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工作方法,简单地说,就是10个字,软硬刁憨精,吓诈糊擂砰。这10个字构成了乡村干部整体性的工作方法或权力技术秘诀。这些权力技术可以单独行使、同时行使或先后行使。就村干部的治村方略来说,既不是单纯的依法治村,也不是单纯的以德治村,总的来看,属于法、术、势、礼、利等多管齐下、多法并举的综合治理方略;具体来看,根据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环境等,村干部会采取灵活机动的权变战术。
关键词:村干部 权力技术 10字秘诀
问题的提出
权力技术包括工作方法,还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权力技术要建立一种秩序,以掌握、控制、制服和支配对象,并完成工作任务,解决当前问题,掌控整体局势。权力技术包括组织的技术,选人用人的技术,安排工作的技术,奖惩的技术,民主集中制决策的技术,分工协作的技术,督促检查的技术,明辨是非的技术,迎接检查的技术,汇报工作的技术,拉关系的技术,回避和推委的技术,跑项目的技术,平衡的技术,宣传动员的技术等。
许多人观察到,村干部一方面是上级任务的执行者和责任的分担者,另一方面又是农民身份和村民中的一员;他们是本土官,将永远生活在由亲戚、朋友、邻居组成的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中;村干部没有行政权和行政资格,但所从事的大都是行政工作;不管手中有多大权力,总要向父母、亲戚、邻居和本村老少爷们行使,也要向自己行使,因为自己既是工作者,又是工作对象。村干部由于其身份、环境、权力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其权力技术不同于县以上各级政府部门。
陈柏峰发现乡村干部通过与下级或村民的人情往来,建立了一种情面关系,使下级或村民形成感激和报恩的心理,使乡村干部获得强大的支配力,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人情成为联结私人性的生活和公共性的工作的纽带,是化私为公机制中的核心要素[1]。孙立平、郭于华发现在收粮过程中,乡镇干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比较温和的、以劝服、鼓励为主的工作方式;一是双方发生比较明显的对峙、争辨,有时甚至使用“拔钉子户”的方式;在拔钉子户的过程中,与乡镇干部不同,村干部处于两难困境,受到来自上级必须完成征收任务的压力;他们作为社区成员,带领镇干部“抄钉子户”、搬财物的做法无疑将自己置于那些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们的对立面。因此,才会有确定“钉子户”的难产过程和“拔钉子”的艰难过程[2]。吴毅发现乡村干部还有更多的权力技术,包括通过动员和再动员的“擂”的战术,编造各种文字材料、制造假现场的“糊”的战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分化瓦解战术,“投桃报李”式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刁难战术等[3]。
乡村干部说,农村工作方法,简单地说,就是10个字,软硬刁憨精,吓诈糊擂砰。笔者认为,这10个字构成了乡村干部整体性的工作方法或权力技术秘诀。为简化问题,我们只讨论村干部。与朝廷政治相比,村级政治还更复杂一些,不仅面对班子成员和辖区百姓,而且面对上级政府。本文通过这10个字,初步探讨一下村干部对上与对下两方面的权力技术及其运用。
10字秘诀释义
软:也可称为柔性战术。这种工作方法,因其不伤情面,不损害干群关系,被中央大力提倡。主要是利用说服、教育、批评、人情、面子、社会关系和利益诱导等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利,从思想、感情和利益的角度解决问题,使工作对象自愿地或半自愿地完成下达的任务。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思想教育工作;二是感情投入,利用人情、面子和社会关系,使私人社会资本转变为工作的手段,即化私为公;三是利益诱导和利益交换,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使工作对象获得某种利益,并主动配合工作。
硬:这是去人情化的战术,充分行使权力,按照原则办事,以庄重、威严、压制和强迫的手段,迫使工作对象完成某种被要求的任务。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一切按照原则和程序办事,不再照顾人情和面子,不再进行说服和教育,不再用利益来诱导和交换,已经属于原则问题,并且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二是充分行使权力,该奖励的奖励,该惩罚的惩罚,该批评的批评,该训斥的训斥,该处分的处分,该汇报的汇报,该上交的上交,该起诉的起诉,该协助强制执行的就协助强制执行;三是利用势力、威严和声音等手段,该发火的时候发火,该吵架的时候吵架,起到压制对方的作用;四是暴力行政,借助村班子集体的力量、上级的力量或自身势力,采取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暴力手段,攻坚克难,强力推进。
刁:表面上看,有刁滑、刁难的意思。刁难是因为甲事情遇到阻力而在另外事情上设置关卡或障碍,迫使其在甲事情上就范。刁是一系列计谋的综合,其它9个字中没有包括的计谋都可以划到这个字之中。具体说来,包括平衡的技术,回避和推委的技术,声东击西和奇袭、偷袭的技术,巧借东风和顺手牵羊的技术,检举揭发的技术,诬告陷害的技术,挑拨离间和分化瓦解的技术,各个击破的技术,培植小集团的技术,间谍的技术,设置陷阱的技术,刁难的技术,擒贼擒王的技术,釜底抽薪的技术,杀鸡给猴看的技术,指桑骂槐的技术等等。
憨:大智若愚,装糊涂,装聋作哑,装疯卖傻。明明知道,装作不知道;明明看见了,装作没有看见;明明听见了,装作没有听见;明明懂得,装作不懂得。憨有几种方式,一是不介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此回避一些麻烦和棘手的问题;或者已经预见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而这种后果正是村干部想要的,于是听之任之,任由事态之发展,坐收渔人之利。二是不计较,不管听到什么样难听的话,看到如何难看的表情,都当作没有听见和看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三是在装作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行为。有时候,村干部要求某人履行某种义务,或者要对这个人做出处理,已经知道这个人与乡镇领导的亲戚关系,但由于这个领导没有打招呼,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装做不知道,就公事公办了。许多新官上任后能果断处理掉一些遗留问题,就因为他不知道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即使知道了,由于这些关系户尚未告诉他,他便装做不知道。四是该作出某种行为,就是不作为,故意拖延或干脆把问题搁置起来,用冷处理方法使热问题变冷,经过若干时间,问题变小后,也就便于处理了;或者问题自动消失了。
精:反诡计的方法。村干部不仅要与农民打交道,而且要与上级打交道,与其他单位或其他人打交道。其他人都不是被动的。村干部使用的所有诡计,其他人都会使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交道的过程就是博弈的过程。所谓博弈,就是根据对对方行为的预测,作出相应的对策。要求村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识别出陷阱,拒绝一些诱惑;看到对方的计谋和真正目的,不要上当受骗;提前掌握必要的信息,详细了解真实情况,获取准确情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有准确的识别能力和预测能力,坚决果敢的决断能力,必须比对方技高一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吓:淮北话读hei(黑),吓唬或恐吓,把准备采取的强硬手段告诉有关人员。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取决于村干部的意志。告知的方式,可以私下告诉某个人,也可以通过广播或公开栏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心理战,所起的是威慑作用。一是借助法律政策。宣传教育的过程,也是吓唬的过程,因为法律和政策有不少处罚规定。二是借助上级政府权威。三是采取暗示、明说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四是通过制定和发布村规民约,来吓唬或约束大家。村干部有时候夸大自己的权力,使这种权力变成一种化妆的权力。化妆的权力是动物界就有的现象。有些动物在开打的时候,故意夸大自己的身体,并装出很恐怖的样子。人也是这样,当了村干部后,在身体动作和仪容修饰方面,都要装出更高、更大、更强的样子。这种化妆的权力能吓唬一些百姓,但不应该吓唬住学者。张静一方面认为这些村规民约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在实践中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4];另一方面把村规民约中某些处罚规定当真了,“村内外成员资格的确认遵循历史上的自然居住原则,但否认资格则由基层组织控制,因此在不同的乡规民约中,都确定了不尽义务者将被剥夺的权利。”[5]这些乡规民约规定,基层组织有权剥夺某个人的村民资格。显然,这是自我夸大的权力。村干部最大的权力空白点在于,无权开除农民的村庄成员资格。只有惹起众怒了,才能被开除村庄成员资格,但这个权力并非村干部行使的,而是绝大多数村民共同行使的。
诈:不是欺诈、欺骗和瞒哄。欺骗和欺诈的方法可以对付上级,绝对不可对付村民。上级领导离村庄较远,难以掌握真实信息,他们又比较忙,没有时间对村干部汇报的所有事情都调查核实,再加上领导的流动性,一个消息瞒几年没有问题。但对于村民就不一样了,永远居住在一起,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一旦发现被欺骗了,会给村干部带来很大麻烦。这里的诈,与憨正好相反,是明明不知道或者知道不多,却装做知道或者知道很多,其目的是诱导对象说出实情,使真相显露出来。这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使对方误以为事情已经败露,继续隐瞒已经没有意义了。
糊:欺骗、瞒哄和糊弄。对村民可以糊弄,但不能欺骗。对上级,既可以欺骗,又可以糊弄。首先,可以对村民隐瞒信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村干部不管在会议上还是广播上,所传达的都是他们想传达的,甚至添加一些对自身有利的内容。其次,苏力发现,“基层法院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时一个主要的关注就是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只是恪守职责,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6]对村干部来说,更是这样。对村民之间的一些纠纷,关键不是判断是非曲直,首要的是把问题处理掉。对待上级方面,《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提供了下级政府对上欺骗和糊弄的若干事例[7]。村干部也会这些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把戏,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眼花缭乱。乡镇有时候知道村干部在糊弄,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主动参与和联合起来糊弄。像计划生育检查,如果省里来查,市县乡镇村联合起来;如果市里来查,县乡镇村联合起来;如果县里来查,乡镇村联合起来。“上下一日百战”,说的就是这种博弈关系。
擂:宣传和动员的战术。说服教育针对的是具体人,擂针对的是大家;说服教育是讲道理,擂既包括讲道理,也包括吓唬、批评、训斥等内容。会议和广播喇叭是擂的最好工具。1970年代,广播喇叭遍布城乡大街小巷;1980年代以后,城市,几乎听不到广播喇叭了,农村和城市一样,早就安装了电视、电话、电脑,但几乎每村都保留了广播喇叭。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现象?广播喇叭的好处在于,一是强行灌输。不像电视和电脑那样,个人可以选择频道,这种宣传工具之下,不想听也得听。二是不针对具体人。村干部在广播里,用不点名的方式,从事批评和督促,既不伤某些人的面子,又起到应有作用。三是有利于减少纠纷和冲突,虽然有威胁的语言,但不是面对面的。
砰:明知道自己没有权或者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而装作有权或有很大的权。有些像诈的方法,但又不同。诈是有关信息方面的,而砰是有关权力方面的。没有农业税征收资格,上级机关偏偏把征收任务安排给村干部。没有处理权,现实情景逼迫村干部必须处理掉面前的问题。当前的问题不马上处理掉,后面的问题就不能迎刃而解,工作任务就不能如期完成。关键在于,老百姓并不知道村干部是否有权以及权力之大小,于是,砰的方法就能解决许多问题。村干部要装作就得他处理这类问题,“你就是找到国家主席,还得由我来处理,我说的话就是最后结论。”事实上,村干部的这句话没有错,许多问题即使反映上去了,也会层层批转下来,最后由村干部处理。当然,也有砰炸(失败)的时候,那只有把问题再搁置一段时间了。
10字秘诀运用
对村干部来说,除欺骗的方法不可对村民行使外,其它权力技术都可对村民行使;同时,除擂和砰这些权力技术不可对上级行使外,其它权力技术根据具体情况,都可以对上级行使。下级有多大的权力,上级是一清二楚的。在上级面前,村干部无法夸大自身的权力。中国体制下,工作是自上而下安排的,动员与再动员是开展工作的手段,所以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自下而上的动员。
村干部大量运用软的方法。就村民来说,有些人吃软不吃硬,只要敬到位,思想就通了;有些人要面子,需要干部上门来求;有些人喜欢听好听的话;有些人听不懂和风细雨的话,被批评后才能完成任务。直接劝说不起作用后,村干部便考虑通过这个村民的社会关系来做工作。这个对象户不听村干部的,但听其他人或第三者的,比如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同学、战友、朋友等。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村干部会找到能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当然,村干部必须与第三者关系好,愿意为村干部帮忙;第三者必须与对象户关系好,说了能听。有时候,村干部先做通其父母的工作,再由其父母说服对象户。
不借助上级政府、宗族或黑道势力,一个有战斗力的村班子也能直接拔钉子。村班子是个集体,加上村民组长,会形成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他们执行的是公务,这是法理上的优势。对象户是通过其亲戚朋友都没有做通工作的人,舆论上已处于下风。硬的手段不仅是强行搬运财物,有时候还要动手打人。“在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关系可以抑制他的不良行为时,身体暴力也许是唯一有效的办法。”[8]
讲究暴力运用的策略。先把对象户逼到一个很小的角落,并且除了村干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动手。最好逼迫对象户先出手。打过后不能留下痕迹,更不能闹出人命,只起教训作用。村干部介绍说,村班子集体打人一定要讲究战术和方法,想出周密而万全的方案。有时候,可以设置陷阱,摆下鸿门宴,等喝到一定程度后再出手。事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几个人因为喝多了,扭打在一起。对象户不仅白白挨打,说不定还要受到派出所的训斥。不少对象户挨打之后,才开始配合工作,并且不敢再出难题了。
还有一种设置陷阱的方法,就是利用自己的亲信,诱导对象户进入赌博之类的违法活动,同时向派出所告密,使对象户进班房,造成对象户求村干部的形势。于是,村干部成为对象户与派出所之间的说情者,对象户成为村干部情分的亏欠者,并成为工作的配合者或积极者。
拉拢和培植一批积极分子,对村干部开展工作有重要意义。每个村干部都有自己的势力,或者是自然形成的家族势力,或者是人为形成的政治势力。村干部利用手中的资源,或者入党,或者抽到村里工作,或者让其分享某些好处,或者一些方面的照顾和减免,或者经常一起喝酒,都能使一些人成为村干部的支持者,甚至心腹人物。贺雪峰描述了村干部收买大社员、建立权力关系网络的方法[9],并提供了收买村民代表的事例[10]。在一些村,只有这个人才能当支部书记,无人可以替代,因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个人势力。村级派性的形成与对抗,也与这种集团势力有关。
培植起来的这些心腹,不仅是工作的支持者,也是信息的收集者。村干部的亲信,遍布每个自然庄,成为村干部的耳目。一个村内部,总有村干部不太好控制的势力,或者是比较大的家族,或者是性格比较硬的村民,或者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黑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间或者旁边,可以安排间谍,以掌握其动向,必要时还起到散布谣言,收集罪证,检举揭发、诬告陷害等作用。
面对群体势力和联合阵营,就要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收买和制服个别人,促其阵营瓦解。最容易被收买的,是阵营头目。吴毅叙述了征用土地过程中,村干部如何各个击破村民的故事[11]。不好打击头目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杀鸡给猴看的战术,对其手下下手;也可以采取釜底抽薪的战术,拉拢和收买普通群众,孤立其骨干分子和头目。利益诱导、挑拨离间,都是分化瓦解的手段。
村干部知道某个事态发展下去,肯定会更加激化。如果介入,有可能平息事件;如果不介入,肯定要出大事。也许这种结果就是村干部想要的。于是,便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战术,利用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是从中调解和缓和,而是促其矛盾激化,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拖延。“扯不清的问题,村干部没有办法解决,就往后面拖。”[12]拖延不了,可以推委。班子成员内部推委,容易造成矛盾,只有对上或对下推委。对上推委就是汇报和移交上去,由上级部门处理。对下推委,或者责成当事人自己协商,或者责成下属机构,如委员会、民间组织、村民组长等解决,或者采取抓龟及民主决定的办法解决问题。推委不了,干脆搁置起来。如一个村干部所说:“我们管不了的,报到乡镇派出所和司法上面去。否则的话,你就是事情再大,像潘大、潘二家里天天吵我们也不会去管;像李德明老婆喝农药,喝死就只能喝死;像颜元生和颜顶生到现在还僵在那里,就只能僵在那里。”[13]
村干部有时候采取有意回避的战术,不想出现的时候就人间蒸发。这种技术,可以针对村民行使,能保全自己,并隔岸观火;可以对上行使,以躲避麻烦;也可以对外行使,以获取某种利益。有村书记对笔者说,他们与矿上争斗的时候,为了迫使矿领导屈从村里的意志和要求,幕后组织一批老头老太太,或者阻止工地施工,或者跑到矿长办公室,就地吃住不走。矿长最需要村干部出面制止的时候,偏偏找不到村干部。等到矿长被闹到愿意屈从的时候,村干部才不慌不忙地出现在他面前。
村干部的不作为也能“成为报复那些与其步调不一致的村民的有力手段。比如,村民李玫是一个一根筋的上访者,…在他与另一个村民在耕地地界上产生纠纷时,他要求村干部出面调解,但村干部委婉地拒绝了,建议他直接去派出所请求调解。当他到派出所报案很久后,派出所也没有下来调解,等他再去一问,才知道案件被村干部接回去了。但他找村干部时,村干部就是拖着不调解。于是他又去派出所,派出所提出要他找村里出具不调解或调解无效的证明,但村干部搪塞着不出。村干部的一个小伎俩就让他前后空折腾了很久。”[14]
上述权力技术可以单独行使、同时行使或先后行使。吴毅提供了村干部使用刁难战术而一招奏效的事例[15]。多数情况下,执行公务活动,至少两个人,往往同时行使软和吓两种方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一个狠,扳着面孔;一个柔,和颜悦色,就像演双簧一样顺利地把任务完成了。所谓先后行使,就是一招连着一招。面对自己的老少爷们,村干部并非开始就来硬的,而是采取先礼后兵、先软后硬的战术。只有当说服教育不起作用了,才考虑使用其它方法。
就村干部的治村方略来说,既不是单纯的依法治村,也不是单纯的以德治村,总的来看,属于法、术、势、礼、利等多管齐下、多法并举的综合治理方略;具体来看,根据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环境等,村干部会采取灵活机动的权变战术。
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当我们观察县以上政府机关时,同样发现这些权力技术及其广泛运用。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论述了宫廷政治权术。就人情化来看,西方现代官僚体制是去人情化的,中国官僚体制是充满人情关系的。至少从汉朝以来,中国实行的都是儒法结合的政治,既有规章制度,又有人情关系。人情关系和请客送礼成为消解刚性的官僚政治与规章制度的手段。在政治运作过程中,法治与人情同样重要。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懂中国政治。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上述权力技术是村干部特有的,还是中国官僚系统普遍具有的?掌控一个村与掌控一个国家有什么不同?村干部与上级官僚系统在权力技术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是量的差别还是质的不同?更进一步说,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权力技术?这些权力技术是什么因素(环境、体制、经济、文化)造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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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89.
[15]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36.
作者简介:马跃(1961-),安徽淮北人,男,汉族,安徽省淮北市委党校,淮北市相山路44号,邮编235000,联系电话13966132266,社会学教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