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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敏:走向低代价开发:西北开发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应对
  •  2013-06-11 22:48:06   作者:刘敏   来源:社会学视野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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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向低代价开发:西北开发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应对

    刘敏

     

    原文载于:《社会学评论》第一卷第2 20134

     

    内容提要:社会代价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曾经是我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它沉甸甸的开发史既留下了无数辉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在当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后,更应以史为鉴,创新理论,转变观念,走低代价开发之路,尽量避免因大开发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

    关键词:西北开发;历史教训;低代价开发理论

     

    在社会学社会系统和行动理论体系中,人类的开发活动是一种源于自身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受某种特定动机和目的驱动的社会行动。当开发主体根据社会系统运行的客观事实,选择合理的开发方式,来实现特定的开发目标的时侯,其过程和结果就成了理性行动,包括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而在理性开发活动中,开发理念和以此为思想基础建构的开发理论和政策体系,则是决定开发活动能否长盛不衰、开发过程能否健康持续、开发结果能否低本高效的决定性因素。

    西部大开发,作为21世纪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项大战略,愈来愈引起世人的关注。但现在的西部开发既不能成为前人开发史的重复,也不是外人开发经验的再版,更不是单纯经济活动的地理延续,而是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为宏观背景,以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两个大局”为前提的全社会的创造性的理性社会行动。对于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探索性社会实践,必须要有科学理论为先导,要深入探索构建新的开发理论来解决开发主体与开发客体的关系问题,从而保证开发过程和结果的高效性和可持续性。

    一、西北开发的历史反思

    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原始先民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常说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实际上指的就是历史上人类开发活动创造的华夏文明,尤其是农业文明。然而,西北沉甸甸的开发史给我们留下辉煌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在新一轮开发中必须首先在理论上予以廓清。

    1. 西北史前良好的生态环境成就了其中华民族发祥地的地位

    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历史上西北地区气候温暖润泽,天然植被茂盛,大多数地区属于森林草原地带,很适宜人类生存。据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考证,历史上西北地区包括黄土高原地区是林木茂密、水草肥美、良田千畴、牛羊遍野的肥原沃土。西周时期,森林4.8亿多万亩,植被覆盖率为53﹪。①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周秦时代,甘肃的“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隋唐时期,西北包括甘肃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农业、纺织业、黄金生产、水资源利用等,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资治通鉴》中称,是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②《新五代史》也载称:当盛唐之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陕西西安市的半坡遗址、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古人类文化遗存,都充分展示了华夏文明在西北兴盛的历史。

    2. 农耕文明在使西北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同时,也使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西北地区在古代具有广阔的森林和大面积草原,为人类最初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黄土高原和内陆河流域丰富的土地、光、热和水资源又成为农业开发的理想场所。周人发迹于黄土高原,其祖先“好耕农”,教民“播时百谷”。为了寻找适宜开垦务农的土地资源,周人在黄土高原不停地迁徙,最终完成了由畜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型。秦人繁衍生息于秦地,即当今甘肃的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西周孝王时,秦人以畜牧业为主,到秦文公时随着农耕文化在黄土高原的广泛传播,出现了由农业生产逐渐替代牧业生产的转变。秦随之征服了周围的“戎”等少数民族部落,进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③。

    周秦先民创立的农耕文明,为周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周秦王朝建都西北,确立了西北在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并一直延续至盛唐。此时,黄土高原及其他适宜农耕的地方大都变成了农耕文化区。再发展到明清时期,农耕文化以其不可阻挡的扩张力,将农业垦植扩大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朝时垦种的农田已“错列在万山之中,岗阜相连”,“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④从而使西北原来天然的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向人工种植的农业生态系统转变,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

    3. 过度的农业开发活动使西北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

    综观西北的开发史,农业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亘古未变的规律。农业开发的过度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多次农牧业交替转换,构成了西北开发的主轴画卷。从这部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武帝以前,西晋至唐初约400年,唐安史之乱后至元的约600年,先后三次是畜牧业生产占优势。西汉武帝至西晋约400年,唐初至安史之乱的100年、明清迄今约600年,先后三次被农业所替代。⑤凡以牧业为主时,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生态环境修复转好;凡以农业为主时,经济发展较快,但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经过“草原—农田—草原—农田—土壤退化”这样的恶性循环,森林草原减少,土地表面失去植被,再在风力的干预下,干旱、风蚀、水土流失、荒漠化等就成为不可抗拒的灾害。

    长期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多少次的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过去天下最富庶的西北变为后来的“昔日耕桑,今为草莽”,“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呢?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我们终于看到,这就是除生态环境的自然演化和战火破坏外,主要是人类自身无节制地繁衍和非理性地开发活动所致。可以说,从中唐以后的几乎所有开发活动,在开发目标上以农业为本,开发方式上以滥垦滥植为主。每一轮开发活动,都使大西北的绿色一片片减少,都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沉重代价。从此,昔日文明繁盛的大西北,只给后世留下了聊以自慰的历史陈迹;曾经青翠葱郁的黄土高原,给人们留下的只是哀怨绵绵的不尽黄土和沉重的贫困锁链。

    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一是开发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西北地区的发展有待于再度开发;二是西北开发历史悠久,对中华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开发必将对振兴中华再度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历史上的西北开发,一直是缺乏长远目标和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盲目进行的,某些方面的成就掩盖了开发者在自觉地功利行为下不自觉地造成开发过度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极高代价;四是虽然农耕文明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必须正视传统农业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冲突,彻底摈弃重农抑商(抑工、林、牧)的传统观念,不断消除为开发过度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比如,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无节制地毁林毁草开荒,垦植陡坡地和非农地,不仅使植被发生逆转性变化,而且引发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加速生态环境恶化;再如,由于矿产资源开发目标的单一性,开发方式的浅表性,使资源不能加工和综合利用而造成破坏或浪费;又如,能源和原材料因无序开发而导致乱采乱挖,结构失调,环境破坏等。因此,在十年后的新一轮开发活动中,最根本的就是用科学的理论规范开发过程,实现开发目标模式的理论转型,使开发活动保持一个合理的度。这个“度”就是使开发活动同生态系统的互动保持在生态系统的“自恢复”限度内,使环境保持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自循环”状态中。也就是使新的开发行为有利于社会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生态再造,用最低的代价获取最高的开发效益。这便是构建低代价开发理论的基础和客观需求。

     

    二、新一轮开发呼唤新理论的应对与支持

    开发是以人类社会系统同生态资源环境系统的能量相互输入、交流、转换和反馈为主要形式的经济社会活动。如果说前十年的西部大开发主要以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和效益为目标的话,今后的新一轮开发将进入以调节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反哺和修复生态资源环境系统为主要目标的深度开发,要坚持走两大系统在互动中要素互补、能量互补、功能互补的低代价开发之路。

    1. 开发与代价

    代价一词,从一般意义上说,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资源或精力,或作出的某种弃舍、付出、投入和消耗。在经济学中一个经典性原理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以最小的代价谋求最大的利润,在这里代价同引申意义上的成本基本相同。社会学把代价视为“一种理性的尺度”⑥,通常指的是包括成本在内的社会代价。

    开发与代价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开发是内含着代价的开发,代价是依附于开发的代价。对于人类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开发活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审视。在社会学理性尺度的判断中,开发和代价的关系多是一种价值关系。开发和发展是与人们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积极成果,而代价和付出是人们为实现开发和发展目标而消耗和牺牲的一些价值,以及由此所承担的与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后果,它和开发与发展具有互为补偿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在所有开发活动中追求以最低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是一种必然的价值选择。

    2. 开发与代价关系的演进使低代价开发愈来愈成为可能

    开发和发展与代价的关系并非凝固不变,它随着社会发展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渔猎文明时期,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活动常态是低开发、低收益、低代价。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常态是低开发(浅表性开发)、低收益、高代价(生态环境失衡)。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开发、发展与代价的关系开始由同步增长,逐渐向大开发、快发展、高收益、低代价的方向转变。这是开发、发展与代价关系演进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出,当前无论是世界范围内为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努力,还是我国以人为本、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实施,都可以看做是对大开发、快发展、高收益、低代价理念的实践追求。因而,只要我们顺应这一低代价开发和发展的时代大势,低代价开发就会由理念、方略变为可能。

    3. 低代价开发理论建构

    低代价开发由一种理念发展到理论必须经过一个创新和创造过程。从西部大开发的目标、对象、动力、手段和基础等实际出发,低代价开发理论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一循环二转换三协调,亦即循环理论、转换理论和协调理论。

    一循环:是指在开发行为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系统内部实现要素的良性循环。根据帕森斯的系统分析理论,当我们把开发行动者之间有规则的互动称作“社会系统”时,“系统”这个概念就有其内在的分析逻辑。这种逻辑强调同时对待相互依赖的现象的整体的必要性。构成开发社会系统的多要素是相互依存的,所以系统中的开发行动也是相互反馈的。在这一条件下,如果一个要素由于开发行动发生变化,它就会影响到其他变项,而其他变项又反过来影响开发行动。进一步说,在下一阶段,第二个循环又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从而产生对原变项的新压力。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内,一般具有五种要素,即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文化,并由此构成两个系统,一个是开发行为发生系统,一个是开发对象系统。就目前西部大多数地区的社会系统而言,人及其活动是影响社会系统各要素良性循环的主要变项。若要改变这种非良性循环的态势,就要规范和约束社会系统的主体变项——人的再生产过程、开发目标的纯经济性和开发方式的掠夺性。只有当社会系统的各种开发要素实现有序互动时,两个系统才能趋向良性循环和功能互补,开发的成本和代价就会降低。同时,开发活动一般都是从经济活动开始的。因而,走循环经济之路是实现开发系统良性循环的基本要求。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准则的新型经济形态,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与技术环境的和谐。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工艺、废料回收技术和排污控制技术,建立节能、降耗可再生的现代化工艺。以生态工业链的形式,把不同企业工厂联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体。全社会通过废弃物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中和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但单纯的经济过程的循环并不能改变传统开发过程单一的开发模式,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持续发展。只有建立包括经济发展模式、居民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循环社会系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低代价开发。

    二转换:一是作为开发基础的资源系统的转换。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构成了人类开发活动的资源系统,它们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同时又存在一种双向转换关系。如果我们把自然资源当作开发客体,把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文化科学技术和智力资源等)当作开发主体,把经济资源当作开发目的的话,就可以发现,社会资源开发程度越高,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就越合理,转换为经济资源的速度就越快,付出的代价就越低。反之,就会出现逆向转换,使开发行动付出高昂代价。二是开发动力系统转换。任何开发行动都发生在特定的地域之内,这些地域又由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所构成。社会学传统历来主张社区的内源式发展,但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农村的社区发展,必须要有外源动力的启动。从目前来看,农村的开发和发展主要是来自社区外部的政府行为的延伸,即县、乡组织从外部推动的开发和发展,来自社区内部的、自我开发动力不足。因而,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必须确立西部人的主体视角,开发行动亟待从外源式的政府行为向社区自组织行为转换,把开发动力从外源推力向内源生长力转换,使以社会为依托的开发动力实现内外源动力聚合、转换和扩张:第一阶段为外源动力输入,即开发初期由区外组织的政策、资金、技术输入,启动开发行动;第二阶段为内外源动力聚合,即外源动力输入后,以社区组织为载体,与社区成员实现开发要素的合理组合和内外源动力的有序聚合;第三阶段为动员社区成员广泛参与,使内源动力生长、扩张,成为开发行动的主体性力量,而外源动力由“输入”逐渐转向“服务”,自主开发行动的持续能力增强,开发代价不断降低。⑦

    三协调:西部开发既是我国现代化大目标下的区域性开发,又是全国开发和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全国看,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高强度的城镇化、工业化开发是将绿色空间转化成水泥建筑、工厂和道路的过程,没有节制的过度开发已使一些区域成为不适宜人居的空间。目前深圳的开发强度是36﹪,东莞是40﹪,上海是29﹪,都大大高于日本三大都市圈的15.6﹪,法国大巴黎区的21﹪,德国大斯图加特区的20﹪。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开发下去,再过1020年,一些区域就会因为没有森林、水面、农田,都变成了水泥地,⑧迫使人们重新寻找自己的家园。

    西部的新一轮开发,要在保持合理的开发强度上下工夫,做到以下三个协调:一是开发目标与社会主体的多层次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相协调,力戒急功近利式开发,与社会群体需要相悖的开发,以及无社区发展的开发。二是开发规模与资源容量及其循环替代相协调。三是开发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协调。这“三协调”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好开发行动与资源环境、人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改造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防止重蹈历史上西北开发和当今一些区域开发的覆辙。

     

    三、低代价开发的路径选择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开发活动都要同生态环境、资源系统发生互动,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如农业开发必然破坏原有植被,改变微地貌,疏松地表,加剧表土侵蚀;开发水资源必然以筑坝提高水位而淹没土地,导致库岸失稳;开发矿产资源必然因施爆或开掘坑道导致地质结构变松,留下塌陷、滑坡隐患,还会因堆积废料造成沙尘和污染等。但大开发不一定必然付出大代价,这两者之间没有规律性的关联度。

    1. 切实实现低代价开发由理念到理论的转变

    低代价开发不仅是人们的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开发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开发收益与开发代价的良性逆向互动原理,我们必须转变开发和发展观念,不能仅仅关注开发和发展,或不能为开发而开发,而应当从代价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开发和发展,从抑制和消解代价的角度促进开发,实现发展。这就是说,从代价的角度理解开发和发展,不仅仅要看到代价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还要进一步看到实现低代价本身就是实现开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开发主体来说,不能只是关注和追求开发和发展,应当同时关注和抑制代价。在评判一种开发活动时,不能只看开发中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多少,还要看在开发中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多少代价,比别人少付出多少代价。通过抑制、消解和克服高代价来实现理性开发和科学发展。⑨

    2. 把低代价开发政策化

    目前中国因“发展加快”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因“开发过度”导致的生态破坏并存,并且呈加剧趋势,正在或即将威胁中华民族的生态安全。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治理。而且通常认为,当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时,环境质量才会好转。西部目前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不可能付出大量资金用于环境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但与开发和发展紧密相关的产业结构、科学技术、消费方式、环境意识、社会管理等因素也对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上述这些因素实际上规定了运用政策调控开发活动的可行区间,即通过将低代价理论政策化,制定各种政策调控,以弥补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的不足。比如,由国家统筹制定加快西北发展和生态再造的生计维持型政策、生态反哺型政策和生产发展型政策。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大视野下,可以将一些生态环境脆弱和低质功能区划定为限制开发区,如甘肃陇中黄土高原地区,就可以进行限制开发区建设试验,为全国国土整治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经验支持。在此基础上,完全有可能在低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人均GDP4000-5000美元)下,走出低代价开发的现实之路,跨越传统的依靠经济实力治理环境的老路。

    3. 建立与低代价开发相关的配套机制

    从开发过程和效益的角度看,开发代价主要包括,一是开发活动付出的投入或成本消耗;二是开发活动对社会某些方面造成的损失或抑制性后果;三是伴随开发和发展而产生的有悖于人地和谐发展目标的消极结果。其类型有成本性代价和损失性代价,必然性代价和人为性代价,合理性代价和非合理性代价,短期性代价和长期性代价等。我们所指的低代价是同开发投入和产出、开发成本和效益、开发程度和结果相一致的成本性、必然性、合理性和短期性代价。我们避免的是那些超越客观规律的损失性代价、人为性代价、非合理性代价和长期性代价。同时,低代价也是相对而言的,是指开发的全局、开发的长过程、开发的整体效益,它与局部时段、局部问题上付出相对较高的开发代价并不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避免误导,在体制、政策、战略模式和方式上引入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低代价开发理念,做到科学决策、长远筹划、统筹兼顾、理性开发,尽量减轻因开发付出的高昂社会代价,使开发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要实现低代价开发还必须建立一系列相关配套机制,如建立低代价、高效应的开发体制,低代价、高技术的开发方式,开发代价与效益的评估机制和指标体系,开发政策的负效应监控机制,开发过程中开发效益的反馈机制,开发行为的法律约束机制,等等。从法律、制度、机制上规范开发活动,约束开发行为。

    可以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北开发已不可能完全重复历史的老路。低代价开发的理论将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日益融入西部开发的大潮。我们期待着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在西部开发的实践中,建立起低代价开发理论的体系,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注释: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60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年秋八月条,清同治十二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12-114页。

     吴晓军:《生态环境影响:解读西北历史变迁的新视角》,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5)。

     党瑜:《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6)。

     李迎生:《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代价支付及其补偿问题》,载《新华文摘》,200718)。

     刘敏:《山村社会》,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第11页。

     张翼:《构建协调、和谐、可持续的家园》,载《光明日报》,2007-11-28

     邱耕田、张荣洁:《价值论视阈中的发展与代价关系》,载《新华文摘》,200723)。

     

    作者简介:刘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社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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