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建始县龙坪乡店子坪村党支部书记王光国表示，传统农民转化为新型的、现代化的农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改变农村、农业的管理模式非常重要。他说，店子坪村就是借助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去年5次请专家对村民进行培训，猕猴桃、魔芋等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实现翻番。本报记者刘刚摄

　　乡村稳，天下安，乡村是为我国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创新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层管理手段，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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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看干部基层党建不放松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国大部分的乡村在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就是对组织架构的重构，要在基层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主导，集体经济组织为支撑，既相互协调又相对分离的治理格局。”刘悦伦代表说。

　　基层党员是联系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的桥梁，“作为基层党员，要加强自身作风建设，行得正、站得直，用制度约束自己。”郑维勇代表认为。“自己都做不到，怎么领导群众？”杨慧芝代表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干部就要守规矩守法，为群众谋福利。

　　用好人用能人是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当务之急是让农业赚钱，靠经济手段吸引人才返乡。”王海燕代表说她最大的担忧是农村缺乏人才，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都进城了。谁来种地，谁来管理农村的事务成了这位村党支部书记的心事。何平代表也表示乡村治理出现了“两缺”情况，即入党积极分子缺乏和后备干部缺乏，使得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彭伟平代表建议在村里多吸引一些工厂落地，“必须让村民有稳定的收入，靠种地的收入留不住村里的年轻人。”

　　有了好干部，也要优化制度激发干部潜力，村干部的任期到底几年合适，成为基层代表们关注的话题。李长庚代表认为，应考虑减少村委会的换届频率，从而保持农村基层的相对稳定，这样能有利于农村干部的培养成长，也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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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是保障制度建设要跟上

　　李长庚代表认为，创新社会治理，首先要建立健全法规制度，推进依法依规治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诉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必须走依法依规治村的路子。

　　韩建敏代表表示基层法治要有顶层设计，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涉及基层民主、基层自治的法律，要进行适度修改完善，使之能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日益复杂的基层治理要求。

　　“有了好的法律、法规、政策，也应该想办法让群众都知道。”郭建华代表认为，对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对一些专业的法律名词，建议司法等有关部门创新理念，使法律宣传更加通俗化。

　　李爱青代表今年提交的建议也是聚焦“法治乡村”建设，要把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作为普法宣传教育的重要对象，帮助他们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针对现在空心村治安问题频发，他建议推进立体化数字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组织专项整治行动，不断增强农民群众安全感。

　　“在基层村规民约有时比法律更适应农村的现实，村规民约是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向平华代表认为。一号文件中也强调要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通过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引导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在基层担任20多年调解员的杨慧芝代表认为，可以发挥“乡贤”的带动作用，“我们村的老党员都自愿担任志愿者，他们威信高，调解矛盾时事半功倍。”

　　法律要不断完善，执法也要不断规范。明经华代表建议要明确基层的综合执法概念，扩充乡镇执法人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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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是根本群众利益无小事

　　“要让基层的功能向保障民生方面转变。把挖掘自身潜力和引进外力支援结合起来，以民生保障换取支持、理解，以民生服务来取代传统管理方式，为基层治理打上服务的烙印。”韩建敏代表在建议中如是说。

　　刘悦伦代表认为在目前高度开放、流通的新形势下，基层治理网络不能有盲区，在一些外来人口比较多的乡镇，以原有村居为依托的基层治理网络无法有效覆盖外来人员，不利于城市社会秩序的长效维系。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新老村民矛盾的有效办法。刘悦伦建议全面梳理公共服务清单，对不同类型居民（农村股民、户籍人口、外来人员等）享有的权益进行清理，明确权益边界。建立公共服务项目公众评议机制，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张家胜代表所在的皇城村由于集体经济发展迅猛，人口倒挂现象很早就已经出现。“外来人口确实给乡村的治理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我们的办法是将老村民和新村民分类管理，老村民的福利待遇不能降低，新村民在基本的民生方面也要享受到一定福利，加深他们的融入感。解决民生问题，核心工作就一个，谁的利益都不能受损失。”张家胜说。

　　“保障农民的利益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我认为农村的人居环境问题最为紧迫，有些村庄的污染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光农民住着不舒服，对农产品的生态也带来很大隐患。”郭凤莲代表说。

　　夏玉发代表介绍：“我们镇上请了5名保洁员，每月工资750元，原来计划是村里每户出5元钱，但实际情况中，根本执行不下去，村里留守老人都说家里没有钱，你能有啥办法？现在就是靠村办企业拿钱在做村庄清洁。希望政府能有规划，农村环境治理的钱该从哪里来。”

　　陈小川代表指出，广东省财政安排8.4亿元专项资金，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她表示，在推进建设农村垃圾处理体系进程中，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镇、村两级财政十分困难，村的生活垃圾由村集中运输到镇、镇的生活垃圾由镇集中运输到县的做法实施不了。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之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将有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