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中国人的乡愁一向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剪不断理还乱，生活愈现代，乡愁愈顽强。2015年的乡愁更是来的突然又适时。春节前夕，一位文科博士生关于近乡情怯的讨论，引发了无数“高加林”们的乡愁，纷纷写下了自己的回乡感受，有挽歌，有忧愁，有希望。乡愁在变，正如这位博士故意不选择高铁，却不舍地再乘一次绿皮火车，这轮乡愁早已超过博士的乡愁自身，是高铁符号贯通中国时代的一次历史回望，是中国起飞前夕却不能不向身后世界的一次含泪挥别与惆怅。这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乡愁”？

和每年一样，三农中心的师生们默默下乡，默默研究，默默耕耘。除了与专业人士就农村问题争论的时候，他们很少引人关注，甚至他们在凋零农村建立的极具活力的老人活动中心也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每年几个月待在乡下做调研，今年春节他们一如既往写返乡报告。当观察者网编辑联系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中文系博士的返乡记已经在网上火了。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本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论坛上同主题三篇文章之一，另外两篇讲材料数据的报告都没有引起关注。不可否认，文学博士的情怀和细腻更打动在城市打拼的读者们。

观察者网几年来一直在推出严谨的三农研究文章，虽然点击不如情怀悠长的文章，但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一定能感受到严谨研究背后依然有深厚情怀。是什么让已经进城的学者每年几个月待在乡村？只因爱这片土地爱得深。

观察者网联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推出羊年回乡记系列，让我们看看实践社会学视野下的故乡和乡愁是什么样的。

这是第一篇。2014年，儒家大有“浮出水面”之势，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之一，“礼”在城市已经难见踪影。子曾经曰过，礼失而求诸野。那么看看现在的乡礼逻辑是什么。

现在农村的婚丧嫁娶也经常使用现代化工具。

羊年春节乡“礼”见闻

过年期间是农村举办各种仪式的集中时期。笔者这次和妻子回到岳父母家湖南省桃源县农村过年，对乡村礼仪的变化深有感触。都说礼失求诸野。可是，乡间的“礼”变了味道，又该怎么说呢？一些礼制倒是还在，可空有其表，没有内涵。有些礼制根本连形式也没有了，乡里没有道理可言。世道变了，“礼”又能怎样？

世道变化的原因可能还要归咎于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于大多数内陆农村而言，村庄很难具有生产性，人们不再依赖于土地攫取财富。由于大量人口流出，使得村庄主要是消费性的，是那些城市的竞争失败者的退栖地。当前的农村，常住人口的主体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但真正主导乡村秩序的却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受过城市消费主义观念洗涤的中年人。于是，农村生活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消费主义和传统的人情面子“讲究”相结合，让农村的人情与面子消费异常繁荣，并衍生出了一整套的礼仪经济，制造出了各种社会乱象。

笔者将过年期间听到的故事，择乡间礼仪的几个侧面进行描述，与观察者网网友分享，算是乡土中国的真实记录吧。

现代“封建”礼生

乡间婚丧嫁娶等重要生命历程，都有一套由儒家规制的仪式，主持和传承这些礼仪的民间“知识分子”，叫做礼生。礼生这各行当，或许是农村最为保守的势力，因为他们所传承的知识，仍然是“封建文化”的那一套。可仔细想来，要不是“封建文化”在起作用，乡村秩序指不定成为什么样了。而今，礼生们普遍觉得这个行当不好干，原因是世道变化太快，农村社会真的有点乱套了，以至于礼生们所传承的那些知识与这个时代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

小舅才四十岁，小学三年级文化，却已是乡里小有名气的礼生。他本是出色的厨师，也是县城一个知名饭店的老板，却从小就有一个礼生梦。终于，在事业有成、衣食无忧之后，于三年前踏入了礼生这个行当。为此，他花了1万多元置办了乐器、音响等全套设备，刻苦钻研，竟然写出一手好祭文。

小舅一直觉得，他是在传承儒家文化，言谈之间，处处透露出其文化使命感。只是，乡间世道的变化，让这个礼生深感无力。

最近几年，乡里“过事”越来越讲排场，一个丧事没有个三四万是办不下来的。实际上，小舅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年之内在礼生这个行当中出人头地，与其花费巨资打造全套音响设备，制造热闹场景不无关系。丧礼讲究个热闹，越是排场，孝子孝孙越是觉得有面子。一般的礼生只有一种乐器，几个礼生凑合在一起才能勉强凑足礼乐演奏所需的全部乐器，而小舅一个人就有全套乐器；一般的礼生班子也不可能有扩音设备，但小舅是个小老板，财大气粗地把老一辈乡间礼生给压死了。小舅这个礼生班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其主持的礼仪甚为“先进”，扩音设备可以让方圆五里之内的人们听到主人家的丧事盛况。老一辈的礼生唱功虽然了得，现场的人爱听，可毕竟受众有限，不够热闹。在扩音器面前，再好的唱功也甘拜下风。

小舅虽然狠下功夫琢磨祭文写法，凭着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底子竟然也能写出个辞藻华丽、大致押韵的诗词出来，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可是，祭文的写作实在是有些难以克服的障碍。

有些障碍当然受制于文化功底，比如，小舅就觉得，老人如果在夏天去世，祭文就不好弄；而如果在春、冬去世，祭文就好写一些。因为，每个祭文的开头都要结合世间万物咏叹一番，咏叹春、冬的语词特别多，而古诗词里面似乎少见描写夏天的。正月过世的祭文最好写，单单那些春联体的诗词就够用了。大年初四，小舅就要去主持一个丧礼，大年初一我去给他拜年时，现场他就把主祭祭文的开头写出来了：光阴似箭度人生，人生如梦过光阴，万马奔腾辞旧岁，三阳开泰闹新春，大雁展翅回向北，紫燕南归绕门庭，正是高歌尧舜日，举国上下其欢腾。

更大的障碍则来自于世道的变化。祭文讲究诉苦，要把死者的生老病死苦都描述出来。唱念祭文时，孝子孝孙越是觉得悲痛欲绝，亲朋好友越是痛哭流涕，祭文就越是成功。可有些死者祭文，实在是无苦可诉，很是让小舅这样的礼生费神。比如，那些“官二代”，家境本来就比较殷实，一生过得大富大贵，祭文怎能写出个悲痛味道？这样，祭文就只能以奉承为主，哀悼的意思却是没有了的。

“官二代”毕竟少见，麻烦的是很多普通百姓，一生过得好不正经，不符合儒家精神，祭文自然不好写。这几年，乡里乱象频出，荒唐事不少，很是要考验礼生的祭文创作水平。小舅就碰到过几个难办的案例。

a有一个过世的老太太，一生改嫁过三四次，年老的时候还改嫁。按照传统习俗，这实在是不像话。祭文要描述其一生经历，可这样的经历怎么描述？祭文要体现死者一生的苦难，可这个死者哪有什么痛苦可言？本来，这种情况可以不用怎么办丧礼的。可对于孝子孝孙而言，毕竟老人过世还是得办啊。小舅没办法，只能把死者的这段不堪经历模糊处理算了。前些年，乡里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案例，这个死者的祭文估计更不好写，幸好当年小舅还没进入礼生这个行当。这位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和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偷情，结果死在了老太太床上。家人当然还是要把丧事大办一番，可这种事在祭文里怎么说呢，对死者又该作何评价呢？

b去年春天，乡里有一个爱打牌的老人被赌债所逼，跑到一个荒山喝药自杀了。过了15天，公安机关才确定此人身份，一直在外打工的独女赶紧回来，把丧事大大操办了一番。可是，因赌自杀这个死因在祭文里实在不好说，也是为了照顾孝子心情，小舅只好在祭文里为死者辩护，说死者自杀是“被逼无奈”的。

c还有一种情况极为常见，即现在好吃懒做的人非常多，为老不尊者也不少见。如果“官二代”、“富二代”一生没受苦还情有可原，在祭文里还可以写出奉承之意的话，因好吃懒做而未受苦的普通逝者，既不能为其诉苦，又不能奉承其“命好”，祭文根本就写不出韵味来。因此，这种人去世，祭文写不好也不能怪礼生水平低了。

话又说回来，只有像小舅这样的把礼生当成人生乐趣，做礼生还做出文化使命感的人对社会乱象有无可奈何之感。对于大部分从事“礼”这一行当的人而言，何尝对礼仪有尊重呢？在乡里，礼生这个行当还算受人尊敬，主持仪式、写祭文也尽职尽责，那些个道士就不太正经了，纯粹将礼仪工作当成“做工”。因为，一个工有150元，一场丧事下来是3个工，轻而易举就是几百元收入。由于道士不尽职，一些人家干脆不请道士，道士主持的仪式也让礼生给代替了。

就是主人家，举办丧礼也未必就是对礼仪的尊重。乡里人对礼仪的理解，对热闹、排场的讲究远远大于对仪式所内含的道德追求的尊重。乡里有一户人家，户主是出了名了不孝之子，可老人去世时，却把丧礼办得像模像样，“热闹”水准在乡里也算是首屈一指了。在这个“孝子”心理，或许把丧事办热闹了才算是孝顺老人，至于平时，却是不重要的；甚至说，丧事办得热闹，只是自己有面子，和逝去的老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礼仪经济学

乡里人爱面子，却被面子折腾地够呛。简单说来，支撑面子的是里子，热闹、排场都是要经济条件的。由于大部分人家都是穷讲究，在人情往来中寻找经济利益就成了必然。于是，一整套的礼仪经济就出现了。

乡里这几年流行一句俗话，叫“三年不过事，变成穷光蛋”。意思是说，一个家庭如果三年还不办一场酒，就会亏得一塌糊涂。我到处“讲白话”，所有人都会聊到人情负担不可承受的话题。这也难怪，普通人家一年大概要2万左右的人情开支，如果办一场酒，可以赚个一两万，三年办一次真不算多，因为人情的纯支出还得4万元。

于是，所有人都在计算人情经济。为了把人情支出减少到最低点，街上一户做生意的人家这几年每年都办一场酒，去年甚至一个月以内办了两场酒：他明明知道家里老人快撑不了多久了，赶紧给小儿子“抓周”，过6岁生日；结果，小儿子的生日酒刚摆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又害得大家和他走人情。并且，大家都知道他今年肯定还要摆酒，因为大女儿今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摆上学酒是必须的。以至于和他有人情往来的其他生意人都不干了，没事的时候都在他面前调侃几句，“找点事摆两场酒……”。

有些人拉不下面子多摆酒，就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不走人情。比如，家里儿女在外工作定居，铁定不会回老家的，就想着家里老人过世以后，就坚决彻底地减少人情往来——像街坊邻居、朋友之类的“白客”，就可以不来往了；远方亲戚也可以断了来往，只和至亲进行人情往来。很多人之所以还在苦苦支撑着走人情，就是因为家有老人，而丧事是最能体现面子的。丧事凭什么热闹？除了让礼生之类的来摆排场外，最重要的就是宾客盈门，帮忙者众。前两年，有一户人家老人过世，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忙，原因是他从不走人情。最后，不得不由他姐夫出面，召集亲朋好友来“过事”，总算把丧事办下来了。

在外打工的中年人，如果预期自己会回来定居，也要苦苦支撑人情往来。可有时候也事与愿违，遇到一些意外而断了自己的后路。前年，乡里有一户在外打工十多年的夫妇，回家盖了新房，大摆筵席准备迎客。可中午开饭时左等右等，只来了两桌客人；晚上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儿媳妇着急了，问在家带孙子的婆婆，这是怎么回事。婆婆知道隐瞒不住了，就说了实情：原来，婆婆爱打牌，天天带着孙子去街上茶馆打牌，而茶馆服务实在是好，不仅管接送、管饭还管帮忙带小孩；以至于婆婆把儿媳妇每次寄回来的钱都打牌去了，并没有去走人情。儿媳妇顿时大怒，当下把所有饭菜倒到鱼塘喂鱼去了，立马带上儿子返回广东打工。

为了显示排场，办酒的主人家都要给前来喝酒的人礼包，里面有烟、糖果、饮料等等，价值少则一二十，多则三五十。这几年有些人家发明了新风尚，礼包被红包替代，直接返还20元的红包。我觉得这种形式值得提倡。可一交谈，却有不少人表示这种风尚其实不好。原因是，红包虽然减少了浪费，可礼包里的物品本来就属于礼仪经济之重要一环。比如，街上的生意人摆酒，向各个商户购置礼品，本来就是一种人情往来——这就意味着，往后别的商户也得照顾自家生意！礼仪经济计算到如此程度，可见人情是多么重要的社会纽带。

对于一些家庭关系复杂的人家而言，“过事”过程中的算计更是微妙。有一家人是组合家庭，男子“上门”到女方家，两人努力盖了新房。过年前，男子在新房为自己八十岁的老父办生日酒。因为有四方亲戚（夫妻双方各自的家人，再加上各自已过世配偶的亲人），来的人情特别多。在办酒期间，男子与前妻的女儿、女婿从浙江赶回来，住进了爸爸的新家。可妻子偏偏不让女儿、女婿同房居住，因为按当地习俗，作为“客人”的夫妻同住一方会对主人家不利。可在女儿、女婿眼里，这里是自己家，没觉得自己是客人。于是，继女和继母之间大吵一架，女儿、女婿过完事立马就离开了。事情还没完，4万的人情钱，通通都被妻子收归其中，说是要还盖新房的钱。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说辞。造成的后果是，儿子为老父亲办80岁生日所收的人情，被“外人”收归囊中，真有点不可思议。

说起来，办酒对很多人而言，的确是个营生。乡里有十几二十个礼生，十多个乐队，还有不知道多少职业“丐帮”。乡里办酒，礼生和乐队都是少不得的，这项礼仪开支就得大几千元。而主动上门舞龙灯、唱渔鼓之类职业“丐帮”，这项开支得一两千元。如果把督管、厨师、帮厨和其他杂务开支算上，办酒成本少不了要1万元。另外，至亲除了送礼，还需耗资买鞭炮、树拱门，一场酒办下来花费上万的礼炮钱，再耗费几千元放上几十个拱门，也算是正常的。前年，舅舅给外公过生日，竟然树了36个拱门，两个人专职放了一天鞭炮。如果是办丧事，礼仪开支则要增加一倍以上，因为各种形式的“讨喜钱”也是不小的开支。

乡里有些人家喜欢图个“彩”，使得乡里职业“丐帮”群体不断增大，一些并不懂规矩、也没什么技术的人也混入其中，到处招摇撞骗。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懂相关的礼仪知识，比如，舞的龙灯合不合规矩，喝的“彩”对不对，讲的话中不中听，都不懂。因而，只是按照行规，无差别地给舞龙灯的100元，给打渔鼓之类的20元。一些主人家因为不懂，也觉得职业“丐帮”实在讨嫌，就在门口用粗大的毛笔标上“谢绝龙灯”、“谢绝丐帮”的标识。

乡里人都在算怎么能在人情往来中达到收支平衡，都把目标指向亲戚朋友。可算来算去，就是忘了算每次“过事”都要耗费巨资讲排场，而这可是大家的公共消费——走了人情未必有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家都图了个热闹。

茶馆里的面子江湖

小姨去年下半年在街上开了一家茶馆，生意出奇得好。她本是好打牌之人，可现在对打牌没多大兴趣了，兴趣转向了数钱。因为，她计算了一下，她每隔两分钟就要收入2-10块钱不等：茶馆有四个麻将桌，基本上天天爆满，平均两分钟就要胡一把，她要在四个桌子间轮回收钱。

乡里喜欢打牌的人实在是多。大年三十上午有人还在茶馆打牌，完了还有人问茶馆晚上开不开门。小姨觉得自己得回家吃年夜饭，还是不开为好。可年夜饭后，亲戚朋友提议去她茶馆打麻将。小姨觉得是个做生意的机会，立马打电话通知那些老顾客，晚上茶馆照常营业！不多时，还真有一桌人抛开家人来茶馆打麻将。

茶馆为了招揽顾客，想尽办法提供各种优质服务：请专门的厨师做可口饭菜，保证有四个钵子菜（当地饭菜丰盛的标志）。据说，有些茶馆生意一落千丈就是因为饭菜不好吃。甚至于，家里只要有一人在茶馆打牌，茶馆可以为其家庭成员提供免费饭菜，家庭主妇可以不用回家做饭。另外，茶馆还提供专车服务，村里人想来街上茶馆打牌，可以免费摩托车接送。茶馆还免费带小孩，大人打牌，茶馆可以尽心尽力照看好小孩。大年初一，小姨回娘家，顺便带了一个2岁多的小男孩。亲戚一问，原来是常在她茶馆打牌的一个老顾客的小孩。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小孩大年初一晚上竟然就睡在了外公家，第二天早上小姨又把他带回茶馆，一切照旧。

为了维系生意，茶馆也可以借钱。可以这么说，没有一定的资本，茶馆是不可维系的。因为，没有哪个打牌之人愿意把手头的钱拿出来消耗，多少都希望从别人那里赢钱，所谓“牌桌里来，牌桌里去”。可问题是，几乎没有一个常年打牌的人真的会赢钱，真正赢钱的是茶馆。茶馆为了维系生意，就不得不借钱给输钱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有回头客，也才能没两分钟可以“抽水”。刚开始，小姨并不知道这个道理，和她合伙的人也不懂。结果，开了一个月，钱是赚了不少，可基本上都记在账本上。合伙人不堪压力，退出了；小姨只好另选合伙人。年底，小姨忙着打电话催要欠款，可很多人一接电话就说：我儿媳妇在旁边，你怎么打电话来了？小姨马上很配合地挂电话。

显然，选择给谁借钱也是一门技术。首当其冲的是，当然得看准这个人有能力还钱，判断其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家庭状况，从事的职业。其次，还得把握好借款额度，几百上千块钱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几千元就要慎之又慎，想尽办法把款追回来。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借钱要借给那些爱面子的人，比如，那些怕小孩知道自己在外打牌欠钱的人，大可不必担心收不回债。

实际上，绝大多数喜好在茶馆打牌的人都是好面子的人，并且，打牌就是有面子的表现。甚至于，跟谁打牌，打多大的牌，也是一个身份象征。街上有几家专门打大牌的茶馆，老板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一个老板是乡里最有实力的黑社会。一些在街上做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的中年人，以在这家茶馆打牌为荣，认为这些茶馆招揽其打牌是这些人给面子。可实际上，这种具有赌博性质的茶馆，对绝大多数人（无论是老板，还是打牌的人）而言，根本就不能长期维系。于是，这些茶馆基本上是开张一段时间，歇业一段时间，把债务收得差不多了再继续开张。

很多时候，总有些人把持不住，失了面子也伤了里子。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不存在把持不住的问题。街上那个开茶馆的黑社会老大，“过事”时乡里人都争先恐后地送人情，所有人都觉得哪天一旦有事可以求其帮忙。但实际上，这位老大或许根本就不知道是谁送来的人情，即便记了礼谱也不会回人情。而在追债的时候，也根本上就不会顾及别人的面子，甚至可以赤裸裸地威胁还钱。因此，被追债的那些死要面子的要打牌的人，在此时就显得极没有面子。想法设法还钱后，还是架不住对方的笑脸，又到其茶馆打大牌。如此，茶馆生意俨然成为黑社会老大利用其势威合法地敛财的工具，而可怜了那些好面子也害怕恶势力的打牌人，失了面子还伤里子。

有点能力的人还可以勉强维持其茶馆生活，也可以抖擞其面子。可对于那些好打牌却又能力不足的人，其悲剧人生或许就是必然的了。

去年腊月11日，乡里发生了一起至今不明不白的案件。李三明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平时以种田、做豆腐为生，却也喜欢到茶馆打牌，在各个茶馆都欠了数目不等的债，也欠了一个开赌场的混混5000元的赌资。腊月10日深夜，混混派了几个马仔到李家索要赌债，并将其胁迫到混混家。11日凌晨三点，李三明不明原因死亡。混混将其送往乡卫生院，卫生院检查后发现，李三明嘴角残留农药，且有瘀伤，宣布其已死亡。家属拒绝将其尸体拉回家，经乡政府调解，由混混赔偿17000元（同时免除5000元赌债），另乡政府补偿21000了事。乡里人都说，李三明是最新一个因赌酿成悲剧的典型案例。仅仅在去年，乡里就有3人因无法还赌债而（疑似）自杀，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人因黑社会被逼还赌债而自杀。每自杀一人，派出所就要求街上所有茶馆歇业一个星期，乡里人戏称茶馆为自杀的死者致哀一周。

茶馆是所有好面子的乡里人离不开的地方，也是滋生各种复杂关系的场所。有些人在茶馆醉生梦死，结果被逼自杀。却也有些男男女女因天天在一起打牌，发生了不明不白的关系。茶馆里经常发生桃色事件。前年，一位离婚男子和一已婚女子在茶馆打牌结识，两人都欠茶馆一万多元的债，两人竟然相约双双到广东打工去了。已婚女子抛夫弃子和男子同居，却公开宣称不会和自己的丈夫离婚，因为小孩长大后，她还要回来的。乡里人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没什么好评价的，因为此事实在是多：分分合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键是，分也容易，合也容易：有一对夫妻育有一女，妻子在婚内出轨和另一男子生了一个儿子，男子此后也找了一个已婚女子，双方竟然带着各自的相好给共同的女儿过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