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稳态模型
——评贺雪峰教授《小农立场》
贺雪峰教授最初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后来又从村民自治研究进入到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最近贺教授又带领研究队伍向农业研究领域进军。尽管研究对象在不断变化,贺教授都着眼于经验世界本身的内在机制分析。贺教授一再强调的机制分析,是指发现“问题”构成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获得关于某一经验现象的本质的、整体性的理解,并将这种建立经验现象之间内在必然性关联,并由此解释某一具体问题的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称为机制分析。由于机制都是从经验中提炼出来,在某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从不同视角所提炼的机制相互关联在一起,往往会形成对一个特定事物的系统性认识。
《小农立场》由很多随笔构成,几乎每一篇随笔都是在提炼一个特定机制,这些子机制遥相呼应,可以构成一个相互关联起来的系统。本文受贺教授的启发,试图以《小农立场》一书中关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人口流动与返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业生产、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中国工业化目前所处的阶段等问题的分析为基础,建构一个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稳态模型。我们先看这个稳态模型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逻辑关联。
一、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力及其低成本的再生产机制。在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模型中,其基本思路是:传统部门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在不变工资基础上吸纳传统部门廉价剩余劳动力——劳动剩余、技术进步的利润主要归资本家——资本积累和扩张——一个国家的储蓄增加、投资扩大——在不变工资的基础上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现代资本主义部门进一步扩张……一直到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结束,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古典模型结束进入新古典模型。因为可以认为,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逻辑起点,不过他是从传统部门无限的劳动力的供给、传统部门劳动的边际产量为0甚至为负等角度来分析低价劳动力的形成机制,刘易斯的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后来招致经济学界的激烈批判,尽管他也做了一些回应,但是仍显乏力,这是因为他的二元经济模型以及不变工资基础上的无限劳动力供给理论是一种宏观分析,缺乏落地的微观基础,这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致命性缺陷。
同样,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也是本模型的逻辑起点,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是从无限供给的角度来谈低价劳动力的来源,而是从微观层面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廉价劳动力的形成以及再生产机制。
贺教授在《小农立场》中提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自1990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一般形式是,年轻的子代进城务工,中老年父母在农村务农,孙代在农村抚养(这个任务主要由父代完成);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在家务农的中老年父母,成为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中老年父母在家务农所起的作用也尤为关键,他们因为不能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较低,主要投入在粮食生产和维持家计上,这使得中国农村粮食生产的成本较低,进而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低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中老年父母在家进行粮食生产的同时,也完成了孙代的劳动力再生产,由于这个再生产过程是在农村完成的,生活来源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消费水平低,进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也比较低,这是中国工业化前期、中期,农民工工资能够长期保持较低水平的缘故。
二、中国工业化中期,“中国制造”源源不断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长时期内几乎是在保持不变工资的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工业资本进一步积累,工业化的阶段也不断向前推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持续减少。但是在目前的工业化阶段,农民工工资依然维系在低工资的水平上(不过明显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报酬),这是由“中国制造”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还远远没有转化为“中国创造”的高利润阶段。同时也是由“中国制造”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决定的,制造业的低利润与低工资正好能够挂上钩,但是这既难支撑起发达的、高就业、高收入的第三产业,也决定了难以为进城农民工提供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这些因素进一步决定了大致只有30%左右的进城农民工能够顺利实现城市化(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重会越来越高),而剩下的70%左右的农民工则随着生命周期进入中老年,年龄优势消失,同时又面临来自下一队列的年轻人的竞争,他们在城市就业处于越来越不利的状况,随着在城市的预期收益降低,一直到和农业部门的报酬大致平衡,这时候中老年农民工大量返乡务农。
三、返乡农民工,随着其父辈老化、退出耕作,也随着他们的子代在农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结婚生子,将原有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模式得以再生产,原有的农业部门低粮食价格——低劳动力成本的模式得到再生产,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也得到再生产。因而低价劳动力再生产机制在时间轴上出现循环。
四、这些返乡的农民工,之所以可以顺畅地返乡务农,与中国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制度遗产有关。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地均分为特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高度适应工业化中期农业人口大变动的格局。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将其耕地流转给父母兄弟、亲戚朋友耕种,要么形成中农,要么形成小农,通过自发性的耕地流转,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模式注入了活力,因为农业人口减少,使得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持续扩大,提高了务农的相对收入。在这样一种耕地流转模式中,返乡的农民工可以无成本地从亲戚朋友那里要回自己的耕地,或接替父母的耕地,或流转外出亲戚朋友的耕地。因而现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接纳返乡农民工务农、再生产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模式提供了制度基础。
进城农民工可以随时返乡,这构成整个系统的枢纽,一方面使得城市部门可以应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化解失业风险;另一方面,使得低成本再生产劳动力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可以得到再生产。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五、通过这样一个城乡两大就业部门之间封闭式的、低价劳动力再生产的稳态系统,可以为我们理解在国际贸易的开放系统中,“中国制造”的优势之所在,这是中国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获益的根本性原因。
因而从贺教授的《小农立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工业化中期,流动人口进退有据、农村耕地灵活流转、劳动力和粮食生产低成本、能够有效应对现代化风险的稳态系统。在此基础上,辅之以组织农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就一定可以让这个系统顺畅运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家的农业政策以及城镇化战略,正在改变这个稳态模型的运行机制,使得原本平衡的系统走向失衡,比如说以土地换社保的激进城镇化试验切断了农民工返乡的空间,而资本下乡、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以大规模土地流转为特征的激进农业现代化政策消灭了中农和小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因为这些纯粹从农业角度出发、从资本立场出发的农业政策设计,没有考虑到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完全无视现有稳态系统的有效性,这些政策打破了稳态系统,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注入了巨大风险。
这样,我们就根据贺教授在田野调研中所提炼的要素和机制,建构了一个在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环境下,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通过工业资本源源不断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城、通过农民工顺畅返乡化解现代化风险并再生产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等机制的基础上有效运行的稳态系统,这个理论模型也被概括为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稳态模型。所谓稳态系统,是说这个系统可以长期稳定,能化解经济周期上的风险,同时能够进行系统再生产,并最终趋于收敛——中国农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能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提供城市化的机会、农民工的返乡的比率越来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一直到经济增长出现新的拐点并进入新的阶段。至于这个稳态系统在时间轴上的拐点在哪,这个稳态模型所刻画的发展阶段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点结束,这只能依赖实践中的数据来进行检验和判断,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