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印子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汉  430074）

    摘  要：中农阶层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阶层力量。研究发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有关，农村社会阶层关系的区隔化使得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无法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反而被吸纳进由富人治村与派性格局所形塑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富人治村不可逆的背景下，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加大对农村中产阶层的扶植力度，以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建设具有可供倚靠的治理主体阶层。

    关键词：中农阶层；阶层结构；阶层关系；中产阶层；基层治理；阶层基础

一、问题与进路

    在全球现代化历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依次而至”，其漫长的历史进程能够有效缓解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危机，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大多遵循一步到位的“同时发生”策略，其现代化的历程中往往充满了社会的动荡。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实现了高度发展与持续稳定的统一，从而破解了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出的“发展的不稳定”的预言[1]。

围绕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特征，陆学艺通过对中国阶层结构的分析，发现中国当代的社会阶层结构尽管具有不合理之处，但却也具有与欧美发达国家相似的橄榄型特征[2]。这似乎表明，中国持续发展而长期稳定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然而，李强基于全国五普数据则得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并非橄榄型结构，而是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型”结构[3]，即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群体，而并不存在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黄宗智根据陆学艺的基本分析数据得出了与陆学艺完全相反而与李强颇为近似的社会结构分析结论，而后续的研究也表明李强的研究更具解释力[4]。黄宗智认为陆学艺的问题在于“混淆仅占15%经济收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与占到70%以上的政治意义上的中产阶层，造成了对中国社会形态的严重误解。把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是抹杀了旧小资产阶级大规模存在的现实，等于在建构一个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国模式或中产阶级的神话。”[5]李、黄二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美国社会模式中的具有社会中间价值意义的中产阶级，反而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或小资产阶级群体，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形态。

李、黄二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发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体是中国农民，但他们却没有从这方面对中国社会的高度稳定进行深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高度稳定无法从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寻找答案。贺雪峰指出，这种高度稳定的根源实际上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中国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6]。

19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随着村庄社会边界的不断开放，城市经济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量吸纳、农民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农民流动速率的不断加强，农民开始出现经济分化并进而出现社会阶层分化。既有研究表明，全国农业型村庄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土地流转有密切的联系，土地的自发流转使得村庄社会中的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开始出现显著的差异因而开始形成经济收入上的差异[7−9]。

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析的不断深化，在村庄的各个阶层中，位于村庄阶层结构中间位置的中农阶层具有独特的社会禀赋而成为村庄社会秩序维系、村级治理中的中间阶层[10−14]，是“稳定农村社会系统的重要结构性力量。”[15]农村社会阶层理论的推进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现中农及其“中间价值”的过程。农村阶层理论原本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其理论的推进自然会将农村社会阶层分析与基层治理结合起来，中农阶层成为村庄社会中具有“中间价值”的中间阶层，因而构成了村庄社会秩序维系和村级治理中的主体阶层。

中间阶层理论的经验基础在于广大中西部农村，因而具有全国性的理论意义，但是农村阶层理论对浙江农村的社会阶层研究并不充分，大多数研究主要从非农化视角下的农民分化开始，并未深入到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层面[16−17]。浙江农村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1980年代以来便开始离农脱农的市场化发展，农村社会已经高度非农化、市场化、工业化。如果说中农阶层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中产阶层，在村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中间价值，那么浙江农村的经验悖论则在于，在村庄中产阶层数量庞大的农村社会中，中产阶层为何无法释放出应有的“中间价值”？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村庄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在村庄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是怎样的？以浙江农村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结构特性是怎样的？浙江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与村庄治理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联？这都构成了本文所力图回答的问题。

农村阶层研究的主流范式是阶层实体论，阶层实体论尽管能够有效地刻画出村庄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的总体性面貌，但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有效表达阶层关系之间的动态关联，因此阶层实体论视角下的村庄社会阶层分化状况仅仅只是一副平面的阶层指标划分图，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并未有效呈现出来。社会学家仇立平受马克思阶层理论的启发，积极倡导不同于阶层实体论的阶层关系论研究[18]，而杨华则将其操作化于农村社会的阶层研究，并认为农村社会阶层研究的关系论范式应当成为今后农村社会阶层研究的发展方向[18]。总体而言，阶层关系论范式主张在阶层表层结构的基础上来进行阶层关系的总体性分析，不仅需要分析主导阶层，而且需要在各个阶层关系组合中来分析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

本文将首先利用阶层实体论来对浙北农村的社会阶层的“表层结构”进行总体性把握，其次将运用阶层关系论来对浙北农村社会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并对其社会结构进行总体性的刻画和表达，以此来讨论村庄社会阶层结构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并在文章的最后简要讨论中国基础治理的阶层基础问题。

为了开展本文的研究，笔者于2013年10月对浙北农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查。Z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境内，其所属的桐镇是我国五金加工业的基地。Z村由四个行政村构成，分别是朱一村、朱二村、朱三村与徐村。Z村现有3800口人，800余户，Z村以五金加工为主要经济收入，全年工业经济产值13.3亿元，人均年收入2.8万元。

二、农村社会的阶层表层结构

（一）农村社会阶层的结构划分

本文采用从职业分层、经济分层再到综合性分层的层级化分层划分方法，以展现社会阶层表层结构的多重面向，最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具有社会阶层现状表达性、阶层群体主观认同性和理论分析适用性的村庄社会分层的表层结构。

桐镇是全国的五金加工基地，Z村内有不少五金作坊企业主，Z村的大量劳动力从事五金业加工，这些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回到村庄生活；全村耕地绝大部分被20多户大田农户承包，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种田面积为50亩左右的农田户和10户左右的水产养殖户，这部分农户以种植耕地为主，是村庄中的纯农业种植阶层。除此之外，在村庄中进行小店经营、跑运输和各种小规模经营的是村庄的经营阶层。从职业上看，Z村包括企业主阶层、经营阶层、农民工阶层、务农阶层，另外还有大量农户在村中没有明显的职业分层，家中有部分耕地、自己有木工或加工的手艺，这部分可视为半工半耕阶层。

从经济收入来看，全村可按年净收入分为200万以上、50—200万、10—50万、10万以下四个层次，其中农民工阶层的年收入普遍在10万以下，其中又可以大体分为2—5万和5—10万两个部分。务农阶层以200亩来计算，每亩收入1000元（含惠农补贴），全年收入为20万，除去各项开支可以净收入8—10万。半工半耕阶层的收入也在5—8万之间。最后是极少部分贫困户，主要是家中主要劳动力缺乏或是丧失劳动能力。

如果将职业分层与经济分层进行叠加则能够区分出四个社会阶层：收入200万以上的约有20户，占总比例的2.5%，全部为企业主阶层；收入50—200万的约有60户，占总比例的7.5%，全部为企业主阶层；收入10—50万的约有320户，占总比例的40%，包括经营阶层、企业主阶层；收入10万以下的，占总比例的50%，包括农民工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务农阶层。

最后，从社会资源的综合性角度来看，企业主阶层横跨三个不同的收入人群，从村庄经验来看，这三个群体在经济实力、社会圈子、政治禀赋、超社区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巨大不同，可以分别归属于强富阶层、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而经营阶层与位于中产阶层的企业主阶层具有经济收入水平、社会关系资源等多方面的相似性，因此经营阶层也属于中产阶层。村庄的涉农阶层主要是农民工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务农阶层，其中农民工阶层只具有少量的土地甚至完全无地。农民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务农阶层则都是村庄中的普通阶层。浙北农村是典型的经济发达农村，村庄中的绝对贫困户较少，文中所指的贫困户是村社语境中的相对贫困户。村庄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划分情况如下表：

表一：社会阶层结构划分表

（二）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特征分析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的整体经济水平要高于全国普通农村，离农脱农的历史进程早已完成，但总体而言农村社会的基本形态还与城市社会形态具有巨大的差异。下面将对社会阶层进行逐一分析，以展现浙北农村社会阶层的社会特征的总体面貌。

1、强富阶层

强富阶层是村庄中的超级富豪，其家庭所经营的五金企业的年产值在1000万左右，年净收入在200万上下，其经济收入位居全村最顶层，这个阶层一般与村庄社会没有紧密关联，其主要的社会关系资源都在村庄之外。现任的村长就是典型的强富阶层，他1990年代在外从事五金销售，2000年开始进行五金加工，现在家产过亿，家里轿车就有6辆。强富阶层积极参加村庄的选举，村干部主要由强富阶层担任。强富阶层在村庄形成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富人圈子，其消费行为是村庄高级消费的风向标，是村庄社会的公共话题。强富阶层往往在仪式性人情上大操大办，不惜亏巨本来进行社会关系的建构和村庄社会地位的展示。

2、富裕阶层

富裕阶层实际上与强富阶层没有明显的区分，其差别主要在经济体量方面。富裕阶层的年收入不如强富阶层，大概在50—200万左右，除了轿车消费外，其日常消费与强富阶层基本一致。现任的村委王朋就属于典型的富裕阶层，他自己也在开办五金工厂，只是规模没有强富阶层大，而且富裕阶层在经济实力上难以超过强富阶层，无论是在资本规模、社会关系、经济体量和经营水平上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富裕阶层在经济上以强富阶层为目标，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追赶，同时与强富阶层保持良好而密切的关系，是强富阶层进行村庄选举中的支持力量和跟随力量。

3、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在村庄中经济水平位于中间层次，仅从农民的社会分层来看，中产阶层无疑就是经济发达农村的中农阶层，但浙北农村的中产阶层与农业种植没有任何关联，其利益重心也不在村庄之内。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上对村庄的政治选举具有重要作用，比如选举中大部分的拉选票均由其去组织。中产阶层中有不少曾做过村干部，常年生活在村中，对村中事务较为关心，与强富阶层和下层都具有一定的联系。中产阶层是村庄内的有钱有闲阶层，具体包含企业主阶层和经营阶层两个阶层主体，其中企业主阶层是村庄五金企业中经济水平较低但也是数量最大的阶层群体，一年几十万的年收入不可能保障奢华的生活享乐，但是与村庄中的农民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务农阶层相比，中产阶层是村庄中的小资本家，在村庄中实际上具较高的幸福指数。中产阶层中的经营阶层从事经营性生产，他们做生意有20多年的历史，早已脱离土地，其经营业务收入稳定、市场风险小，收入可观且持续，同样是村庄中的有钱有闲阶层。

4、普通阶层

普通阶层是村庄中规模最大的社会阶层，包含农民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务农阶层。普通阶层的年收入在10万以下，普遍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农民工阶层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回到家中休息，除了忙于打工赚钱基本不会有过多的消费和村庄闲暇；半工半农阶层家庭中有人在工厂上班，也有人在家中种地或是进行小农经营；务农阶层主要是村庄中种植50—200亩耕地的种田大户，他们是村庄中唯一的种地农民。普通阶层最大的特点就是涉农程度高，他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多少都与农业相关。总之，普通阶层中的三个阶层构成基本在一个社会水平结构面上。

5、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是农民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务农阶层中的贫困者，他们的家庭或劳动力不足或有长年生病的家庭成员，家庭子女负担沉重。贫弱阶层一般在村庄内部很难进行家庭的再生产，出身贫弱阶层家庭的年青男子只能通过与外来打工妹结婚来缓解婚姻压力。贫弱阶层在村庄中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差，时常受到村庄其他阶层的欺负，平时累积了大量的阶层怨气，是上访户最为集中的社会阶层。

以上是对村庄社会各个阶层的简要分析，总体来看，上述五大阶层具有的特点可以归纳为：

表二：社会阶层社会特征分析表

（三）社会阶层的表层结构

村庄社会阶层在总体可以区分为三大阶层群体，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是村庄中的富人阶层，其消费水平极具享乐，非其他阶层所能承受；中产阶层因为其庞大的数量而构成了村庄社会中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是村庄中的庞大底层，其多奔命于生计，是村庄中的“百姓”阶层，这三大阶层构成了浙北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上、中、下三个层次。

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五大阶层在各个社会特征指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没有出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单项偏差，其中富人阶层显然是村庄社会中的强势阶层，具有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优势；村庄中的富人阶层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中产阶层稍弱，但实际上也处于社会的中上位置；“百姓”阶层是村庄社会的底层，在各项社会特征指标都处于不利地位，经济收入偏低、社会关系稀薄，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和土地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只能依靠节衣缩食来留有少量余钱来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百姓”阶层中的贫弱阶层更是挣扎在生活的基本线上，饱受各种社会压力，是村庄中最为艰难的社会阶层。

三、农村社会的阶层关系区隔化

社会阶层的表层结构只能提供各个阶层的社会特征指标，却无法还原出立体、生动的阶层关系画面，进而妨碍了对农村社会结构甚至是社会性质的总体判断。下文将通过对阶层关系之间的动态考察来展现浙北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

（一）阶层关系组合分析    

     浙北农村社会的五个阶层之间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都会发生结构性的关系，“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阶层关系组合。”[19]通过对不同阶层关系组合的分析就可以大致了解村庄阶层之间的关系情况，进而可以实现对阶层动态结构的整体把握。

1、强富阶层与富裕阶层

强富阶层是村庄社会中的主导阶层，在富人治村的模式下，成为能够直接参与村庄政治的社会阶层。强富阶层的生活世界不在村庄，与村庄的其他阶层并没有太多关系，只是与自己阶层位置最为接近的富裕阶层具有紧密关联。由于职业上的一致性，同为企业主阶层的富人阶层与强富阶层之间存在着大量密切的经济关联，在生产、销售、运输、企业资金等方面均有业务合作，其中数个富人阶层农户往往会与同一个强富阶层农户形成阶层关联。强富阶层的消费行为不会对富裕阶层构成阶层压力，富裕阶层也直接参与村庄选举，他们往往是强富阶层竞选村支书和村长的骨干力量，而自己则参选村两委中的一般委员，这两个阶层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共同商议、决定村庄中的大小事务。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实际上形成了紧密联系的阶层组合关系形态。

2、富人阶层与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主要是企业主阶层和经营阶层，因此中产阶层中的相当部分和富人阶层具有经济上的关联，比如中产阶层开办的五金加工企业规模不大，但是在五金加工业利润稀薄只能依靠扩大产量来维持利润的前提下，庞大的资金周转量就需要富人阶层的协助，或是直接借钱或是需要让富人阶层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担保人。另外，富人阶层具有中产阶层所不具备的经济信息和销售渠道，中产阶层经济的发展需要富人阶层的扶持；同时为了维系社会经济关系，中产阶层与富人阶层之间不得不保持社会人情上的关系。总体来看，中产阶层无法脱离富人阶层而独立地维系自己的阶层经济地位，因此中产阶层对富人阶层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也就是说，中产阶层需要与富人阶层保持较其他阶层更紧密的社会关系，但是中产阶层在经济体量上与富人阶层相差甚远，与其维系社会关系就必须感受并承担较强的阶层压力。正是中产阶层与强富阶层之间的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强富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关系构成了村庄阶层结构整体中最重要的阶层关系组合。

3、中产阶层与普通阶层、贫困阶层

村庄的中产阶层不仅开办手工作坊，而且往往还有其他的职业，如自己开手工作坊，儿子在村里跑运输等等，因为开办小型的手工作坊不足以维系家庭的继续发展，而且也不需要全家的参与。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经营的具体职业较为多元，而且都是与村庄的日常生活消费经济紧密相联，因此中产阶层几乎能够接触到村庄中的所有阶层，并与其保持多方面的社会关系。但村庄中的普通阶层、贫弱阶层在经济上有困难，有社会事务需要帮忙一般无法找中产阶层帮助，因此中产阶层与村庄普通阶层、贫弱阶层之间的阶层关系均较为薄弱。从中产阶层的社会关系来看，中产阶层往往更多的是被迫的与富人阶层发生社会关系，却不会主动的与村庄的普通阶层发生关系，和贫弱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更少。

（二）阶层组合分析

    “单个阶层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中的影响可能较小，但是阶层组合就可能影响较大，在具体的阶层关系中揪出这种阶层组合对分析阶层结构和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也是至关重要的。”[19]也就是说，阶层组合是指两个阶层之间的组合关系，阶层组合分析就是观察某两个甚至多个阶层组合在整个阶层关系结构中的影响。如前所讲的具有高度阶层相似性的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就是明显的阶层组合。浙北农村经验表明，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的阶层组合是村庄中最为明显也是对村庄社会影响最大的阶层组合。强富阶层与富裕阶层联合起来，构成了村庄体制性资源的绝对掌控者和争夺者，其他阶层都不可能与他们进行竞争，仅就村庄政治而言，Z村的村两委全部来自这两个阶层，这两个阶层掌握着村庄最大的经济资本、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强富阶层与富裕阶层的阶层组合和中产阶层在整体上则构成了一种另外的阶层组合，在这种阶层组合中，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可以大体上视为具有阶层同一性的富人阶层，那么从富人阶层与中产阶层的阶层关系来看，中产阶层中的企业主阶层和富人阶层具有阶层特征上的相似性，中产阶层中的经营阶层需要依靠强富阶层才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关系资源以保障经营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阶层组合与强富阶层和富人阶层的不同之处在于，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阶层组合的实质是富人阶层对中产阶层的体制性吸纳。在村庄事务中，富人阶层获取大量的体制性资源来扩充本阶层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中产阶层通过对富人阶层的倚靠甚至依附来完成自己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并进行社会资本的维系。

从总体上看，村庄中的中产阶层具有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中间位置，但是从阶层关系来看则具有不同的特点，中产阶层与富人阶层的阶层关系主要是中产阶层为了保持自己的阶层位置而积极向上，在忍受阶层压力中保持与富人阶层的社会关系。从中产阶层在连接富人阶层与普通阶层、贫弱阶层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构成了进行村庄层面的阶层挤压阶层剥削的中间机制。

（三）阶层关系的深层结构与阶层区隔化

经典社会理论家也视经济资本为阶层区分中最为基础性的因素[20]， 在Z村，经济资本的有无既是村庄阶层形塑的基础性原因，同样也是测量阶层特征的重要指标。浙北农村的经验显示，村庄社会各阶层不仅严重固化，缺乏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并且在阶层固化的基础上，各个阶层还进行着不断的阶层再生产。更值得重视的是，在社会阶层固化的基础上，基于不同阶层之间的阶层关系，强势阶层的阶层组合使得村庄社会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出在中产阶层与普通阶层之间的具有的不可流通性和阶层关系障碍，以至于整个村庄社会在阶层结构中呈现出区隔化的倾向。Z村的阶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流动机制和足够的流动空间。强富阶层、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占有的是资本、厂房、机器；而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占有的是劳动力、耕地等，这决定了村庄的阶层结构在总体上可以划分为资本占有阶层和无资本占有阶层。总体来看，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可以进一步揭示为两阶层群体划分或三阶层群体划分，即村庄社会在大体上由富人阶层和底层阶层构成，中产阶层则构成了两个阶层之间的连接阶层。

本文将村庄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的严重固化和阶层群体之间出现的弱阶层关系化和无阶层关系化称之为阶层区隔化。阶层区隔化不仅是指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机制，也指阶层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机制，在阶层区隔化的基础上，村庄社会强势阶层可以对弱势阶层进行阶层压制甚至是阶层剥削，而阶层怨气在底层阶层中不断累积，以至于只能通过上访等极端形式实现对村庄强势阶层的反抗或冲击。由此，村庄阶层关系更多的表现为无关系性而非互动性、冲突性而非一致性，这样村庄社会秩序的维系和村庄建设就容易陷入困境之中。

四、阶层区隔化的村庄治理后果

（一）权力货币化与富人治村压制“社会”

    阶层区隔化是本文对浙北农村社会阶层状况进行分析之后的结论，总体上可视为对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情况的总体性判断。从2000年开始，浙北农村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贿选，本文称村庄强富阶层为了争夺体制性的权力位置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向村民购买选票的现象为权力货币化。2008年Z村选举时，现任村长为在选举中击败竞争对手，竟然直接从银行调运钞车过来给1000多位村民每人发放5000元人民币，最后成功当选村长。村庄权力货币化的主要原因是村庄政治选举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强富阶层在参与，为了争夺体制性位置，村庄的强富阶层必然会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帮助自己在选举中获胜。一旦村庄权力货币化形成选举的固定范式之后，村庄政治便出现了具有社会合法性的以经济门槛为基础的“新政治伦理”[21]，于是村庄中的大多数人便自然被排斥在基层民主之外。

如果说富人治村仅仅是富人阶层在经济上获得足够的优势后想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也无可厚非，富人治村模式中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需要自己花费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村庄的公共治理，以弥补村庄治理资源和经费上的不足，只要村民愿意被治理，那么依靠权力货币化的机制生产而出的村级组织也可能是不错的治理模式。但是问题在于，富人治村的运作机制在于富人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体化趋势形成了对村庄普通阶层的压制机制。

富人阶层基本上都是五金企业主，在五金企业发展中，随着利润空间的不断稀薄化，五金企业只能依靠扩大生产规模来维持原有的利润空间。企业主的强富阶层需要土地来发展生产，于是在宅基地的竞标中不惜巨额资金，不断抬高宅基的价格，使得村庄的宅基地价格从6万/亩飙升至70万/亩，村庄的强富阶层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村庄的普通阶层是了盖房给儿子结婚，这样村庄中的普通村民几乎无法得到原本被作为社会福利公共资源的宅基地。

在村庄社会阶层区隔化之后，村庄的体制性权力的生产已经高度货币化，只有少数富人才能玩得起昂贵的权力游戏，大多数村民被排斥在外。村民更多是为了获得小额的经济利益和为了维系和村庄强富阶层的社会关系而销售选票，而在投票中实际上并没有政治参与感。但是，村庄的体制性权力一旦生产，村级组织对村庄权力的运作便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趋利性，村庄强富阶层为了获得进行村级治理资金、扩展私人政缘关系病满足自己阶层内部的土地需求而不惜扭曲对宅基地的分配方式，采用单独的市场化供给，最后以牺牲普通村民生活利益的方式来进行村级治理的运作。

（二）派性格局与治理阻滞

派性格局不同于派系格局，派系具有较为高度的组织化程度，派系组织内部具有能够生长出派系领袖的组织机制，而派性格局的形成多来源于村庄政治中的政治人个体之间的政治张力，以政治人中心，形成松散的利益联盟[22]。在村财镇管的村级财政管理模式下，乡镇规定村庄中的财政需要由村两委共同签字才能进行使用，在进行村庄建设中和日常开支中，凡是要涉及到经费的使用的，都需要书记主任共同签字，但是在实际中，两方原本就是在社会阶层区隔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派性领袖，必然无法在村庄治理中达成共识；而每到两委开会时，几乎无法形成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而只好以不断的争吵来结束会议。

村庄中两派相互掣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村庄的公共事业难以发展，国家项目无法下村。Z村原本地理位置优越，地方政府曾一度考虑将湿地公园的游船码头建设在Z村，但激烈的村庄派性斗争使得地方政府担心将码头建设在Z村后工程很难按时完工，于是将码头最终选定在隔壁的W村。

村庄进行公共建设最主要依赖政府的项目支持和村庄内部土地、水面承包费的收取。浙江省经济发达，每年向农村会提供大量的支农项目。村庄派性斗争使得村庄的权力运作出现障碍，地方政府自然不会将项目投给村庄派性争斗激烈以至于正常的村级治理都无法进行，而村庄的派性斗争也使得村庄的大量集体收入白白流失。Z村共有3000余亩水田和1000余亩鱼塘，一般需要向承包户进行承包费的收取。但是村庄的派性斗争使得派性内的自己人不会对自己人收取承包费，于是普通村民见有人不交承包费，自己也不交纳承包费。

（三）阶层区隔与派性格局消解“中间价值”

 派性格局是撕裂村庄社会阶层的横切力，即村庄各个阶层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派性格局之中，越是上层的社会阶层往往参与的程度越深，很难有人能够从中超脱出来。在选举中，村庄的富人阶层无法进行整个选举的控制和操作化，而需要中产阶层的帮助，中产阶层介入村庄政治斗争之中的直接后果就是中产阶层无法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阶层，而被派性格局分割为具有内在张力的社会阶层的碎片。如果在阶层的治理禀赋分析中纳入派性格局的变量就会发现，派性格局成为了中农成长为村庄治理主体阶层的消解力。富人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阶层关系对村庄治理具有巨大的影响。在派性格局中，中产阶层不可避免地分为两派甚至几派，中产阶层在经济上需要富人阶层为自己提供经济援助、资金担保和销售信息供给，在政治上需要富人阶层为自己提供各种帮助。中产阶层尽管与村庄的普通阶层存在较为广泛的社会交往，但是富人阶层对中产阶层的主动吸纳机制使得中产阶层不仅需要在派性格局中有所选择，而且在整体上需要积极向上，否则就无法继续保持自己中产阶层的位置。中产阶层在村庄的社会政治结构面临无法超越的结构性制约，最终使得中产阶层无法成长为具有治理主体性的中间阶层，因此，中产阶层尽管数量庞大，却无法发挥中间价值，也最终无法成为村庄治理中的治理主体阶层而成长为村庄治理中的社会担纲者。

五、基层治理的时代转型与阶层基础

（一）基层治理转型的开启与演进

    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便开始了漫长的基层治理转型。传统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机制是皇权不下县之下的社会精英治理模式，国家通过不断向乡村社会进行儒家意识形态的输入，使得村庄社会依靠费孝通所称的“长老权力”来实行社会的礼治秩序[23]。国家则通过“作为制度的皇帝”与体系化的官僚系统来进行帝国的维系及其对农业社会的治理[24]。黄宗智所指称的“集权的简约治理”能够达成的一个原因在于[25]，高密度的小农经济体系使得传统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高度同质化[26]。但是，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不仅没有成功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的使命，反倒是由于赢利型经纪的存在造成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27]。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在于将“权力的组织网络”扎根在农村从而在彻底替代“权力的文化网络”之后[28]，成功地实现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建设并开始进行一种“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29]。

1980年代以来，国家主义模式被村庄代理人体制全面替代，国家后撤至乡镇一级，而村庄社会开始进行基层民主建设和迈入村民自治进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更多的是依靠农业税费制度来进行一种代理人体制的治理。但是，在税费时期，村干部不可能真正兼任国家的“代理人”和村庄的“当家人”，于是村干部只好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和村政中的“撞钟者”[30]。在以农业型村庄为经验基础的国家与农村的关系中，村干部实际上处于一种“双重边缘化”的结构性位置之中[31]。为了完成国家的税费任务，在国家权力处于衰落的背景之下村干部不得不一反人民公社时期村干部的制度性工作方法，在向村民收取农业税费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使得国家在乡村中的权力运作呈现出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32]。1990年代以来，基层农业税费负担不断加重，启动于世纪之交的农业税费改革开始不断塑造出新的基层治理模式，使得基层治理逐渐从资源汲取型开始向公共服务型进行总体转变。

（二）基层治理加速转型中阶层基础的形塑与挑战 

农业税费取消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地方政府从收益最大化的治理逻辑变为风险最小化的治理逻辑[33]，农业税费的取消使得乡村利益共同体快速瓦解[34]，而村级组织开始不断丧失治权，村庄开始涌现出大量无法进行有效治理的上访户和钉子户，村庄公共品无法有效供给、村庄纠纷大量上移、村庄公共建设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伴随着农民收入的多样化和职业的多元化，村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1980年代之前的农村社会还具有高度的均质化特征，但1990年代以来，村庄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农民分化，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不断清晰化。农业税费取消之后，随着村庄的土地流转，村庄开始出现常年生活在村庄、种植规模中等和经济收入中等的中农群体。中农阶层实际上最具有治理主体的阶层禀赋，并应该成为农村治理的主体阶层。但是问题在于，中农阶层具有数量不足、比例偏低、阶层结构不稳定等阶层缺陷，而且容易被国家的政策所消解掉[10]。浙北农村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在中产阶层庞大的农村，因为其阶层利益与富人阶层的高度相关性和一致性以及其阶层利益的非农化，使得中产阶层作为治理主体阶层被村庄的富人阶层的吸纳机制和村庄的派性政治格局所消解掉。但是，总体来看，中产阶层或中农阶层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主体阶层，无论当下的治理现状如何，国家都应该加大对农村社会中中产阶层的积极培育，以使其成长为真正的村庄中间阶层并使其能够在村庄建设、村级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

目前广大农村主导的治理模式是富人治村或强人治村甚至是“混混治村”[35]，但这些治理模式的治理绩效并不理想。与富人治村不同的是，农村社会中的中农阶层在治理中具有巨大的中农价值并有可能形成基层治理中的中农治理模式。因此，今后国家治理在基层治理模式的选择和政策扶植中应该着力培育中农阶层进入村级组织，以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良性化和村庄秩序的基本稳定。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探寻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 11YJC71006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增强和扩大党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 12CKS016) 。

致谢：本文的调查系与谭林丽、王海娟、张建雷共同完成，论文写作则受益于与调研组同仁的集体讨论，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45.

[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6.

[3]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55-73.

[4]  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J].社会,2007(2):26-51.

[5]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93-209.

[6]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75-83.

[7]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                            (4):57-64.

[8]  林辉煌.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J].中州学刊,2012(2):92-97.

[9]  刘锐.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湖北省京山J村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92-99.

[10]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J].社会科学,2011(3):70-79.

[11]  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产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J].开放时代,2012(3):31-46.

[12]  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产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J].开放时代,2012(3):71-86.

[13]  刘锐.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J].中州学刊,2012(6):89-93.

[14]  刘锐.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24-131.

[15]  贺雪峰.小农立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2-36.

[16]  卢富营.中国特色的非农化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J].天津社会科学,2007(5):56-61.

[17]  卢富营.群山格局：社会分化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成员结构[J].学术月刊,2007(11):22-27.

[18]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社会,2006(4):32-35.

[19]  杨华.农村阶层关系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人文杂志,2013(4):108-116.

[20]  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3(6):33-42.

[21]  林辉煌.富人治村与基础民主：浙东个案考察[J].法律和社会科学,2012(10):63-88.

[22]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29.

[2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69-75.

[24]  苏力.作为制度的皇帝[EB/OL].[2014-2-25].http://www.guancha.cn/zhusuli/2013_09_29_175723.shtml.

[25]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10-25.

[26]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9-331.

[27]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66-68.

[28]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0-110.

[29]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69.

[30]  吴毅.“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J].开放时代,2001(12):114-117.

[31]  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78-85.

[32]  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55—185.

[33]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07(2):1-3.

[34]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K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2):86-101.

[35]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98-134.

本文原载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发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