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下降与出生性别比失衡在不同区域的组合,将中国农村生育转变归纳为“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和“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等两种类型。生育转变类型与宗族文化的区域差异有关,不同区域村庄社区内部宗族社会网络与宗族规范因为历史原因而存在差异,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农村生育转变存在十分有趣的空间分布:在华南以及中原等文化区,在宗族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作用下,生育率下降相对滞后,同时出现严重出生性别比失衡;而在村庄历史比较短暂、宗族文化薄弱的东北、西南、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率先达到较低的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大致保持平衡。
关键词:生育转变 总和生育率 出生性别比 区域差异 宗族
人口转变理论是描述和解释近代以来世界人口转变过程最有影响的理论,不过该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在于,世界上不同历史和文化的地区,其人口转变模式,特别是生育转变模式存在的多样性。40多年前,科尔在反思该理论时清晰地发现:欧洲700多个省区生育转变模式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生育转变的区域分布与欧洲的语言、文化的区域分布具有类似性(Alsey J.Coale ,1973)[1];而由利热所绘制的西班牙不同省区的生育率分布,实质上就是一副西班牙语言的分布图(Leasure,1962)。弗里德曼据此指出:许多文化相近的地区,例如语言、文化相近的地区呈现出相似的生育类型,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具有共同文化的亚区域往往具有相似的生育转变模式,赖以区分的因素很有可能是亚文化类型的差异(Ronald Freedman,1979)。欧洲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的生育行为深嵌在文化之中,文化的差异会带来生育行为的显著差异。
那么在幅员面积与欧洲大致相当,同时历史、语言、区域亚文化差异明显的中国,生育转变模式是否会如欧洲那样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呢?笔者以及所在单位在对农村长达10多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转变过程中,不但生育数量偏好及其转变速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而且生育的性别偏好及其转变速度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更为神奇的是,生育数量偏好转变的时空图景与性别偏好转变的时空图景具有极大相似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中国生育转变过程的这种多样性进行描述和解释?受科尔、弗里德曼等学者的启发,本文将结合不同区域的语言、历史与文化,试图从宗族文化与不同区域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提出一个解释中国生育转变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
因而在理论渊源上,我们试图整合人口学领域的生育转变理论与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结构理论,提出一个描述和解释中国生育转变多样性的分析框架。通过生育转变理论描述中国生育转变的区域差异;通过社会结构理论,我们将宗族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行操作化。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农民生育行为嵌入在村庄社会结构当中,宗族文化的差异使得村庄内部的结构性力量(社会网络的密度、凝聚力及其对非正式规范的支撑力)和规范性力量(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存在差异,这使得农民的生育行为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观实践形态存在差异,进而微观个体生育行为在社会结构的作用下汇集成为宏观层面生育转变的区域差异。
下面,我们首先结合1982、1990、2000等年度的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从宏观上归纳中国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其次结合语言学、移民史以及有关宗族的文献研究,论证宗族发育历史在不同区域所存在的差异性;最后,从结构性力量和规范性力量两个角度对村庄社会结构进行操作化,通过生育行为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两个具体机制,建立宗族文化与生育转变之间的关联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育转变是中国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生育转变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一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下生育率快速下降,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在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中,生育转变的完成是以生育水平转变为标志,但在中国存在男孩偏好的背景下,生育转变完成还包括生育性别转变,因为生育是一个包括数量、时间和性别的三维偏好现象(顾宝昌,1992),因而学界在刻画中国的生育转变时,将中国的生育转变概括为两次转变相继完成的过程:第一次是生育数量的转变,其本质为生育数量偏好以及生育时间偏好的转变,第二次是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其本质是生育性别偏好的转变(李树茁,2011)。本文主要从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两个角度,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转变的多样性进行刻画。
下面利用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对中国农村生育转变的区域差异进行描述,从宏观上归纳中国生育转变的区域类型学。首先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归纳特定时点上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这主要是考虑到样本规模[2]。然后根据对1982、1990、2000年普查原始数据的挖掘,整理出1965-2000年间总和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的时间系列数据,从历时性角度对生育转变多样性进行刻画。
(一)普查时点上生育模式的区域差异。我们根据公布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在地级层面数据,运用GIS系统绘制400多个地级市生育数量与出生性别比分布情况。由于学术界公认,运用2000年普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TFR)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们在测量生育水平时是根据35-50岁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反映各地区生育数量,选择这样一个年龄区间,主要有以下考虑,2000年普查登记了15-50岁育龄妇女存活子女数信息,15-34岁育龄妇女还没有完成生育过程,而35-50岁育龄妇女则陆续完成生育过程。同时用2000和2010年六普地级市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反映各地区男孩偏好的差异。具体结果见图1和图2。结果十分有趣:可以从整体和区域两个角度展开分析[3]。
(1)从整体上看。首先,具有相似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的地区是彼此相连的,而不是无规律地散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彼此相连的地级市构成相当大范围的区域;区域内部的生育水平大致具有一致性,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分界明显。
其次,很多省份内部往往包含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完全不同的亚区域,这表明以往的很多以省份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可能存在掩盖实质问题的弊端,同时也启示我们,很多省份内部的生育政策是大致类似的,面对同样的生育政策,一个省份内部却有完全不同的生育模式,这表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可能难以有效解释生育模式的地区差异,而是存在更为关键的解释变量。
再次,这些具有相似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地级市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差很大,或者说,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地区,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大致类似,这表明生育模式的地区差异难以完全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
(2)分区域看,两幅地图在很多区域的轮廓和形状都能大致重合,这说明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的地区分布特征具有高度一致性。
生育数量分布。图1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在瑷珲-腾冲线以东,生育数量比较高的区域主要有:江西、广东、福建、广西(南部)这四个地区构成的华南区域;在华北平原上,大致包括全部的河南省、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所组成的淮河平原、山东西南地区、以及河北南部的少部分地区,则构成一个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这个空间范围大致是古代中原的范围;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有部分地区生育数量较高;西南的云南、贵州生育率比较高。
而生育数量偏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大致在地图的中部,由长江下游平原(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鄂西地区、以及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则构成一个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带;山东半岛、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区、东北三省是全国范围内相对的低生育水平地区。
出生性别比分布。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被海外汉学研究所归纳的“华南”,主要包括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份,鄂东地区、湘南地区也是特色鲜明的出生性别比重灾区;另外由河南、皖北、苏北、鲁西南、冀南等构成的中原地区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大区域。
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低度失衡区域:东北三省;长江下游平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也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除了鄂东地区较高之外,几乎都处于基本正常或轻度失衡的水平;大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中西部),以及广西北部;另外山东半岛、山西、河北(除去冀南地区)等地区也连成了出生性别比较低的区域。也就是说,通过比较图1和图2,发现2000年人口普查时,生育数量的地区分布和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基本重合。这种一致性可以通过表1进行归纳[4]。
小结。在瑷珲—腾冲线以东,图1和图2在很多地区几乎能完全重叠,也就是说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严重的地区;而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也大致是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的地区。
(二)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为了从长周期认识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我们根据上面划分的大致区域,即华南、华北(主要指黄淮平原)、东北、长江流域四大区域,利用1982、1990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推算了1967年到2000年之间各区域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以及出生性别比(RSB)的变动数据。我们首先看看各区域生育数量下降曲线的差异。
图3显示,在70年代初各区域的TFR水平大致相当(华南稍高),1970年时都大致在7左右。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开启以来,华南、华北、中部、东北都经历了显著的生育率下降,然而不同区域生育转变过程差异极大:长江流域和东北在政策干预下生育率迅速下降,表现为这些区域生育曲线在1970-1980年间陡然下降,曲线也非常陡峭;长江流域在80年代左右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型,降低到低生育行列,生育水平接近更替水平;而华南生育转变则远要缓慢、滞后,生育数量降低的过程漫长,生育曲线下降非常平缓。以1975年为例,长江流域和东北基本上已经接近3的水平,但是华南却依然保持在5左右;到1982年左右,长江流域和东北接近2.1的更替水平,但是华南还稳定在4左右。从整个70年代到90年代华南的生育水平都要远远高于长江流域和东北。直到1990年左右华南才达到长江流域在80年代初的水平。华北在7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幅度也非常快,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生育水平徘徊波动,要明显高于长江流域和东北。整体而言,华北生育率下降速度介入华南和长江流域和东北之间。
另外,我们还计算了自70年代初期以来各区域出生性别比转变曲线。见图4。如果以男孩偏好完全淡化、出生性别比保持平衡这样一个标准来看是否完成出生性别比转变的话,那么东北和长江流域自70年代以来就没有明显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趋势,可以看做是最先完成生育性别偏好转变的地区;而华南和华北农村的性别偏好转变则缓慢得多,而且在生育数量不断下降的过程中,男孩偏好受到挤压,进而形成80年代以来不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势,这两个地区出生性别比转变的完成依然还是一个漫长过程,不过从2010年六普所反应的数据看,这两个地区已经走上了出生性别比的转变的轨道。
(三)生育转变的区域类型学。如果将生育率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进行区域组合的话,会发现中国农村存在两种十分不一样的生育转变模式。第一种是以华南和中原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1)生育转变过程中男孩偏好强烈,尽管国家政策的干预、工业化与城市化等现代性因素不断推动生育转变,但是这两个区域的生育转变过程相对迟滞,生育数量下降过程相对缓慢,同时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2)从生育转变两个维度(数量和性别)完成的时间来看,在全国相对滞后;(3)从生育转变两个维度(生育数量与生育性别)之间的关系来看,生育数量在政策干预下挤压性别偏好,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也就是说生育数量下降和出生性别比二者之间是一种非均衡的冲突关系。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生育转变归纳为“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模式”,其中“阻滞”用于描述生育转变的速度和生育转变完成的时间;“失衡”用于描述生育数量转变与出生性别比转变之间的冲突关系。图5概括了这种生育转变的基本特点。
数据来源:年度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来源同图3,年度出生性别比的数据来源同图4.
第二种是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农村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1)生育数量下降在全国相对较快,出生性别比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基本稳定,或略微高于正常值,基本上不存在出生性别比的明显转变[5];(2)在全国率先完成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3)生育数量下降和出生性别比转变处于并行不悖的均衡关系。我们将这种生育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迅速、同时出生性别比保持基本正常的生育转变归纳为“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模式”。图6概括了这种生育转变类型的基本特点。
生育转变的时空图景。如果从完成生育转变先后顺序进行归纳的话,长江流域和东北,在全国率先完成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比转变;而华南和华北,生育转变进程要缓慢得多,目前这两个地区生育数量转变基本已经完成,而出生性别比转变还需较长时间。这样说来,完成生育转变存在这样一个先后顺序:东北、长江流域,早于华北,华北稍微早于华南。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农村,生育转变完成的时序,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之间建立起关联,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最先完成生育转变,这启示我们,解释中国的生育转变,需要在经济发展因素之外寻找关键变量。
(三)关于生育现象地区差异的已有解释。为什么会存在生育转变类型的区域差异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经有所关注,只不过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同时区域比较的视野还没有清晰起来。由于这些研究还没有上升到生育转变模式的高度,而是专门针对生育数量或者是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差异进行解释,我们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专门对这些已有解释进行反驳,然后提出本研究的解释框架。
(1)对生育率省际差异的解释。目前学术界解释生育率省际差异的主要变量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政策。其结论可以归结为: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的政治性批判是70到80年代生育数量转变的主导性力量,那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市场性因素逐渐占主导则构成90年代中国生育率转变的革命性力量。
顾宝昌1987年对经济变量与生育率的研究至今为止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他利用省级数据考察了中国的生育率,通过路径分析得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都有重要的直接影响的结论(顾宝昌,1997)。
彭希哲分析了50年代到90年代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出现了显著性变化,该文也试图从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解释生育率的省际差异。不过作者严谨的态度使他并没有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生育率水平”这样一种简单相关(彭希哲,1993)。
在顾宝昌、彭希哲等研究的基础上,陈卫在2005年将中国各省横向和纵向数据相结合,进一步探讨在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独立影响。研究得出,在过去30(1980、1990 和2000)年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而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下降。在198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要比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得多;这支持了人们所普遍认为的70年代中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计划生育推行的结果的观点。然而,在1990年,这种关系达到了某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Beta值基本相同。80年代经济改革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削弱了一些计划生育机制。9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和价值体系转变,生育率在经历80年代的波动后,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生育率都有重要影响,但是2000年的结果表明,这种平衡偏向了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我肯看看“经济发展说”所存在的缺陷。这个解释变量在解释生育率下降的整体性推动因素方面大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正如生育转变理论那样,无法解释不同文化类型地区生育转变路径以及生育数量究竟在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个怎样的临界值时开始转变,这使得生育转变理论只能是一个大致正确的理论,而无法解释生育转变路径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无法在发展水平与生育转变的进程之间建立严格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将这些解释框架与图1中生育率的地区分布相对照的话,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水平的高低之间并不能建立严格的相关性:以东部沿海为例,这个经济带是近30年经济发展走在前列的地区,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内部差异明显,山东、江苏、浙江的生育水平比较低,但是广东和福建以及广西沿海等发达地区却是全国生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另一方面,如果将沿海与中西部进行比较的话,结论也很有意思,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但是中西部的四川(主要是成都平原)、两湖平原(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的生育率却明显要低。从横向的空间差异来看,用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显然不能有效解释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其次我们再看看“生育政策说”。顾宝昌、张二力、郭志刚等学者的研究证明,在中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不是一个常量,而是存在地区差异。为了测度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他们建构了“政策生育率”这样一个概念测量不同地区生育政策的差异(郭志刚等,2003)。那么“政策生育率”与生育水平之间能否建立直接关联,即是否是生育控制政策越严格,生育水平就越低?在郭志刚教授的支持下,我们绘制了地级市政策生育率的分布图,见图7。
为了分析的简化, 也为了便于用地图显示, 郭志刚教授将修正的政策生育率分为4个类别:第一类: 政策生育率在1.10-1.13 之间, 大致对应独生子女政策为主的地区;第二类: 政策生育率在1.13-1.15 之间, 大致对应独生子女政策与独女可生二孩政策混合的情况;第三类: 政策生育率在1.15-2.10 之间, 大致对应独女可生二孩政策与二孩政策混合的情况;第四类: 政策生育率在2.10 和以上, 对应2孩,及以上生育政策的地区。
根据图7中政策生育率空间分布,我们很难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之间建立关联:在江苏、四川、重庆等严格生育政策的地区,生育率确实偏低[6];但是在实行1.3-1.5的“1孩半政策”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山东半岛、湖北、江西、广东等地区,却生育水平差异极大,广东、江西是全国生育水平最高的地区,而湖北中西部、东北、山东半岛却是全国的低生育水平地区;同样是全省实行“1孩半政策”的湖北省,鄂中江汉平原、鄂西地区与鄂东地区的生育水平泾渭分明;同样是严格坚守一孩政策的江苏省,苏南与苏北的生育率判若两然。总而言之,我们难以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之间建立相关性。
(2)我们再看看关于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已有解释。目前关于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主要有下面两种解释,一种是生育政策说,另一种是地理环境说。
生育政策说。人口学界主流的看法认为,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差异之间有密切关联。张二力(2005)、郭志刚(2003)、陈卫(2009)、宋月萍(2009)等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得出结论是具有诱导性的“1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显著高于其他政策地区,但是图2表明,同样是“1孩半政策”的地区也有出生性别比正常区域,比如湖北省全省实行“1孩半政策”,江汉平原和鄂西地区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图2还显示,不是生育控制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越高,江苏省全省实行一胎化政策,但是苏南和苏北的出生性别比差异显著。这表明,同样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完全不同的例子比比皆是,生育政策在解释出生性别的地区差异方面漏洞太多。
地理环境影响说。这种观点认为出生性别比与作为地理环境的海拔高度、环境温度有关,并推测环境温度不仅影响受孕结果,而且可以通过影响父母的荷尔蒙水平进而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自然选择(James,2001)。康国定[7]等人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定量研究了中国0-4岁人口性别比与地理环境特别是海拔高度的关系,结果表明1990、2000年间的中国0-4岁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县主要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地区,而且0-4岁人口性别比与海拔高度存在较高的负相关,海拔100米以下的县市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海拔超过3200米后0-4岁的人口性别比开始下降到正常范围,并随着海拔升高呈现继续下降趋势。
这种观点在解释低海拔地区的出生性别比问题上难以成立:中国有很多平原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保持平衡的水平,比如东北平原、长江流域的川西平原、两湖平原以及长江下游平原。不但海拔高度与出生性别比水平之间难以建立有效关联,这种解释对海拔高度与出生性别比水平之间的相关机制还无法说明。
我们的研究发现,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分布与中国的汉方言、宗族文化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前文已经谈到,科尔、利热、弗里德曼等人在反思人口转变理论时曾指出,许多语言、文化相似的地区,呈现出相似的生育类型,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具有共同文化的亚区域往往具有相似的生育模式;利热所绘制的西班牙生育类型分布图几乎就是西班牙语言的分布图。这说明,语言、亚文化类型等因素与生育类型之间存在相关性[9],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除了部分区域存在不一致[10],中国农村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分布与中国汉语言的区域分布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笔者根据中国《方言》杂志上提供的各区域方言数据,按照县级单位,绘制了中国10大汉语方言的区域分布图,见图8。
可以发现,图8所显示的汉语方言空间分布,与图1和图2所描述的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在大部分地区具有一致性。具体表现为:
(1)南方方言区。华南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南部),分别是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的分布区,这些地区生育转变滞后、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属于“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地区”,这种生育转变类型的地区还包括湘方言分布区。特别有趣的是,湘语、赣语、粤语的地区分布范围和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分布形状特别类似。南方方言区,只有长江下游吴语区是生育数量偏低和出生性别比都比较正常,下面会谈到,吴语原本是一种古老的方言,但这个地区在清朝太平天国时发生战争,原来土著人口减少约7000万,吴语地区原来的文化和社会结构遭受到重大破坏。而粤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所在地以山地丘陵为多,这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偏安一隅,自宋以来一直比较稳定。
(2)北方官话区和西南官话区。中国的方言中,最年轻的方言就是官话了,官话主要包括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蓝银官话、西南官话,另外,山西和陕西北部的晋语实际上是从官话中派生出来的,我们也将其纳入到官话的范畴中。为制图的方便,我们将东北官话、冀鲁官话、晋语等进行了区域合并,可以看出这三大官话区都是生育转变顺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的区域。
北方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与晋语区,基本上是“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模式”; 西南官话区,分布在湖北中西部、四川和重庆全省、云南和贵州、广西北部、湖南沅水流域以及陕西的西南角,整个西南官话区,除了少部分地区之外,大都是出生性别比正常的地区;除云南和贵州因为生育政策比较宽松而生育数量偏高之外,大都是生育数量相对偏低的;中原官话区,空间上大致就是古代中原的范围,包括河南大部分、江苏和安徽的淮河平原、鲁西南地区,这个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心区,生育数量转变滞后,同时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汉语方言与生育转变模式具有空间分布上的类似性呢[11]?我们能否从中找到理解中国文化和生育转变模式地区差异的奥秘?要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中国不同区域语言形成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我们的研究表明,二者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致性,背后实际上是区域历史与宗族文化差异,不同方言背后,是不同区域历史的差异,是宗族发育时间的差异。在那些汉语古方言区,大致是宗族发育比较早、历史比较长的区域;而官话区,历史相对较短,宗族文化相对薄弱,无论在东北官话区,北方官话区(除去中原官话区),还是西南官话区都是这样;正因为宗族发育程度存在差异,因而生育数量偏好和男孩偏好强度存在差异,进而引起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这其中的解释链条大致为:方言形成及其历史特征——地区移民史——宗族的发育与成长史——宗族结构性力量和规范性力量——微观生育行为——生育转变。
(二)汉语方言与移民史。下面我们根据语言学的已有研究,对汉语的历史源头、地理扩散、以及各大方言的形成时间进行梳理,同时结合中国移民史,对各区域的历史进行梳理。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分类,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这十大方言形成的历史不一样,从中可以看出当前不同区域现有人口繁衍起点与宗族发育起点。据此可以推测不同区域宗族聚居情况、宗族发育情况的差异。根据各大方言的形成时间,大致存在下面的层次图。
图9 汉语方言分化历次层次示意图
形成时间最早的是吴语。主要是在三国、两晋之交、两宋之交有大批北方移民进入吴地,历代北方移民带来的方言逐步演化成为现代吴语。不过现有的吴语区在近现代过程中,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使当地人口减少接近7000万,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宗族文化被重新洗刷,主要由太平天国运动接受以后区域内部的移民所形成,因而其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明显弱于华南的大部分地区[12]。
闽语。最早入闽的汉人大致是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从吴地迁入,到了唐宋时代闽语作为一种具有明显特征的方言才明确起来,为人所注意。
湘语。湘语起源于古楚语,原先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但是因受历代尤其是中唐以后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的冲击,以及两湖地区历代的战乱,目前具有古老湘语特征的主要保留在湘南地区。
赣语和客家话。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核心地区在江西以及与之相邻接的闽东和粤北。唐初大量北方移民进入赣北,这些移民的方言和古江西方言接触形成最原始的赣语,中唐和晚唐陆续到来的北方移民,从赣北深入赣中和赣南,赣语进一步得到发展。北方来的客家人起初定居在赣语区,于宋元之际西移至闽西和粤北,他们原来所使用的赣语与赣东南、闽西和粤北土著方言相交融,形成客方言。
粤语。宋代因北方辽金的侵袭,大量汉人南下广东避难,这些人被成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来自北方的客户占广东总人口的39%,宋代的移民带来了北方方言并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13]。
上面是狭义的汉语方言,可以不包括官话,从方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古方言基本上是在两宋以前形成,也就是说通过明清以前的移民所形成,现有的人口格局繁衍的历史比较长,村庄的历史一般较长。两宋以前的移民一般是大家族、贵族的举族整体移民,原有的宗族结构与文化传统在迁入地得到保持,这十分有利于宗族发育;同时他们代表了最为传统的中原汉文化,在这些地区方言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村庄的文化信仰也相对于中国北方保留了大量的传统宗族文化;另外这些讲汉方言的村庄大多形成时间早,村庄结构得到发育,保留了较深的宗族文化,目前宗族传统和宗族势力仍然较强,从宗族文化和宗族规范所具有的要求来讲,可能会导致南方方言区较强的男孩偏好和生育数量偏好。
下面我们再看看官话区。从图9可以发现,官话区的形成历史最短,主要由宋以后的移民所形成。整个中国官话地区,都是传统汉民族宗族文化比较弱、村庄社会发育比较晚。这也和中国的历史是高度相关的,因为在元明清以前,中国的移民都是从北方移向南方的,北方草原民族不断南下,而原来的中原汉人都被挤到了中国东南方,所以东南方保留了中国的很多秦汉唐宋文化。
以西南官话为例,西南官话是在宋朝形成的,但它的扩散主要是在明清时期伴随着西南的移民形成。目前讲西南官话的地区,大多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清朝时期迁移过去的。主要因为三个原因:一是蒙古攻打南宋是从四川打过去,在那里打了很多拉锯战,所以南宋到元朝初年中人口减了7000万,四川占了很多,所以明朝建立之后从南京、江西、安徽大量调军向西南屯军;二是明末张张献忠屠蜀、清军也在四川屠蜀,西南王吴三桂叛乱,几次战争持续了60年;三是明清时期国外的玉米、红薯等适合山区耕作产量高的作物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口暴涨,人口开始向山区迁移,同时大量的“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主要以湖北为主。所以,西南地区村庄形成较晚,同时这些移民方式多为军屯和单家独户,压力型移民,而不像历史上宋朝以前的三大移民等战乱移民,一般是大家族、贵族的整体移民。这样西南官话区的移民很难保留原来的宗族结构和文化,同时所形成的多姓村也很难形成宗族结构村庄。西南官话的扩散推广和明清之际湖广地区向西南的移民是一致的,这就是西南官话区与宗族文化传统薄弱、男孩偏好程度低、出生性别比正常的西南地区高度重合的原因。另外,东北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胶辽官话区历史都比较短,都属于“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地区。
上文我们从方言发生学的角度,推测了各区域宗族发育时间的差异,并以宗族发育程度为中介变量解释汉语方言与生育转变模式空间分布之间的相似性。那么宗族发育程度的空间分布假设能否经得起检验?下面从不同区域姓氏分布集中程度的角度对宗族发育程度的空间分布进行检验,大致思路和假设如下:
从人口迁移史和不同区域宗族聚居的情况来看,各区域现有人口迁入和人口聚居的格局形成时间的早晚与宗族聚居程度高低和宗族势力强弱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人口繁衍和宗族形成需要时间,人口迁移年代早则意味着一个宗族定居在一地的持续时间长,便有可能通过人口繁衍形成较大的同族群体;反之,历史较短则无法形成庞大的同族群体,并发育出成熟的宗族。因而在一个地区内,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的时间越早,则该地区宗族聚居之势越强,反之,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时间越晚近,则宗族聚居之势越弱。
具体而言,南方方言区[14]一般是宋朝以前的移民所形成,而且一般是大家族、贵族的整体移民,原有的宗族结构与文化传统在迁入地得到保持,这十分有利于宗族的发育;原有的宗族文化与规范得到保持;另外这些讲汉方言的村庄大多形成时间早,有足够长的时间形成人口规模庞大的同族群体;而宋朝以后的移民所形成的区域主要是官话区,其历史比较短,包括东北官话、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区,华北主要是明初“洪武大移民”时来自山西珙桐的移民,四川形成于清前期,东北形成于晚清以后,而且宋以后的移民一般不再是如南方那样的整族迁移,而是个体性极强的移民,总之,与南方相比,北方人口不仅现有人口始迁祖迁入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在人口最初迁移时,迁出地本身就不具备聚族而居的习俗,迁入方式以小家庭和个体为主,从而从人口迁入之始,就很少形成宗族聚居的格局,宗族文化明显弱于南方(王询,2007)。
要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测量全国不同区域宗族的发育程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测量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同一个宗族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用这种方法测量宗族发育程度,空间范围越小,准确性就越高,空间范围越大,则失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同姓群体不一定是共同的祖先所繁衍。
比如说测量一个行政村的范围内,几个主要姓氏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基本上能非常准确地衡量该行政村内宗族的发育程度,因为行政村范围内同姓人群基本上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15],始迁祖在该村落基越早,则他的子孙就越多,同姓群体在该自然村的范围内所占比重越高。这样,现有人口迁入和人口聚居的格局形成时间的早晚与宗族聚居程度高低和宗族势力强弱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人口繁衍和宗族形成需要时间,人口迁移年代早则意味着一个宗族定居在一地的持续时间长,便有可能通过人口繁衍形成较大的同族群体,同一个姓氏的人口在自然村内所占比例就高,户数多;反之,历史较短则无法形成成熟的宗族。
CGSS2006年的数据库中有测量宗族聚居程度的变量,即全村最大的三个姓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及其户数、人口数。从宗族群体规模的大小看,CGSS2006年的数据表明:在微观的行政村层面,华南的广东、江西、福建、广西的村内宗族群体规模明显大于华北地区;而华北地区则远远大于东北、四川、以及西南地区。表3基本上能从村落的微观层面证明:华南的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强于华北、华北强于东北、长江流域。但微观层面的抽样调查数据往往存在因为抽样而导致的偏差,依然难以从整体上反映中国农村宗族发育程度的区域差异。由于全国性的、行政村层面的、用于测量宗族发育程度的数据库目前还没有办法获得。我们为了从全国层面刻画宗族发育程度,只能将分析单位扩大。
当空间范围扩大的时候,用同姓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来测量宗族发育程度可能就会失真,比如说当空间范围扩大到县域的时候,同一个姓氏的人口可能是来自完全不同的祖先,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在历史上存在小姓为寻求庇护而改为大姓的情况。而在全国层面测量宗族发育程度对于本研究意义重大,为此我们根据2005年1%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中有关姓氏的信息[16],从地级市的层面统计了各区域的姓氏集中程度。在具体的操作方面需要在此做几点说明。(1)由于我们所分析的2005年1%抽样数据库没有县以下的地址码信息,只能从地级市层面测量同姓群体占总人口比重来测量宗族发育程度。前面谈到,当空间范围越大时,用同姓群体测量宗族发育程度可能会失真,因而与县、乡为分析单位测量宗族发育程度相比,本研究的测量仍然有较大改进的空间。
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测量宗族发育程度的合理性在于,这种测量方法因为将空间的分析范围扩大了,因而可以对应着更为久远的宗族发育时间,比如说,在一个县域的范围之内,姓氏相同而始迁祖不同的两个同姓群体,如果扩大时间尺度,比如说500年前极有可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因为宗族的裂变而形式的两个不同的宗族。(3)由于不同地级市总人口存在差异,绝对数量完全不同的姓氏,可能有同样的相对比例(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而这二者的发育时间完全不同。为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同时从特定姓氏的绝对数量和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例进行统计。研究结果见图10和图11。下面我们结合姓氏分布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对中国农村姓氏集中程度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表10和表11显示:姓氏分布的集中度十分有趣,与生育转变模式、汉语方言的分布具有相似性。具体而言南方方言区的特点很明显,无论是姓氏集中程度,还是姓氏的绝对数量都是最高的。江西、广东、福建、广西等地一般是宋朝以前的移民所形成,而且一般是大家族、贵族的整体移民,迁入的时间比较早,战乱比较少,这十分有利于同姓群体的发展壮大,因而在地级市的宏观层面就表现为,不但姓氏的相对集中程度高,而且姓氏的绝对数量大。这表明,华南现有人口格局的繁衍起点在全国几乎是最早、历史最长的。
东北和华北的都是官话区,从姓氏分布的相对数来看,华北与东北都是多姓杂居,但是从绝对数来看,华北的姓氏集中程度则明显高于东北,这说明,华北现有人口繁衍的时间起点要明显早于东北。皖南的姓氏分布很有趣。从姓氏分布的相对量来看,姓氏集中程度很高,但是从姓氏的绝对量来看,姓氏的规模又不是很大。这个特点主要与太平天国战乱所引起的该地区的人口大规模减少以及战争之后的移民有关。长江流域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开发比较晚,同时一直是战争比较多的区域,一直是宗族文化比较薄弱的地带。我们从最大姓氏占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见图12),进一步证明了长江流域的姓氏集中度偏低的特点。综上:宋朝以后移民所形成的区域主要是官话区,其历史比较短,包括东北官话、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区,华北主要是明初“洪武大移民”时来自山西珙桐的移民,四川形成于清前期,东北形成于晚晴以后,而且宋以后的移民一般不再是如南方那样的整族迁移,而是个体性极强的移民,总之,与南方相比,北方人口不仅现有人口“始迁祖”迁入时间较晚,而且在人口最初迁移时,迁出地本身就不具备聚族而居的习俗,迁入方式以小家庭和个体为主,从而从人口迁入之始,就很少形成宗族聚居的格局,宗族文化明显弱于南方。宗族传统薄弱,使得这些地区的宗族势力、传宗接代等观念薄弱,东北平原、成都平原、江汉平原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样,我们结合语言与移民史的已有研究,解释了宏观面上各区域的宗族发育时间的差异,进而形成宗族文化的差异,并假定宗族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带来生育转变模式的差异:即制度化的宗族传统及其价值规范取向的多子多福、男孩偏好的地区差异可能是导致生育转变模式地区差异的原因。
在中国生育转变过程中,宗族文化与生育现象密切相关。宗族文化是一种以父系为主轴的文化,强调传宗接代与子嗣继承、男孩偏好。不过正如下文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不同区域农村的宗族发展在传统时代的形态差异极大。正因为存在文化模式上的这种差异,在80年代以来启动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不同区域农民在生育上的反应完全不同,因而出现不同类型的生育转变类型。
(一)解释的理论框架。前面的分析已证明:中国生育转变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差异。生育转变的区域类型,这是一个区域层面的宏观人口学现象。而宗族文化的区域差异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宗族文化的核心规范是传宗接代、延续血脉,这是一套繁衍后代的生育规范。我们可以笼统地讲,宗族文化的地区差异可能会带来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这是在两个宏观的变量之间建立关联。不过在两个宏观的现象之间直接建立关联可能面临惊险的一跃,正如科尔曼所指出的那样,这正是整体主义方法论所存在的问题,即忽视了社会系统的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的层次,因而他主张用社会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社会系统的行为。任何以个人行动为基础,阐释系统行动的理论都由三部分构成:
图13 宗族文化与男孩偏好的相关机制
(1)说明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这类命题由表达社会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个人特征的因变量组成;(2)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这类命题由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组成;(3)说明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这类命题由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社会特征的因变量组成。这样,理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在宏观水平,而推理过程中却降低到了个人水平。受科尔曼的这一分析范式的启发,本文试图将宗族文化对生育转变的影响进行操作化,建立一个宗族文化影响生育转变的分析框架。这以分析图示如下:
从上图中,明显可以看出,在微观层面建立关联机制时,我们引入了村庄社会结构这样一个分析性概念,把村庄社会结构操作化为结构性因素(社会网络)和规范性因素(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两个层面,宗族发育程度不同,结构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差异明显。在分析前我们先梳理一下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从学术传统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历来存在两种认知。一是强调其关系性的一面,这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迪尔凯姆对集体关系等的表述、齐美尔关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论述、滕尼斯关于社会与社区的分割以及人类学领域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亲属制度的研究等方面均体现出这一点(洛佩兹、斯科特);二是强调其制度性或规则性的一面,从迪尔凯姆关于集体表征的论述、帕森斯及其后继者如默顿、巴伯、戴维斯、列维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表述中对文化、制度等的强调,亚历山大、卢曼等新功能主义者对制度结构的重要性重新进行理论化等努力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淸晰的脉络(洛佩兹、斯科特)。而试图对结构与行动进行重新综合再建的吉登斯,他在讨论结构二重性时,将结构与规则两个维度联系起来(吉登斯),而这两者亦有关系与制度或规则自身的影子。而在最近几十年影响极大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结构的这两个层面被操作化为社会网络和非正式规范,有意思的是,Coleman(1990)、Nee & Ingram(2000)、Putnam(2000)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还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均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和群体凝聚力有助于维系非正式规范对行动的约束力;蔡晓莉则有效地证明了“社会网络的密度越高、凝聚力越强”,越有助于非正式规范的维系并发挥作用。
秉承社会结构研究的这些理论传统,我们从宗族文化的区域差异解释生育转变的区域差异时,引入了社会结构理论,将宗族文化操作化为宗族结构性力量与规范性力量,二者同时对农民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宗族文化这个变量通过下面两层机制影响农民生育行为,进而使得生育转变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性别结构上存在转变速率与路径的区域差异。
一方面,中国不同区域宗族发育程度和宗族文化存在差异,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宗族的结构性力量(社区内部宗族关系网络的凝聚力、社会网络的密度)与规范性力量(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变迁速率不同,有宗族社会网络支撑的区域,在国家计划生育意识形态以及市场化等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传统的家族规范性力量更容易顽强坚持[17];反之,家族规范性力量则容易弱化。宗族规范(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是驱动农民生育的内在动力,当宗族规范性力量弱化的速度存在差异时,它对农民生育行为的约束程度就不同,使得中国范围内的生育数量偏好与男孩偏好并不是一个常量,而是存在极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由于生育数量偏好与男孩偏好不同,在接应国家生育政策时,生育行为选择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就完全不同:一些区域在生育政策的作用下生育率快速下降同时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在另外一些区域,在生育控制政策的高压下,不但生育数量下降缓慢,而且成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灾区。
另一方面,不同的宗族文化及其社会结构,使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村庄微观社会结构不同,进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形态及其绩效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国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直接与农户打交道,而是要通过乡村治理的路径进入农村,乡村治理与社群结构有关,不同区域村庄社会结构不同,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与村委会、村干部与村民、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不同,计划生育执行的难度与绩效就不同,这构成中国生育转变的治理基础。在具有高密度和凝聚力的宗族社会网络的区域,农民通过宗族关系网络对抗国家的正式制度(计划生育政策),达到软化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刚性;而在没有宗族网络支持的区域,农民则只能屈从于政策的权威,生育行为更多地是由计划生育政策所主导,生育数量下降迅速。
在现实生活中,上述两层机制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同时交织在一起。在宗族文化很强的区域,宗族规范性力量对生育行为的约束力较强,农民更倾向于追求多子多福和传宗接代等价值诉求,进而倾向于更多地生育和多生男孩;同时农民也能更容易借助宗族社会网络,在面临计划生育政策压力下,追求理想子女性别结构,因而,在这样的地区,不但生育数量下降缓慢,而且出生性别比容易偏高。反之,在宗族文化较弱的地区,传统的宗族规范性因素容易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淡化,数量偏好和性别偏好变迁较快,同时因为缺乏宗族这样的“堡垒”,政策因素对农民的生育行为具有主导作用,因而是另一番生育转变的图景。
彭玉生曾经专门论证过宗族网络对生育率的影响,结论是,宗族网络越强,村庄的生育率越高(Peng Yusheng,2009),根植于宗族网络的规范约束力,能够软化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刚性,宗族网络密集的村庄能够更有效地对抗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因而比没有宗族网络的村庄,其生育率要高得多。
接着彭玉生的这样一思路,本研究进一步论证:宗族文化的区域差异,带来微观村庄社会关系网络和宗族规范的差异,我们重点分析宗族的社会网络和规范性因素对生育数量偏好与男孩偏好的影响,社会网络在农民对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进而更有利于其达到理想的子女结构和子女数量的维度则不是分析重点。
宗族结构性力量和规范性力量既可能对生育数量直接产生影响(因为多子多福原本就是宗族规范),也可以通过生育性别(男孩偏好)间接对生育数量产生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证宗族社会网络和规范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证不同的男孩偏好下面的生育数量的差异,进而间接论证宗族社会结构对生育数量的影响。
下面主要归纳宗族规范性因素及其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根据笔者以及所在单位在农村长达10年的观察,我们认为宗族规范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生育规范(表现为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婚姻规范(外嫁婚姻)、养老规范(养儿防老)、继承规范(父系继承)等几个方面,宗族结构性力量(社会网络)和规范性力量不一样,这些规范对行为的约束就不同,见表5。
[1] Alsey J.Coale,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1973,vol.1
罗纳德.弗里德曼,《生育下降的理论:重新评价》,菲利普.豪泽主编《世界人口及发展:挑战和展望》,赛拉丘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63-79页。
[2] 按理说,以县为分析单位是比较理想的。一方面,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化和行政单位,另一方面,计算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时,只有样本量达到一定规模,这些指标才能保持基本稳定而不至于出现太大波动,1982和1990年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大致都是1200万样本,中国大致有2500个左右的县级单位,平均每个县有4800个左右的样本,这时候以县为分析单位是比较合适的。以地级市为单位的话有些过大,不同的文化区域可能分布在同一个地级市下面,而且地级市作为行政单位在中国经常变动,不是很稳定,不同年度的数据之间不好比较;而以乡镇为分析单位,则样本量太少,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指标都容易产生波动。而对于2000年的抽样数据库大致是120万样本量,由于计算生育率以及出生性别比等统计指标对样本量有较高的要求,以县为分析单位则样本量过小。
[3] 由于中国的人口主要分布在爱辉——腾冲这条线以东,我们主要分析该线以东的生育模式及其特征。
[4] 不能吻合的地区主要是云南和贵州,下文我们会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多,生育控制政策相对宽松。而山西为什么生育数量高,而出生性别比却基本正常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5] Guilmoto、李树茁等人认为,所谓出生性别比转变是指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先攀升、后高位徘徊、最后下降至平衡”的三阶段特征。
[6] 这几个地区生育率之所以低主要不是因为政策因素,而是另有原因,下文我们会进一步论述。这些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低生育政策,背后有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
[7] 康定国、肖鹏峰等,《地理环境对中国0-4岁人口性别比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6期。
[8] 从中国汉语方言的角度解释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得益于笔者与吴海龙的讨论。
[9] 下文的分析会指出,这种相关性不是说语言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偏好与生育选择,而是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特征,与不同区域的亚文化的其他文化特征比如宗族文化,二者也许是受共同历史事件影响。而宗族文化与生育数量偏好、男孩偏好密切相关。
[10] 这种出入在下面纳入各区域移民史、历史上的人口重建、家族文化发育等视角后就可以得到解释。
[11] 个别不一致的语言区比如中原官话区、吴语区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解释。
[12]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前,全国人口4.361亿,经过15年的战争,至光绪六年(1880)为3.645亿”中间相差7160万人。太平天国时,战场和人口减少的地区主要在长江下游地区。
[13] 上文关于方言的起源,主要参考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4] 这些方言区中,吴语区的情况比较特殊,在长江下游的吴语区经历了清末的太平天国,使当地人口减少接近1亿,当地的原社会结构被重新洗刷,对原有的宗族文化形成了巨大破坏。
[15] 这种情况在南方单姓村落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到了华北、东北、长江流域等历史比较短的杂姓村,一个村庄内部往往是几十个姓氏,同姓群体在行政村内所占比重非常低,而且同姓不一定同宗。
[16] 数据来源: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姓氏集中程度的数据信息由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提供,在此表示感谢!该数据的样本量为250万,在计算过程中我们根据农村样本进行计算。
[17] 蔡晓莉、彭玉生等人的研究证明,宗族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凝聚力与非正式性规范之间存在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