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优越参政资源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原本单一的农村阶层出现了分化,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农村经济能人 (也有人称之为经济精英)群体的出现和崛起。 农村经济能人主要“是指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农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1](P74)。 对于中国广阔的农村而言,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了分布其中的“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家及经济上成功之士”[2](P114)。 在新农村建设中,亟需这部分群体积极介入乡村治理。 因为,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较早地培养起了商品意识和平等意识,其介入农村政治实践,会有一种政治平等观念,这为推动农村政治民主化起到重要的作用;还能通过其经济影响力,示范带动乡村百姓致富;也有利于改善优化农村政治生态,促进农村的政治、经济发展,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是, 由于农村经济能人并不都愿意介入农村政治,所以根据其介入的主观性强弱及介入程度,可划分为浅层、中位与深度介入三个不同层次。
一、农村经济能人介入政治的三个层次分析
1. 浅层介入:消极履行基本政治权利
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是指仅限于对自己基本政治权利的履行, 并无意或者无力涉及政治核心权力的一种政治介入现象。受到传统上消极政治观的影响, 农村经济能人通常对介入政治过程并不主动, 只有在外部促动的条件下他们才会被动地进入政治过程中, 而其介入政治过程又多限于在形式上践履自己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换句话说,这一群体即使被整合进政治过程,通常也并不太关心自己的权利行为会对农村政治产生多大作用,有时他们将这种政治介入视为一种政治负担。 更甚者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他们虽然知道自己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等政治民主权利,但是很少认真地去行使这些权利,个别农村经济能人甚至在村委会选举中被提名后拒绝参选,而当他们的这些权利受到损害时,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3](P454)
2. 中位介入:以个人影响力积极参与政治
农村经济能人对政治过程的中位介入通常表现为: 在经济上获得一定基础的农村经济能人,由于条件的允许和眼界的逐步开阔,自我权利意识增强,他们不再视政治参与为“压力任务”,而认为是自我权利的伸张,自我利益表达和维护的过程与途径,并在实际行动中以积极的心态主动地利用自身经济成功的影响力来作用于政治过程。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一部分农村经济能人或因自身整体认知水平的提高,或基于自己现实多重利益的考虑,已不再割裂地看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他们越来越将介入政治过程视为增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与手段。现实中,他们会利用影响力制造农村舆论、投身农村慈善事业等途径来增强自己在农村各类事务表决中的话语权,进而有效地提升自己在农村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力。
3. 深度介入:积极担当农村治理的责任
当部分农村经济能人企图在农村政治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时, 在现行的民主政治体制下,他最好的选择就是积极担当农村治理的责任,成为一个“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功能的人”[4](P391)。 这时, 此类农村经济能人便实现了对农村政治的深度介入。 在现实中,的确越来越多的农村经济能人以这种方式积极介入农村政治过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上成功的农民从政,‘老板书记’、‘ 老板村长’这些称呼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P114)。 农村经济能人实现政治的深入介入基本上有两个选择:或者以党员的身份加入基层党组织,成为支部书记或者党委委员;或者进入基层村民自治组织,成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或者委员会委员。无论是进入党组织还是进入村民自治组织,无疑都表明其已经成为了农村政治决策的核心成员,在农村各类公共事务的表决中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农村经济能人深度介入农村政治基本上基于公私两方面的考虑:私的方面,有对自我利益的进一步维护和增进的考量,自身政治、社会价值实现的需要,一种渴望荣誉和尊重的需求等;公的方面,包括他对于改变农村发展现状的热情与期望、公共奉献的抱负等。 但无论其深度介入政治的动机为何,只要这种介入符合《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党规国法,就应当给予积极的支持。这既是对农村经济能人积极政治观的正面回应,也是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发展的重要体现。
农村经济能人介入农村政治的三种不同层次,在广大农村是交叠并存的,只是在不同地区三者的比例不同。现实中无法回避的是, 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后,一种“经济决定论”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经济上的成功,通常会被赋予更多的优越色彩。 农村经济能人在获取经济上的相对成功后,通常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更容易在农村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大社会影响力和较多的话语权,因此,也通常会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一精英群体倘若能够积极介入农村政治过程,会带来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重大改变。 “尽管其参政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如果对它进行适当积极有效的引导,建设积累式基层民主制度,则会使其在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主导作用。 ”[1](P76)因此,有必要对当下农村经济能人在政治领域的三种介入层次的人员结构比例进行适当的调整,鼓励更多的浅层或中位介入政治的农村经济能人积极深入介入政治,以自身影响力推动农村政治发展。而现实中,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农村治理则会对农村政治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二、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的负面影响
农村经济能人在取得经济上成功的同时,是否也同时实现了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是否培育起了必要的参政热情,以及是否抱有一种积极的政治观,这些无不在一定程度上作用着其对政治过程的介入激情和深度。一个将介入政治过程视为自我公民权利的伸张,甚至将政治介入作为自我价值实现手段的农村经济能人,通常会选择主动地介入农村政治过程之中;一个只专注于经济利益的追逐,轻易放弃民主政治权利的农村经济能人,通常对介入农村政治比较消极,态度冷漠,处于浅层介入状态。这种浅层介入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 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
农村经济能人因相对较早地步入富裕阶层,更容易成为别人模仿学习的对象,一定程度上会成为风向标,其一举一动会受到其他群体的关注。 因此,他们的行为选择通常也会给其他未富群体带来较大的示范性作用。 诚然,应否介入政治过程,以及在何种层次上进行介入,这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预。但农村经济能人作为特殊群体,因其行为具有较强的示范性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过分消极的政治行为加以适当的干预和规范。
2.农村政治优质资源流失
取得经济上成功的农村经济能人,历经市场的考验,通常会比一般农民拥有着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强的自信心。因此,其参政能力也通常较强,他们的介入更有利于农村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现实中,农村经济能人基于多种原因,浅层介入政治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无疑是参政资源的较大流失。据一项针对淮安市 135 个村庄“淮安市农村政治参与度”的调查显示,135个村庄共计经济精英 831 名,其中深度介入农村政治的有 76 名,中位介入的有 148 名,其余 607名为浅层介入。 浅层介入政治的农村精英占总经济精英比重约为 73%。 从数字来看,这一比例较大,也反映出农村政治参与优质资源的流失。
3.带来农村政治合法性资源流失
合法性“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5](P69)。农村政治合法性长期以来缺少必要的关注。 人们更愿意从宏观层面上论述政治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一项关于“淮安市农村政治参与度”的调查结果表明,村民对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过程和结果的认可度平均值为57%、 对于集体事务表决的程序和结果的认可度为 46%、对村干部总体满意度为 43%、对村务公开结果的认同度为 37%。 在“山西省柳镇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 15%的农民对基层干部给予肯定的评价;基层干部中,认为与群众关系紧张的占47.5%,认为与村民关系良好的仅占 3.8%”[6](P54)。从农村公众对农村这几项政治运作的核心部分或要素的认可度和满意度结果来看,普遍存在着对农村政治认同度较低的现象。据调查,这其中存在着公众期待的经济精英未被选入政治核心、部分经济精英疏离政治带来的不利示范等因素的原因。 这也说明, 农村经济精英浅层介入政治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农村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三、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的原因探查
农村经济能人作为经济上的成功人士, 通常会被视作“农村能人”,似乎比普通农民更应具备政治热情。但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大量农村经济能人疏远政治,甚至拒斥政治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存在大体上受到农村经济能人自身和外在两个方面原因的影响。
(一)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的自身内在原因分析
1.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农村经济能人文化水平不高,限制了其对政治的认知水平,这可能会形成对政治的偏见,进而养成冷漠的政治心理,妨碍其有效地介入政治。 农村经济能人通常在获得经济上成功后,才会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之提升,这种逻辑会使其形成一种僵硬的思维定式,将增强经济实力作为其首要的人生目标,关注农村政治生活为次要选择,从而造成其疏离政治的事实,长此以往必将形成冷漠的政治心理。同时, 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其对政治的认知也是偏颇的,很可能将政治视为“祸端”,为安全起见应远离政治,这也是其冷漠政治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受文化水平不高的影响,一部分农村经济能人难以掌握相应的政治参与技术如投票技术、决策技术等。掌握一定的政治参与技术才能保障其政治介入的效度,使其政治介入不至于被外力“左右”而流于形式。 而现实中,确实存在诸多的农村经济能人因知识的限制,难以自行学习和掌握政治参与技术的现象,这严重地制约了其政治介入的深度,致使其要么远离政治生活,要么只是浅层介入政治。
2.志趣使然。并非每个人对政治都具备相当的吸引力。 这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政治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权术因素,对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一些“竞争”场面厌恶的人,不喜欢政治是很自然的。二是受传统“顺民”文化的影响,虽经近代民主革命的洗礼和现代政治改革的影响,这种观念还在许多普通百姓内心存在,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经济能人对政治兴趣的淡漠。三是经济上的成功带来的“防卫型”性格的影响。农村经济能人因经济上的成功而提升了社会地位、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些一旦被占有,便不会轻易放弃,这很容易导致一种守卫“安全感”的心理,对于有可能带来威胁的因素,通常都会引起其反感和反对。在传统政治观下,政治很容易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威胁,因此这部分人很自然地便选择疏离政治,培育其他志趣爱好。
3.身份转换的目的。在我国身份意识一直都很浓重,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对城乡两种身份的不同境遇,使得许多农村经济能人将实现身份的转换、脱离农村永久进驻城市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曾出现过当时的农村精英———绅士 群体大规模流向 城 市 的 现象。 ”[7](P12)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人员流动还多是一种自然现象。改革开放后,这种大规模城市化的现象再次出现,并将长期持续下去。 这时的人员迁徙已经有了更多的身份意识:获取城市居民身份,享受“国民待遇”。 另外,对城市便利生活条件的向往和优良教育资源的享有也是农民大规模迁徙城市的重要原因。实现身份的转换既是农村经济能人经济成功的动力,也是其经济活动的目的,这一点在许多经济欠发达、 观念较落后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2010 年一项在山东菏泽地区开展的题为“农村居民对于城镇化的态度”的社会调研表明,80%以上的农民期待移居城市,其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农村精英更是达到 93.2%。 当经济精英将自己的奋斗目标或远景期待定位在身份转换上,那么他们将不再关注农村政治生活。
(二)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的外在因素分析
1.农村政治失范现象。农村经济能人介入政治的目的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于对已有经济利益的维护和可能利益的博取;二是自身价值的实现;三是对较高社会地位的追求;四是公共利益考量。 对于追求自身价值实现与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农村经济能人,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热情,只要满足相应的条件,他们必定会积极主动介入当地政治生活。但在现实农村中,还存在背离诸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规范性文件及村民自治纲领的行为,使农村政治出现失范情势。 如“在农村普遍存在宗族派性,家族、派性之间的矛盾,往往在选举时会集中暴露出来。各自为政,互相攻击,把村级组织换届视作家族、宗派势力的比拼,家族势力的较量”[8]。 当然,农村政治失范现象并不仅发生于农村自治组织换届选举上,对于集体公共事务决策、村务公开等方面也存在着,如书记、主任“一言堂”,村务公开“真假账”等不良现象。这些失范现象的存在使一部分原来抱有较高政治参与热情的农村经济能人在对农村政治的考量下冷却下来,他们对农村政治参与不再热心。
2.独特的农村舆论场的影响。有人的地方就有舆论,舆论有塑造人们行为、规范人们行为取向的作用。 一村之内也有自己的舆论场, 农村舆论场不同于城市舆论场, 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封闭性。农村舆论场通常是本村居民就自身生产生活中所发生事件的意见交流、观点交换的场所,其扩散往往具有一定的村界范围,影响力多被局限在一村范围之内,使舆论在本村内循环流动。二是新舆论产生率低。 新舆论产生率低会带来旧舆论影响力的持续存在。 在城市里, 数量较大的人口集中居住, 辅以较为发达多元的信媒,使得城市中的新舆论产生速率大大高于农村。新舆论的产生能够较快地使旧舆论被掩盖、替代,使公众注意力发生转移。 三是舆论效力较强。 农村舆论场的封闭性及较低新舆论产生率,使得一项舆论在熟人社会中会持续发酵,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力和舆论效力,对人的行为规范通常变得更强。不同于开放的城市舆论场,当在农村中出现对于农村整治的负面舆论时,其影响力在封闭的环境中不断被强化叠加,迫使一些经济精英对政治介入产生观望心态。 他们通常会特别关注自身形象和美誉度,当某一舆论可能影响到其形象和美誉度时,他们会选择规避舆论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精英介入政治的层次。
3. 地方政府对经济精英介入政治的不同态度。基于多重考量,地方政府对待农村经济能人政治介入大体上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对经济精英介入政治持鼓励态度,视其为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第二种是对经济精英介入政治持反对态度;第三种就是折衷处理的态度,既不明确支持,也不明确反对。据调查,持第一种态度的地方政府多分布在东部发达省份,例如,江浙一带广泛存在的“双强双带”村干部治理模式就是有力的佐证。 通过当地政府的积极推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借助村民自治制度提供的民主选举渠道,通过竞选担任了村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陆续地出现了一批私营业主主政的村庄”[9](P56)。 在一些地方 “双强双带 ”治村模式已达到 75%以上。持第二种态度的地方政府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一些较为落后的省份,这主要与当地较为严重的“宗族”观念有关,许多经济精英一旦深度介入政治, 很可能会出现罔顾整村利益,而形成“宗族”利益至上的不良政治现象。另外,对于农村经济能人介入整治后难免影响到其原本的经济经营格局,威胁到为数不多的地方经济亮点和财税收入,这也是许多地方政府考虑的因素。 持折衷态度的地方政府,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对农村政治民主化不够重视、对农村经济能人参政价值估量不足,以及专注其他领域而无暇顾及等多种原因。无论对农村经济能人介入政治持反对态度或折衷态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一群体对政治的深度介入。
四、结语
推动农村政治民主化是实现我国新农村政治科学化发展的必经之途,要实现农村政治民主化的顺利发展,对于农村经济能人这一群体绝对不能忽视,有必要关注这一群体浅层介入政治问题。针对上述分析,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做好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问题的治理工作:在主观方面,应加大对农村经济经营的培训力度,提升其文化水准,使其摆脱冷漠政治心理,掌握必要的政治参与技术;多途径培育农村经济能人的政治志趣,逐步破除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二元身份意识。在客观方面,应完善农村政治运作规范,强化法律规约,消除农村政治失范现象;改造农村舆论场,使其更具开放性,建立组织化的农村舆论引导小组,使农村舆论及时得到更新和规范;加强东西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逐步消除落后地方政府对经济精英介入农村政治的担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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