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受利好政策鼓励,各地家庭农场快速出现,仅笔者所在的全省粮油生产大县(市)宜城市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就超过100家,涵盖了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然而,笔者在宜城调查发现,家庭农场在雨后春笋般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化解的难题。

     

       经营规模难扩大

        家庭农场要求较高程度的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需要家庭农场主从普通农户手中流转更多的土地。然而,不少“农场主”都面临着土地流转的难题。

        宜城市刘猴镇邓冲村“农场主”王庆禄有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但很难租到集中连片、具备机械化作业条件的田地。从他的经验看,愿意流转的多是只有几亩地的农户,租过来往往不能集中连片利用,也没办法实行机械化。农户往往只把一部分土地出租,另一部分留在自己手上种口粮。他说,“我自己原有10多亩地,加上原先合作社流转的40多亩土地,一共有50亩土地,可是这些土地分别在两个村,一圈地种下来,需要两个村来回跑几趟,费神费力不划算。”

        与王庆禄有类似经历的“农场主”还不少。大多数农民为什么不愿流转土地?主要是农民瞻前顾后、心里不踏实。宜城市一些政协委员认为,土地是农民手中最重要的资产,事关长远利益。目前,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农民不会贸然将土地长久流转出去;不仅如此,中央文件也规定,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没有农民的转移,就不会有农村土地的转流;而要想土地流转,必须解决农民脱离土地后的后顾之忧。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农场主”租种土地的承包费如何消解。目前,正常年景之下,农民自种一亩地的粮食一年能赚上千元,如果“农场主”种粮食,单产未必有小户农民高,而且“农场主”还要支付额外的租金,付少了,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家庭农场承担不了。在家庭农场发展初期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消解部分承包租金,长期这样,恐怕难以为继。据调查,前年三夏雇个零工收割、插秧要100/天,去年120/天都请不到人。2012--2013年持续大旱,农资价格涨了,水费和农机具的开支涨了,人工成本涨了,但粮食产量下降、粮价下跌,一些以种粮为主的“农场主”保本都难。

     

       发展资金难筹措

    家庭农场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一些家庭农场想扩大规模,却遭遇融资难。农业项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资产,不能抵押融资。多数“农场主”没有很多可抵押的资产,只能获得小额贷款,而靠少量贷款只能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不少“农场主”为此头疼不已。

    现在流转的耕地,过去都是一家一户的承包地,既分散,不成块,水、渠、沟、路不怎么配套。改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南营办事处杨溪铺村的蔬果种植大户胡吉红去年4月注册了家庭农场。据他介绍,鸿盛蔬果基地建设花费了600多万元,修观光水泥路又花了60多万元,虽然“钱景”光明,但前期投入太大,让胡他很有点吃不消。他说,“自己多年积蓄已全部投入,想贷款又贷不到,寻求社会融资,要3-4分的利息,要是国家出台一些支持政策就好了。”

    以“稻鳖共生”种养新模式致富的“农场主”郭忠成,家庭农场已经达到了400,也面临着资金难题。为了实现深加工,他曾多次向银行申请贷款都无结果。“农业风险大,生产周期长,效益产出慢,银行不愿放贷。即使放贷,也只是三五万元,顶不了多大的事。”他说。宜城市工商局虽然与宜城国开村镇银行就家庭农场的贷款问题达成合作意向,但授信规模较小,农场主并不满意。

     

        职业农民难寻觅

       “种一亩地与种1000亩地不可同日而语”。家庭农场需要什么样的农民?从宜城市涌现的“农场主”可看出一些端倪:王庆禄是种粮大户,郭忠成“发明”了“稻鳖共生”,胡吉红搞的是工厂化种植,他们能脱颖而出都有自己的强项。从这些升级成功者的素质看,家庭农场已非传统务农者可以胜任。

        从市场需求看,当下有五类农民最走俏:从一产转向非农就业的“技能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型”农民;自主经营农产品精深加工、特色商业、服务业等项目的“创业型”农民;具有技术专长、人格魅力和群众威望的“带动型”农民;有一定企业经营经验的“管理经营型”农民。一些“农场主”说,“高素质农民,年薪十万不是问题。只可惜这样的农民太少”。

        时下,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洗脚上岸,背包进城”已成为宜城大多数农村青壮年的选择,留守农村的多是妇女、孩子和老人。以刘猴镇为例,农业劳力的主力是“50后”、“60后”。受访者中45岁—55岁的占38%55岁以上的占30%,两项合计为68%25岁以下的青年劳力不足1%,农业劳力的断层现象已经显现。与此相应的是,这些主要劳力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以下占到88.2%,只能勉强维持传统农业生产。笔者还听到一个说法,现在的农村,“60-70不想种地,80-90不会种地,00-10不谈种地”。务农的工价不断在涨,但劳动力依旧难求。

    一位多年在市职业高中任教的农林专业课教师对笔者说:“由于市场变化,职业高中的种养殖专业几乎垮掉了,过去有比较优势的涉农专业,近几年都难得招不到人,几乎开不了课。发展家庭农场,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各类生产经营和技能服务型人才产生了巨大需求。”他呼吁要重视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育,培养一大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

    社会服务难到位

        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故事不断上演。2013年入秋以来,宜城市传统的外输型大宗农产品白菜、冬瓜、生猪、禽蛋、麦冬等价格波动剧烈,增产难增收,让农民群众无所适从。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最直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大多数农民主无法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增收信息,获得高效品种,掌握增产技术;有了好的农产品,也不知道卖到哪里。有几位“农场主”深有感触地说:“市场瞬息万变,各种致富信息鱼龙混杂,让人对项目摸不着、吃不准、看不透,农产品价格上扬了,有时我们不知道,等知道了追上去已经晚了。”农产品市场走势如何?种啥划算?养啥赚钱?种植养殖有哪些新技术?养什么禽畜有市场?这些都是“农场主”迫切需要的信息。

        调查发现,与风风光光的外表相比,“农场主”的地位其实很尴尬: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相比,仍然显得过于渺小。缺专业人员、缺专业信息渠道、缺对国内外市场的专业研判,使得家庭农场主难以掌握并有效利用市场信息。主要凭经验、凭对市场的主观判断种植农产品,往往产销不对路。一些“农场主”和普通农户无多大差别,只是多从农民手里转包了一些田而已。他们既无晒场又无粮仓,收割后要么不晒就卖,要么晒在马路上,贮存在自家简易粮仓,长时间存放老鼠吃不少,有时还会霉变发芽。连续两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种粮大户的童启国就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解决农机和粮食存放问题,“让农机有‘机窝’,粮食有粮仓。”

       家庭农场要发展好,需要强化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包括政策、贸易、气象、病虫害防治、新技术、新品种等实用信息方面的服务。但宜城市目前显然提供不了这样的服务:譬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机构不健全,队伍不精干;各个服务组织之间常常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有的“服务部”、“服务公司”由贸易货栈、小卖部改头换面而来,承担不了“农场主”的个性化服务要求。一些“农场主”反映,有的服务组织服务行为短期化,重创收、收费轻服务。

        还有些“农场主”说,农业是风险较大的产业,农业保险对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宜城农业生产饱受严重自然灾害和剧烈市场波动的侵袭,由于缺乏规避自然灾害风险的手段,巨大的损失只能自己扛,一场变故下来,轻则“伤痕累累”,重则“一蹶不振”、“一败涂地”,多少年都翻不了身。一些“农场主”也害怕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和市场不测,不敢也不愿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有了农业保险,面对风险就多了一份安全感”。“农场主”们希望农业保险为农业发展“系上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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