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学术历程的理论自觉及其意义
奂平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副教授)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摘要 费孝通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敏锐把握时代变化的趋势,并根据社会变迁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与理论,其学术思想、立场与态度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在城乡社会学、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高度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意识,对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理论自觉 文化自觉 城乡社会学 民族研究心态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郑杭生在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深入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和理论,提出了“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而不是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这种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人民福祉服务以及促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实现途径,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i][①]。
费孝通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理论自觉”概念,但从郑杭生所倡导的理论自觉及其实现途径来看,他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在新世纪之初,费孝通针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过于借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现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其社会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概括的结果,并根据他们对现实社会变化了解的不断深入而反复加以修正,以使这些社会理论更符合其社会现实。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必须要在对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作为参照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理论。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要经常检查自己所作的研究能否贴切地反映现实社会[ii][②]。这些告诫,充分体现出费孝通的理论自觉意识。
关于费孝通的研究,文献极其丰富,但从其理论自觉历程的角度分析的极少。许多对费孝通理论与主张的分析与批评,往往脱离其时代背景,而忽视这一重要事实:即费孝通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提出相关理论与主张,并根据社会变迁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和理论,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本文从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对其理论自觉的历程加以分析,并探讨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一、从乡村工业、小城镇到多元城市化道路:费孝通城乡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历程
探索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是费孝通一生的研究课题之一。近年来,对费孝通的城乡发展理论多有批评与反思,如有批评认为,他的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理论及其实践,是导致中国农村生态恶化、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批评认为,他的城乡研究是“相对静止而单一的由乡镇工业联结的城乡关系范式”,“没有将更宏阔的政治视角纳入考虑范围”[iii][③]。这些批评与认识,都脱离了费孝通的城乡发展理论与主张的时代背景,也忽视了他始终立足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相应富民强国主张,并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化不断修正和丰富其理论与主张的事实。他关于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主张,经历了发展乡村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区域经济开发、走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我们需要结合费孝通城乡发展道路的相关理论与主张的背景,全面把握其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参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乡村工业以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实现乡土重建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当时也引起了争论,如吴景超在其批评中就提出不同的主张,认为手工业注定是要衰微的,“近代文明”和“机器工业”都是在都市产生的,因此中国要以发展新工业来吸纳农村人口,使农场面积扩大,使农民可以专靠农业谋生,使工业可以从农村里分离出来,走向机器化和现代化[iv][④]。就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言,费孝通发展乡村工业的主张显得更为合理可行。这一主张符合中国历史上人多地少条件下形成的农工相辅的传统经济模式,符合当时列强入侵导致的中国农村工业衰落、农村贫困化的现实,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城市以消费为主、只能吸纳有限农村劳动力的现实条件。费孝通指出,在中国人多地少、旧式城市以消费为主而新型都市以洋货经纪站为主的条件下,城市吸纳乡村过剩人口十分有限,吴景超所提倡的办法难以在当时实现,而发展乡村工业则可以有效解决农民的就业和贫困问题。而且,将可以分散在乡间的工业尽量分散,也是“可以使农民大众得到工业化利益的方案”,有助于安定乡村经济,防止乡村衰落[v][⑤]。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和“以粮为纲”的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工商业受到严格限制。费孝通在1957年重访江村时发现,虽然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了,但农民手中无钱,生活并不比以前好过。他认为问题出在没有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和养殖业等副业上。因此他重提“乡村工业”问题,认为应当在农村恢复副业,发展小型工业[vi][⑥]。这一主张符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但由于与政策相抵触,在“反右”时遭到批判。以粮为纲的农村单一经济,使得以往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镇失去了经济基础,对城镇个体和集体商业的限制和打击,更使得许多小城镇人口下降,走向衰落[vii][⑦]。
改革开放前后,江浙等地凭借其工商业传统和地缘优势,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迅速兴起。费孝通紧紧把握这种变化趋势,开始了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实践的实地调查与理论探索。调查从江村开始,到吴江七镇,再扩大到苏南四市,进而扩及江苏全省,一直扩展到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费孝通的小城镇调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小城镇理论的探索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
不过,费孝通在对小城镇道路的探索和倡导上是较为谨慎的,他并没有将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而是强调要因地制宜。如他在对边区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就强调东部的发展可以小城镇为“眼”,西部则要以民族经济协作区为“眼”[viii][⑧]。在后来对小城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他指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尽管有其“内发性”,但更有其外部条件,宏观条件是当时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城市里的工业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发展乡镇企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选择[ix][⑨]。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研究中也认识到,就城乡关系而言,自己在小城镇研究中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概念,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离土不离乡”可以看作小农经济消亡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农民是“乡”、“土”都可能离的[x][⑩]。他开始提出并思考“全国一盘棋”、城乡一体化、农业规模经营、城镇规划布局等问题。他后来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为新的研究起点,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等区域开发的层面,为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谋篇布局。可见,那种不顾地区工业化的基础条件等客观因素,遍地开花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做法,甚至将小城镇道路演变为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限制其进入大中城市的认识与做法,都是与费孝通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小城镇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想相违背的。
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实际,进一步反思与修正自己以前的城乡发展理论。他认识到农村要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和推动。他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中国而言,一个大问题是怎样妥善安排人口布局,使人们都能安居乐业。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的道路,我们“需要搞几个特大都市,更多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以及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来容纳更多的人口”,“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xi][11]。
费孝通晚年关于中国要走多元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对破解当前的“三农”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那种一味强调要把农村或小城镇当作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xii][12]、做法与政策,实际上反而使得农民工长期在城乡之间钟摆式流动,使得农业、农村因发展主体缺乏或不确定而陷入困境。当前必须要尽快转变长期以来在农民城市化上缺乏长远规划的做法,改变以往只注重城市规模扩张而偏离让农民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这一城市化本质的增长方式,积极主动有序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推进和完善能让城乡居民都能安居乐业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现代职业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xiii][13]。
二、从质疑“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历程
民族研究是费孝通一生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民族研究上,费孝通早期主要是从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研究特定民族,后来逐步转向更注重从历史和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国家统一等问题,他由此也成为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典范。
20世纪30年代末,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曾与历史学家顾颉刚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题展开过辩论。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之时,顾颉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理论自觉意识,在对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在血统和意识方面融合的历史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联系当时的政治时局,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应再析出什么民族,大家应当留心使用“民族”二字,我们也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生活方式略微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xiv][14]。顾颉刚的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支持,也引发了一些论辩。费孝通从欧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结合自己以前在广西大瑶山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质疑。与顾颉刚在现代国家民族意义上理解“民族”概念不同,费孝通认为民族是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中国人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客观上的混合并不就等于主观上的统一。要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xv][15]。
虽然费孝通与顾颉刚二人的视角和观点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在学理上也尚有不完善之处,但顾颉刚注重挖掘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致力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统一”与“心理的统一”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立场,无疑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基本立场、观点和历史论证方法等方面与顾颉刚有高度的一致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费孝通的研究重点由农村研究转向民族研究,他参与和组织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历史和现状。在这些调查研究与思考中,困惑他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他认识到“民族实际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应当根据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xvi][16]。在这方面,潘光旦关于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历史的主张对费孝通有很大的启发。潘光旦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人们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而且还在发展着。汉族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而壮大起来的,其他民族实际上也多是由原来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xvii][17]。费孝通指出,潘光旦的这种“宏观的历史研究”视角对中国民族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而过去将各民族单位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容易把整体与部分相割裂,把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将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使得“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xviii][18]。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也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为“民族领域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来实现,在这一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各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固然会保持,但是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必然会加深。因此,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将微观的研究和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要从全国一盘棋的格局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们有责任对中华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做出科学的论证”[xix][19]。在这种认识和研究立场的基础上,费孝通在自己及其所指导的大瑶山等民族调查中,很好地将宏观研究和微型调查结合起来。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中,费孝通挖掘历史上各民族长期沿河流或山脉迁徙的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赖与交往融合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提出了“民族走廊”概念,并以此为发展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的基础。
在这些自觉的理论思考与调查研究过程中,费孝通形成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和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融合过程与现实,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指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定义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双向过程: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将不同的民族文化、社会群体纳入一种高层次秩序的历史;在自上而下的过程中,高层次的秩序从未排斥低层次的民族文化系统,在中华民族与自身所容纳的“其它文化”之间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线。[xx][20]
当然,费孝通并不认为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已经完成,他希望它是开放性的,今后仍需要持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希望自己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尝试性的演说”能“把我们的眼光导向未来,更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xxi][21],在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和民族交往融合方面做更进一步的努力。
当前,有些学者受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作为多民族社会良性发展的理想基础,而忽视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欧美移民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也忽视多元文化主义并未带来这些国家族群间实质性平等、反而造成族群纷争和国家认同困境的事实,更忽视中华民族漫长交往与融合的历史与现实过程。甚至有人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这些观点与立场,与上述费孝通的思想和期望是相悖的。
三、从“社会生态”研究到“社会心态”研究:费孝通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的历程及启示
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再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提出的时代性问题和反思人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中,更加重视文化和心态的研究。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是“行行重行行”的一生。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瑶山调查和江村、禄村等社区调查,再到后来足迹遍及全国的城乡发展、民族地区发展到区域经济开发研究,他一直都在践行“志在富民”的理想。在八十岁以后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中,费孝通指出,自己以往研究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关注的是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等生态层次,满足于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社会的心态,其最大的缺点是“只见社区不见人”,对人们的喜忧哀乐、希望和追求、梦想和心事等内心世界关注不够,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已经赶不上蓬勃发展的形势了。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解决了温饱和走向小康之后,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就会凸显,心态研究必然要提到日程上来,需要在关注社会发展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人的变化,探索社会变迁中人与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的新的心态秩序[xxii][22]。在这种反思与认识的基础上,费孝通开始梳理、反思和吸收自己的导师(如派克、史禄国、马林诺斯基、布朗、潘光旦等)对人类精神文化和道义秩序方面的研究与论述,同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相关的思想资源。
费孝通在对当代人类发展困境的反思中指出,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但由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却威胁着人们的共同生存,怎样能和平相处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xxiii][23]。随着信息传递工具的迅速改进,社会互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原有的可以互不相干的秩序已经过时,现在“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xxiv][24]。当前世界民族和宗教冲突所反映的不只是生态失调,更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人类当前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新时代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的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xxv][25]。在当今这个世界性的新战国时代,我们需要有“文化自觉”意识,即人们要对各自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只有当各种文化都注重自觉,才能在新时代、新环境中经过文化的自主选择和适应,与其他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共处守则。[xxvi][26]
在费孝通看来,现代世界人类困境与西方文化中“天人对立”的世界观和利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不无关系;而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所孕育的丰厚文化传统和大量的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关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思想。以“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中和位育”的社会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总体来说是反对分立而主张统一,主张人尽可能地适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地改造自然,强调秩序与发展的统一。在中国文化里,个人生物体—集体—共识(包括语言、意义、反应),即人—社会—文化三者是重要的连续体,而不像在西方文化中是彼此分立的主体与客体[xxvii][27]。西方文化和人类学中那种深刻的“文野之别”观念和对异民族的偏见,将文化差别视为本质差别,把不同文化划出界线,强调文化冲突论,其结果是形成了人群之间相互理解的严重障碍,使人们在如何看待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出现失误,造成对人类共同生存的威胁。相比而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尽管也有夷夏之别,但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来看,夷夏只是文化上有些差别,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并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区别[xxviii][28]。正是这种无偏见的文化观念,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历史。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和经验,能够对人类如何共处做出重要贡献。这些探索与思考,也充分体现出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作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对心态研究和文化自觉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社会学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命题,进一步拓展了其心态论与文化自觉理论。他指出,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社会学要充分发挥其人文性的一面,着力研究“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这是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的深厚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是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着力于挖掘这些层面,也有利于社会学充分发挥其“位育”教育的功能,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xxix][29]。
费孝通关于注重心态研究和文化自觉的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在现实层面,在利益分化引起思想观念冲突、价值观多样化、社会日益个体化的背景下,社会秩序和社会认同的重塑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在理论层面,费孝通的心态论与文化自觉理论对提升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自信心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学尤其需要坚持费孝通的这一倡导,要突破过于经验化和技术化的狭隘倾向,重视和加强心态等精神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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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①]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中国社会学的百年轨迹》,《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特色》,《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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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②]参见费孝通:《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应》,《社会》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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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③]冯川:《费孝通城乡关系理论再审视》,《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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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④]吴景超:《中国手工业的前途》,《经济评论》1947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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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⑤]参见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1946),载《费孝通全集》(第4卷),第45~58页;《关于“城”“乡”问题》(1948),载《费孝通全集》(第6卷),第195~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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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⑥]费孝通:《重访江村》(1857),载《费孝通全集》(第8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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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⑦]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1983),载《费孝通全集》(第10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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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⑧]费孝通:《关于“小城镇 大问题”的通信 第一百零七封》(1986),载《费孝通全集》(第20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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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⑨]费孝通:《中国乡镇发展的道路》(1992),载《费孝通全集》(第14卷),第116~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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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⑩]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1988),载《费孝通全集》(第1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7页;《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1995),载《费孝通全集》(第15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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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11]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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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12]贺雪峰:《农村: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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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13]奂平清:《社会变迁视角下费孝通的城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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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14]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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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15]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答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益世报》193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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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16]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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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17]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民族问题集刊》1955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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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18]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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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19]费孝通:《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1985),《费孝通全集》(第1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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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20]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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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21]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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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22]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1994),《费孝通全集》(第14卷),第241~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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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i][23]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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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24]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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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25]费孝通:《孔林片思》(1992),《费孝通全集》(第14卷),第3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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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26]参见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1997),《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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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i][27]参见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2002),《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313页;《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2003),《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510~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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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ii][28]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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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x][29]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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