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科斯不仅以其在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与经济学等领域内所做的杰出贡献问鼎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长期关注中国的发展进程，除慷慨出资组织国际学术会议之外，更在其助手王宁协助下对中国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跃迁做了大量精细入微研究，其具体成果即是《变革中国》一书——是为凝聚科斯晚年学术精义的集大成之作。科斯在书中理性、平实且不无欣赏的观照中国这6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可贵之处在于该书以历史主义视角为基础，辅之产权、契约、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几大关键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和概念框架，针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提出一整套合理化解释。

　　关键词：科斯 《变革中国》 新制度经济学 历史主义 产权 制度 国家 市场

　　吴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文献综述

　　依据国内外既有学科畛域的划分，科斯《变革中国》一书所做的研究在大类上可归属为“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或广义上的“当代中国研究”[1](Modern China Studies, 时段侧重于近现代和当代中国，与偏重于古典历史典籍和名物制度研究的欧洲传统“汉学”略有不同，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综合性研究，费正清当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试从对既有相关文献的爬梳中提要钩玄，以为能在大历史的纵深视线下和“中国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定位科斯言说提供立论基础。

　　与任何历史研究相同，“国史”研究在国内也有着它十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涵盖范围，它所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她的领土、领海、领空范围内，社会发展及自然环境变化的历史”[2]，也被称作“中国当代史”，以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相区隔，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编写并于2012年出版的4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就代表了目前“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但此类研究在具体操作时有着浓厚的官修史学色彩，且多为集体编写，惯于排比罗列成绩与问题，有些还带有明显的以论带史痕迹，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与史料支撑。[3]同时，由于“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内容，建国后的党史走向决定着国史走向”[4]，实际研究中则囿于多重因素而很难把两者较为清晰准确的区分开来，甚至部分学者干脆将“国史”作为建国后“党史”的延续来论述和编撰，“存在着过多地集中于政治史研究，偏重于国家的重大决策等倾向，而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5]，从而造成两者内容上的混淆和重叠，难以高屋建瓴。

　　由沈志华、杨奎松等内地名家撰写的10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无论是在编写形式的选择还是使用材料的广度上都较同类著作更为优越。该套书不仅按照编年顺序邀请精研各时段历史之专家独自撰写专论，允许多元声音并存，而且大量运用多语种(中、英、俄)档案文献(包括前苏联解密档案、中国解密档案和各省、市档案)、报刊、研究论著、口述史、对历史当事人、亲历者的访问记录等资料力求将共和国自1949至1981这期间的历史发展进程说清楚、讲明白，首先做到告诉读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诚如金观涛在总序中所说，“史料之丰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书的重要特色”[6]。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如实讲说，就此标准而论，该套书已跳脱当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诺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设定下的窠臼而进入到细部研究阶段，澄清和有力推动了对新中国历史相关事件的认知，但缺少理论导引和贯穿主轴也使该套书显得高度不够。港台学者的新中国研究长期以来“从属于敌对关系之下的‘情治’范畴”，其后也主要是重点关注“国际冷战结束背景下的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崛起及两岸经贸关系的解冻”[7]。

　　西方学者自新中国成立前后便已开始对它展开研究，前述费正清及其领导下的哈佛中国研究长期在西方执“当代中国研究”之牛耳，其团队擅长专题式研究，强调选题和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某种程度上直接为现实政治提供殷鉴。费正清本人的研究就“有意识地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美国的利益”和“现实主义”[8]是其两大核心原则。另有其它一些西方学者或在大学担任教职，或在智库从事对策性研究，偏好于选取中国内部某一地区进行案例分析或从事比较研究(如将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美国西进运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新加坡等)。但他们的研究目的多半还是试图论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理论，以及理论运用的结果是怎样的，是否是西方人所希望看到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等”[9]，这些研究者的个人资质、资料掌握及其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个别学者基于自身一厢情愿式臆想所做的评论则与事实相距甚远，非常离谱。[10]

　　与上述学者相比，科斯的中国研究较好做到理论与历史的有机结合，以经济学家身份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对新中国的历史演进和未来趋势做出精到分析。它以历史为基础而并未拘泥于细节，更非官方说法之简单注解，而是一部严格的学术作品，基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视角对新中国的长期演变和主客观环境之变异提出一整套解释框架，或可作为“当代中国研究”和“社会转轨研究”的典范。

　　本文以下将从4个方面进行讨论，前两部分主要论及科斯的简单生平、主要学术贡献及其对中国的深厚情谊——而此不仅有科斯本人的性格因素在内，更与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密切相关，后两部分则以《变革中国》为文本并参照其它有关著作重点分析科斯中国研究的内在逻辑理路，最后则以结论性说明和省思作为全文收尾。

　　二、科斯其人

　　罗纳德·H. 科斯(Ronald H. Coarse，1910—2013)，美籍英裔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与经济学这3大领域内的代表性人物，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其生前，科斯就已被视为当世最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理论创获在得到业内同行普遍承认的同时也早已跨越经济学单一学科范畴而被其它领域内的研究者所广为运用。诚如《科斯经济学》一书编者米德玛所言，“《科斯经济学》英文原版的出版距今已近十年，这段时间见证了科斯贡献所激发的学术成果的持续增长”[11]。

　　就作品数量而言，科斯显然不属于著作等身之列，但其《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分别发表于1937年和1960年的论文却早已作为经典文献而永留青史，成为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人们常读常新的不朽之作。[12]与马克思、斯密等前辈类似，科斯不仅是一位提出某种理论的经济学家，更是那些能够提出问题让人们不断思考的思想者，这或许也是他在西方和遥远的中国都具有无远弗届影响力的主要原因，因为理论可以被超越甚至是取代，但思想的魅力却光照永恒。

　　科斯思想传入中国始于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的1986年，虽然较晚，但甫一进入便迅速风靡国内，成为经济学界分析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学术资源。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以周其仁、张维迎、张曙光、盛洪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不仅在思想上接受了科斯的产权学说和社会成本理论，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他们将其运用于自身学术研究和观照中国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在中国传播科斯思想的重要推手。随着科斯本人在1991年问鼎诺贝尔桂冠，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可谓与日俱增，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也更为密切。从致信祝贺获得诺奖、组建“科斯中国学会”、翻译出版主要著作到2010年庆贺百岁寿诞、召开学术讨论会，国人也丝毫不吝啬对老人家的溢美之辞——“科斯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律”、“科斯是亚当·斯密真正的传人”[13]。毫不夸张的说，科斯已然成为这个时代中国最负盛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他本人也通过科斯基金会在芝加哥大学组织并资助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讨论会(2008年)和“工业的生产结构”讨论会(2010年)。

　　正是在此背景下，科斯在其中国助手王宁博士协助之下于2013年出版专门解读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以下简称《变革中国》)一书也就别具一番意义!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道格拉斯·诺思就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这是所有关于经济变革以及中国的研究文献中极为厚重的一笔。在我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文献中，无一能对一个在磕磕碰碰中演变的社会进行如此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漫漫征程而前路依然漫长的社会”[14]。需要追问的是：科斯在书中说了些什么?，他是如何看待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依然存在的问题?沿此思路进一步追溯：科斯为何会对中国“一往情深”，他的中国情结到底是基于个人感情因素还是其经济学方法论驱使下的必然?对此问题的回答首先需检视自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发展谱系中的中国形象变迁，而后才能更为显示科斯中国论述的独特性。

　　三、西方经济学发展谱系中的中国形象变迁

　　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届时就已有经济思想的萌芽(如色诺芬所著《经济论》乃现今保存下来最早的古希腊经济著作)，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则始自斯密《国富论》1776年的出版。在该书第8章，斯密认为中国一向富裕广博、物产丰厚、土地肥沃，然而长久以来却已处于静止停滞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观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5]。斯密此等“中国停滞论”在较其稍晚的黑格尔处发展至高峰，后者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东西”[16]，甚至将中国和印度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排除在外。与斯密同期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魁奈虽然盛赞遥远东方的文物制度、礼法风俗和国富民强——“自从欧洲人用支那一词来命名这个帝国(这个名称沿用至今)以后，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是已知的人口最稠密而又最繁荣的王国”[17]，但其研究旨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体认，而是因对法国国内情势不满而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事实上，欧洲之所以不时会刮起“中国风”，其根本原因还是来自欧洲内部，“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18]。

　　继黑格尔之后，韦伯这位兼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双重身份的德国一代学术宗师也在其世界诸宗教伦理研究中论及中国。在他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并未能发展出一套“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19]，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而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最后使得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些地区仅仅停留在所谓“萌芽”阶段而无法成长为一株苍天大树。在韦伯的书中，“‘中国没有……’，‘由于缺乏……所以防碍了……’”[20]之类命题不胜枚举。同为来自德语世界的米瑟斯和哈耶克虽然并没有直接评论中国，但前者在其《社会主义》一书中对整个盛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做了全盘批判和彻底否定，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无法进行经济核算，也无法确定经济经营的成本和成果，仅就这些就能判断社会主义不可行。“它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使个人的经济活动脱离跟其他公民的合作但又不使其面对完全成为赌博的风险”[21]，而哈耶克则更是直言不讳的批判社会主义体制将导致“通往奴役之路”。

　　相比于上述几位，出身于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被周遭一致公认极具绅士风范(平和、谦虚、慈祥、温文尔雅、对未知事务充满好奇心的同时也非常谨慎)的科斯在观察中国时不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立场角度都有所不同，而这些也让他对中国抱持深厚情感。

　　与大多数西方人类似，科斯自年少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后便对书中所描述的那个古老国家充满敬意和向往，成年后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动向，迈入老年后，其梦想依然是“打算再次扬帆，寻找通往中国的航线”[22]。“我对中国的未来，一直坚信不疑……我一直感到，中国有巨大潜能。自1978年以后，我认为它一直在朝着实现这个潜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我即将长眠……如果你们能取得成功，我会感到幸福”[23]。或许是天意使然，张五常和王宁这两位中国经济学家一前一后出现在科斯生命中。张氏与科斯亦师亦友，谈学论道间更有对各自所创理论的惺惺相惜，而科斯的一番话也说动张五常在1980年代初就任香港大学教职，“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道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24]，于今回溯，科斯这番话无疑充满洞见。王宁既是科斯的博士后，又是他晚年的重要学术助手，不仅协助完成《变革中国》一书，而且也搭建了科斯与中国经济学界更为紧密联系、交流的平台，这对于科斯进一步了解中国和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来说都至关重要。

　　正因为有这些媒介的存在，从未踏足中国，也不谙中文的科斯在剖析中国经济改革时能够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主流“形式主义(Formalism)”[25]理论的传统泥淖，强调“以中国为中心”[26]和基于中国实践。此外，也切不可忽视其经济学方法论所起的内在推动。换言之，科斯自身的经济哲学是使他亲近中国和关注中国最为根本性的原因。

　　作为学科开创者，斯密在《国富论》“看不见的手”外尚有论述人类利它情感的《道德情操论》，其思想体系绝非单纯的“市场一元论”，也含有对分工、组织等社会多元要素的讨论。但斯密古典传统并未受到后世经济学家的重视和阐扬，着重从模型出发、依靠数学工具主要分析以价格变动为基础的经济机制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导，该范式的前提假设即是理性人在制度给定情形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并做出最佳选择，但问题在于假设终归不是现实。同时，“在社会科学中，唯有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经济学，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登入精确科学之殿堂”[27]。正如奈特所言，经济学家试图将经济学“科学化”，做到犹如物理学一般科学解释世界，这既使经济学具备足够战力“攻城略地”(“经济学帝国主义”)，也使经济学进一步抽象化，远离现实生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与真实世界越来越疏远了”[28]。

　　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科斯主张“我们应该关注现实中的商品与劳务，以及是什么决定它们的种类和数量”，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所做的不应是“从模型到模型”式纯数学推算，而应将研究重心从价格转至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制度的安排和演化。科斯将前一种研究称之为“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 Economics)，而把这些工具应用到分析经济制度上来的后一种研究则是科斯心目中经济学的原本面貌(或者说是“正确的经济学”)——这也就是将产权和交易成本这两大要素纳入其中而有别于旧制度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当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29]。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不能只对其预测的精准度感兴趣，而应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而助益于理解当下事务。环顾整个世界，再也没有其它地区能比中国过去30多年来所走过的改革之路更能体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价值，产权明晰、权利界定和组织成本已经成为中国诸多经济学人朗朗上口的术语词汇，一般民众的权利意识和产权概念也在日益提高，而政府也顺应时势将对民众合法财产的保护写入宪法。在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盛洪的一封信中，科斯乐观认为：“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和曾经发生什么的了解，非常有助于改进和丰富我们对影响经济体系运行的制度结构的分析。”[30]可以说，科斯经济哲学中对制度、实践和经验的重视刚好与中国改革的内生需求正向而行，两者节奏合拍，共推互动。

　　四、改革前的历史遗产

　　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连续性、稳定性和逻辑性，中国经济转轨不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一堆沙丘之上，而是在此前将近30年已有建设这一前提下继续向前推进。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个不能否定”[31](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科斯在书中也坦承如不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一整体把握，也就无法理解此后改革年代的经济巨变，改革是对毛泽东未竟之业的再延续。既然如此，改革前留下哪些历史遗产?又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原定目标如期达成?邓小平开启经济改革需要克服什么缺点和局限?

　　先来看历史遗产。科斯首先认为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标志着中国历史迈入新纪元，基本结束自清末民初以来国内政局混乱和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较为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终于再次统一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32]。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近代以来屡遭外敌入侵的惨痛教训表明统一国家是为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尔后才谈得上应该采取何种具体政策。其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便已开始致力于意识形态本土化，并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借此不仅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平民化，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而且在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导这两个层面也逐步摆脱来自莫斯科的遥控指挥，而这本身就符合国家独立自主这一民族主义诉求。再者，新生共和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恢复了因长期战乱而导致的社会失序和动荡不安，国家面貌大为改观，形成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政令动员系统，整齐同心，有着极强的凝聚力。

　　“一个经济体只有在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时才能有效运作”[33]，而问题就在于改革前若干政策的推行未能将上述有利条件充分整合发挥，形成效力，反而成为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科斯对此从多个不同侧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其一，农村集体化、农民公社化和城市单位化使个人—集体之间本应具有的和谐均衡关系转为后者高高在上，前者彻底沦为集体这部机器运转所需的一枚螺丝钉，毫无生机、活力，缺乏激励和创新。根据学者研究，“集体化体制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一系列社会改造工程日渐确立，并在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制度终结后渐趋瓦解”[34]。面对这样一个密闭空间，“战后在农村和城市涌现的个人企业和自由经济戛然而止”[35]。在生产队和公社体制下，广大农民实际上成为国家的雇佣工人，不仅是平日为赚取公分的劳动缺乏相应奖惩机制，劳动效率不高，互相推诿，个人道德水准普遍下降，而且监管者自身的权责界限也付之阙如。

　　其二，建国后所确立下的统购统销和户籍管理这两项制度虽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政权稳定和平稳经济，但经长期发酵后所产生的后坐力直至今日都在影响着每一个人，尤其导致城乡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和农民利益受损。[36]“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别还很大，构成了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和以落后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二元并存的格局”[37]。“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成为横亘在农民与市民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变成一个准身份制社会”[38]，传统社会下尚可自由流动的城乡格局被永久固化。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不仅无法和城市同步，也因国家为确保城市发展执行的倾斜性政策而进一步与城市拉开距离，两者很难有效沟通和联系。虽同处一国，但却生活在两个世界。

　　其三，较为功利的知识分子政策一直无法协调执政党与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这导致广大知识分子的应有才能无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一系列政治运动则迫使知识分子离开原有工作岗位，脱离教学、科研和生产第一线，也不可能做好与更年轻一代的传帮带，人才代际延续出现严重断层，“这一自我毁灭性的政治行为既摧毁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又破坏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39]。不仅如此，知识分子作为人而得以存在的基本尊严和精神价值也受到极大摧残，社会呈现整体性“反智主义”倾向。[40]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正在进行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科学知识和文化素养却在中国成为社会奚落对象，两者反差所带来的后遗症必须要到若干年后的改革年代才能更为切身体会。[41]知识分子悲苦际遇所反映的本质是其忠诚度仍不被相信，一张厚重的意识形态“铁幕”妨碍着知识分子与主政者真正意义上“心连心”。而在当时，这类怀疑弥漫于整个国中，人们对此也习以为常，“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42]。

　　由于长期以来缺失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和批判性新闻媒体，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上情下达往往迟滞于实际动态，两者因此很难形成联动优势，各级领导人在这样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下也就常会因为信息不对称以及欠缺外界监督而造成决策失误。对此困局，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阿玛蒂亚·森可谓一语中的，“中国所缺乏的是一种存在性对抗新闻界与反对势力的政治体制”[43]，此一缺乏也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状况的无知。这种体制得以形成，科斯将它和毛泽东本人头脑中最为熟稔的战时经验及其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惯性相联系。在其笔下，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而找到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毛泽东根据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经验认为各地区之间并不需要横向经济联系，完全可以以公社作为单元而实现自给自足，也就更不需要市场调节，只需遵照指令性计划严格执行即可，这一有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根源及其出路的分析被运用于1950年代末的地方分权试验后的结果却是以失败而告终。哈耶克告诉我们，“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为何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44]。很明显，“致命的自负”加上否认经济发展中潜藏的不确定性致使整个“乌托邦社会工程”[45]终究也只是美好的纸上蓝图，中国经济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怪圈。

　　改革前的历史遗产需要继承，但同时也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而这些正是此后改革时期需要着力克服之处。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权责混乱，前者所做计划取代市场成为唯一的指挥棒，大包大揽，社会公共空间被严重挤压，政府本来应具备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此整全性架构下反倒显得势微而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标准化作业和生产生活实际之间达到平衡点，决策时需更多参考实际运作情形，毕竟制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其施行于实践中，这也就要求决策者务必要“接地气”，重视实际经验，认清不足，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以此最大限度降低经济运行中由于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损失。另外，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其它领域，良好的制度安排和体系设计都乃势所必须，应让经济发展建立在铺好的制度轨道基础之上，实现其可控性。犹如傅高义所言：“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建立新体制这一颠覆性的过程”[46]。

　　综合上述，建国后的国民经济运转从全盘学习苏联样板到探索自主之路这一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东西方历史经验都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建设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斟酌而行，但在此转变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却不仅粗糙，而且带有鲜明的强制性，如反市场化、剥夺居民迁移权、垄断媒体、反智主义和一切以政治至上为标准的价值评判尺度，后果则是“中国却一步步深陷计划经济和激进意识形态的泥沼而不能自拔”[47]。历史反差更加凸显顾准写于1956年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一个读书札记》这篇长文的学术价值，而顾准在此文中进行的先驱性理论探索直到20多年后才被后人所发现和理解难道不令人感到吊诡吗?[48]

　　五、历史主义情境下的国家—市场二重奏

　　明了上述背景后再来看《变革中国》：科斯在书中所论述的中心议题即是制度如何在国家一统天下的全盘性控制中逐步走入人们视野，而市场与此同时又是怎样被人们所接受。在这一涵盖硬币正反两面的辩证过程中，制度恰恰成为那个使国家—市场这两者间能够顺畅推演的证明要件，历史主义则是科斯论说的语境基础和出发点——60多年来的成就、失误都必须被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思考和反省，而非以后见之明批判事前决策。

　　因此，当人们在谈论“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或“北京共识”之时，笔者更为关注的是：一个已经实行计划经济长达20多年的巨大经济体是怎样一步步、极为艰难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观念及其相关制度又是如何被人们逐渐接受并被奉为圭臬和指针?还要关注国家在市场转型中的自身再造和功能建设，这事涉政府的职责担纲及其与市场之间所形成的双向互动。

　　(一)、实用主义和模糊策略取代形而上争辩

　　少有人在文革结束之初能够精准预测中国未来的前进道路，虽然彼时身居香港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坚信中国必将走向市场经济。[49]即便如此，渴望变革、突破现状的强烈呼声正在全国形成一股改革氛围，生活普遍贫困的残酷现实迫使人们必须改弦更张、重新上路。[50]

　　前文已经交代意识形态教义和政治正确在改革前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两者在改革初期却也最先开始松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引线而展开的一场全国性大讨论促使每一个人去都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推进实践的主要动因。

　　邓小平本人的行事作风和执政风格也是中国主动贴近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力。邓小平坦率、务实，自信、果断、刚毅、冷静、而且在党内具有很高威信，其深具实用主义和稳步渐进的思想特征都使他大大有别于毛泽东，“不争论”[51]、“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成为邓氏政治性格的标志性诠释。有国外学者就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具有儒家特征的领导人，属于合作和实用型，基辛格亦认为，邓小平有“直截了当的风格”，“不喜欢空谈，非常讲求实际”[52]。费正清也指出邓小平执政后推行“逐步务实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在诸多方面并不彻底，如“需要限制中国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分”[53]，但这些已经“使国外对中国持续发展前景产生乐观”[54]。

　　以实用主义看待事物发展必然厌恶文革时期大字报式的形而上论辩，与其将时间浪费于无谓之争，不如实干兴邦，到实践中去摸索乃至冒险。邓小平面对各方争论不休后所提的“不争论”于今来看虽有模糊之嫌，但正是此一策略外加实用主义解构了原先的形而上权威，极大松绑了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束缚，为全面经济改革营造踏实而奋进的良好舆论环境。

　　(二)、从边缘向中心推进市场开放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经论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一直从中心走向边缘呈下行趋势，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却是走着一条从边缘向中心逆势而进的道路(如农村包围城市)。[55]或许是历史巧合，中国改革大幕的拉开同样也是从边缘向中心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城市开放则是在深圳打响头炮，两地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建国后其实都属经济落后地区，甚至有些许化外之地的色彩，但也正是这些边陲之地引发的变革带动此后更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放。

　　小岗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的“十八颗手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一盘棋中打开缺口立下首功。农民从此告别一大二公体制下的大锅饭，交够国家，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成了自己进行家庭经营式农业生产的剩余所有者”[56]。获得自由的农民不再仅仅满足于从土地中刨食，原先已有的社队企业在新时代下竟然出乎意料转变为极具活力的乡镇企业。更没有想到的是：发展乡镇企业使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过程得以实现，其对促进农村人口就业、致富以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都有着不可小觑的贡献。[57]从深圳开启的城市开放不更是在短时间内使这个原先的南方小镇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桥头堡，其所开创的“深圳速度”、“深圳经验”也促使中国政府随后展开更大程度的城市开放。“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此之前还被认为是带有赤裸裸资本主义气味的用语摇身一变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强音和形象刻画。

　　在市场从边缘向中心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社会有序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在它们的设想中，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目标非常确定，但其过程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式的渐进趋动。科斯也坦言，“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个渐进而又危险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58]，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转身就更是艰难，而渐进改革“首先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的浪费”[59]。由此不难发现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利用这种“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达成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推动以FDI诱导(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双引擎开放战略”[60]，最大限度确保改革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与此对应，地方政府的“泛利性特征”也使他表现得像企业家一样，更关注长远利益，能够有效抵御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制定政策。[61]

　　(三)、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对中国政府来说，它不仅要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外在条件支持，还在于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用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在其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博士论文中即已指出制度既可以是经济增长的发动因素，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实际上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和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内中包含经济规则、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62]舒尔茨从经济功能角度认为制度含有降低交易费用、影响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的联系、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这4大功能。[63]诺思则从历史演变角度认为“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关系”[64]。不论对于制度的定义和体认有何不同，产权作为一个制度体系下的关键要素以及界定产权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仅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肯定，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见诸成效的幕后功臣。

　　产权观念及其相应制度在改革之前并不存在，“废资灭私”成为那时上至国家意识形态下迄小民百姓日常思维的主导，政企不分、政社不分、国家与个人之间也不存在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国家权力侵入民众私人领地。中央政府以大包大揽式的中央计划来操盘全国经济，公有制形式上已经“一统天下”，但其结果却没能达到预期，反倒造成经济效率的极端低下，物资短缺、口粮紧张，不少工人和农民以消极怠工形式默默表达不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主要就因为时人还未充分意识到自上而下式的中央计划虽然有着更为强劲的组织动员能力，但这却是以高昂的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为代价换来，而产权的直接作用就是用来降低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其关键便是让市场能够充分发挥调节功能。

　　根据阿尔钦的解释，“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而“私有产权则是将这种权利分配给一个特定的人，她可以同附着在其他物品上的类似权利相类似”[65]。产权界定的本质就是对“诸项权利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边界和责任进行界定，为产权交易和降低交易成本创造条件”[66]，科斯也认为产权和市场竞争是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

　　改革后中国的产权界定之路经历了4个阶段，最先是从深化公有制责任主体开始，通过合约形式重新界定至个人，经由一个承包合约，明确承包者的权利和义务，扩大经济自由，重建私人产权，农业承包、工商业承包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权利主体确定之后，承包者的使用权再次演变为转让权，以价格机制将所承包商品送入市场，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杠杆，而价格机制(买者与卖者共商估价)本身其实也是权利之间的平衡、妥协和交换。在前两者基础上，重新承认生产资料的私人使用权，使民众最终成为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的利益主体。走完前3步，创建符合市场经济运作规程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被摆上议事日程，企业则是形成资本市场的基础。

　　产权界定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它的健全和完善需要国家对其给予保护，毕竟产权界定是稀缺资源的制度性安排，必须要有国家强制力介入，“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67]。提及至此，就不得不探讨国家的性质认定和政府功能定位这两个问题，这关系到国家是否有足够能力保护产权界定后的成果，即下文所要说明的“国家建构”。

　　(四)、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国家建构”

　　制度并非自然生成，国家能力的强弱也不是一开始时就已高低互见，制度的形成需要国家给予保护，而保护力度的大小和方式运用则取决于国家能力，后者由低至高提升的过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国家建构”(或曰“国家再造”)。中国改革前后经历了两次追求不同目标的“国家建构”，一次是将工作重心转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后一次则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转型。[68]两次建构的本质其实都反映了国家与市场这对矛盾在改革中的互动以及人们对国家性质的深入体认。

　　在传统的国家—市场博弈格局中，国家处于消极境地，而市场则负有巨大能量能够让整个经济秩序和社会体系运转良好。即使在一些公共服务部门，国家也被定位于“守夜人”这一最小干预角色。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转轨即是以此“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基础，而它们在转型过程中纷纷涌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也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国家的作用以及需要克服诸如“新自由主义”[69]和“不假思索的对市场的神秘崇拜”[70]。单一的市场和国家并不存在，两者本质上都是特定组织形式，并无善恶之分。不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后起之秀，市场经济的发育都需要国家为其保驾护航。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市场并不是目的本身，它只是促进社会和个人福利的手段”[71]，问题并不在于国家是否需要干预，关键乃是国家干预的力道和手段，国家可以也应当有所作为，理念拐弯涉及国家的公共权威(Public Authority)来源问题。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公共权威来自于以军队和警察为后盾的国家暴力工具。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所说，“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72]。列宁也同样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73]。

　　从学理层面来看，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权威是指公共机构处理公共事物的权力。国家拥有代表权威的政府，并以政府的形式代表公共利益行事。[74]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正是以社会公共权威为基础进行维持和运作，其公共权威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双重特征”[75]。国家公共权威的公共性具体就通过政府面向社会大众所提供的各类服务来体现，这也是国家与民众除了兵役和纳税之外的第3种联系方式，而公共服务的多寡和品质则成为民众评价政府施政的重要标尺。回顾改革前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效果后可知，国家在改革前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其实远超改革后，但这一时期的干预在范围和方式上都有欠“现代”。改革后的国家干预着重于自身汲取能力建设，之前的无所不管、过度干预转变为优先领域和适度干预，在公共服务领域从缺少干预到加强干预。

　　有效的政府干预是为私人活动创造一个对其有利的环境，政府应集中于它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情之上。这样一个“国家建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客观形势“倒逼”的结果。国家公共权威来源的日益包容、多元和政府职能与民众生活更为紧密接轨从另一个侧面也促进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自我更新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受到广泛热议的“第五个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就是最为显著的例证。

　　六、结论性说明与省思

　　与马丁·雅克式“当中国统治世界”[76]的高调赞颂不同，科斯在《变革中国》中的笔调是乐观中带有几分理性和谨慎，这或许是他的英伦脾性使然。中国改革历程证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阐发与生活实际密切相关，一位百岁老翁将其一生智慧凝结在这本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巨著中，这难道不是华夏之福吗?先来看看科斯书中那充满睿智的讲述，而后将从3个角度来说明。

　　“中国在过去30年的市场转型历程中所取得的辉煌经济成就，让中国领导人和普通大众对市场经济的信心陡增。但必须谨记，市场之所以存在的最终原因是人性的弱点”。

　　“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

　　“但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上依旧存在诸多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和农民工面临的各种体制壁垒”。

　　“创业者们依旧要面对许多偏见和厄境。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依旧来自政府垄断”，“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国家所有制本身，而是那似是而非的假设，总认为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当中国市场化转型催生了蓬勃发展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并让中国成为全球生产领域的领头羊时，却没有为思想创造一个活跃市场”[77]。

　　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大小不仅在于其内部结构逻辑之严谨与通透，而且还要能以最为简明的方式告诉人们如何运用于实践。就此而言，科斯那简洁易懂、发人深省的制度和产权观念以其作用于中国改革后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而被世人所称颂。毕竟，“中国是以条件上好坏掺半的异常组合进入现代世界的，这些条件反映在其现代发展水平的方式上”[78]，而制度创建和产权界定则使各生产要素之间得到优化组合，成就今日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科斯经济学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可以说，科斯的研究为“当代中国研究”别开生面，开启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手持新制度经济学之杖进入中国研究领域，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结合历史经验与实际进程，免于纯数学推演所极易导致的脱离实况式“黑板经济学”之尴尬境地。科斯的思考路径并非凭空而来，斯密、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熊彼特都属这一学术传统的先驱者，极其类同于韦伯晚年所致力构建的“社会经济学”(其同名著作即为《经济与社会》)——目的在于打通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也昭示当下中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始终是人学而非数学，后者只是工具和手段，前者才是核心，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的行为(即米瑟斯所说的“行为科学”)，切忌本末倒置，而中国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恰好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做出世界性贡献的难得契机。在此方面，杨小凯晚年对中国改革和中西方历史比较所做的思考就已有某种“社会经济学”的因子在内，从经济学出发，但又进入到“社会经济学”或“政治社会学”的范畴，极具思想力度，《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发生》、《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土地改革》等文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题为“后发劣势”的专题演讲都是如此。[79]

　　就此拓展至人类发展史，能与中国改革成就相媲美的也只有18至19世纪的西欧工业革命，19世纪的美国崛起，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经济振兴。[80]站在全球发展这一更高点上俯瞰，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并结合本国实际的中国改革的确具备世界意义。科斯毫不吝啬其溢美之辞，“中式市场经济的崛起为其他文化与历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国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中国通过打破西方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垄断，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并通过拓宽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与多样性，加强了全球市场秩序”[81]，这也表明科斯的中国研究对于全球其它地区的转轨国家来说有其重要个案价值。

      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先后历经器物模仿——制度革新——文化再造这3个层面的相继嬗递，而30多年中国改革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一个关键便是市场经济这一制度体系从无到有并进而完善。如果说改革前的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一个物质大框架，改革后则是致力于通过建立制度、奠定游戏规则来提升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层次和水准，科斯上述对阻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桎梏的分析似乎在告诫人们中国现代化进程仍在路上，如何平衡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落差，实际增进人民幸福水平也将继续考验着每一刻都处于变动状态的现实中国。

　　（篇幅原因，注释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