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农村社区正逐步打破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其人员构成、职业分布、家庭结构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在当前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建设呈现组织发展与治理结构多样与"异化"共存、基层社会管理村民自治与民生服务共赢、服务体系及其方式便捷性与信息化兼具、农村社区文化多元化与现代性伴生的阶段特征。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基层治理；城乡一体化；

农村社区从2001年起，作为一种新农村建设方式开始在各地尝试，农村社区建设进入地方自发试点阶段.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作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重大决策。为了探索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路，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2007年 3月29日民政部印发了《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民函（2007）79号），并确立了全国第一批251个试点，从而把农村社区建设推向高潮，各地也创造出了各种模式，以期把社区建设成为真正的农民社会生活共同体”。民政部从2007年起先后确定了304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各地也分别确定了不同层次的实验单位，启动了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随着农村社区实验的逐步深入，全国304个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因地制宜，建成了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新型农村社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村社区建设理论实践体系，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农村社区建设开始步入深入推广时期。

为巩固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扩大农村社区建设的覆盖面，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民发〔2009〕27号），要求各地以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为引领，以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抓手，以提高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为重点，以完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为保障，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正式铺开。2010年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标志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自“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农村社区建设的覆盖面和受益面逐步扩大，截至 2011 年底，民政部命名北京市通州区、浙江省安吉县等106个县(市、区)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按照政策设计，农村社区建设将改变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居住分散、村庄基础设施薄弱和公共服务缺乏的现状，重新构建新的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城乡一体化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我国正处在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构成单元，在农村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形势下，正逐步打破传统封闭式的发展模式，社区居民的人员构成、职业分布、家庭结构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在当前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社区组织性质不一，社区的建置方式不同，社区的组织结构、运行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也有明显的差别，农村社区建设在组织结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社区文化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组织发展与治理结构: 多样与“异化”共存

在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如何建构社区治理结构，理顺社区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不仅是实践中的难点，也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之一。由于各地区地域特点、资源配置和村( 居)民生活习惯等因素，农村社区的组织性质、建置方式、组织结构、权力配置及机构设置有显明的差别。

(一)“一村一社”：“村社一体”VS“村社分开”

村民委员会组织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基础上建立的，也是社队组织体系的延续。从目前农村社区的建置来看，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以现有村委会或建制村为基本单元，一个建制村设置为一个农村社区，实行“一村一社”制。由于“一村一社”体制下社区的人员边界、组织边界与村委会的人员和组织边界是同一的，社区组织基本上保持原村委会的组织结构，实行“村社合一”或“村社一体”。一些省市地方还直接将村委会改为“社区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改为“社区党支部”，同时规定，其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不变。在“一村一社区”的地方，大都在社区之下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设立“小区”。由此形成“村委会－村民小组”与“村社区－小区”的组织结构。在社区权力机关设置方面，大多数“一村一社、村社一体”的社区，通常将原有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视为社区的权力和决策机构。而有的地方农村新社区虽然是以村委会为基础建立，但是，社区与村委会在其组织和治理结构上仍实行适当分离。通常是村委会组织不变，另行设立社区委员会或社区服务中心，实行“两个牌子”、“一班人马”或“交叉任职”，开展农村社区治理工作。如广西平安乡北洞源村在社区组织体制保留村经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等组织的同时，重新构建社区管理和服务组织机构“一会一体五小组”。即成立北洞源社区村民理事会，下设党群共富信用联合体、生产发展服务小组、社会保障服务小组、文明卫生计生监管小组、矛盾纠纷调解小组和公益事业服务小组。社区村民理事会在村党总支部领导和村民委员会部署下，具体实施社区的管理和服务的各项工作，承担社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职能。

（二）“一村多社”：“村社分离”VS“村社一体”

在湖北、江西、广西等一些县市，农村社区实行“一村多社”，即在一个村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区。这些社区通常是以自然村落、村民小组或村民小组联合组建。在此情形下，农村社区组织与村委会组织分离。社区成为村委会范围内的下辖组织。湖北省秭归县杨林桥镇实行“撤组建社”，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成立农村社区，社区成立理事会。每个社区由30个左右的农户组成，社区内再划分 3—5 个互助组。广西也根据人口居住分散、自然村较多的实际，按照地域相近、习俗相似、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以一个或多个自然村为基础，设置农村社区。参照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江西都昌县探索建立“一级政府、二级管理、三个层次”的“乡、村、自然村”三级社区建设模式，提出“中心 + 村落”的建设模式，实行一会六站，即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社会互助救助站、环境卫生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科学技术传递站。同时，在村委会设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下设农村新社区建设服务所、公共事务服务所、卫生保健服务所、农业生产服务所。村落社区“一会六站”与村委会“一中心四所”共同构成社区组织、管理和服务平台。从都昌社区建设的发展来看，虽然仍保留村落社区或“一村多社”的格局，但是，正逐步向村委会社区过渡。由此出现了在社区组织定位上实行“一村多社”，但在社区组织与服务体制上实行“村社一体”的格局。

（三）“多村一社”：“村社分离”VS“社区整合”

目前实行“多村一社区”最为普遍的是山东，浙江、湖北等省市部分地区也实行“多村一社区”。山东诸城将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在中心村所在地设立社区管理委员会和社区服务中心。村委会是村集体经济的组织主体，仍拥有集体资产、土地产权等权益。虽然一些村委会成员可出任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但是，村委会与社区管理委员会在组织、产权和经营上是分开的。浙江温州的“三分三改”于 2010 年正式推出，在农村新社区建设过程中运用区域化理念，采取“转、并、联”三种基本方式，对以单个行政村为单位设置村级组织的传统模式进行改革，联合组建新社区并设立社区管理委员会，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上提”到新社区，村委会则成为社区下面的社会组织，实行“村社分离”。在一些地方，农村社区由多个村委会联合组建而成，但是，与“村社分离”体制不同的是，实行撤村建社、社区整合，组建新的居民大会和居民代表会议机构，组建为一个新社区。这种做法主要集中在一些“迁村腾地”、“集中居住”的新建社区。如湖北孝感市三新社区迁村腾地工程于2012年9月初正式动工，探索项目建设与迁村腾地的良性互动，在新开发区撤并一些村组织，重新规划新社区，重建社区组织与管理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1+X”服务体系概念（“1+X”服务平台、“1 +X”组织网络、“1 + X”人才队伍建设)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一直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难题，也是国家和社会有序治理的基础。农村社区作为农村最基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农村社会的组织细胞和管理单元。健全新型社区治理体制，实现社区的有序治理，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在构建和完善社区化治理的组织体系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下，新型社区化运行机制如图 1所示。

二、基层社会管理: 村民自治与民生服务共赢

从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来看，农村社区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或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的社会管理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一）农村社区社会管理的主体与结构

对于当前我国的农村社区而言，行使和参与农村社区社会管理的权力和行动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和社区公共权力机构和组织，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具体来说，在实践中这些管理主体包括党政权力机关（尤其是与农村社区直接联系并提供服务的乡镇政权）、社区（村）党组织、法定的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农村社团如农民协会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等。根据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条例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的自治主体，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在民主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同时，接受乡镇的指导配合乡镇完成国家任务；同时村民委员会作为村庄自治权力的代理行使者，代表村民向乡镇党委政府反映村民的合理诉求，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乡镇政权与自治村庄是地位平等的、相互独立的、以“指导—协助”关系为基础而互动的基层组织，从而形成了“乡政村治”的“乡—村”关系模式。与此同时，社区(村) 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则是明确的“领导—被领导”关系。而乡镇党委和社区（村）党支部之间则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村党委受乡镇党委领导”。因此，乡镇政权就可以运用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领导关系，通过社区（村）党支部影响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员会的运作。因此，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社会管理体制建构与实施过程中，乡镇党政机关、社区( 村) 党支部与村（居）民委员会构成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农村社区社会管理主体的关系模式如下图所示:

图2“乡政村治”下各社会管理主体关系

（二）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民主化与法治化并驾齐驱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的快速推进，民主参与的主体和领域都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得到进一步的扩展。2013 年，北京、天津、河北等多个省份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以及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推行村“两委”选举联动和“两推一选”。截至2013 年底，34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共有58．6万个村进行换届选举，参与选举的村( 居) 民登记数为2．2亿人，参与投票人数为1．7亿人，选举产生村委会58．9万个，村民小组466．4万个，村委会成员232．3万人。内蒙古、四川、青海等省区纷纷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加快村民监督委员会等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建设，加强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建设，制定各项管理规范和工作制度，提高村民特别是村民代表的民主素质和议事能力，引导村民理性表达诉求。湖南将城乡居民依法自治达标率纳入各县市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考核内容，于 2013 年 11 月全面建立和推广“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

（三）农村社区社会管理的实践形式多样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时期，也处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农村社会和社区日益开放，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各地不断探索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实践形式多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我国的农村社区社会管理中有着十分具体的体现。浙江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有效整合了基层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资源，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平台前置下移，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推动着信息化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随着实践的发展，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真正做到了民主理财、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温岭的农村社区社会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些村企合一、经社不分的村，社区管理实行经社一体的企业化管理。企业是社区经济社会管理的主体组织，全体村民及居民都纳入企业统一管理之中。最为典型的是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等。“政府、社区互助型”则强调政府、社区居民、社区组织之间合作、互动共同推动社区管理和服务。为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社区，宁波探索开放式管理，建立“和谐促进会”推动融合共生。社团自治管理中最为典型的是湖北秭归和江西的一村多社区或村落和村组社区管理由社区志愿者承担。不过，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中一些体制和机制性问题仍没有完全理顺，社会管理仍存在诸多的困难和局限，社会问题仍比较突出，需要进一步立足实际，大胆创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的社区管理体系，实现农村社会和社区的有序管理。

（四）社区队伍梯队化与职业化明显

各村（居）委会经过九次换届选举实践，选举制度日臻完善，选举质量逐步提高，村委会成员的年龄结构逐步优化，文化水平也有了较大提升。如吉林省在 2013 年村民委员会进行第九次换届选举的9332个建制村中，共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 9252 名，其中 40 岁以下的 2232名，占总数的 24．1%；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2599 名，占总数的 28．1%。选举产生村委会其他成员 28113 名，其中 40 岁以下的10037名，占总数的 35．7% ;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5118名，占总数的 18．2%，比上届分别提高了2．6和10．2个百分点。以此同时，民政部积极争取将“社区事务员”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并成立“全国城乡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为城乡社区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针对农村专业化社会工作

人才匮乏问题，浙江省则通过选任招聘、干部下派、大学生村官和村干部兼职等形式，在浙江建立了一支在农村专、兼职结合的社区工作者队伍。2013 年选聘到村( 社区) 任职高校毕业生 2400 名，安排其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经济合作社社长助理、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等职务，或兼任村团支部书记、文书、村级远程教育网络专管员等专项性工作岗位，以增强其实际工作能力。

三、服务体系及其方式: 便捷性与信息化兼具

自2006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农村社区的战略目标以来，各地从试点试验到重点推广，掀起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热潮。农村社区服务是政府引导支持，社会多元参与，以农村社区设施为基础，以社区组织为基本力量，以社区成员为服务对象，以满足成员生产、生活所必需基本公共服务、互助服务和市场服务为目标的服务。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是为社区成员提供生产、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互助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保障社区良性运作，促进社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构建和谐农村社区的体系建设。

（一）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与管护齐头并进

截至2014 年上半年，全国共建成综合性的城乡社区服务站112392个，城乡社区服务设施273944个，农村社区服务站53075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53．9万个，还建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文化中心（室）等专项社区服务设施。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村通”以及“村庄整治”道路硬化、卫生洁化、庭院绿化、河渠净化、环境美化) 等各项工程的深入开展，农村社区道路状况和社区环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已有良好开端。2014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 77% ，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了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和幸福生活。这些都表明，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农村社区服务平台建设正从试点和实验走向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表1  2012—2014年我国社区服务设施数量 单位:个%

数据来源: 根据民政部《2012 年二季度各省社会服务业统计季报》、《2013 年一季度各省社会服务业统计季报》、《2014 年四季度各省社会服务业统计季报》等材料整理绘制。

（二）农村社区服务平台建设多元

社区建设规划关系到社区范围的划定，关系到工作能否顺利健康的发展，也影响到公共服务实现的平台。农村社区服务平台的空间布局类型或模式上的差异，是不同的区域文化、村落传统、规划理念以及政府财政实力的综合反映。全国各地农村社区服务平台的空间布局及类型多样。一村一平台模式是按“地域相近、人缘相亲、利益紧密、联系方便、村民自愿”的原则，或者以自然村落或者以村民小组为单元，在社区设小区，村民在小区内实行自治，实现了社区设置与建制村合一、村民委员会自治管理服务与社区服务职能合一。一村一平台模式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布局的主要选择。但一村一平台模式亟需理顺社区与村民委员会、合作社等现有村级正式组织的关系。如山东省潍坊胶南市绝大多数地区、新疆的北疆等地实行“一村一平台”建设模式，湖北省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平台、社区设小区”的建设模式。多村一平台模式则是在中心村或原有的乡村之间的管理片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由中心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社区服务中心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与所服务的村不是隶属关系，不干涉村级日常事务，具体承接、延伸与协调各村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如山东潍坊诸城市以“多村一平台”、“中心村设平台”的布局来规划和建设。而农村社区服务网络化平台建设模式是充分利用现有的行政层级网络平台和组织资源，整合乡（镇）、中心村或管理片、村民委员会的服务职能和手段，构建的多层级分工负责的服务网络平台。社区服务网络化供给模式是城市社区服务功能向农村社区延伸和互动的一种有效形式，有利于形成城乡一体、基本均等的城乡社区服务平台。如青岛以胶州市龙镇为代表，比较注重乡（镇）村“三级服务网络”平台建设。

（三）农村社区服务方式凸显信息化

随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社区各项服务设施及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农村地区已有的社区服务方式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目前，农村社区的服务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依托社区服务中心( 站) 的一站式服务、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网络式服务、依托营利组织的政府购买式服务、依托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式服务。“社区服务中心( 站) 一站式服务”意味着只要居民有需求，进入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所有的问题基本都可以解决或者由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代办，社区居民本身没有必要亲自再找其他政府机关办理服务。如湖北鄂州市建立“1 +8”社区综合服务中心。“1”是指社区综合办公场所; “8”是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具有便民服务、综治维稳、文体活动、就业培训、卫生服务、计划生育、农村党员群众电教培训、村级综合服务等 8 项服务功能。近年来，该市“1+8”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形成了以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生产生活服务为补充的社区综合服务体系。2012 年，湖北黄石市根据“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在不打破现有行政区域的前提下，实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时开展农村网格化管理。在城区按每格300户左右的标准设置，将中心城区共划分为 260个单元网格，农村每格则按 130户左右的标准设置，如大冶市保安镇芦嘴村（617 户）12个村民小组划分为5个单元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员，并建立全市1+X社会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动态管理。同时，各社区公共服务站将为居民提供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一站式”便民服务。深圳实施“织网工程”，出台社区家园网建设实施方案、社区党风廉政信息公开平台建设规范和社区党风廉政信息公开平台目录等文件，建成社区综合信息平台。温州实行多村一社区，在社区设立一站式社区服务平台，向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四）农村社区服务便捷性增强

农村服务业涵盖农村交通运输和邮电、批发零售贸易与餐饮、金融、保险、公用事业、社会服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信息等多个行业，门类比较齐全。根据农村社区的事权，农村社区主要肩负着信息服务、社区的整体规划、土地服务、计生服务、民政事务服务、劳动保障服务等功能。社区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兴农”以文字、表格、电视字幕等形式发布本辖区范围内的通知公告、动态新闻、组织结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紧急通告等相关信息。农村社区规划及土地服务、农村社区计划生育服务等经过社区服务中心相应窗口服务人员审核通过后直接办理，如果需要乡镇及以上政府职能部门审核批准的，则由社区服务中心服务人员代办。与此同时与“三农”工作关系重大的科技、信息和农村社区居民教育等一些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快。农村社区服务从便民利民服务和福利性服务向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志愿服务等全方位服务转变，从一般性的生活需求服务向创业就业、健康娱乐、医疗卫生、安全环保、信息科技、精神心理等多样化、个性化服务转变，从传统的城市逐步向农村地区拓展和延伸，多层次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四、农村社区文化:多元化与现代性伴生

在快速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农村文化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农村社区正逐步打破传统封闭式的发展模式，日趋开放的社区环境使农村社区文化的多元化、现代性转变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一）乡村文化由传统向现代文化变迁

在当前乡村社会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加剧、农村社会矛盾突出的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治理结构、理念的变化，共同催生了农村社会治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农民地位公民化、社区管理自主化、社会参与多元化的国家、社会、个人积极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文化。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乡村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撞击，开始出现由传统向现代的文化变迁。农村社区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很少见，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劳动关系变成了即时性的金钱交易。社区内人际关系的金钱化，既从根本上削弱了传统的农村社区文化认同，也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农村社区自身。

（二）农村社区文化需求趋向多元

农村社区文化是由居住在农村的一定地域范围内( 非严格的行政区划) 的人们，由一定的纽带和联系而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归属和道德规范等。在市场经济日益活跃的今天，农村社区居民不仅要求生活富足，还迫切要求精神富有，即不仅要求物质温饱，还要求文化温饱、文化小康。实际上，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已经趋向多元，他们在求富裕、保平安的同时，更希望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人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对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倾诉和意见表达都非常渴望，但是往往缺少组织者和引导者，缺少公开畅达的交往平台和文化场所。

（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各级政府在充分发挥文化设施阵地服务的基础上，拓展和延伸公共文化服务，采取多种流动文化服务方式，不断满足基层广大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使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居民。如陕西省彬县以开展“文体建设年”为抓手，以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为目标，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为6个镇和3个社区文化站及服务点配备了价值 120 余万元投影仪和电脑等设施器材54台件。同时，争取到总价值32万元的12个农家书屋图书配备项目，该项目每个农家书屋投资 2．6万元，配备图书1800余册、音响光碟200余张、书柜6个，全部图书已发放给 12个新农村建设村，向社区居民提供优质、实用的公共文化服务，极大地改善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环境。

（四）社区文化品牌建设方兴未艾

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一村一品”、“一社一品”社区文化品牌建设。根据不同社区群体，依托本地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发掘文化内涵，强化社区特色文化建设，打造社区文化品牌，充分展示社区独特风格。如甘肃省立足于经济社会欠发达、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实际，深化文化事业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自 2013年11月启动“乡村舞台”建设以来，各市州依托“乡村舞台”广泛开展戏曲电影下乡等文化活动，民间自办社团也逐渐增多，农村社区居民们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不断高涨，由此，创建了具有甘肃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则利用自身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着力打造农村社区品牌文化，重点抓好农家书屋、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以及农民健身工程示范点建设，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居民的文明程度以农村社区文化品牌建设为依托的社区文化建设，为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渐进深化的过程。我国农村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处在急剧的变革之中，如何重建农村社区的组织和认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治理和社会融合，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任务。农村社区管理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末端，也是社会稳定的制度前提，以农村社区建设撬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体制改革，是提升地方和基层的治理能力、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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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霖． 甘肃省“乡村舞台”建设工作推进会白银召开［N］． 甘肃经济日报，2014－05 －14（1）．

（2012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新时期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12JZD02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及国际比较研究”(CCNU14Z02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项继权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教授，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明为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 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