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建:现存问题与运作机制
魏小换 吴长春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摘要:近年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不断强调和加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但是在一些地区,农村党组织并没有随着中央与地方的重视而战斗力增强,相反还出现了发展党员动机不纯,党员群体向经济精英以及边缘群体转变,党员活动缺乏、难以开展和党建工作文赎化等问题。本文以为,乡村治权弱化倒逼党建为其服务,治理任务的转变造成党群之间连带机制的断裂,是型塑农村党建现存问题的根本性机制。因此,反思当前“双带”党建指导思想,夯实党建的实质内容,切实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使党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是当前党建研究机构以及政策制定部门应持续思考与关注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农村党组织;党的建设;乡村治权;治理任务;“双带”话语
一、前言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农村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的战斗堡垒。大力加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中央也非常重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并召开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等活动,与此同时,基层还将党建工作作为“一票否决”重要内容来考核。此外,地方政府也不断进行创新,比如湖北省不断加强的“五个基本、七个体系”基层党建思路。可以说,在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重视之下,党在农村基层的事业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农村党员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而且农村党建也正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然而我们在多省的调查发现,农村党建工作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并引发一系列后果,严重影响了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削弱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力。
自2011年10月到2013年8月,我们在山东、湖北、湖南、河南、江苏、浙江等多省进行驻村调查,时间累积长达200多天,在各地区进行农村调查时,特别关注并讨论了当地的农村党建问题。本研究的观点与材料,主要得益于这两年多来的集体调查,以此为基础,本文主要探讨了当前农村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理清这些问题产生的结构性机制以及造成的政治社会后果,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农村党建工作提出对策性思考。
二、农村基层党建的现存问题
从文本上来讲,党的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和执政能力等建设,从而将党的建设组成一个有机体系。但在基层实践中,党建工作并没有分得如此细致,而是往往分成两大块,一是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二是开展组织活动,比日常性的“三分一课”以及阶段性的党建活动,如创新争优等活动,以加强对党员及党领导班子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当前党建工作本身面临的问题也主要是体现在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发展党员动机不纯,损害党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党员活动缺乏或是形式化,党组织出现涣散或瘫痪等问题。与党建缺少实质内容相对应的是,党建工作陷入了做作业的困境之中,党建工作呈现出文牍化特征。
首先,发展党员动机不纯,损害党的纯洁性。发展党员是为党补充新鲜血液,是党永葆青春的基础,因此,发展党员对党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农村党组织纳新的对象都是基于对党的认同,且在村庄中说话公道、办事公正积极、思想先进、政治性强的一部分人。但在现实中,发展党员却并不是按照党章要求做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标准成了入党的主要标准,比如我们在广西富川的调查,当地明确将经济标准视为入党的必要条件,据我们在全国多省的调查,农村经济能人入党也以成为新世纪以来的趋势。当然,这也符合了党建“双带”的指导思想,然而将富人吸纳进组织后,是否能带领致富是后续的问题,但带头致富却是看得到的,为此,村干部为了迎合党建“双带”话语的指导思想,将经济标准视为入党的主要条件,而不考虑其政治素质、财富来源等其他条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混混出身的经济能人加入党的组织。二是村干部为了维稳,还将一些边缘群体纳入党内,比如无理型上访户、钉子户等,即所谓的“维稳型党员”,严重损害了党的纯洁性。
其次,党员活动缺乏,党组织趋于涣散,甚至瘫痪,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和行动力。据我们在全国多省的调查来看,党员活动缺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常性的“三会一课”实际状况令人甚忧,具体而言就是支部大会很难召开,组织规定的是一个季度召开一次,但实事上,大多数村庄,一年也只是在“七一”建党的时候召开一次。在一些维持型村庄, “七一”都很少召开,只是进行选举的时候再召开支部大会。党建工作做的好一点的村庄,比如我们在湖北英山调查的一个村庄,1998年还获得全国农村党建先进村称号,现在也依然是该县党建示范村,也并没有完全按照组织规定,而是一年召开两到三次的支部大会。但会议的主要内容也是为了党员的纳新与转正,以及进行形式化的学习和工作汇报。在会议上,党员只是被动的接受,保持沉默,而不像之前那样,开诚布公的去谈问题,提意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支部大会尚且如此,党小组会议在税改以来几乎是有名无实,更多的是出现在党建台帐和村部墙上,党员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党小组,以及党小组长是谁也搞不清楚。至于党课,除了村书记以及支委委员有机会去镇上,或县里进行学习以外,普通党员在最近一些年来几乎没上过党课,虽然国家在不断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普及远程教育,但落实到村庄以后,就成了设备摆设,并不能产生实际效果。
最后,党建工作文赎化,陷入做作业的困境之中。由于党建是作为基层一票否决的重要内容来考核的,负责党建工作的村干部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就必须按要求做各种各样的材料,比如各种党建制度上墙,活动上墙,以及补充各种活动的档案(相当一部分是假的),而事实上,党建活动的开展却并不理想。虽然从表面上看农村基层党建搞的红红火火,特别是到村部一看,各种牌子,各种材料应有尽有,甚至包括上级党建的文件也是一大堆,还有其他硬件设施,党员活动室、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以及现代化的设备,像电脑以及进行远程教育的电视等,应有尽有,但极少能能发挥作用的,更多的是还是按上级的要求,去进行配置,然后就成为摆设。由于国家与地方几乎每隔几年都会开展一些主题性的党建活动,基层组织就要按根据这些活动不停地更换宣传牌子,由此基层组织每年为应付党建检查就花去一大笔费用。比如我们在湖北英山调查,由于该地区是贫困地区,村集体收入几乎没有,而且大部分村庄都有负债,村级运转只能靠村干部每年向上申请一点项目资源来维持。而有的村庄,由于项目也难以申请下来,村干部工资发放都成问题,村干部还要借债去做各种牌子和资料,由此,不仅增加了村级组织的负担,也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过于注重党建表面工作,而忽视党建实质内容的建设,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三、农村党建现存问题的机制分析
(一)乡村治权弱化:倒逼党建为其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格局,即乡镇作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承担了大量自上而下的政务,而村民委员会则属于自治性组织,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来维持村庄基础性秩序和稳定。而根据《村组法》规定,农村党组织应领导村民实现村民自治,以推进基层民主发展。但实践并没有如制度设计的那样去运行,乡村两级由于治权的弱化,不得不将党建为其所用,以完成层层下达的指标和维持村庄基础性秩序。
1、乡镇治权的弱化
乡镇治权弱化是倒逼党建为其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乡镇治村弱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财政资源匮乏,无论是税改之前还是税改之后,乡镇财政资源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周飞舟通过对乡镇财政状况的调查认为,“税改后乡镇财政困难的格局不但没有改观,反而更加严重了”,他甚至用“空壳化”来形容税改后乡镇财政资源匮乏的程度[①]。我们在一般农业型地区调查也发现,“自收自支”是乡镇财政的显著特征。如果说在取消农业税之前,乡镇还存在一些可供预算的实质性内容,那么取消农业税以后,乡镇几乎没有预算与决算的内容。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由于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性,农业型地区的大部分乡镇财政所不再对财政收支进行财政预决算,主要承担有关资金的出纳、保管、会计等事务,乡镇干部因此将财政所称为“财务所”。[②]
另一方面是与财政资源匮乏相关联的“基础性权力弱小”[③],即乡镇缺乏执行经济政策、提供社会服务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常规化、制度化能力。正因为如此,乡镇政府在行政和治理中,才会有“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④],以及“擂”、“媒”、“示蛮”等各种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⑤]。对此,赵树凯用“虚弱的乡镇权力”来形容乡镇权力的这种状况:“作为一级政权,乡镇政府的权力体系是残缺而虚弱的。内部单位的人事管理缺乏自主,垂直单位的存在则基本上掏空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实质内容。在这种条件下,上层又赋予乡镇以极其沉重的使命。于是,乡镇政府受了不能承受之重,许多不规范行为由此而生。”[⑥]
税改后,乡镇的基础性权力进一步被削弱,为了获取更多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和权力,乡镇不得不高度依赖于上级政权组织,从而成为“政权依附者” [⑦]。但这只是乡镇应对其治权弱化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具有丰富资源的富人也是乡镇依赖的对象。正如周飞舟所认为税改后“基层政权运作的基础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民间的富人和富裕阶层正越来越成为乡村两级组织所依赖的对象。”[⑧]这是因为富人具有丰富的经济社会资源,比一般群众具有更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力,能够轻易地落实下达到村庄的各类行政和治理性任务,因而成为村干部的理想人选。正如我们在全国多省调查的一样,经济条件是乡镇选择村干部的必要条件。因为经济精英不仅可以使用自身的经济资本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和为村民提供福利,还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向上面跑到项目和资源,为村庄发展提供支持,同时,由于富人具有比一般村民压倒性的资本优势,会对一般村民形成震慑,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更容易克服搭便车行为,有利于村庄公益事业的发展。所以,处在压力型体制末端的乡镇政权,面对自身治权的衰弱,更愿意将村庄中的经济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而入党则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受乡镇所控制的方式,因为农村组织纳新的通过最终是要由乡镇党委批准。当然,经济精英入党也正好切合了“双带”党建指导思想,可以说,“双带”话语为经济精英入党提供了合法性的途径,而这也正好符合当前乡镇的需求。
2、村级组织治权的衰弱
与乡镇治权弱化相应的是村级组织治权的衰弱,这也是形塑党建为其服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从集体化时期到分田到户再到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治权经历了一个逐步弱化的过程。
集体化时期,由于国家采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再加上当时严格的户籍制度,禁止农民向城市流动,所以,村庄就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唯一场所。由于村级组织具有支配农民生产、生活的资源分配权力,因而,农民在这个时期依附于村级组织。而分田到户以后,由于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推行,家庭成为了生产和经营以及分配的主要单位,农民拥有了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以及国家放开对农民流动的限制,从1980年代开始就有一小部分农户向城市流动,农户与村级组织这种依附性关系被打破,村级组织的权力开始弱化。但是,由于村级组织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虽然国家在1983年规定,土地承包期限一般为15年期限,后来在1993年中央十一号文件又宣称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很多地方的村级组织依然具有调整土地的权力,保持了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状态。再加上这个时期,土地还是农民的主要生济来源,所以,村级组织对农户具有一定的支配关系。因为具有调整土地的权力,村级组织可以达成像修路,挖塘等一些公共品的供给。比如,修路占用农户的土地,村级组织就可以从机动地调整一块补给村民。但是,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则把土地承包关系上升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又进一步把农户对土地承包关系被界定为一种“物权”关系,2008年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维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这一系列措施使得村级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被架空和虚化,村级组织的治理权力大大被弱化。这一后果就使村级组织通过调整土地实现村庄公共品供给几乎是不可能了。也就意为着村干部积极介入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丧失了[⑨]。
另一方面,税费时期,村级组织可以在收取税费的时候,收取一定的共同生产费,同时,在这个时期,村民还需要出“两工”,所以,村干部有钱也有权力组织村民,达成村庄的公共品供给。但是,伴随着税费的取消,共同生产费和“两工”也都随之取消了,而村级组织的基础性功能并没有随着税费的取消而取消,因为当国家还无力为广大农村提供公共品供给时,村级组织依然要承担这样的治理责任。然而税改后的村级组织却缺少维持村庄基础秩序的资源和权力。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一方面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但是像修路、修桥、修河岸这样的工程,每人每年最多15元,是显然不够的,并且,据我们在全国多省调查来看,由于村民难以组织起来,“一事一议”很少能进行下去的。另一方面转而向农村投入大量的财政支农资金,用于维持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然而中央及地方支农财政资金并不是均衡的投到每个村庄的,而是需要村干部积极向上争取,是否能争取到,则取决于村干部个人的能力与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中经济精英由于具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和丰富的人际关系,往往就成为村干部拉拢的对象,并被吸纳到党的组织之内,至于经济精英的政治素质以及财富来源并不考虑,所以,我们就看到带有灰黑色彩的经济能人被吸纳进党内,甚至还被培养成党的组织后备干部,严重损害了党的纯洁性。
此外,村庄中进行公益事业和公共品供给时,往往会遇到钉子户和搭便车行为者,如何有效治理钉子户和克服搭便车行为者,也是乡村治理中面临的最大困难。税费时期,村干部可以通过调整土地满足钉子户的需求,或是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制裁,如拒绝为其办理各种证明等手段,以迫使这些边缘群体就范。但是后税费时期,一方面随着村级组织土地所有权的虚化,不再可能通过调整土地进行公共品供给;另一方面国家也越来越强调基层组织以服务为主,向服务型组织转变,禁止使用各种强制性手段,以及近年来农民法治观念的增强,村级组织几乎不再可能使用之前的手段来对付钉子户。特别是最近几年,基层组织还处于维稳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任何的强制性手段都可能激发边缘群体的上访,因此,如何在进行公益事业的过程中,在原来手段失效的情况下,将其纳入党的组织内,成为一些地区的新手段。比如,我们在湖南调查的一个村庄,当地在进行葡萄园建设,需要征用土地,而其中一户无论村干部怎么做工作,都不同意签字,后来村书记考虑到让其家人入党,工作会好做些,来带头签字,从而将其纳入党内。因此,发展边缘群体入党成了后税费时期,村级组织应对治权弱化的新手段。
(二)治理任务的转变:党群连带机制的断裂
治理任务的转变是造成农村党建活动缺乏难以开展的根本性困素。农村党组织作为连接党与广大农户之间的主要纽带,一方面承担了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种任务,带领导群众贯彻和执行国家政策和意志;另一方面又要领导和协助村民委员会进行村民自治和村务管理,如组织村民进行公益事业和公共品供给、纠份协调等基础性的治理任务。在实践中,农村基层组织往往将上述任务分为中心工作和基础工作两方面,基础性工作一般是伴随中心工作顺带完成的,而农村党建活动的开展状况与中心工作是休戚相关的。
税费时期,农村基层组织的中心工作主是协助乡镇收取税费和进行计划生育工作,俗称“收粮派款,刮宫引产”,此外还有1990年代普遍开始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落实殡葬改革政策。由于这些任务都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比如税费任务,特别1990年代以后税费任务逐渐加重,就有一些农户不理解,认为是乡村干部贪去了,就不愿交纳税费,甚至将土地抛荒外出打工以逃避税费;还有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和殡葬改革的推行,被村干部称为“杀儿子,杀老子”,这在八九年代与农民那种强烈的传宗接待观念与入土为安的思想是完全相违背的;再如九十年代开始的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大部分农户都有以种粮为生的小农生活逻辑,自然会产生对政府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能抗拒。每一项任务都是中心任务,每一任务都必须要完成,而村干部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要获得广大农户的理解与支持。但是如何获得广大农户的理解,仅靠几个村组干部去宣传和动员农户是难以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就必须把村里的积极分子动员起来,而党员就是最好的选择。从我们调查的村庄来看,村干部的一般策略就是先找党员带头去完成村里的任务,再让党员带动周边的亲朋好友去完成。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党员的思想相对于一般群众要先进一些,另一方面党员作为党组织内部的体制精英,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应服从组织安排以及党员本身就具有带领群众贯彻和执行国家意志和党的意志的责作和义务。因此,村干部要完成上述任务,首先就把党员动员起来,再由党员去向周围的农户传宣国家政策和做群众思想工作。如何将党员动员起来,开支部大会进行政策宣传和思想工作,以塑造党员讲政治、讲党性,来支持村里的工作成了必然选择。
因此,在农村调查时就会感受到,税费时期的党组织活动虽然没有集体化时期那样频繁,但是也会每年都会开上几次,也会对党员进行批评和教育,同样,党员也会也敢于对村干部提意见,因为这个时期中心任务的特性使得党组织与群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联系,也正是这种联系,迫使了负责党建的村干部必须要重视党建活动的开展,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强化党员的党性和政治性。同时,由于中心工作造成党群之间的这种连带机制,也迫使了党员可以对党的领导班子进行监督,从而倒逼农村党的领导班子进行自我建设。
然而,税改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的中心任务发生了转变,作为原来“收粮派款,刮宫引产”的两项中心任务,随着税费的取消,前者已经不存在了,而计划生育工作,也随着农民生育观念的改变,基本上步入了正轨,在很多地方都已经不再成为中心任务。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组织的中心任务,基本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围绕乡镇要求而展开的各种“软件”建设,具体而言就是就是实现村务管理、党务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建设,而落实到村一级时,就演变成了填写和制作各种表格、文件以及牌子。由于上级的要求越来越细致,农村党建工作就呈现出了文赎化的特征。比如我们在湖北地区的调查,2011年一个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考评细则(建村制)达到了186个项目,而每一个考核项目基本上又分了两到四个子项目,在如此细致的考核压力下,基层党建工作为了完成上面的要求,不得不陷入做作业的困境之中,就如有的学者所言,后税费时期村级组织的工作主要是在进行“软指标的硬指标化”[⑩]。
另一方面就是争资跑项成了当下农村基层组织的一个中心任务。农业税费取消,使得村级组织的内生经济基础丧失,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又开始不断通过项目的形式进行资源下乡。因此,如何申请和迎接项目下乡,成为当下农村基层组织主要工作之一。由于申请项目以及迎接其下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接,所以农村基层组织更多是需要与上级打交道,而不需要与农民发生直接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并不是主动参与其中。同时,跑项目更多的是依靠村干部个人能力和关系,特别是作为村书记一把手的实力和社会关系往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支农项目资金申请下来以后,如何使用,如何分配,这中间就存大了巨大的利益空间和寻租空间。比如,进行农村公益事业的建设,像修路、修桥等工程的承包,村干部往往会与承包商(小工程的承包往往是由与村干部关系较好的村庄经济精英,包括村庄混混来承包)结成利益共同体,以俘获国家资源。再如税改后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村干部也往往根本个人的意志对村庄进行规划与改造,而不会去考虑大多数农户的意见。比如,我们在浙江地区的调查,部分村庄要进行小产权房建设,虽然遭到部分农户的反对,但是强硬的村两委还是通过了村庄决策。在村民自治制度的约束下,村干部的应对策略就是通过收买党员和代表来通过村庄决议。由此,村干部与党员、村民代表也就结成了新的利益联盟。
所以,后税费时期,农村基层组织中心任务,无论是按照乡镇要求进行村务管理、党务管理的规范化建设,还是向上跑项目和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及其他临时的中心工作,如迎检、普法等,这些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再与农民发生关系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关联,随着税费的取消也就不存在了,而农村党员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重要联接点,也随着干群关系的疏远,而很难发生作用。因为不需要党员去带头动员群众去完成任务,村干部也就没有动力去召开党员大会,或者进行其他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党员因此也就失去了受教育和思想提升在平台,同时,也失去了对干部监督的权力。如同我们在全国多省调查的一样,党员的普遍反应就是“现在村里都没事了,也就不找你开会了。”村干部的主要精力则用于党建规范化建设,即应付各种形式的党建检查。而在一些利益密集型地区的农村,或是面对资源分配时,村干部为了通过村庄决策,党员还成了重要的收买对象。因此,在这个时期,由于村庄治理任务的转变,而造成了党群连带机制的断裂,是党组织活动难以展开,党员党性弱化的根本性因素。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央与地方不断强调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农村党员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但是在一些地区党在农村的领导力并没有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而增强,反而出现了组织焕散、活动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削弱了党的执政权威。而一些地方又过于注重党务规范性建设,如台帐和表格档案填写,这些工作虽然对改善党建工作方式和优化党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却忽视党建的实质内容,致使党建工作陷入到做作业的困境中,并呈现出形式化和文赎化特征,反而降低了党的战斗力和行动力。
那么,如何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我们认为,首先要反思 “双带”话语的党建指导思想。当前,经济精英入党成为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乡村治权弱化,倒逼党建为其服务,经济精英由于自身的优势,更有利于乡村治理需要,从而被吸纳进党内。而另一方面则是“双带”话语的推动,为经济精英入党、参政提供了合法性途径。然而,经济精英入党是否能带群众致富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来的农村社会发展与变迁史表明,农业作为一种低端产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它的发展受到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制约,受到工业的排挤。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不能指望“先富带动后富”,依靠少数“又红又专”的经济精英带领广大群众致富,除了各别案例,在全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11]。
此外,经济精英由于自身的经济资本和政治优势相结合产生的叠加效应,对一般群众形成政治社会排拆,致使一般群众丧失了政治热情,不仅不利于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更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就如有些学者所言:“许多经济精英进入党员队伍之后,仍然只顾自己致富,而并没有带领其他群众致富,使得贫富差距不是被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还有一些经济精英不仅未能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反而利用自己所获得的新的权力资源为自己谋利,损害集体和他人利益。更有甚者,党对经济精英的倚重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社会内部的政治社会分层,使得普通群众尤其是底层群众进一步被排斥在村庄权力舞台的边缘。”[12]其此,在党建服从治理需求的逻辑下,随着治理内容的转变,党群连带机制的断裂,如何建立党员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紧密关联,使党建真正具有实质内容,以切实加强对党员及党的领导班子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使党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是当前党建研究机构以及政策制定部门应持续思考与关注的重大问题。
[①] 周飞舟、赵阳. 剖析农村公共财政:乡镇财政的困境和成因——对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2003(4).
[②] 欧阳静. 资源缺乏、多维目标下的乡镇政府运作[J].改革,2011(4).
[③] 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M] .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④]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N].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
[⑤]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M].北京:三联书店,2007.
[⑥] 赵树凯.虚弱的乡镇权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调查研究报告选,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⑦]饶静、叶敬忠.税费改革背景下乡镇政权的“政权依附者”角色和行为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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