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亚洲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亚洲研究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传统的亚洲学术研究有何优势?亚洲研究有何新发展?费城当地时间32730日举行的2014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上述问题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

      从研究对象转为知识生产者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教授彤差·温尼差卡(Thongchai Winichakul)认为,亚洲研究的研究范围、对象和方法等都在发生转变。随着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发展,这两个国家成为亚洲研究的重点,相关学术期刊的数量也不断增多。

      温尼差卡特别提到,冷战后几十年来,亚洲不再只是学者研究的客观对象,而成为了知识的生产者,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学术机构、学者和新的理论,亚洲研究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日益活跃。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温尼差卡谈到,虽然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很多,也有很多亚洲学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亚洲研究比较强的两个国家)接受了系统训练之后回到亚洲继续研究,但是亚洲学者的出发点与西方学者不同,那种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关怀是与生俱来的。尽管亚洲研究正在发生转变,但是很多传统的、经典的内容是不会变的,例如亚洲很多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历史文化的学术价值难以磨灭。

      提到国际化视野中的亚洲研究,就不得不提翻译的巨大作用。温尼差卡认为,不能熟练地进行学术翻译,就不能传播学术观点和成果,也就不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进行同行评议和互动。罗德岛大学历史系教授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认为,在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下,翻译比若干年前更加快速、高效。他本人的著作《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Minamata: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就分别以英语、汉语和日语三种语言出版。乔治以其切身体会表示,翻译是不同领域、国家和地区学者之间的重要纽带。

      用科技强化亚洲人文研究

      传统的人文研究往往强调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罗班·托莱诺(Robban Toleno)则利用最新的数字化软件对中国古代历史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托莱诺在进行中国古代人寿命研究时,利用了哈佛大学于20136月启动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查阅到长达2000多年历史中,包括帝王、官员、僧侣、道士、文人、医生等各行业人物的寿命信息。

      在谈到数字化研究的局限性时,托莱诺对本报记者说,通过数据库查阅到的信息大多数是社会精英人士的,平民百姓的信息非常少,因此不能对数据库产生依赖心理,而是要将其与传统的资料、典籍查阅相结合。他同时表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展开跨学科合作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科技手段的不足。

      密歇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中心的数据库自1997年建立以来,其英文数据库产品迅速得到美国和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研究领域专家的关注和使用,其中“中国企业数据库”(Chinese Enterprise Database)还受到包括西门子公司在内的众多西方企业的欢迎。他介绍,该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研究的量化分析,推动英语国家在教学和研究中使用和分享中国数据,增进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好地进行中国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

     

  • 责任编辑: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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