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情境-行动分析”视角的生成:山西井村妇女的群体性抗争
卫小将 姜利标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2期
摘要:“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两种研究模式在理论上存在着张力,然在具体研究中,单独使用其中之一又会突显出各自的优劣。由于生活本身是具体与抽象的组合,行动又是坐落在即时情境和社会情境之中,因此,本文尝试勾连两种模式,将“结构-制度”化约为社会情境“,过程-事件”化约为即时情境,形成一种“情境-行动分析”视角,藉此视角并结合社会性别因素来审视井村妇女的群体性抗争。
关键词:情境-行动分析;集体抗争;农村妇女
一、井村妇女的群体抗争图景
凌晨六时,一阵汽车长鸣刺穿了义村静谧的天空,几十辆满载煤炭的重型卡车疾驰而来,坑坑洼洼的黄土马路被压得吱吱作响,随风卷起层层“土浪”。颠簸的汽车不时向外渗漏出煤屑,抛洒出的煤屑与卷起的黄土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山村笼罩在“黄黑”交加的迷雾中:路旁的核桃树、刚刚吐绿的玉米和大豆积了一层厚厚的煤灰,断流小溪中干涸的黑泥依稀可见,村落中院墙和屋顶也爬满了黑灰,尽管村民在自己家的窗户上遮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可还是难以阻隔灰尘的进入……几个头裹毛巾的老年人挎着篮子穿梭于灰尘中向卡车司机兜售着鸡蛋、矿泉水和方便面等,几个十多岁的小男孩不失时机地捡着卡车上落下的煤块……这就是当下山西井村人生活图景的一部分,一个本来连县级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黄土高原偏僻小山村,由于煤炭资源的储量可观,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需求和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成为了众多投资者的青睐之地。这些卡车运载的就是浙江商人和当地富人联合投资开采的煤炭,它们将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外地销售,一个迅速暴富的少数群体“煤老板”也随之形成了。
2010 年 8 月,我们在井村做田野调查,有幸目睹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妇女群体性抗争:傍晚时分,一些年轻妇女围坐在小商店前的空地上织毛衣、纳鞋垫、照看孩子,七嘴八舌、家长里短地说笑着。这里是她们“工作”、“休闲”和“娱乐”的公共空间,任何陌生人的闯入都会破坏这种气氛。我们默默地坐在商店门口观察……一拨又一拨的拉煤车开过后,黄土和煤灰开始肆虐了。其中一个妇女气愤地说“:这些黑鬼(对外地人的称呼)太嚣张了,看把咱村祸害成啥了……”。这句话似乎挑动了大家压抑许久的神经,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了:“要是往年(没有拉煤车的时候),地里的玉米都能吃了,可现在连个影儿都看不见……”;“听俺弟说一个大卡车能拉五吨多煤,一吨能卖上 600 多块(钱),照这样算,那一车就是3000 多块(钱)啊……”;“啊?那一天几十辆车岂不是赚疯了?可俺听说镇上的三鬼(与浙商合作的煤老板)一年只给咱村一万块(钱)的污染费,太会哄(骗)人了……”;“那三鬼是什么人,比鬼都精,仗着县里有人,与浙江人合伙祸害咱村,昧着良心挣钱……”;“都怪咱村人老实,听说三鬼原来在晋中那边的一个村投资,村里人很厉害,经常堵他的煤窑和卡车要钱,他过年时给每口子(人)发一万多块(钱),最后还是被闹腾得干不下去了,后来就来咱村了”;“人家敢堵他的车,咱就不敢?凭什么他们吃肉,咱们连洗锅水也喝不上……”;“男人们是指望不上了,还得靠咱们,把老人们也叫上,他们不敢动老人……”;“他(三鬼)县里有人咱也不怕,咱又不是与政府作对,国家开采咱不敢动,动他咱还不敢?再说也不是他一个人,不是还有浙江人么?”就连平时一毛不拔的商店女老板都说:“那还等什么,只要你们去堵车,俺免费提供毛巾和矿泉水。”就这样,一场没有预期、没有组织、即时性的抗争开始了,几十名妇女头上裹着毛巾坐在了马路中央,老人在前,年轻的在后……汽车从头到尾堵了约一公里,经过妇女们的再三坚持和要求,煤老板终于出面,最后经村委协商答应每年额外给村里 8 万元的补偿费,另外拉煤车必须遮盖篷布并雇用洒水车等……。
这就是山西井村人的生活和妇女们的抗争图景。在井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始终为这样一幅图景所萦绕和震撼。正是这样的图景激发我们将“情境”与“行动”的概念勾连起来,它促使我们的思维不断游走于自然情境、行动情境与社会情境之间,反复思索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应当选取何种理论视角来检视这些作为“沉默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的行动?究竟是何缘由促成了这样一个群体抗争行动的形成?第二,如果我们将情境的概念引入这场抗争行动,究竟应该将妇女们的行动放置于社会情境层面(结构-制度)来理解?还是应该放置于即时性行动情境层面(过程 - 事件)来理解?或者尝试将二者勾连起来?第三,如果将二者勾连起来是可能的,那么形成这些行动的社会性和即时性情境又是什么?一种“情境-行动分析”的概念是否又能成立?
二、“情境-行动分析”:“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结合的尝试
“结构 - 制度分析”与“过程 - 事件分析”是近年来中国内地社会学界较为流行的两种研究模式。[1](PP12-13)这两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与冲突,“结构-制度分析”着重于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审视和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拘泥于具体的“事件”与“过程”。正如张静所言:“分析者往往会特别重视具体‘事件’和‘过程’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因为他们假定,人们的行动总是被他生存其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的,‘事件’是现时各种制度、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作用的‘产物’。在这个假定中,制度之于行动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不同的制度会刺激出不同的行为
(发生不同的事件)。”[2](PP11-12)与此相反“,过程-事件分析”则偏重于关注、描述、分析具体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3](PP138-139)而不苛求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它的倡导者孙立平在农村田野调查中发现,农村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日常生活都以一种“拟亲属化”(互称叔叔、婶婶、大爷、大娘等)的形式存在,只有遇到事情的时候,真正的关系才开始呈现出来,[3](PP138-139)因此,事件过程中流变的情境性与偶发性因素相较于抽象而又固化的制度结构因素更为重要。
概言之,“结构 - 制度”与“过程 - 事件”的争论焦点依然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等社会学的老议题。尽管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分别使用“惯习”与“结构化”等概念来消弭此种二元对立,然更多还是在理论层面的突破,并未给出一个具体实用的研究模式与策略,对于具体生活事件的解释力仍显不足。因此,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二者的张力并未完全弥合,单项的一维分析视角,必然会显现出各自的优劣。以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一文中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为例,如果单纯以“结构-制度”分析来看,乡镇干部与农民的互动背后潜藏着一种强大国家与弱小民众的不对称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失衡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干部与村民不论如何互动,权力的天平总会倾向于干部一方。正如文中包村干部所说“:皇粮国税是应该交的……我上这包村来了,你不信惹急了我就给你两嘴巴,不论怎么回事,我打你了。你在中央、省、地(市)有人吗?……我打了你白打……到时候把你冰箱、彩电都抄了去,你小日子你过……你要惹急了我,我就拾掇你,可你要动我一下也不行,(包村干部挨打)这就是个事件了,包村的挨拾掇了,哪有这事……。”[4](PP30-31)由此可见,有国家权力做后盾,无论干部使用软硬何种策略,农民最后都必须乖乖交粮,这是不在场亦可预测的结果。然而,单一的“结构 - 制度”视角让我们只看到农民交粮的行为结果,却看不到其行为过程,我们难以发现农民们在交粮过程中如何使用“弱者的韧武器”等细节,更难以发现因国家控制权力式微而形成的干部使用软策略情形,干部和农民似乎都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了国家权力和制度笼罩下的“机器人”;然而,如果单从“过程 - 事件”的视角来分析,可以撇开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悬置空泛而定势的预设,窥探具体场景中两个生命主体“干部 - 农民”的互动和博弈过程。但这里又会陷入一种不解“:收粮:为什么获胜的总是国家?”、[5]“博弈:为什么获胜的总是干部?”“、为什么农民不管使用何种策略最终还是以交粮而告终?”。这又不能不使人感到背后有一种超越“过程 - 事件”的“制度 - 结构”因素存在。
由上可知,在具体生活事件中,尝试将“结构-制度”和“过程-事件”两种视角勾连起来分析问题是可能的,其理由主要源于三方面:第一,从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上看,不论是“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都是一种研究策略,都是作者用来建构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并不存在水火不容的问题;第二,使用何种策略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学术训练、个人经验、关心问题及所得到的资料性质有关,[2]二者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其主要区别只在于研究者透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第三,社会生活本身就是具体和抽象的组合,理应兼顾抽象索引和行动者能动性两种因素。[5]由此,如果能将两种视角勾连起来去分析生活事件,则会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阈。
20世纪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提出了著名的“情境定义”概念,此概念主要强调社会因素或社会环境对人们社会行动的制约甚至决定作用。但人们也可以发现,这个概念事实上赋予人们社会行动能动性的巨大潜能。[4](PP117-118)因为个体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心理场和社会空间中交互进行的,这种心理场和社会空间交融组合即是一种情境。情境使得个人和群体在活动中形成一种态度和价值观,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是社会和个体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的行为就是依据其形成的态度和价值观进行的。[6]藉此不难理解,情境具有融合结构和个体能动性的指向,这种指向契合于我们将“结构-制度”和“过程-事件”研究视角勾连起来的设想。由此,我们将情境的概念引入这两种研究视角,如图1所示,一般来说,个人或群体的行动过程总是坐落在即时或当下情境之中,好比我们所说的“过程-事件”,而个体或群体的行动过程又受到抽象层面的社会情境、关系与制度的影响,即我们所说的“结构-制度”,这样就生成一种“情境-行动分析”的视角。当然这种视角的形成并非一种新的发现与突破,只是为拓展研究视野而使用的一种研究策略。在这种视角的关怀之下,我们的实践研究既要关注即时情境,又要关注社会情境;不仅要关注个人
或群体的心理结构和过程,而且要关注建构这些心理现象的社会过程。
三、结构性怨恨的生成:农村女性抗争的社会情境
人的任何社会行为都是有缘由的,特别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缘由。或许可以将这种深层次的社会缘由理解为一种个体或群体行动的社会情境。以此来看井村妇女的抗争,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相同社会情境中抗争的是女性,而非男性?”由此,我们还须将社会性别因素也纳入到社会情境因素中考量(既要克服性别识盲,也要避免性别偏好),一方面,妇女作为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其生命历程与一般社会情境因素相互缠绕;另一方面,作为男权社会中的性别共同体,其行为又受到社会性别等特殊情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复杂的社会情境因素交织作用,为她们营造了一种群体抗争的社会情境。以此为关照结合井村现实,我们尝试提出一个女性群体抗争的社会情境理想模型,如图2①所示。
我们大致归纳出四种社会情境因素,即生存环境恶化、地方政府的“虚作为”、村级组织“非组织化”、男性精英缺席等。此外,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触媒性因素嵌入和弥散在四种社会情境之中。[7]这五种因素滚动交织作用于个体或群体,如若情境中的受众感觉到一种压迫感和挫败感,则可能会激发出一种趋同性的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结构性怨恨”。社会学家尼尔·史美舍(Neil J. Smelser)认为,群体抗争的产生一般由六个因素决定,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和紧张感、一般化概念的产生、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下降。[8](PP26-27)其中不公正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剥夺感、压迫感和怨恨感是诱发集体性行动的原动力。上述五种因素将形成怎样的社会结构,又衍生出怎样的结构性怨恨,从而导致女性群体抗争,下面我们作进一步阐释。
从生存环境看。井村具有发展农业的天然优势,东部良田密布,种植大豆、玉米等;西部墚峁相连,种植核桃和养殖牛羊。一口两米见方的水井涌动不息,保证了农业和人畜用水,井村因此有“龙王照(庇护)”的美称。然而,这种田园式图景逐步地被“小煤窑”②开采所蚕食,小煤窑催生少数暴富群体“煤老板”的同时却将多数村民堕入生存风险中,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场景:一方面是煤老板们热衷于名车、豪宅、雇保镖、移居城市、送孩子上贵族学校等炫耀式消费;另一方面却是开采造成的地表植被破坏、水资源流失、环境污染,农作物减产,牛羊减少,村民收入降低,土地抛荒,房屋塌陷,拣煤屑,花钱买水,各种环境疾病等。这两种生活场景再次验证了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财富在上层聚集,攫取财富的风险在下层聚集。[9](PP36-37)不仅如此,这种分配逻辑也塑造了一种“煤老板—村民”对立的社会情境,这种社会情境能否衍生出女性的抗争还必须引入社会性别因素考量,此方面研究在西方已较为成熟,我们熟知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环境有着某种天然联系,人(男)对人(女)的压迫派生了人对自然的压迫,女性反抗环境恶化也是反抗男权宰制,因此,女性更容易投身到环境抗争中。与此相左,萧晨阳认为,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男性比女性更关注环境问题,更拥有后物质价值观。[10]事实上,中国女性(尤其农村女性) 相较于男性在大的公共环境维权和话语方面确实存在不足,但在与个人生活紧密联系的生存环境方面却表现出较强的积极性,这或许与性别分工有一定关联,妇女们负责提供或管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食物、水、燃料、衣物, 而且往往要负责家庭甚至社区层面的保健、清洁及孩子照顾。这种责任使妇女处于一种反对危害健康、生命、根本生存资源的立场, 并从家庭与个人健康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11]概括而言,家园保卫是女性维护家庭利益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了,女性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不安并付诸行动。[12]由此可知,小煤窑破坏生存环境萌生煤老板与村民对立的同时,更会激发家园守卫者———妇女的结构性怨恨,从而营造出一种抗争的社会情境。
从地方政府看,乡镇政府是维系国家与社会的纽带,自 20 世纪末推行村民自治以来,围绕乡镇与村庄的权力博弈出现了“收缩论”和“互强论”。前者认为村民自治削弱了乡镇政府权力;后者则认为村民自治使得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的权力都得到了提升,是一种权力互强。[13]无论如何,在矿产资源开发中乡镇政府的权力总是大于村庄,而村委会的职能是协助配合上级工作。据悉,井村所属乡政府参与治理开采的部门有煤管所、地矿所、派出所、联防队、土地管理所、环保所、地税所、治超(载)办等。这么多的机构却没有形成合理的开采秩序和眷顾到村民的利益,原因有二,一是乡政府自身的经济利益。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乡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因此通过鼓励私人采矿应对危机,主要指导思想是“先污染后治理”;二是“官煤政治”的小范围存在。2005年国务院严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撤出在煤矿的投资,但少数干部将“明股”转成“暗股”,或者委托代理人投资,他们的庇护使得一些小煤窑长期存在。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因素的存在使乡政府对待小煤窑只能采取一种“虚作为”,即象征性的检查、罚款、勒令停止整顿,而非实质性取缔。当然,这种“虚作为”也会因对象不同而成为“实作为”,2007 年,村中年轻人因对煤老板占地不满而“闹事”,后被派出所拘留并罚款,这件事一直被村民当做“官煤(老板)一家的”的理据。藉此来看,乡镇干部本应是国家在乡村社会中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但由于部门利益与“官煤政治”的因素,少数干部在煤老板与村民的对立中“虚实相加”,偏向一方。这种行为使得国家干部的形象在村民心目中大打折扣,特别对于农村妇女,她们一般被羁绊在家庭生活之中,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较少有机会越过男性与乡镇干部发生联系,她们对于干部的评判主要源于自身利益受损时能否为其“做主”,她们常用“好人 - 坏人”、“忠臣 - 奸臣”等朴素标准权衡干部。然而,乡镇干部对煤老板的“虚作为”与“拘留家人”的“实作为”强化了她们对干部的不信任和对煤老板祸害家园的怨恨,进而阻碍了她们寄希望于当家的男人寻求乡镇干部伸张正义的可能性,为其抗争行动塑造了社会情境。
从村级组织看,党支部和村委会是代表村民行使权力的最核心组织,然近年来在井村出现了“非组织化”过程,致使难以承担维护村民权益的职能。首先,从理论上讲,村民自治是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的,党支部的主要职能是依照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指导监督村委会开展工作。但这种宏大模糊的表述在现实层面发生了变异,多数人简单认为,党支部主要负责政治学习和发展党员,行政性事务应归村委会,这样就使得党支部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地位,成为了边缘和象征性组织。其次,自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委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选产生,三年一选。这种周期性换届使村干部开始由办理长期的修水利、铺路、办企业等公共事务转向满足村民的个人实惠(如发钱和实物),从而赢得选票连任。这种情形促使村干部出现了权力寻租,一方面通过在资源和政策上给煤老板优惠而获得竞选“赞助费”;另一方面,以“干股”形式加入煤老板的投资,其主要义务是村民闹事时出面摆平。由此,党支部软弱涣散,村委会成为了一些人谋取利益的筹码,村干部又与煤老板纠缠不清,抗争只能依靠村民自身,但村干部和煤老板又会策略性地发放福利来堵上村民的嘴,③使其承诺放弃抗争。然而,女性作为一种弱势,传统将其污名的同时也给了“越轨”的空间,如“女人总是出尔反尔,不守信用的”,这种“越轨”的空间与组织的“非组织化”相结合,为女性抗争又塑造了一种可能情境。
从村庄精英看,乡村精英(这里主要指男性)包括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14]前者指被制度性因素赋予正式权力的村干部,后者指凭借非制度性因素(个人威望、人格魅力、学识技能等)参与乡村治理的退休干部、原村干部和乡村能人等,这两类精英在场可以实现乡村社会有序发展。然而,在井村矿产开采治理中精英们是缺席的:一方面,多数治理精英与煤老板关系暧昧,对挖矿造成的破坏装聋作哑;另一方面,非治理精英又呈现出村民所形容的“腐败的腐败、招安的招安、打工的打工、眼小的眼小(访谈记录20100814-ZYH)”。“腐败”指一些退休在村的干部,他们并未发挥余热,而是利用过往资源疏通各种关系投资开矿,村民们碍于情面无法干预;“招安”指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的精英,他们群众基础好,可以代表村民发声,但这些人逐步被吸纳到煤矿担任会计、电工、司机、绞车工等,这使他们在代表村民呼吁和自身利益的矛盾中选择了“沉默”“;打工”指长期在外打工的精英,暂时“脱域”使其淡出了乡村社会事务;“眼小”(短视之意)指部分只顾眼前个人利益的精英,他们与村干部、煤老板保持微妙的关系,鞍前马后,任其驱使,因此获得各种实惠。据此可见,本应代表村民发声的村庄精英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村民的失落感,更催生了妇女们的无依感,她们最信赖的村庄精英都变得不可靠,这有力地唤醒了她们的性别意识和依靠自我抗争的动力。综上而述,以矿产资源开采为主轴,井村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种“国家干部 - 煤老板 - 村干部 - 村庄非治理精英 - 村民”等多元利益主体交织互动的关系结构。这是一种衍生“权力寻租、宰制、压迫”与“不满、怨恨、抗争”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结构中的主导与被主导者多以男性面孔出现,作为井村社会主体之一的女性从来都是不在场的,她们作为“底层中的底层、弱势中的弱势”被排斥在乡村公共事务之外,堕入一种环境污染、资本盘剥、官商勾结、男权压制、道德束缚的社会境遇中。[15]在这样一种境遇中,她们忍受着环境的持续恶化,切身体味着乡镇干部的“虚作为”、村级组织的“非组织化”、乡村男性精英的缺席等,这些结构性因素不仅激发她们产生“对煤老板的痛恨、对干部的不信任、对男性精英的失望”等结构性怨恨,也有力地唤醒了她们的性别意识,衍生出一种保卫家园的社区主体意识,这些因素成为她们群体抗争的结构性驱动力。
四、“怨”与“气”的累积性爆发:农村女性抗争的即时情境
长期以来,在群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相关研究领域,结构制度和理性选择理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尽管情感(包括喜、怒、哀、乐、爱、怨、憎等)本身也是促使行动产生的重要机制,但因其具有个体化、偶发性、难以模式化和不易测量等特点而长期受到学界的忽视和冷落,[16]即便是侧重于文化视角的群体行动研究者亦如此。这种情形直至 20 世纪中后期才有所转变,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情感性因素在群体运动中的作用,他们重视情感因素的原因有三:其一,单一的结构制度和理性行动理论对于群体行动的解释力有限,而且容易将人视为一种结构和理性笼罩之下无情感的“机器人”;其二,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步将情感因素从“理性 - 情感”的二元对立图式中剥离出来审视,使其重新回归生命个体;其三,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情感因素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17]以井村妇女抗争为例,如果单纯的以结构制度或社会情境视角作分析,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是否具备上述五种社会情境因素就一定会产生女性抗争?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为什么同样具备这些因素的其余村落没有产生抗争?为什么井村女性的抗争恰好发生在一个没有预期的时空场域?如果仅以理性选择理论作分析,又会产生新的疑问,这些女性的丈夫和家人有的是村干部、多数还为煤老板打工,她们的集体行动很可能得罪煤老板而给家人带来麻烦,从而导致自家利益受损,可她们为什么还是参与了抗争性行动?如果我们仅把这些女性的抗争行动看做是一种生理现象,那这些女性的情绪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失控?欲回答这些问题,还必须重新回归井村女性抗争的即时性情境,通过了解她们情感因素的萌生过程来寻找解释的可能性。
也许非参与式观察是了解情感因素的最佳途径之一,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境“:妇女们在商店前说笑‘拉家常’……拉煤车的出现改变了气氛,给她们的情绪蒙上了一层阴影……妇女们很气愤,你一言我一语地抱怨采煤对其生活造成的影响……表现出对未来环境的担忧……数落煤老板的唯利是图……抨击官商腐败……对男人们的失落……怨恨逐步升级……商店女老板的鼓动,彼此支持,采取抗争……”。由是观之,这场行动事先无组织、无动员、无社区领袖、无既定目标,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为了探寻她们的抗争动机,事后我们访谈了一些妇女以便了解她们参与行动时的情绪。阿兰说“:其实俺们女人家不想多事,堵车也不图啥,就是看不惯,那些人(煤老板)以为每年给村里点钱就可以随便祸害,俺们受够了,堵车不是钱的事,也挡不住挖煤,就是觉得出了口恶气……”(访谈记录 20100814-ZXL);阿翠说“:他们(煤老板)太狂了,根本不把庄稼人当人看,他们的走狗司机看到女人们时故意加大油门,弄你一身土……老板们仗着有钱有人从来不把俺村人放眼里,村民们举报他们挖煤吧,第二天他们就知道举报人了……乡政府干部对庄稼人横,和煤老板关系好得很……”(访谈记录 20100814-JLC);阿秀说:“自打嫁过来,从来没这么痛快过,那天说不清是什么力量,总是按捺不住,当时顾不了那么多,心想该坐牢就坐牢……”(访谈记录 20100815-JXX);阿珍说“:俺就是气愤不过,村干部们指望不上,男人们把俺们看扁了……那天三狗(男性)还在一旁说风凉话‘:就凭你们几个女人家还敢堵车?别做梦啦!’,没想到依靠俺们自己也能成事……”(访谈记录20100815-WAZ)。还有一些妇女的访谈不再赘述,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发现,尽管妇女们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各有不同,但几乎都充斥着一种相同的“怨”和“气”的情绪因素,“怨”主要指对现实社会的一种不满,多因遭遇挫折等负面因素而引发;而“气”主要指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抗拒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18]陈柏峰曾用“气”来诠释农村妇女秋菊不懈抗争的缘由,他认为,秋菊总被一股“气”裹胁着,她因这股气而不停地到处上访打官司, 要求村长给个说法,道个歉。[19]这里我们需拓展一点,秋菊上访的驱动力不仅包括对村长不道歉的“气”,也多少掺杂着对李公安不为其做主的“怨”,这种“怨”与“气”的结合构成妇女抗争的内驱力,内驱力的累积性爆发即我们所说的即时性行动情境,当然累积性的怨气与社会情境因素也是不可分割的。这或可能作为一种农村妇女抗争的情感性解释框架。
以上述解释框架来看井村妇女的抗争行动,如仅凭一时的“怨”和“气”来解释这场抗争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藉此,我们将分为三个阶段来阐释“怨”和“气”的形成发展并演绎为行动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怨”和“气”的累积阶段。我们知道生活本身具有无限索引性,当下生活场景牵连着过往无穷的生活场景,妇女们“怨”和“气”的产生与过往生活的累积不无联系,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怨气”。事实上,经过我们的观察和探访了解到,井村妇女始终被排斥在村庄政治生活的边缘,全村除了妇联主任作为象征性的女干部之外,甚至都没一个女性村民代表。她们虽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却处于日常生活的中心,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女性们特有的敏感更能切身体察到煤矿开采带来的威胁和不便:洗衣做饭用水短缺、煤灰爬上玻璃窗、院墙出现裂缝、衣裙沾上煤尘、牛羊牧草不足、庄稼收成减少、核桃和枣树枯萎、拉煤车威胁到孩子们的安全等等。这些生活琐碎激发和积累着她们的本能性怨气(指向煤老板)。此外,面对生活中遭遇的环境风险,作为社会中的弱势,她们可依赖和诉诸解决的资源只能是体制内的“官”、体制外的“贤”(非制度精英)和家庭中的“男”,可这些资源却表现出“官不做主、贤不过问、男不当家”,“官、贤、男”的不作为更加剧了她们的挫败感和失落感。由此,煤老板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男性的不作为日复一日地积聚着妇女们的“怨”和“气”,为她们依靠自身力量抗争提供了空间。
第二阶段是“怨”和“气”的升级阶段。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在政治和环境抗争方面中国女性多数是缺席的,特别农村女性向来被标定为“母亲、妻子、家庭主妇、懦弱、生来对政治冷淡、适合在家庭内部活动”等弱性特征。事实上,这是一种男权主义和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妇女形象”。如果我们跳出这些主流视角的羁绊也会发现,除了主流的街头显性抗争之外还有一种室内的隐性抗争。室内抗争主要指群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就某种不公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辩论和统一认识与行动的过程,这种看似简单的日常行为却可能酝酿着大的群体行动,即便没有形成群体行动也在凝聚着群体力量和塑造着群体抗争意识。中国农村妇女的抗争多为室内隐性抗争。杨善华和柳莉也曾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和抗争,她们认为,农村妇女虽然长期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但其日常生活中种种形式的交往(如串门、聊天等等)却可能成为公共表达与参与的一种形式,也可能在其中酝酿着对村庄政治来说有重大影响的事件。[20]以此来看,井村妇女们经常三五成群,或在家里或在院里或在田里,日复一日,家长里短,环境破坏引发的“怨”和“气”成为了她们闲聊和相互倾诉的话题。每个个体的“怨气”通过不断地重复表述进而产生群体共鸣,其余妇女会交流分享这种“怨气”并试图寻求解决的策略和办法。这种室内的交流和共享久而久之会升级为一种共同的“怨气”,激发出一种默契和潜在的行动。不仅如此,共同的怨气可以凝聚妇女们最异质的成分,也可能形成一种暂时的社区密集力,即便是有的女性之间有矛盾,有的胆小怕事,还有的家人在煤矿打工,但她们通过彼此的交流和分享很容易获得情绪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支持,进而形成一股“怨气”的合力,如果这种“怨气”合力没有得到合理的宣泄,一旦有某种机会和事件作触媒,不需要动员和组织就可能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由此可见,女性们的室内隐性抗争是走向街头抗争的准备阶段。
第三阶段是“怨”和“气”的爆发阶段。妇女们在社会情境和日常生活中累积的“怨”和“气”经过第二阶段的不断升级,如果不能通过合理途径来宣泄,在某种偶然因素的助推下就有可能爆发。正如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所说,任何存在于个体的负面情绪都不会压抑太久,总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种累积爆发的场景即我们提及的即时性情境,或许我们可引用普林斯顿大学丽莎·巴尔丹斯(Lisa Baldez)教授的“引爆点”(Tip-ping)来分析这种即时性情境,“引爆点”是一种抗争中的“超越”和“疯狂”时刻,在这个时刻不同类型的组织和不同身份的个体组成一个公共的身份来看待共同的“敌人”,这个时刻催化了抗争行动的形成。[21](PP5-6)藉此观点反观井村妇女的抗争,究竟是何种因素促成了“引爆点”的生成,或许可从四方面来阐释:一是商店女老板的诱发性话语起了关键助推作用。她对于妇女们的抗争不单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动,她的物质性诱导话语实质上是“让我们一起行动”的呼声,这也是潜藏在妇女们内心压抑许久的声音。因此女老板的话语推动了妇女们进一步前行。二是老年妇女们的在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妇女们抗争的后顾之忧。农村一般有“七十不请坐,八十不请吃”的说法,意思是尽量避免和年迈的老年人过多往来,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老年妇女作为社区中的弱势,与人交往中被赋予了“我可以打你一巴掌,你不敢动我一手指”的特权,有这种“弱者的韧武器”作先锋,年轻妇女们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地采取行动。三是现实利益的考虑也是促成“引爆点”的重要因素。尽管妇女们多次提到抗争只是为了“出口怨气”,不涉及钱的问题,但现实也告诉我们,行动中“疯狂”的妇女们也有“理性的计算”,她们都或多或少有某种获得赔偿的憧憬,也深谙“只要参与抗争,胜利成果可以共享”的道理。四是一种“做给男人们看”的情绪因素也推进了“引爆点”的生成。妇女们长期被排斥和疏离于公共事务之外,在男人们眼里,她们再努力也是一个“弱者”,不可能对公共利益有太多贡献,而她们的抗争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来挑战这种刻板印象。总之,这四种因素促成了“怨”和“气”的爆发,在这个时刻,妇女们为了保卫家园开始与男性们切割并凝聚为一个公共的身份———“女性”,这种身份赋予她们统一行动的权力,她们不再进行过多的理性分析,更不太多去顾及抗争引发的利益受损。她们主要思考的是依靠自身力量干一件从来没有干过且能让男人们刮目相看的大事。在这场抗争中她们体验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自由,正如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所说:“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去恨、去恫吓、去抗争、去背叛的自由,毫无疑问这是群众运动的部分吸引力之所寄。”[22](PP128-129)这就是井村妇女群体抗争的即时性情境。
五、结论与讨论
从某种程度上讲,围绕“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两种研究模式的争论与探讨,仍然是西方传统二元对立话语图式的一种延续,更是社会学“结构-行动”关系问题的老话新谈,尽管许多西方学者一度试图调和这种对立,但终因其理论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而难于完全消弭二者的张力。倘若我们顾此失彼,又难免会有“单向度”看问题的不足。如果我们沿着从“二元论”到“二重性”的逻辑路径来看,这原本就是一场由二元视角桎梏引发的无结果争论。或许可尝试换一种“优势视角”来审视二者之关系,淡化其对立的一面,关注其融合的一面,悬置玄而又玄的哲学式论辩,转向具体实践研究中的互补使用。这样我们就绕开了宏大而抽象的理论争论,从而转向一种实用研究模式的探索,这就是我们试图勾连“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而提出“情境-行动分析”视角的初衷。
“情境-行动分析”视角是一种将个体或群体行动放置于情境中(人在情境中)检视的研究方式,它既要关注行动产生的心理结构和当下情境,又要关注行动产生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情境,既要根据参与者的观念和情感因素解释社会现象,又要关注行动者尚未自觉认识到的更深层的社会原因诠释社会生活,更要关注二者的交互作用。因此,它是一种“人在情境”中的分析视角式。在这样一种分析视角的关照之下,我们聚焦于山西矿区农村女性的一场群体抗争行动。这是一个鲜为社会关注的群体,她们多被主流话语建构为一种“保守、落后、远离知识和权力”的边缘群体。在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她们自觉不自觉地被拖入到了“煤炭经济”的链条中,卷入传统父权制和现代资本主义共同编织的权力网络中,她们没有享受到煤炭资源带来的财富,却承担了煤炭资源引发的生存风险。如图 3,从大的社会情境看,她们生活在一种环境恶化、“官煤政治”、权力宰制、贫富差距、组织涣散和男性精英缺席的社会情境中,这些结构因素无形地塑造着她们的认知和心理,促使她们产生一种结构性的怨恨,即对煤老板的怨恨、对干部的不信任、对男性精英的失落等。这些结构性因素特别是环境恶化,不断弥散到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女性特有的敏感使她们在生活琐碎中不断累积强化着怨气和不满,结构性怨恨和生活怨气累积的合力不断地作用于妇女们,在一定情境下(触媒性事件)可能会引发女性的反作用力,就是抗争行动。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社会情境与即时情境和行动者隔裂开来,一方面,即时情境是社会情境的乍现,社会情境又是即时情境的索引,二者都统合于情境;另一方面,情境是行动者塑造的情境,行动者又从情境中汲取情绪能量和行动动力,实质是人与情境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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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卫小将,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姜利标,现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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