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序

     

    贺雪峰

     

    一、

    晓峰是一个行动派。大约是2005年,晓峰托何慧丽老师带话,说想考我的研究生。为什么要考我的研究生呢?晓峰在河南大学读本科期间参与发起成立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立志研究三农、服务三农,并担任了三农发展研究会的第二任会长。正好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老师到兰考县挂职当副县长,很快就与三农发展研究会建立了亲密友好关系。而何慧丽老师还是在1990年代初在武汉读研究生时,即与我一起主持过一个“现代化与乡村建设”沙龙,是老朋友。晓峰大概是从何慧丽老师那里听说我是乡村建设派,因此愿意跟我一起搞乡村建设的吧。

    晓峰因此考到华中科技大学跟我读研究生。不过,晓峰刚来时,很不适应我们这边的氛围,因为我们特别强调硕士生读书,读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我们的口号是“两不要一要”,就是说,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不要参加课题,不要发表论文,而只做一件事就是读书。虽然我也是乡建派,喜欢行动,尤其是常到农村调研,我却不希望硕士研究生参与到这些事情中,因为硕士研究生缺少基本的理论训练,无法做出专业的学术研究。我要求研究生每天“早八晚十”到图书馆读经典,要求“午睡只睡五分钟”,这对于热衷于行动的晓峰,就不只是未曾预料,而且颇难适应。

    硕士生读经典的要求是不容商量的。磨合之后,晓峰进入到潜心读经典的状态。研究生期间的经典阅读为晓峰走上学术道路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二、

    硕士阶段阅读大量社会科学经典,到了博士阶段,则是进行以驻村为基本特点的饱合调研。我要求博士生在做博士论文前,一般要到10个省、每省1~2个村、每村不少于15天的驻村调查。驻村调查,没有课题任务,不搜集专门资料,而是对所在村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等)作全面系统调查,以厘清农民生活逻辑和村庄治理逻辑。这样的调查,我们称之为“村治模式”调查,调查目的是提高调查人对经验的认识,形成贯通的经验。有了200天的“村治模式”调查,一般都可以形成我们所说“经验质感”。然后再开始博士论文选题、博士论文调研博士论文写作。

    晓峰在博士论文选题前也一直在做“村治模式”调查。每年暑假,既是中心最大规模的集体调查,又是博士生进行“村治模式”训练的好机会。2009暑假,中心有近百人分别在全国四个地区进行集体调研,其中晓峰和我同在湖北岳平县的保安镇调研。

    当时,我们20多人,分别在5个村调研。基本调研模式是,每村一个调研小组,由4~5人组成,小组成员白天分开调研,晚上小组讨论;隔3~4天,5个小组再集中讨论。这样高强度调查和高频度讨论,很快就形成了很多有趣的问题意识。据说20097月是岳平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我们调查期间,碰上停水停电,衣服一天汗湿很多次,很快就又干了。晚上也是极其炎热。有一次大组讨论,没有电,20多人围坐在一起,点蜡烛讨论到深夜,然后大家踏着皎洁的月光回到自己调查村庄的住地。炎热的气候与纷飞的灵感,相映成趣。

    岳平是鄂东南地区,与一般湖北农村有很大区别,首先是语言上属于赣方言,其次是文化上仍然保留有比较强的传统色彩,最重要的是,以岳平为代表的鄂东南地区,宗族房头势力仍然是农村中基本且重要的结构,而湖北其他地区大都是我们所说“原子化农村地区”。宗族房头对村庄治理、对农民行为和心理都有着重要影响。2009年正是岳平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时期,岳平县在自然村一级成立“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由自然村每个房头的代表人物组成,结果,这一理事会有效化解了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且有效率地使用自上而下的国家转移资源。而之前由村委会来进行新农村建设却总是矛盾重重。

    也就是说,岳平在新农村建设中,是将房头当作治理资源在用,且用得颇有成效。岳平以宗族房头为基础组成的理事会,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与农村社会传统内生结构巧妙结合的产物。这样看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度公共化的国家与高度私人化的农民如何对接,是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宗族房头显然不同于一家一户甚至单个人的“私”,若将一家一户或一个人称为“私”,则宗族房头就是“大私”。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到了村庄也有体制内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村支书、村主任,甚至村民组长,因为村民组长也是国家行政建制的产物。若将国家当作“公”,在村庄内的村组干部就成为“小公”,是“公”在村庄内的代表。这样一来,“小公”与“大私”就在村庄层面形成了相当有趣的有时是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会极大地影响村庄治理的效果,也极大地影响国家政策在村庄层面实施的效果。如何设计“小公”与“大私”的关系,以及过去历史时期“小私”与“大私”的关系设计及其效能,追究起来就太有趣了。

    “小公”与“大私”关系的提出及其追究,是2009年暑假岳平调研组众多的田野灵感这一。晓峰这时正考虑博士论文选题,因此有深入追究“小公”与“大私”关系的强烈热情。晓峰因此在2010年初再次踏入岳平农村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研,写出了题为《公私定律》的博士论文。

    晓峰的博士论文显然不只是要讨论岳平农村的特殊,而是要讨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建设的一般。岳平农村至今仍然存在的宗族房头势力是当前中国南方农村普遍存在的结构,更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宋明以后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般结构。这样一种特殊的“大私”结构,塑造了中国农民的基本行为逻辑。2009年暑假调查结束,我即写了“大私与小公:特殊主义逻辑的锻造及运行”一文,来讨论中国人的特殊主义行动逻辑。晓峰则更多讨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基础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农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只有真正深入到对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的研究中,我们才能得出靠谱的研究结论,我们也才能借对中国自己的研究来发展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我以为,晓峰的博士论文是真正摸到了中国社会脉搏,正确提出了问题,且有创见地回答了问题的。因此,我以为晓峰的博士论文是当下并不多见的具有原创性的博士论文。

     

    三、

    晓峰是我们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产物。晓峰当过会长的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似乎颇受晓峰由行动派到学院派转变的影响,而在此后的社团活动中尤其强调读经典。2013519是河南大三农发展研究会成立10周年的日子,应该说,这个社团也是我看着一路走过来的,这个社团的历任会长中的多数竟然都来读了我的研究生。10年,一个学生社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个现象也颇值得研究。

    那么,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又是什么呢?我称之为“三经一专”,“三经”就是经典、经验和团队,“一专”就是专业。经典主要指硕士研究生期间社会科学经典的阅读。我一般要求学生有150~200本社会科学经典的阅读量,再进入经验。博士期间主要是贯通经验,经验一般以农村调查切入,大量的我称之为饱合式的经验调查,可以让博士生们经历真正严格的经验训练,从而形成贯通的经验。贯通的经验质感可以让我们有“很硬的常识”。经典、经验之外的第三经则是团队,即前面所说集体调查和以此为基础的集体学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有积累,积累的前提是学术交流、学术对话、学术批评,面对面的学术对话尤其关键。我们期待有一个亲密且开放的学术共同体协力推进既有研究,并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形成学术积累。一旦建立了学术积累的机制,则无论目前研究水平高与不高,坚持下去,必定会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出来。

    在“三经”之后是“一专”,“专”必须在“经”之后,因为“经”是基础。没有大量社会科学经典阅读,没有深厚经验积累,没有建立有效学术积累机制,“专业化”是盲目的、是肤浅的、是没有意义的。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的“专业化”崇拜,这种缺少基础的专业化崇拜是有害的,也一定是行之不远的。

    我们在“三经”之后开始“一专”的专业化训练,应是从博士论文调查和写作开始,博士论文开了头,却没有结束。这个意义上,晓峰和他的同学们现在远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他们还继续跋涉在学术的田野上,继续在专业研究中成长。我希望,过去经典阅读和经验调查所积累下来的丰富营养,让晓峰他们可以在成熟时变成参天大树。我期待在中国学界,有那么一群总是不愿成熟、常常犯有错误的青年学子们艰苦地探索,不断地成长。他们将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希望。

     

    2013429

    于华中科技大学东七楼附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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