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现在“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为主，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个非洲战略以产业转移为主，这些都是造血的，因为非洲是产业转移主要的目的地，我们“一带一路”有很多国家可以承接，它们就可以实现工业化

　　主讲人：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主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

　　时间：2015年1月16日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

　　中国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上，该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有四万亿的外汇储备，在基础设施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基础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包括钢铁、水泥上，中国产能利用率较低，这样有利于提高产能。同时，在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由于国内的工资上涨，比较优势逐渐在消失，这个产业更应该转移出去，而非洲有能力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林毅夫发言内容的摘录：

　　发达国家需要结构性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的倡议。对这个倡议的抓手是什么?抓手是以基础建设为主，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当我们提出亚洲基础设计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时候，国内外的报纸经常把它称为“新马歇尔计划”，这和原来的马歇尔计划确实不同，原来是在二战后美国利用它过剩的产能，跟它黄金储备最多，又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优势，利用它的资金和产业帮助欧洲国家从战后上复苏。

　　我们现在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倡议确实跟它不一样，可是为什么有的人还把它称为“新马歇尔计划”，我觉得倒是有一定的道理。而且这件事情实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在2009年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的位置上，就曾提出那次的倡议。因为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一般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必然代表这个国家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存在，那么这个国家应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才能真正从危机当中复苏。

　　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目前的阶段来讲，它的内容包含了什么?它的工资太高了，必须降低;它的福利太多了，必须减少;它的金融机构杠杆率太高，风险承受能力太低;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偏高，在这种状况下发达国家的竞争力是低的，风险承担能力是低的，政府维持经济稳定能力也是低的。

　　这些问题不改革的话，发达国家很难从这次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当中真正复苏，这是我在2009年年初做的判断，如果不采取措施，这场危机可能会长期(持续)。但是如果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让这些发达国家真正能够恢复经济的正常的竞争力必须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前面讲的这些内容如果推行，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减少政府的赤字，都会压低消费需求，压低发达国家的投资需求，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失业率会提高，但是大家很清楚，发达国家在2008年的这场危机发生以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触底，甚至是负增长，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要推行这些真正帮助它长期恢复经济正常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政治上推行不了，因为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如果采取这些措施进一步推高失业率，对长期来说是好的，但是马上会引来社会上的各种动荡不安，那么就会推行不了。当然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需要结构性改革这不是第一次。

　　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一般金融危机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率也增加，然后它必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申请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开出三个药方，第一个就是要求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的素质，经济的竞争力。当然这会增加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货币大量贬值，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用出口市场创造的需求的增加来对冲国内因为结构性改革的收缩，用货币贬值来创造国内结构改革的空间。然后是给它一笔短期的援助，让它渡过当前的难关，因为这两个政策的推行总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的三把斧头在2008年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是做不了的。

　　首先我们来看发生危机的这些国家，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并没有自己的货币，它没有办法让货币贬值，通过增加出口竞争力来创造内部的结构改革的空间。当然欧元可以整体贬值，但是欧元整体贬值的话碰到的问题是美国也出现了危机，美国也需要结构性改革，美国也有很高的失业率，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危机是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欧元想贬值，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它的出口增加，拿走的是美国的市场，拿走的是日本的市场，日本、美国的失业率会进一步增加，这种状况当然美国不干，就会采取一些竞争性的贬值来对冲欧元的贬值。

　　同样的情形，如果美国想用美元贬值的方式的话，欧元日元也会贬值，这是我在2009年年初判断的状况。实际上从2009年以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形，一个国家率先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贬值，接着其它的国家也用同样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冲竞争性贬值。

　　判断这种状况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帮助发达国家以及全世界走出这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它跟货币贬值一样可以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也就是增加它的出口。我在2009年的时候提出一个全球复兴计划，主要内容是针对发达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

　　这些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在短期内不仅会创造进行基础投资国的投资需求、经济增长、就业，而且从各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中，每百美元的投资会创造70美元的进口，如果全球共同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划，投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就可以像货币贬值那样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这样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对发达国家也是有利的，只要投资是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投资在短期会创造就业，会创造需求，在长期会提高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提高以后，政府的税收会增加，税收增加了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快了以后，政府就可以把现在的投资的债还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跟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跟挖一个洞，补一个洞的凯恩斯主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把它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投资。

　　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差

　　我们这次到美国访问，从波士顿到纽约，300公里走了3个多小时，摇摇晃晃，从纽约到华盛顿，300公里的火车同样走了三个多小时摇摇晃晃，如果是中国这样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话，一个小时就到了，发达国家有这样的机会。但相对来讲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完善，可是我们放眼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之外，每个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拉丁美洲，在南亚，在非洲，基础设施都非常差，都是增长的瓶颈。

　　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投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有利于发达国家走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因为这次发达国家的危机是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一次，所以这次如果真的要帮助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小打小闹不行，必须有全球的共同努力。

　　所以在2009年我当时的倡议是，发生危机的发达国家，他们都是储备货币国，他们发生危机的话，如果走不出去失业率高的困境，他们要花失业救济，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到最后就是印钞票来还债。与其将来印钞票还债，为什么不利用现在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基础设施。

　　同时储备货币比较多的，像中国，像石油输出国，过去它的储备货币，储备以后一般是买美国政府的债券，或者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投资。而且美国的债券利率那么低，金融市场风险那么大，看样子不管是石油输出国还有中国，外汇储备还会继续增加，在这种状况下比较好的用法是什么?还是投入到这种全球复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传统的主权基金，还有发达国家的各种退休基金，过去一向是投资在政府债券上，但是现在政府债券回报率非常低，而且长期下去会货币贬值，风险特别大，投入到基础设施去，变成稳定的回报的投资机会，这样做起来的话，如果足够大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得到双赢，帮助发达国家走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而且帮助发展中国家来消除增长的瓶颈，得到一个更快速发展的机会。

　　中国具有率先来做“一带一路”的条件

　　我在2009年提出这个概念以后，开始的时候接受的人非常少，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首先是在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首尔发展共识》的第一项，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在2010年峰会的时候，当时发达国家认为马上会走出危机了，所以那个共识没有被看得很重要。

　　在莫斯科的20国峰会也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去年澳大利亚开的峰会也认为这个很重要。这次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率先来做“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以基础设施作为切入点。这样讲起来的话，这是我们率先走出的一步，这一步对发展中国家当然是好的，我前面谈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增长瓶颈是基础设施，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结合现有的国际项目，亚洲开发央行，世界银行等等，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增加投资，并且撬动像主权基金，退休基金等等，必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快速的发展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出口市场，给它们结构改革创造空间。所以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国际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发展。

　　当然，这也有利于中国。在基础设施上，我们是有比较优势的，而且在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这些原材料，钢铁、水泥上我们产能利用率是低的，如果在国际上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利用我们的工程建设上的比较优势，利用我们的产能，对我们是有利的。

　　我们有四万亿的外汇储备，我前面谈到，我想未来的外汇，贸易盈余还是会继续增加的，基本账户也可能有盈余，在这种状况下更好的还是把这些钱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它的回报会比较高，而且有利于国际的发展。

　　除了利用我们现有的比较优势，还有多余的产能，还有有利于开放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瓶颈发展起来，它的市场就会扩大，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对皮软，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倡议下能够发展快一点，那么我们的市场就有增长点，并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很多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样的投资也有利于保障我们在新常态下所需要的资源的来源。并且这是双赢的。我们可以创造好的合作关系，友好的关系，有利于我们的外交环境。

　　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创造发展机会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倡议，如果说从我们跟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来看，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由于国内的工资上涨，比较优势逐渐在消失，这个产业要转移出去。

　　这个产业要转移出去会创造其它发展中国家难得的窗口机遇期。我们如果放眼历史，从工业革命以后，所有发展成功的国家除了少数几个石油输出国，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开始的。

　　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的时候率先在纺织业发生，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刚刚从农业社会进入大工业社会的时候，也是从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开始的。如果你今天到欧洲去访问，不管是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瑞士，瑞典，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他们国家的产业是什么，基本上都是纺织业，制鞋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你到美国去问的话，同样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少数几个赶上发达国家的，像日本，亚洲四小龙，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1980年代以后也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任何国家都会走这个阶段的。而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基本上都是承接收入水平比你高的国家，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外转移的时候把它接过来，英国是率先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在18世纪中叶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19世纪逐渐往西欧、北美转移，在西欧、北美开始进行他们的工业化，现代化。

　　二战以后，日本抓住窗口机遇期实现了它的快速增长，1960年代的时候亚洲四小龙，抓住日本产业转型的窗口机遇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我们在1980年代抓住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机遇期实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变成世界工厂，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世界最大贸易国。这是历史规律。

　　非洲有能力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

　　我们现在经过35年的发展，中国从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且我们展望未来十年还会继续增长。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就会转移出去，那么就会给收入比我们低的国家创造窗口机遇期。

　　但是，这次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是什么，比如说1960年代日本开始把产业往外转移的时候，日本制造业雇佣的人是970万人，1980年代韩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往外转型的时候，制造业雇佣的人是230万人，中国台湾大概150万人，中国香港差不多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这次我们国内制造业是多少人呢?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前几个星期公布的数字，我们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1.24亿人，是日本的12倍，是亚洲四小龙全部加起来的22倍，因此有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外转移。

　　我们要转移的产业这么多，打个比喻来讲，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太小的话，开始的时候工资水平比我们低一点，但是只要我们一转移，就像水缸里面的水往水盆里流，水就满了，传统上我们认为当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开始转移以后，像越南、柬埔寨的工资上涨甚至比我们还快，工资差距马上就变小了，比如说中国制鞋业的工资与越南比，越南大概是我们的1/4，现在越南的工资已经是我们的一半，而这几年不仅在越南，在柬埔寨，甚至孟加拉都这样。

　　所以，世界上哪个地方可以承接这么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我看来看去只有非洲，而非洲的情形非常像中国1980年代的情形，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是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是年轻人，没有就业，它的工资水平只要我们的1/10 ～1/5。当然你会说非洲那么远，基础设施那么差，它有办法承接中国的密集型产业吗?

　　但是，我们看看1980年代，不就是像现在形容非洲那样形容中国的吗?其实激励机制是政策的配套，如果非洲的国家懂得1980年代中国，那些所谓积极的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给我们转移的企业创造有利的环境，即使基础设施很差，我们转移的企业也可以马上发展得很好。2012年东莞的一家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总理亲自招商的状况下转移过去，一年就成功了，一年就雇佣了2000多人，一年使埃塞俄比亚的制鞋出口增加了一倍多。

　　所以只要思路对头，我们可以利用劳动力密集型的转移，作为我们新的发展合作的方式，这种发展合作的方式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是互补的，“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然后以产业转移为辅。在非洲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以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这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对我们的对外发展合作上是两个支撑点。如果这个能落实的话，对国际发展会有很大的意义。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二战以后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发达国家设立了多边的、双边的发展援助机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还是现在中等收入陷井和低收入陷井。原因是真正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比如说它必须从农业然后进入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走完那个阶段了，它没有产业可以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帮他造血，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必须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他们也是上个世纪以前都已经建的，它的能力都已经消失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它的发展合作就只能发展援助，给钱，给发展中国家，然后给钱以后还要附带很多发达国家的理念和发达国家的标准。比如说会强调一些发达国家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东西，像教育，健康等等，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造血，所以意愿非常好，效果非常差。

　　我们现在“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为主，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个非洲战略以产业转移为主，这些都是造血的，因为非洲是产业转移主要的目的地，我们“一带一路”有很多国家可以承接，它们就可以实现工业化，由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的瓶颈，这样就能够在真正的发展合作上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讲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我想这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第二个是发展理念，到现在为止，发达国家给那么多钱，还有那么多机构，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因为他们以发展中国家的理念作为发展援助的内容。如果我们新的对外合作的这种倡议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什么经验呢?要致富，先修路，1980年代，1990年代这么说，所以我们帮他们修路，你要发展起来，发展的产业必须有比较优势，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我们现在准备转移给它，而且这个时候要创造有利的环境，所以我们的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这个都是新的发展的方式，过去这些在世界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很对的方法，在中国有效，在非洲一做也有效，这样可以带来新的发展理念.

　　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对中国，如果真要落实，有很多挑战。一个是我们走出去的企业没有准备，因为这个状况对我们来讲，发生得太快了，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连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都不到，所以我们当时大量是从外国吸引投资，吸引援助，然后走出去战略只不过是2001年才开始提出的，中国的企业一直处在国内这种扭曲的经营环境下，但是到国外去，文化环境不一样，法治环境不一样，各种政商关系条件也不一样。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走出去的这些产业和企业失败的比成功的多。

　　比如说2012年，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成功了，突然间改变了国际上的投资者对非洲可以作为现代制造业基地的看法，也改变了国际买家可以在非洲下单的看法。埃塞俄比亚2013年自己设立了第一个工业园区一期22个厂房，三年不到全部都租出去了，谁用的呢?土耳其的，韩国的，孟加拉的，他们的产业是成衣业，制鞋业，我们中国企业怎么自己不去呢?原因是没有准备。

　　大部分的企业知道在国内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国外逐渐发展，订单不断流失，却总是不敢迈出去，这需要我们克服，需要我们在“一带一路”以及非洲战略上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抱团出海，帮助接收国设立工业园区等等，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新的发展援助，过去我们都是接收国，现在我们必须是理念的倡导国，以及资金的提供国。但是我们现在的对外合作部门政出多门，有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还有农业部，都有一笔对外援助的基金，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当然，我们还有进出行，他们都在做，但是很分散，形不成合力，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对外合作关系的对外发展合作部，把这些优势资源组合起来，这里面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基础设施，利用我们的资金外汇储备，利用我们对外援助的窗口，利用我们产业即将转移带来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我们既可以改变国际发展的格局，而且真正可以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国际发展环境。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