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无疑让其余亚洲国家受益良多。事实上,在过去30年,中国的强劲需求支撑了其贸易伙伴由出口带动的增长。然而,面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及明显的下行风险,亚洲其他国家必须放弃过分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并努力确保国内和区域内稳定与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的脆弱性和风险——源于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及地方政府债务——导致对它甚至邻近亚洲国家出现危机的担忧。事实上,有些人预测中国会爆发银行或财政灾难;其他人则预测中国经济会出现相当于日本“迷失的十年”的长期停滞。

    这些“硬着陆”都属极端情况。但未来的道路将是坎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没有人可以肯定,李克强总理的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会成功。此外,就算最完美的计划也可能被外部冲击、政策失误及政治不稳定打乱。

    无论如何,中国的高增长已无法持续下去了。即使有办法实现“软着陆”,未来几十年的年产出增长也将放缓至5-6%。标准经济增长理论预测会出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收敛”(convergence):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在保持较高的就业率、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上,最终将面对困难。

    在中国,新增劳动力由于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下跌。资本回报率的减少会降低投资率。中国也许能够依靠政策改革来促进生产力增长;但由于其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它将很难赶上前沿技术。

    中国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长放缓,加上一个巨大的尾部风险(tail risk),威胁着日益相互依存的亚洲经济体的稳定增长。如今,亚洲内部贸易占了亚洲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此外,直接投资和资金流动也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相互依赖。

    亚洲内部贸易的增加,反映了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角色。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占韩国出口的份额从12%增加一倍至24%;占日本出口份额的增长则更快,从8%激增到20%。因此,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日本第二大的出口市场。同时,它也是亚细安10个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亚洲各经济体不断深化的贸易、金融一体化,让它们越来越容易受到中国的增长冲击,商品与资本货物出口商尤其脆弱。事实上,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研究显示,由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长1%就会带动东亚经济体的GDP增长约0.6%,因此中国对个别亚洲经济体产出所造成的冲击,比全球化的冲击还要更大、更持久。

    在投资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投资热潮的中断,将对其贸易伙伴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的投资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预计将使台湾GDP增长率下降0.9个百分点,韩国GDP增长率下降0.6个百分点。

    如果中国能成功重新平衡其经济,转变为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其贸易伙伴就可以从一个巨大的零售市场获益。但只要中国的进口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仍然维持在低水平,那么消费品出口国的直接收益将很小。

    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经济放缓做好准备,和尝试降低区域不稳定的风险,亚洲经济体必须扩大内需,减少对中国出口的过度依赖。换句话说,要维持可持续增长,亚洲所有依赖中国的经济体,必须重新平衡自身的两大经济增长引擎。

    为扩大内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都必须重新分配资源和改变经济结构。强化社会安全网、扩大和深化金融市场、支持中小企业等都可以扩大内需。同样的,服务业自由化对促进生产力和创造工作岗位至关重要。简言之,实施财政、金融和结构性改革,可以缓解中国经济放缓的溢出效应。

    与此同时,还必须开辟旨在加强区域协调的第二条改革战线。由于贸易和金融渠道不断扩大,经济冲击可能比以往蔓延得更为迅速,因此所有亚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个健全的宏观经济环境。

    最重要的,也许是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就必须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监控方面实现更紧密的合作,正如《清迈多边化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sation)所设想的那样。亚洲国家必须对彼此进行经过良好协调的开诚布公检视,以降低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并发现新出现的弱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可不是已经确定的。要把这种潜力最大化,不仅需要个别国家解决自身弱点和重新平衡增长来源,还需要各国建立和加强处理经济一体化所需要的区域机制。

    作者是韩国高丽大学亚洲研究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国际经济事务高级顾问。

     

  • 责任编辑:刘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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