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现在自杀的人群当中,有20%是印度人。1997年以后,印度每年自杀的农民才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统计。这十多年来,印度自杀的农民已经超过25万,每年都有近两万的规模。比起每20分钟就有一个妇女被强奸的强奸率,每4分钟就有一个印度人自杀,问题显得更为严重。
自杀是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远不像出生率,结婚率这样相对容易解释和预测。自杀动机也很多,学习不好,婚姻不幸,中年孤独,老病无依,殉夫,抗婚,没有嫁妆,作为政治抗议手段等等,不胜枚举。所以研究印度自杀问题要做很多工作。第一,先把自杀率从总体死亡率里剥离出来。第二,不妨尝试把农民自杀率从所有自杀率率中剥离出来,研究这类相对简单的自杀现象。
从统计数据来看,印度农民自杀率占总体自杀率15%,似乎还不是特别高。印度多数自杀发生在城里,与社会冲突以及抑郁症等问题有关。但农民自杀往往直接与经济问题有关(即没钱还债而被逼死),这是非常基础,非常直接的社会经济问题。农民自杀的成功率要显著高于非农民,这也体现出农民的决心。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民自杀的案例中,85%是男性。即使在印度总体的自杀率中,男性也占到绝对优势的62%。与之相比,中国是少数女性自杀率显著超过男性的大国,中国的自杀研究显得更特殊。
印度的自杀率有一个奇怪的分布,南多北少。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喀拉拉邦、中央邦和切蒂斯格尔邦是自杀的五大邦,Big Five。北方的很多邦,不管旁遮普邦还是阿萨姆邦,农民生活不可谓不艰难,但自杀率就要低得多。喀拉拉邦是印度最富裕的邦之一,自杀率却出奇地高。如果从总体自杀人数来看,西孟加拉也可以排进前五,但说到自杀率,还是低于南部的那些邦。
自杀人群中,印度教徒占据大多数份额。当然南部地区本来就是印度教徒为主,宗教冲突并不很严重,不必过多考虑。多数研究认为自杀分布在各个种姓之中,虽也有少数研究认为落后种姓的农民更有可能自杀,但是结合落后种姓往往同时在经济上也更落后,那么种姓与农民自杀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那么明显。再加上自杀以男性为主,那么性别压力也基本可以排除了。
在自杀者的所有特征中,经济特征最为突出。有90%的自杀农民都有一定规模的负债,有30%到40%都明确面临讨债压力。他们手头几乎没有积蓄保障。虽然平均负债不超过2万卢比,相当于不到2千人民币,但这些催命的欠债已经足够把每年那么多的农民给逼得自杀了。
南印度是印度主要的农业产区,农业人口超过一半,虽然他们在经济上的地位非常弱势。印度各邦制定经济规划时,很少将农业置于重要位置,所以农民收入的保障以及对农民的支持非常弱。同时,南印度又是比较典型的靠天吃饭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用水紧缺,每年雨季的降雨对农业收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惜季风很难准时保量,延迟半个月,或者少下几天雨,那就足以导致成百上年条人命了。
总结南印度农民自杀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部压力,比如较少灌溉设施,土地干旱,降雨不确定,农作物歉收,病虫害,过度使用杀虫剂,国际农作物贸易波动等,这些因素会直接导致农民面临收入风险。另一方面是内部支撑力,如缺乏资产,缺乏耕牛替代人力耕作,缺乏正规信用渠道,缺乏非农业收入机会,缺乏家庭保障等等。在统计上,一个农民拥有耕牛的概率,拥有一个大规模的家族的概率,都与其自杀的概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印度各邦政府在这些年里也投入了很多资金来缓解农民自杀的压力。但是资金的投入方式遭受到多方质疑。政府显然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比如在河流上修筑堤坝,促进当地的农业灌溉,或是促进当地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和流通等。但这些自上而下的投资,得益者往往是银行和大机构,对底层农民的影响微乎其微。
一些研究者认为,真正应该做的是把这笔钱用于建设正规的微观金融机构,使得农民可以不再借高利贷,在真正遇到自然灾害时也不至于被直接逼死。这是减少南印度农民自杀率的最直接方法。可这样的微观补助措施也存在问题。一些高自杀率地区确实已经在推行化肥补贴和灌溉补贴的机制。问题在于,这些举措往往没有提高农民的收入,反而导致土地盐碱化等后果,使得农民更深地陷入到收入危机之中。
南印度是整个印度政治活动最激烈的地区,农民自杀也一直是政治活动的重要议题。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农民的自杀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绝望之下的弱者反抗。但也有学者认为,农民自杀与其说是政治反抗,不如说是政治逃避。自杀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对政治的理念非常有限,他们选择自杀,只是在重重绝望之下选择一个最简单的逃避方式。追踪那些自杀农民的家庭,我们也能收获大量悲惨的故事。家里的男人自杀以后,债务不能自然免除,债主还是天天上门逼债。很多寡妇悲惨地承担起还债的责任。还有很多寡妇随之自杀,留下孤儿来面对债主的压迫。这些故事我们都不会觉得新奇了。
我们不妨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南印度的政治活动最激烈,女性的地位也相对较高,对家里的男性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已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南印度女性平权意识的觉醒,农民的自杀率随之攀升,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联。而北印度的女性地位较低,与男性相距悬殊,所以男性在家庭内较少感受压力,也就较少采用自杀这样的极端行为。男性在家庭中绝对主导地位的削弱,与传统印度文化之间的张力,也许也是促使南印度农民自杀的一个潜在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到,印度农民自杀问题主要与经济有关,但也不全是经济原因。长期的经济压力会转化成为心理压力,在南印度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里被进一步放大。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举措就能解决,甚至不是中长期的制度建设可以解决。用奈保尔的话说,这是一个“受伤的文明”,农民的自杀还在加剧了它的受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