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探讨他国对种族主义的应对,对中国处理自身的族群关系挑战也有启发意义

     刘淄川/

    89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小城弗格森的一条街道上,白人警官达伦·威尔逊拦住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后,连开数枪将其打死。不久后,这个黑人居民为主的小城发生的骚乱就震惊了世界。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宣布该城进入紧急状态,一度实施宵禁,还调动国民警卫队来维持秩序。种族主义,一个在美国被视为已成为历史的幽灵,又浮现出来刺激人们内心的伤痛。

    经过密集的媒体报道和目击者回顾,弗格森事件细节不断浮出水面。布朗当时正与一位朋友同行,未带武器,有目击者称,他面对警察已举起双手表示投降,但警察还是连开数枪。虽然警方称布朗是一起抢劫案的嫌犯,但不论是否有犯罪嫌疑,尝试逮捕的时候,还是要对对方生命权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不使用与警方面临风险不成比例的武力。因为这明显的问题,抗议者得到了舆论的同情。

    不过,该城居民起初以和平抗议为主,但后来一部分人的行为演变成暴力骚乱,商店被抢劫,汽车被砸毁。在冲突中,一些示威者向警方射击、投掷燃烧弹或石块,警察则以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回击,并逮捕了数十名抗议者。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要区分和平抗议者和利用布朗的死从事非法活动的人。820日,美国警察又在距离弗格森不远的圣路易斯击毙一名持刀靠近的黑人,这会不会让逐渐走向平息的事态进一步恶化还有待观察。但是这种旷日持久的、与美国在大众媒体中的形象严重不符的恶性警民对峙,已经引起举世震惊。

    不能说弗格森发生的骚乱纯系偶然。据报道,在人口仅2.3万的弗格森城,居民大多数都是黑人,当地的53名警察中却有50名是白人。调查还显示,在该地黑人司机被警方拦截的几率更高,但交通违法几率更高的却是白人司机。抗议者认为他们被系统性地歧视了,他们非常不满的是,生命权至为宝贵且不可回复,警方为何在布朗手无寸铁、显然危害性不大的情况下连开数枪将其击毙,而没有选择其他不致命的武器或工具将他制服。

    弗格森的事件引发了美国人很多不好的回忆。种族主义是一段至今美国无法回避的历史,或者,也很难说美国的种族主义已经变成了历史,即使第一个有黑人血统的总统奥巴马的上台执政,也不代表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后种族主义”的国家。历史上,在林肯政府废除奴隶制后,美国部分州仍然存在着被称为“吉姆·克劳法”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度,而这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才被打破的。但时至今日,根据很多调查结果,黑人仍有可能遭受警方不公对待,如更易遭受拦截和搜身,最近几年还发生过多起黑人被警察打死事件,但这样的事却几乎从不出现在白人青年身上。

    当然,很多人认为这不是种族主义,尤其是白人,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反映黑人因社会原因导致的犯罪率高,因而被缉捕的可能性高,并不是警察在种族意识层面歧视黑人。黑人则认为,警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双方至今争论不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0%的黑人认为弗格森事件应该引起对种族问题的警惕,而持此观点的白人只有37%,高达47%的白人认为不应对种族问题夸大其词。

    对美国的种族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呢?一方面,不能单单因为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种族歧视现象、存在着一些警察执法过程中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对待,就否认美国在纠正制度性、文化性种族歧视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在种族关系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不能以此就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在整体上对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抗议示威等人权的保障,至于那些美国做得不对、做得不足的地方,不能成为为其他国家侵犯人权行为做辩护的理由。但另一方面,也不应仅因为总体上美国比较优良的国内人权保护制度,就无视依然存在的一定的种族主义的残余弊病,或者把所有对这些问题的理性讨论,都归结为某种对美国的丑化和污蔑,视为专制国家对美国的诋毁,那也将是一种无益于现实讨论的“鸵鸟”政策。直面这个现象和美国的处理方式,不论其对错,对我们都是有教益的。

    虽然不时有人会嘲讽说,反对种族主义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正确”,但事实上种族主义之所以错误,主要不是因为它令人反感厌恶,不符合道德,也不符合启蒙时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而是因为种族主义在科学上完全没有任何严肃可信的依据。科学研究证明,不同种族的人在体能、智力等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先天差异,至于一些地方不同族裔人权之间在经济社会地位、生活习惯、文化风貌等方面的差异,通常是后天的社会因素造成的,而既存的种族主义思维对这些差别的延续和加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种族主义问题上,应该注意私域与公域的界分这个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私人内心深处出现一定的种族主义思维和情绪,也许是难以彻底消除的,在私密环境中出现一些种族主义的言论,如果没有对他人构成明显的侮辱和损害,也很难彻底追究。但是在公共领域,不仅是政治家、名人等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不仅是学校、演讲台等物理公共场所,也包括公开的网络等虚拟公共场所,任何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和行为都应该得到群起的抵制,得到自律性的纠正,或者法律的强制纠正,这既包括狭义的针对其他种族的,也包括广义的针对其他宗教、宗派、地域、文化群体的歧视和仇恨。

    这是因为,种族主义具有自我强化特征。对其他种族、民族、地域的居民的系统性的侮辱和歧视,很容易形成其愤恨和反抗心理,从而更愿意坚守其原本的一些行为特征,如饮食、生活习惯、文化等,以此来表达对主流族群的叛逆和抵抗,甚至对主流族群又形成一种反向的族群歧视。长此以往,不同族群之间的裂痕会日益增大,当相互之间的敌视、仇恨不断增强之后,很可能演变成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也正是值此之故,从一开始就应该努力掐灭导致族群歧视和仇恨的导火索。

    因此,实事求是、不夸大、不带有特定针对性地探讨美国以及西方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目的并不是批判美国,而是以美国为镜鉴反观自身。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融入世界,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去,更多的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定居,探讨他国对种族主义的应对,对中国处理自身的族群关系挑战也有启发意义。

    在弗格森骚乱发生之后,美国媒体进行了全方位大规模的报道,并没有刻意隐瞒和歪曲事实,而是采访抗议者、普通居民、警方、政府官员等各类人士,让代表不同利益、不同观点的群体发声,帮助公众了解真相。当然,美国式的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警察执法中可能存在事实上的种族主义偏见、警察装备配置的军事化以及其导致的滥用武力倾向等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也不能因为美国有了这些问题、不够完美,就说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是虚伪的。而且,新闻自由带来的社会各界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出路。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对事实的夸大,一些不实流言的传播,可能引起潜在的社会动荡,但这是治理种族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代价也是值得付出的,因为如前所述,种族主义的危害是极其巨大、很难逆转和消除的。虽然公众舆论也可能出现一些夸大,比如完全否定美国反种族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把美国依然描绘成和民权运动之前完全一样等等,尽管不够公允,但也可以增强公众对问题的警醒意识。这种由言论自由所带来的自动预警机制,可以未雨绸缪地预防社会的倒退。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而实行舆论管制,其危害是极大的,必然产生“寒蝉效应”,在追求所谓彻底消除谣言的过程中,也让正当合理的批评“同归于尽”。

    最后,我们应当区分族群歧视的“应然”与“实然”。无论从现代政治理念还是道德伦理方面而言,族群歧视都是错误的、应该反对和谴责的,这是“应然”。但现实层面,又存在着一些有歧视隐患的制度安排,也很难完全消除具体的歧视现象,这是“实然”。一方面,不能因为存在着这些现象,或者别国存在着种族主义和歧视,就在“应然”方面放弃与种族主义作斗争,任其自流。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通过“应然”层面对种族主义的反对,通过政治姿态的宣示,来代替对具体现实的歧视问题的努力解决。也就是说,在“应然”层面,应该严厉谴责任何形式的族群主义,反对那些激化族群矛盾的行为,但在“实然”层面,应该直面族群主义造成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两个目标之间才能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否则结果将是政治宣示与具体现实之间日益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依然存在的严峻的涉及种族的问题,固然应该解决,但他们直面问题的态度,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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