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隔一段时间，总能看到一些关于“故乡沦陷”、“乡村衰败”的感慨，其中混杂着一种“值得珍惜的某种东西正在丧失”的忧虑和个人情怀，仿佛总与“过去的美好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能激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却正是近三十年来急骤的现代化进程的产物。
现代人其实是没有故乡的。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与空间流动中，个人的身份是片段的、瞬间的、不固定附着于土地的。人们的生活和土地没有关系，现代人对土地的认同感也因此是相当浅薄的。然而中国文明却又历来是安土重迁的，传统上人们偏好稳固、永久的关系和价值倾向，以此获得心灵上的安宁——“故乡”可说是这一切在空间上的聚集点。与此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通过不断打破原有事物获得进展、极其好动的社会，这首先就表现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生活中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另一面则是动荡不安，这使人们在获取自我发展机会的同时，往往难以享受精神安宁而陷入一种丧失归属感的困境，因为对他而言，自己成了一个陌生人。在脱离一个共同体的同时，却并没有融入另一个共同体，以至于在两头都产生了一种异乡感。从这种意义上说，“故乡”是在现代被发明出来的。
沈艾娣的《梦醒子》一书以19世纪末山西绅士刘大鹏为例，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焦虑与折磨。
传统时代自然也有“故乡”，但那并无前述的现代意涵。所谓“莼鲈之思”，是以故乡的名物来衬托个人名利追求的无谓——“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不论是“商人重利轻别离”还是“却望并州是故乡”，在传统的城乡连续体之下，都不存在那种衰败的乡村故土形象，因为那本身就与现代化的结果。到了清末新政推行，城市成为现代化的中心，为此又强化了对乡村的汲取，这才使得城乡二元对立渐渐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在当时太原士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里，已处处可见乡村的萧条。1921年，鲁迅发表了散文《故乡》，自此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主题——一个离乡又返乡的知识分子眼中看到的、与自己记忆不同的衰败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但并不意外的现象是：真正的民间歌谣中，很少有怀乡这一主题，因为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现代城市的流行文化中，它却是相当常见的。1987年，费翔演唱了《故乡的云》，以后的不少歌曲都表现了这类倾向，即故乡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地方（几乎没有哪首歌里唱的“故乡”是城市，更别提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了），并暗示“我”已经疲惫，需要在那里得到安详，那是一个“安宁故土”（peaceful homeland），强调在“故乡”我得到的是心灵上的慰藉，是绝对非物质的。这些歌曲大多十分轻快明朗，如陈明《快乐老家》“有一个地方，它是快乐老家”，它在召唤她“天亮就出发”；韩红的《家乡》说“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牛羊满山坡”——一曲更纯粹的牧歌。郑钧则宣布他要《回到拉萨》，那里“没完没了的姑娘在没完没了地笑”，他邀请大家“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回拉萨，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根据籍贯的常识判断，拉萨显然不能说是西安人郑钧的故乡，但他可以作为自己精神归属。总之，“故乡”是一个快乐平静的、既召唤也期待“我”回归的地方，而“我”也还不需要面对回归后的现实。
与这种“桃花源故乡”不同，另一些流行歌曲也展现了一个有待拯救的故乡，这个衰败的故乡也无一例外位于乡村。1988年发行的《黄土高坡》，劈头第一句就唱：“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似乎着意表现另一种故乡意象，并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我要用辛勤和汗水，把你变成地肥水美……”一年后，《弯弯的月亮》的歌词更耐人寻味：这首歌开头表现的是弯弯的月亮下“童年的阿娇”的情形，似乎非常田园诗意，然而再向前转进却又说现在这月亮有着“弯弯的忧伤”，因为“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这句有中国特色的歌词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唱过去的歌谣被认为是落后的？
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这些流行歌曲中表现了一种矛盾的中国式故乡情结，即故乡从一种意义上说可使人求得心灵慰藉（这需要它最好静止不变），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却又是需要改造的落后之地（静止不变就体现了这种落后）。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一体两面。
刘欢《弯弯的月亮》这首歌的歌词，可说集中了上世纪80年代城乡巨变过程中人们对于“故乡”的纠结心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乡”的话语是与“传统”相对应的，只不过一个是空间上的“根”，另一个则是时间序列上的“根”。由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村社的普遍解体，这使个人具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无根感，而当他们想要转而去寻求慰藉时，又发现那些已被摧毁。在这种情绪下，人们情不自禁地将故乡发生的变化看作是消极的，虽然如果故乡果真一成不变，他们可能又会愤怒失望，觉得它完全落后于时代。概言之，人们怀有一种不可能满足的愿望，希望故乡既变化又不变，并想要兼得“好的现代化”与“好的传统”，但往往只得到一个好坏兼有的现代化。
对农村故土的乡愁，其意涵也已随着时代发生了变化。在传统上，“故乡”的话语其实常常并不是指一片安静的、没有人的田园画面，相反主要是指一个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试回味一下，“荣归故里”、“衣锦还乡”、“造福桑梓”这些词，都暗示着其潜在所指的乃是“父老乡亲”而非一片无人的土地。然而现代的“故乡”话语却是分裂的：它强调一个平静的、田园诗一般的地方，自己可以在那里不受干扰地得到休息，但同时，年轻人对于春节回乡时受到亲友盘问则普遍反感之极，也就是说，他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摆脱了人际关系的个人主义桃花源。
这种“故乡”话语可说是城市中产阶级内心的投射，由于人们过着一种“工作/休闲”二元分裂的日常生活，与之对应地，就出现了一种心理需要，即在繁忙的操劳之后格外期望能得到平静的心灵休憩。在这里，“故乡”常被置换为类似“家是现代人的城堡”的含义，即一个不可触动的平静之地。很多人离乡原本就是为了去赚钱工作（或委婉地说，“实现自我”），城市被普遍设想为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于是个人的家庭和故乡乃被设置为平静的世界。没有前者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后者的意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人眼里所看到的“乡村崩溃”或“桃花源故乡”，常常不是乡村本身，而是城市的反面。也正是因此，“乡愁”作为个人内心平静的归宿，如今也被商业化了，对不少旅游胜地而言，“故乡”是一个能唤起游客情感的有用符号。
社会学家魏伟提出，一些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往往手持美国或加拿大护照又回中国去做生意，他们中开始流行一种新的话语，即将中国看做冒险家的乐园，而美加是“安宁故乡”（peaceful homeland）。这种话语正表明中国急骤的现代化进程已将这个原本被视为“停滞”的国家全面激活，现在这个重新焕发活力的“少年中国”变成一个蓬勃的、好动的、荷尔蒙过剩的形象，被频繁使用的“热土”、“工地”的隐喻，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平静——你倒是在一片“热土”和工地上保持内心平静（inner peace）试试！
一动一静谓之道。当中国被视为一个缺乏变化的“停滞的帝国”时，那时的革命者希望它动起来，为此不惜摧毁传统和乡村社会；但当它最终高速运转起来，“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时，现在人们又情不自禁希望能保留一些最后的平静。“故乡”和“传统”因为其渐渐消失，于是成为人们期望留住的对象，而这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已趋于深入的标志之一。这一逆向运动最早出现于第一个实现时代化的国家——英国，这实非偶然。日本也是到基本完成现代化的1960年代，才出现重建草根社区运动和传统手工艺的保存计划。用《传统的发明》中的话说，“衰微和复兴令人惊奇地相互混合了，因为往往那些抱怨衰微的人就是带来复兴的人。”
在可预见的未来，城市化进程很难逆转，即便那些抱怨乡村衰败的离乡者，多半也不可能再回到乡村居住——他们身上与城市的联系，也许比他们自己以为的要多得多。农村的变化并不总是积极的，但也不会全然消极，这甚至很可能是它摆脱几百年来过密化陷阱的重要一步——“崩溃”与“衰败”都不是对乡村现状精确的描述，而不如说它是“衰变”，需要注意的只是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劣质化。毕竟，乡村社会的解体，是一个尚在进行的过程，而不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结果，何况如果它要重建和再生，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步。这并不是说“为了拯救乡村，必先摧毁乡村”，而是要强调这一点：乡村本身并不是外在于现代社会的密闭世界，其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一个不能变化的“故乡”，最终既不会美好，也不会停止衰败。
- 责任编辑：liud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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