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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新国:谁来种田命题真伪之辨
  •  2014-05-25 14:10:42   作者: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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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新国:谁来种田命题真伪之辨

     

      人们普遍担心粮食安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然九连增,而谁来种田的问题又不绝于耳。在农业确实存在隐忧的情况下,农业仍然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表现,农业生产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当前农业生产状况的表现,是否合乎逻辑?进一步改进的方向又在哪里?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思考,特别是对于谁来种田的命题更应当从表象到本质,从现实到趋势,进行深入分析,辨其真伪。

      谁来种田是以质问方式,表达田无人种这样一个肯定陈述的命题,主要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生产状况的忧虑。这种忧虑性的陈述不是一个纯真纯假的命题。深入到原因分析,有很多真的部分,而从表现的悖论看,则有更多伪的成份。

      一、谁来种田命题之伪及其真实原因表现

      谁来种田命题之伪及其真实原因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城市化率刚过50%,农业却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显然与城市化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相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农村和城市双向开放的必然趋势下,农民生产生活的条件和生存发展的参照体系已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而由于历史禁锢的原因,城乡之间人地关系在短期内又未能达到有效均衡状态,外面精彩世界对农民吸引力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担心谁来种田自然有失常理。那么当前农村似已空巢,其悖论现象背后是否有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其实农业生产呈现老龄化、妇女化、兼业化已多有时日。当我们真正站在历史发展趋势上分析问题时,特别是从人地关系和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看,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忧虑过早且不当,我们更会明了,农业从业人数的相对减少,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相对减少符合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趋势,对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是有利的。由于这些符合规律性的要求,城市吸引农村劳动力,消弭传统农业过密劳动状态是正常的,当前的农村空巢只是一种暂时的动态境况,是由农民处于双栖摇摆状况决定的。

      二是,谁来种田问题的提出,在替城市之忧还是替农村之忧,替自己之忧还是替农民之忧的动机上存在伪的成份。当我们真正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时,我们就不会刻意要求谁来种田,过分担心谁来种田。在人均不到一亩三分、户均还过几亩的耕地约束下,农民在务农和务工之间进行人力和时间安排自有分寸,现实中也是非常理性的,现代经济学核心是关于各种约束条件下如何选择的理论,可以说农民最懂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开放条件下,务农收入难以满足农民支出安排时,农民对农村和农业的离心倾向就不会停止,这种情况下希望农民全身投入农业,纯粹只是主观幻想和虚假道义,农民自然不会答应,不会听从。

      三是,谁来种田的质问,只注意到3860部队(妇女和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现状,而无视农民静悄悄的“革命”。当我们真正站在乡村田野上看现实时,担心谁来种田显然是多余的。尽管土地对农民似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但是农民并未完全抛弃土地。当前农业生产总体上靠农民自身对农业的反哺来维系,即是农业作为农民不离不弃的副业而存续下来,同时也得益于资本、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回流整合,其中最为鲜活自在的变革在农村方兴未艾,这就是分工式规模经营。

      农民在非农化的过程中,追求农业生产简约化经营,在不放弃土地耕种的情况下,人地关系发生了巧妙的组合。劳动投入相对减少,农业生产经营中技术含量高的资本投入增加,小农生产服务的外源性要素的需求增加,如化肥、农药的需求依赖性强,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市场的小商贩更是相当活跃。另外生产经营过程上发生有偿交换的频次增加,小农生产服务从对要素的直接需求开始转向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服务外包,需求细分到生产经营各个环节。

      小农生产服务需求的变化,带来了农业内部静悄悄的革命。首先这种需求是直接来自于小农自身的有效需求,很容易与有效供给对接起来;其次这些需求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产生的,并且容易依托约束条件产生均衡的需求点;第三需求的变化和实现方式,突破了农村制度瓶颈的局限,并会倒逼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

      农业并非是一种低效产业,就单纯的投入产出核算来讲,农业是有效的,只是人地关系的问题农业才显得低效。农民可在“农外”打工,同样也可在“农内”打工,我国农民在“农内”打工的传统是悠久的,同时农民邻里之间,亲戚之间也有互助合作的传统,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民互助的劳动投入开始按时间按工钱计付了。在传统因子和现代生存需要的双重影响下,“农内农外”各种要素的余缺在农业生产服务中开始从无偿到有偿转换调剂。

      从耕田、植保到销售,各个生产经营环节都能以外包交易的方式完成。比如犁田,既可请人用耕牛犁,也可请人用机械,农民自己可以比较各种资源价格交易的优势,进而作出决定。插秧、收获都可请人完成,这方面机械操作的优势更大,价格相对较高,由于农民外出打收入较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就高,所以在农业生产外包相对高价格的情况下,农民也愿接受。另外提供服务的主体,会连片承包各种单项的专业服务,达到了自身的规模效益,其承包价格也不会太高。当前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外包的势头非常强劲,这种服务模式是以不断放活农民为前提条件的,源自于小农生产需求的自然演变,同时也因为开放的条件维系了农业发展,是农民的理性选择

      中国农民一直富有首创突围精神,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公社时期,农民发明了许多“弱者的武器”,来消蚀公社僵化的体制,最典型的是消极怠工。最具积极意义的创举是以小岗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推进了家庭承包制的实施,随后农民进一步创办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之势,形成了非农经济的半壁江山,农民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也倒逼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变农村的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农民的首创精神实质上体现在冲破樊篱、突出重围、还原并遵循社会原生态规律的过程中,是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动力所迫。

      而今农民服务外包这样一个真实意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是农民的又一创举,首先能比较好地解决当前人们担心“谁来种田、田如何种”的问题;二是通过小农分包和专业户的集中成交,农业生产上的“以小集大”和农产品销售上的“以小对大”,将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集中体现出来;三是农业生产经营回归到市场交易中来,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专业分工在当前小农生产方式下的灵活运用;四是有别于任何传统的组织形式,小农也俨然成了地主,承包方也是真正的专业主人,农民创造的交易合约充分体现了组织的核心内涵,这种规模经营形式的效果不亚于土地集中的规模经营;五是有利于农村土地价值的升发,土地租值在各单个农户外包服务的聚集中通过各道环节交易价格的均衡体现出来,进而促进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推进。

      二、可引发更加有意义的真问题

      综合起来可以说,谁来种田是一个不值得忧虑的问题。如果要继续关注这一问题,应该担心其因而不是其果,要解决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城乡人力和物质资本出不来进不去的梗阻。说得极端一点,问谁来种田,无异于问谁要吃饭。当然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于各种机制的扭曲,吃饭这一环节的需求信息顺畅地传达到种田这一供给环节,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此从谁来种田的质问仍然可以引发一些更加有意义的真问题。

      一是某一问题在宏观层面上集中暴发前,如何从微观行为中发现苗头,这是政策制定者要突出考虑的。政策制定一定要着眼于微观主体的反映和真实变化,要坚持微观机制重于宏观统筹的原则。

      二是在农业经营方式上,无需在是否大范围规模经营还是农庄经营还是农民家庭小规模经营上作过多推测,这些方面是靠成本收益比较决定的,要由农民自己的选择说了算,由农民的实干行为说了算。

      三是农村土地禀赋和其他要素在趋近均衡配置时,正是农村加快改革的极好时期,要不失时机,顺势推进农产品价格和农村土地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

      总之,只要做到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真正放活农民,给予农民更多权益和自由,特别是还给农民完整的土地权益和自由迁徙权利,农民还会创造更多奇迹,当农民不仅对社会而是更多对自身创造奇迹的时候,可不要从此时的忧虑急转到彼时的嫉妒,对种田农民眼红了。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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