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叛乱”与当今中国的社会抗争
——霍布斯鲍姆著《原始的叛乱》阅读札记
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在最近的十多年间,关于社会运动和抗争性政治的研究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查尔斯·蒂利等人发展起来的美国的“社会运动理论”。正如裴宜理所言,“这个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逐渐职业化、专业化、抽象化并脱离了政治,研究者们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政治上都逐渐脱离了他们的研究客体”,相关的学术作品大多是“机械的、无新意的和令人厌倦的”。与此相对,更早关注社会运动或“叛乱”的霍布斯鲍姆的更具生命力的研究则鲜被提及——虽然他在大陆史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就理论的适用性或研究所需营养的丰富性而言,这当然是一个缺憾。不过,这一缺憾可能会因为其《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中文简体版的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而弥补。
本书的英文版最早刊行于1959年,中文简体版则是由
本书的分析对象包括穿行于乡间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和早期黑手党,三种千禧年式的农民运动,工业化以前的都市暴民和工业化过程中劳工运动与宗教门派的关系,以及早期社会运动中的仪式运用,最后附有彰显了部分运动亲历者的思想及诉求的13件案例资料(“他们自己的说法”)。案例均分来自西欧和南欧,其个体性的和集体性的叛乱都被著者看做社会运动的“原始”形态。
理想形态的绿林好汉是本书的分析起点,被看做农民暴动的最原始形式。这种类型的“匪徒”与由因仇杀潜逃的亡命客一样,都是在充满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不愿像平头百姓那样忍受的强人,原本既可以通过反抗、也可以通过加入压迫者集团来摆脱卑贱,属于一种“社会中立”现象。但当传统的均衡状态被打破而农民又缺少有效的自卫方法,神话般的罗宾汉式传说(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刀枪不入”)就会蔓延。但是,他们的反抗所针对的并不是被压迫本身,而是过度压迫,其实际功能最多只是给一个社会的传统式压迫加一个上限,是一种“前政治”(pre-political)的现象。其演化趋向最多只能成为农民革命的暂时性辅助工具,也有可能在监狱或军队中改头换面,变成纯粹的罪犯或权势者的爪牙。他们没有未来,只有赋予他们的那些理念和精神才能在底层民众的传诵中长存,延续着对公正社会的看法。
西西里早期的黑手党及其同类组织比绿林好汉复杂。作为由地下大亨及其扈从构成的封建性网络,它凭借流氓帮派体系管控社群生活,构成与官方统治权威和法律体系分庭抗礼、或者与之平行互补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不同程度地满足了所有人的目的:既是封建主保护财产和权威的手段、乡村中产阶级攫取财富的工具,又能对弱者提供某些保障、让富人有时也会被剥光,借以满足穷人报复的欲望,同时也会成为当地所有人防止外来剥削的工具或地方自决的方法。
在霍氏看来,这种体系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官府无法有效支配的社会,而西西里的独特在于它的幅度之大。当代意蕴的黑手党(Mafia)崛起于19世纪60年代,契机是发起了反抗意大利统一的地方运动,其地方层级的头目开始由昔日的封建主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大土地承租商和律师,而多数承租商都与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有联系。但壮大也是腐化的开始:在1894年的农民起义中站到了反动阵营,后来则与社会党和共产党公开对决;同时北方政局的演变授予了他们更能讨价还价的方法——通过操纵选举将成员送入国会,为任何提供足够回报的政府提供多数票,利用花样繁多的改革法案中饱私囊。到二战之后势力削弱,不再是一套平行体系,但开始国际化和敛财方式的“现代化”。它的主要演化趋势是偏离社会运动,不再与社会抗议有关,上焉者转变为政治压力团体,下焉者流为敲砸勒索的丛结,也因此很难转换成现代社会运动。
不同于目标狭隘的盗匪和黑手党,千禧年运动则表现出明显的革命性:对当下世界的全面否定和对美好新世界的渴望。这一特征实际上也贯穿于所有类型的革命运动,而任何一场革命也都能发现千禧年式的元素。通过对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地区的拉扎雷蒂派运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农村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及西西里的农民运动,本书分析了千禧年思想的不同层次及其适应现代政治的不同程度。拉扎雷蒂派的行动纲领模糊,等待“天启”的举事方式粗糙而滑稽,因此也败的匆忙。安达卢西亚的农民运动完全脱离了宗教形式,以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达对公正和自由的梦想,其经济纲领以实现公有制为目标,政治纲领是反权威主义的和地方自治的,并渴望建立一个有道德的新世界,比一切现代社会运动都更加诚实和精确地表达了农民的情感。但无政府主义无法赋予农民以组织、战略战术和耐力,从而很容易遭到镇压。西西里的农民运动则以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农民联盟(“法西斯”/Fasci)的方式展开,手段是投票支持和参与农业合作化、强行占据田地和农业罢工。这明显有别于那些自发性的抗争,也显示千禧年式的狂热未必是暂时性现象,而是可以成为具有韧性的抵抗形式,并被整合成现代革命运动。
在接下来的关于都市和工业领域的运动的研究中,“暴民”(mob)现象属于绿林好汉的都市版,是各种都市贫民(“教会与国王的暴民”)运动中最原始且前政治的一种,常见于某些前工业化大都市。虽然处境凄惨、时常要面对价格上涨和失业而陷入绝境,但他们与统治者有着奇特的共生关系,有限地享受着伟大的都市和国王对其属地的榨取。他们具有一种接受传统位阶次序的正统王权主义:只要社会稳定,国王或教会便是社会的纲常,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恶行都是背着国王所为。也因此,他们的“没有理念”的暴动只是对其处境恶化的自然反应,行为都冲着“背叛了国王”的上层阶级,并非针对社会体系。除了对富人的仇恨和某种平均主义之外,他们很少企图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难以产生一种完美新世界的概念,未曾发展成任何千禧年式的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以降,当组织化的产业劳工阶级取代了市井小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排除了与高失业率并发的周期性饥荒,以及各国政府对首都暴动的敏感度增强等因素的影响,古典式的暴民运动开始趋于凋零。
英国的劳工教派则是新旧社会运动转型时期的现象。与欧洲多数国家的现代劳工运动的世俗性格相较,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工运动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当处境艰难的工人阶级意识到传统的基督教会已经像报纸一样被资本家掌控,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循着雇主的利益运行,“受雇者必须有自己的教会”就成为一种共识,由此发生了向新教各派改宗的风潮。而在宗派林立的基督新教中,所有的劳工教派都趋向于热情洋溢的“咆哮”教派,教堂运营的民主化则为劳工社群提供了团结性、价值尺度和社区机构。原始的卫理公会教派是最著名的例子,它不单是一般的劳工教派,更是农村劳工教派,甚至成为劳工领袖组成的教派。而这一切归因于它传播福音的技术和教义普遍切合劳工的诉求,它鼓励劳工建立自卫组织,它的乡村教堂提供了锻炼劳工领袖的学校,它对“皈依”仪式的强调激发了劳工斗士的政治觉醒、奉献精神和勇敢的行动。结果,身兼宣教师和工会领袖的例子很常见,而某些农业劳工工会实际是该派教堂的分支。无产阶级的组织诉求借助于宗教意识形态而得以有效地表达,的确是饶有兴味。
从上述未必系统的简介中,已经能够看出这本书的开创意义及其特征。它所探讨的是被过去的历史学家忽视了的欧洲现代劳工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前史”,通过对不同类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呈现了多种叛乱产生的土壤和社会动力、行动方式和演化趋向,及其与宗教、现代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关系。它的叙述方法既是描述性的也是分析性的,少有机械的概念化表达,坚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那些没有读写能力的人的较少“条理性”的历史,体现了著者后来强调的历史书写的“过去感”,以达到“历史知识的社会化”。虽然“其中没有任何一章的内容是详尽的或足具确定性的”(著者序言,第3页),关于“都市暴民”的展望似乎也并不符合当代全球经验,但其宏阔的视野、充满张力的叙说和堪称精辟的论述,使其具有非凡的魅力:呈现了资本主义入侵加剧的困境中底层民众的挣扎和跃动,正像社会抗议运动本来显现的那样。
当然,作为一位自认“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的早期作品,本书暗含着理解革命并探索切实的革命途径的指向,这在有关三场千禧年运动的研究中非常明显。“发现千禧年运动的理性政治核心并不容易”,它的看似荒诞的逻辑、模糊的行动纲领和时显怪异的行为,都导致它易遭误解,被看成群众性的歇斯底里而否认它的革命性甚至社会性。但在著者眼里,看不出这一切所为何来的人“就说不出任何有点价值的话”,“理解乌托邦主义或‘不可能主义’是特别困难的,但却也是必要的,因为它是除了最老于世故的极少数人之外,最原始的革命分子与所有的革命者所共同享有的情怀。”而乌托邦主义可能是一切重大革命必须仰赖的必要机制,没有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将不会发生。“凡是读过与皮亚纳那位默默无闻的农妇(她认为“耶稣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笔者注)同类之人的证词者,没有一个人人不希望他们的精神能够流传后世。”这样的叙说可能有些武断,但总体上看,他的明显的非“价值中立”取向或革命情结,并没有明显地损害其分析的冷静和客观性,而是强化了这项社会史研究所需要的生命力和穿透力。
进而,正如著者在导论中所言,本书的关注对象“是一群还没有找到或刚开始寻找一种特定语汇来表达其理想世界的前政治人”,他们像第一代移民那样一头栽进了陌生的资本主义世界,或者说资本主义以他们难以了解也无法控制的方式侵入到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身处无休止的躁动中却不善表达,即便表达了也很少得到理解,或者在某次有效的表达之后无法延续下去。对于他们的“盲目摸索”的奋斗史的呈现,当然可以看做近期受到重视的“底层研究”的当代起点,体现了有学者所说的“人民史观”,也突破了著者本人所言的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偏见。
在确认了这项研究的特征及其贡献之后,有必要关注它对国内相关研究可能具有的启迪意义。如同裴宜理所言,“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最好的实验室”。在这个连接着秦帝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型“实验室”里,抗争性样本的种类之繁多,可谓包罗万象。面对从第一个专制政权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各种类型的抗争现象,当然不需要将霍氏的取向和分析方法当做操作规程,但每一个关注特定问题的研究者应该都能从中获得某些灵感,而我所受到的启发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如何在“传统的”与“现代的”的社会抗议或社会运动之间建立联系,确保一种历史贯通感,而不是像著者批评的那样,把社会运动的历史生硬地分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如果说恒常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传统的与现代的社会运动的重要标准,那么至少就农民的抗争行动而言,21世纪中国农民的无组织或低组织性的“维权”仍然是传统的,尽管他们已经与互联网世界接通、学会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或自媒体,舍弃了各种古旧的仪式而采用了更容易受到关注的现代仪式。他们必须通过“越级上访”之类的手段向权力求助、又总是难以获得有效回应的过程和结果,都与王朝时代面向青天大老爷的击鼓鸣冤并无实质不同。换句话说,“原始”性仍然植根于现实之中,而这种相似性或融合性的实质,当然并不是一般研究者通常强调的农民的“落后”,或者说法律意识、自主意识、“现代意识”薄弱。
第二,书中有关千禧年运动的研究,再次提醒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过去的农民起义、“均贫富”的传统和乌托邦,以及革命。这些传统及其中所包含的某些人眼中的“落后性”甚至“反动”,都并非单纯的中国特色,也是欧洲特色,甚至是全世界底层人民的普遍特色。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全世界的)黎民百姓眼中的公平正义观,而不是简单地看做愚昧,或者指斥为不合乎当今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至上原则。进而,面对198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的范式转向在消除了农民起义和革命研究领域的许多迷雾和迷信的同时也带有污名化倾向的现象,确实有必要进行反思:不应该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在承认其“粗野、“暴力”、“权力斗争”的面相以及某种“破坏性”后果的同时,也不应忘记“抗争”这一原点。而对于抗争的污名化,正如对它的美化一样,都不能有效地理解和解释那些曾经让社会看到曙光、然后又再次陷入黑暗的波澜壮阔的运动。
第三,有关绿林好汉、黑手党和都市暴民的研究提示了拓展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虽然秘密结社或帮会也属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关注领域,但是就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而言,大多忽视了此类抗争性、自卫性的人物和事件。实际上,21世纪以来一些曾经备受瞩目的死刑犯——比如胡文海、马加爵、黄勇——,那些具有反社会性质的爆炸案、投毒案和冲击幼儿园之类的案件,都不只是巨大的历史洪流中转瞬即散的泡沫,不应该“像标点符号一样”被遗忘在“大国崛起”的历史叙事过程,也不应该只是警方和犯罪学的关注点,完全有理由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当代史的研究对象。进而,在关注NGO的同时,也要记住“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的大量存在,正如2005年的“定州事件”以及最新披露的“刘汉集团”的行径所展现的那样,这个群体在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异常活跃,甚至扮演了比防暴警察更大的震慑功能,不能不令人产生将其与NGO进行比较分析的冲动,将其看做另一种类型的NGO,或者叫做Black-NGO。而此类研究对象的拓展,必将带来新的发现,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许多其实并不矛盾的“矛盾”现象的理解:个体犯罪成为革命的替代品,“黑社会”竟然比一般的NGO更能与权力和资本结盟,一种形式的暴行如何促成了另一种。在这样的基础上,也许才会找到大幅度减少暴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