设并建成自己的学术城邦，我们将始终是眼看着别人享受公民尊严的流民，我们将始终是那些自视为开化的人眼中的夷狄，我们最终都将成为别人历史中的烟云。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奋斗，我们终将有机会建成自己壮观瑰丽的学术城邦并配飨其上。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依然拥有伟大的生生不息的传统，这些是有形被摧毁而无形依然存在的城邦。我们虽然似乎在乡土中，一时失去了庙堂，但是，“礼失求诸野”，传统依然以不自觉之用的方式存在。甚至，我们不需要刻意求之，这是一种源泉，“一个源泉是不可能被组织的，如果它不涌出，它就不存在”。

研究潮流，浩浩荡荡；逆之则昌，顺之则亡。让我们一起从美国的会计研究中挣脱出来，回乡土，谋自立，建城邦。中国会计学术的春天即将到来，东风已经着急地在墙外等待，学者们也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回到自己的乡土，挽起袖子大干一场。旧的研究模式如黄叶还三三两两地挂在树上，但是，这如何能挡住新的乡土研究生机勃发地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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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些苦恼，绝不是我们个人的苦恼，甚至不只是中国会计学者的苦恼，也是美国以外的会计学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的集体苦恼。

②当然，Ball 和Brown 现在自己也还在做Ball and Brown ( 1968) 类型和风格的研究。

③其实，中国会计研究界一直就存在着对此总结与反思的声音，比如姜国华和饶品贵( 2011) 的讨论，又如杨雄胜( 2012)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开展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可惜的是，更多的反思与讨论停留在茶余饭后，始终没有引起中国会计学界的重视。

④ 后来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所谓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以及争取让国际学术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会计学术研究成果，所以鼓励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英文成果。但是，这一附带的目标，竟至几乎成为目前学术的全部追求。

⑤这里还没有考虑，为什么中国的高校要耗用大笔的资源来支持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取向的会计学研究。

⑥ 比如，杨玉龙、潘飞和张川（2014）所探讨的差序格局下企业业绩评价问题，就是一种十分大胆的、极富创造性的、真正的顶天立地的尝试，相信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会在后续的研究中被逐渐地体认。

⑦ 有趣的是，那些在国际经济学界广被认可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比如周黎安、许成钢等，并没有太多的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的论文。即便是钱颖一和林毅夫，数量也没有多到哪里去。

（作者陈冬华系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李真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

转自：《会计研究》2015年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