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统计局5月份公布了 《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数据对比非常有趣。在全部2.69亿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为1.25亿,老一代农民工1.44亿。从务工地点分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超过80%去外地务工,选择大中城市的近55%,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有55%在本地务工,选择大中城市的只有26%。从收入分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务工的月生活消费支出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3%,他们在2013年人均寄回或带回老家的现金比老一代农民工少29.6%。“新生代”和“老一代”实际上大致对应的就是青年人和中年人,他们在选择务工地点和分配务工收入上的差异,其实反映了各自不同的进城务工逻辑。对青年农民来说,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大城市的生活仍然充满憧憬,他们选择就业方式和就业地点,除了挣钱之外还有其他的考量,比如享受大城市的现代生活,或是学习一技之长。在他们有关未来梦想的天平上,城市与农村还将继续摇摆很长一段时期。对中年农民来说,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挣钱养家,要攒钱供子女上大学,为儿子建房娶妻完成人生任务,已经完成任务的要挣钱还债还要积攒养老钱,同时,还要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与面子竞争。他们多从事一些建筑业或出卖劳动力的服务业,不会像青年人那样挑三拣四,也没有资本挑三拣四。他们不会对进城再抱有多少幻想,农村才是他们现实的归属。青年人仍期待着进城,这个群体才是潜在的城市化对象,中年人则面向农村,他们并没有多少进城的积极性。表面上,这两代人是在相背而行,实际上,他们被一条线紧紧牵连在一起,这条线就是家庭。

    中青年农民不同的务工逻辑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的一部分,当下乡村社会模糊而灵活的家庭结构形态正是应对这种生计方式的产物。中年父母实行性别分工,男性进城务工,农忙时回来参与农事,女性在家照看孙儿,打理全家的土地 (包括已分家或未分家的儿子家的土地),若有余力则从事一些手工业。他们拼死拼活地挣钱,一来是要偿还子女教育和成家欠下的外债,二来是给自己预备养老资金,但最终,他们的财产还是要留给儿子,在儿子急需经济支援的时候,做父母的也会责无旁贷地支持。对中年父母来说,他们这辈子已经定型了,全家的希望都在年轻的儿子身上,目标是在有生之年能够让儿子在城市安家立业。正是有了父母的付出和支持,青年人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城市梦。结婚前他们无忧无虑,即时消费,打工也不会有什么积蓄,结婚后他们开始有了小家庭的盘算,慢慢开始攒钱,也少不了占父母的便宜,“反正是一家人,他们的钱早晚不都是我的”,直到意识到孩子的教育和成家日益临近,他们的生活压力才骤然增加。此时,从十几岁外出务工算起,他们已经为实现城市梦奋斗了二十多年,到了决定何去何从的时候了。有稳定工作且收入足以应付城市生活的,自然可以选择进城,否则,他们就要重复父母当年的老路了。自己进城已经无望,好在还有故乡可以回去,进城的希望就再次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他们也开始像父母当年支持自己一样支持子女。这是农民进城的家庭逻辑,而非个人逻辑,这种进城的方式可以称为家庭接力式进城,也就是说,农民进城是在家庭内部一代一代接力完成的。接力棒到底要传几代,既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更少不了全家的支持,当然,还需要大环境的改善和一点点运气。

    接力进城催生了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农民进城买房热。今年1月份,笔者在江汉平原几个乡镇调研宅基地问题时发现,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自2005年以来,当地农民进城买房的热情空前增加,有的村庄竟然一半的家庭在外面买了楼房。虽然各地的买房比例不一,但这种现象确实是普遍性的。买房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就是供儿子结婚,买房资金自然绝大多数都是由父母出的,买房地点集中在县城及乡镇,或者三四线的地级市。为了买房,父母都要倾尽所有,十几万、二十万的房款对农民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弄不好还要欠债。但是,儿媳有要求,儿子想进城,做父母的不得不答应,何况,别人家买得起,咱为啥买不起?进城买房也就成了在村庄里很体面很风光的事情。买房只是在漫漫进城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家庭接力进城的第一个成果。实际上,这一步走得多少有点不理性。买得起住不起是普遍现象,一是城市生活成本高,二是就业地点与居住地分离。统计局数据已表明,青年农民工本地就业的比例很低,大多数还是要到东部大中城市打工,买的房子常年空在那里,租都租不出去。即使在本地就业,住进了新房,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是得依靠农村的父母分担一部分,比如送米送菜。中年农民很少愿意住到城里的楼房,农村老家还有庄稼牲口要管理,这一块收入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人到中年,农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骨子里。农村空气好,生活成本低,还有熟悉的邻里乡亲,如今农业劳动强度又不高,闲暇时间一大把,生活很悠闲。现在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县城和乡镇的房地产市场发展,鼓吹农民进城,在缺乏充分就业空间的保障下,这对农民显然是不利的,这等于是提前透支农民的血汗钱来刺激房地产业的泡沫,其中潜藏的经济风险乃至社会风险更是值得警惕。

    可见,家庭接力式进城是以亲代留守农村为基础,集中家庭资源支持子代进城。进城梦的实现无非两种:一种是子代成功进城,且有余力将亲代接到城里(暂且忽略亲代的意愿和双独家庭赡养四位老人的困难),另一种是子代成功进城,但亲代仍不得不留守农村。前一种可以说是家庭内的城乡一体化,后一种结果则是家庭内的城乡二元结构。目前比较普遍的是部分实现第二种结果,即子代半进城,亲代留守农村。半进城的表现就是进城买房,房子“进城”了,人却不得不继续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现在饱受诟病的户籍、教育、社保等城乡二元制度客观上延缓了接力进城的速度,但从农民的角度看来,这些因素并非是决定性的,关键还是获得稳定的就业。稳定就业取决于农民个人的劳动素质,更与国家经济形势、产业结构等宏观因素有关,与城乡二元制度本身其实关系不大。户籍、教育、社保等实现城乡一体化,并不能扩大就业空间,仍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青年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是低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其收入并不能支撑城市生活,产业升级实际上对他们更加不利,大量劳动力从低端制造业释放出来,只能涌入服务业,且多是消费性的服务业,仍然不能提供足够稳定和可观的收入。当然,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意味着农民仍然可以继续享受现有产业结构的红利,但依靠这点红利是不可能支撑数亿农民进城并稳定地生活下来的,农民的接力式进城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会理性地调整自己的节奏,他们不着急,外人更不要着急,切莫赶农民进城。

    在漫长的接力进城过程中,农民在城乡之间进行弹性而灵活的流动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应该让农民既进得去城市,又回得了农村,保障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进得去城市自不必说,我们现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在消除城乡壁垒,特别是消除那些歧视性的政策,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公平的制度环境。回得了农村从道理上讲并不复杂,就是要保障农民在进城失败 (无论是不是暂时性失败)后有退路。城市有风险,进城需谨慎,这个道理农民懂得,让农民回得了农村是对他们的底线保障,这是从消极意义上讲的。此外,农村的山水田园、生态风光,以及人情风俗所提供的自然福利和社会福利更是从经济角度无法衡量的,尽管乡村社会在发生着剧烈的变迁,但这些并不妨碍农民从个人层面获得比城市生活更多的幸福感与满足感,农村仍然能够为他们提供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空间。从经济角度看,农业收入虽然有限,可保温饱无虞,还能养鸡种菜,低成本地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再加上一栋建筑标准和装修风格并不比城市差的房子,这样的生活实在算不上差,退回农村也未必就是坏事。

    中国农民接力式进城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农民在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实现着“一家人”的中国梦,农村在作为稳定器与蓄水池的同时也会逐步形成与城市的新型关系。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推动它早日实现的决心,也要有足够的定力和耐性,处理好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本文为《乡土中国再认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章“接力式进城”。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7月7日A11版。

  • 责任编辑:王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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