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与上门女婿:理解农村弱势男性青年婚姻的双维视角
——基于湖北与四川两个村庄的调查
邢成举
摘要:按照婚姻优势的强弱,我们将农村婚姻男性青年分为强势青年和弱势青年两类,弱势青年是农村婚姻市场中的边缘者。光棍与上门女婿是农村婚姻当中的弱势男性青年婚姻状况的两种不同形态,将两者作为一个连续体来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农村婚姻弱势男性群体是如何分化为了光棍与上门女婿两个群体。农村男性青年能否冲破弱势婚姻境况不仅与个人条件、家庭条件相关,还有村庄的经济条件、文化观念、社会关联等密切相关,冲破的结果就是上门女婿的出现,而无法打破其弱势境况的结果则是光棍的出现。在缺乏婚姻与生育策略实践的石村,我们看到了光棍与上门女婿的大量并存,而杨村大量上门女婿却使得光棍数量很少。
关键词:光棍,上门女婿,婚姻,弱势男性青年
一、研究缘起
关于农村弱势青年婚姻的研究并没有什么专门和具体的成果,而光棍和上门女婿则是农村弱势青年婚姻中的两个重要现象。关于农村光棍的研究,不少是从宏观层面展开的,性别比的失衡和农村女性人员的外出流动和城市与乡村在婚姻市场中的梯度竞争构成了我们理解农村光棍成因的重要解释来源,如王宗萍,石人炳等的研究。同样的,还有一些研究是从微观层面展开的,这些研究发现家庭贫困、交通不便和经济落后是导致光棍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陶自详(2011)从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角度分析和研究光棍的成因,“代内剥削”是其提出的分析光棍成因的重要机制。“这些研究并没有对光棍本身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更没有看到看到光棍成因的地域性因素”。[1]余练(2012)从家庭生活、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等方面对光棍的生活状态进行了考察,其发现光棍是村庄社会内的多重边缘者。而关于上门女婿和招赘婚姻的研究则主要是理解和关注招赘婚姻的形式、特点、原因和功能,如杨勇(1998)从养老的角度建议推动招赘婚姻的更多出现和为社会接纳,尚会鹏(1999)对中原地区上门女婿地位的研究,李树茁等(2006)对招赘婚姻形式、功能、原因和特点的研究。国外学者wolf (1980、1989)和Pasternak(1985)也早就关注了中国的招赘婚姻,不过其关注的重点是汉族与非汉族文化交流下的招赘婚姻地域特色及其文化关联,并介绍了招赘婚姻中的非人口和非制度的原因。同样的,钟祥虎,范晓颖,冯文娟(2008)的研究使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招赘婚姻的流行则是有点过于追求理论时尚的表现,其分析也并没有承接婚姻的变迁历史。有研究者将招赘婚姻视为是传统婚姻框架下的一种现代性调试(高永平,2007),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招赘婚姻研究发现,赘婚在当前时期的流行带有传统招赘婚姻文化与现实利益共谋的色彩(吴妙琴,2010)。总体而言,光棍和上门女婿的研究都是独立进行的,但是在事实上两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光棍是农村婚姻当中的弱势群体,而上门女婿同样是农村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在不少地方上门女婿遭受着社会舆论和心理结构上的“折磨”。在笔者看来,农村青年的招赘婚姻是对其婚姻弱势地位的一种策略性改变,其自身的这种弱势地位有可能是家庭带来的,也可能是自身原因带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上门女婿是成功扭曲其婚姻弱势地位的一种结果,而光棍的出现或是扭转弱势婚姻地位不成功或是并没有进行扭曲的一种结果。
我们可以将农村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同状况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强势男性婚姻群体,另一类是弱势男性婚姻群体。在弱势婚姻群体中,男性婚姻状况又可以分为上门女婿和光棍。之所以将上门女婿划入弱势男性青年的婚姻状况,这是因为大多农村男性认为上门女婿是在无法娶妻进门的情况下才选择的。“若是我们根据一男一女的人家留男嫁女的通则,作为父系的表示,则可以说这社会中因继绝的原因,尽量实行了临时改系的办法,推行了入赘的方式。”[2]该系对于男性而言是相当重大的一个选择,因而一般情况下男性不愿意做上门女婿的。“由于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在中国农村留存最多,招赘婚姻历来为农村社区所歧视。”[3]但是,笔者想要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成功地进行扭转,而有些人不能够成功扭转自己婚姻状况呢?尤其是当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村子里看到上门女婿和光棍同时大量存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认识呢?2012年4月和2012年7月,笔者分别到湖北宜昌的杨村和四川成都的石村进行了各一个月的调查,本文使用的资料都来源于这两个村庄的田野调查。
二、两个村庄的田野资料
1、宜昌杨村的田野资料
杨家畈村位于宜昌市宜都市红花套镇,毗邻镇中心,本村接壤长江,村内有江道码头。本村为2001年原杨家畈村、蔡家冲村和石桥子村1、2、3和4村民小组合并而成。本村现有村民1490多户,共有人口4400多人,有8个村民小组。村内现有耕地2300多亩,有桔园3000多亩。2011年本村生产总值达到1.2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大约为10560元。按照村两委对村庄发展的规划,预计到2014年本村生产总值将达到2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将达到1.5万元。据不完全的统计,本村至少有150个姓氏的村民,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姓,整个村庄呈现出多姓氏杂居的状态。
村庄的内聚力不强,因此并不排外,村庄的氛围是比较包容和开放的,这种特定也是与该村在居于长江岸边,历史上人员流动性大有关的。外来作上门女婿的人,也可以很好地适应村庄生活。在血缘关系、趣缘关系、友缘关系当中,血缘关系作用在弱化。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友缘关系开始出现功能扩大的趋势。因此村内少有拉帮结派现象的出现,个体的能力与人品是大家都比较看重的。这是一个看重平等,强调能力,重视协调的村庄;村庄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可塑性;社区也是包容和开放的;地域经济发展为这些现象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现代性因素进入后,他们可以快速接受和学习,因为村庄内传统的价值与规范已经丧失殆尽。通过地缘关系建构起的村庄社会是尊重个体能力的,也关注社会交往关系。这个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移民会很快融入村内的原有居民,并很快地加入到当地人的红白事等人情往来活动中。
1980年代的时候,村庄内的生育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但是执行了计划生育之后,村民的生育观念很快就改变了。村民的祖先观念也很淡漠,“一辈子只管一辈子人的事情”,没有明显的生育偏好,他们认为养儿养女都是一样的。“村落社区的人口是凝固的,宗族是人们最重要的社会交往圈子。而宗族的存在是招婿婚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4]2010年杨家畈村有人口4333人,户籍农村居民人数为4346人,常住流入人口数量22人。2010年末,本村共有育龄妇女(18岁—49周岁)1134人,女性初婚人数为14人。无子女的育龄妇女为746人,二个孩子的妇女为140人,多子女的已婚妇女为4人。全村共有已婚育龄妇女926人。在杨村的各个小组都有上门女婿,其中以5、6、7和8四个小组的上门女婿最多,因为这几个小组本是原来的杨畈村。这个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远近闻名的“扫把村”,当时村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了。同时又因为临近乡镇中心,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等原因,就导致这里对外地的年轻男性很有吸引力。其实,本村的上门女婿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比较多见了。我们调查发现,村内年龄最大的上门女婿有80多岁的。不过,这个年龄的上门女婿多是跟着父母逃荒或是躲避抓壮丁的情况而到此地上门的。也就是说,老一辈的上门女婿产生的原因更多地带来社会政治形式的烙印。
从全村的范围看,本地的光棍是很少的。这不光是因为本地村庄层面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本地对上门女婿是鼓励的。一些家庭条件差的男性,可以在本村当上门女婿。调查中发现,本村内自然条件与交通条件最差的1组内,有8个人是在本村内做上门女婿的。因为,可以做上门女婿,则就会使村内单身青年的数量下降。本村共有8个光棍,这在有着4400人口的村庄内是相当低的光棍率了。在本村村民看来,本村内仅有的几个光棍产生的原因是:一是性格本身有问题,说了好几个媳妇都谈不拢,就是说这样的男性不会在女性面前说话。具体地讲,这样的情况是两种,一种是性格特别内向,见到人也说不出一句话,另一种是性格极度张扬,说话滔滔不绝,爱吹牛,爱好表现自己。导致光棍的第二个原因是:家庭条件确实很差,父母早逝,无人为其张罗婚姻。
2、成都石村的田野资料
石村位于长秋乡东部腹中,属于山区和丘陵地貌。比邻成都优先发展与工业化园区镇——寿安镇,距成雅高速寿安接道口5公里。村内有耕地1031亩,林地2000多亩。从2011年开始,农民不再种植水稻,所有的水稻田全部被变更为柑桔果园,同时村内还有700-800亩黄色林地被村民开发为果园。2010年被该村确定为市级城乡环境“五十百千”示范村同时创建市级生态村,全村幅员面积5.25平方公里。村内生态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主要支柱产业是养殖业和种植业生产,盛产优质脐橙、不知火、琯柚、米枣等水果,以柑桔为主的果园面积2000多亩,年总产量达400多万公斤,年出栏具有特色养殖的跑山鸡5万多只,是跑山鸡养殖业基地。石村辖12个村民小组,357户农户,总人口1146人。据村干部讲,本村内贫富分化并不严重,经济条件好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5%左右,其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在2-3万元,这类农户占据全部农户的50%左右,剩下的农户是家庭条件较差的,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当时村干部十分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村庄的人口老龄化,我们以本村8组的情况进行简单地说明。石村8组共有33户,114人,其中老年人为26人,老年人口比重为22.8%。2009年和2010年,8组内新生婴儿只有1人,而这两年内死亡人口为2人。这样很清楚地显示出本组人口负增长的情况。石村所在的长秋乡2012年共有人口是4251人,其中本年度出生人口为35人,同时本年度乡镇范围内死亡人口为35人,所以从乡镇的范围内看,其人口也基本上是零增长的。
石村内共有光棍40多人,这样的光棍比例是远远高于上面宜昌杨村内的光棍比例的。同时我们还能够看到,本村有50多个外出上门女婿。为什么在石村内,上门女婿与光棍数量庞大的现象能够同时存在呢?
表1:石村各组光棍与外出上门女婿数量的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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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数量 |
外出上门女婿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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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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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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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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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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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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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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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12 |
7 |
(以上数据来自实地调查)
关于村庄的基本情况,我们还需要介绍的是:石村并没有什么民间信仰村庄,唯一的一座佛寺也没有什么香客,该寺庙的香客多是周边的城镇居民。当我们问及村民是否有什么信仰时,村民给出的回答是:“我们什么都不信,就信钱,信为伍主义,我们这里不搞封建迷信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也显示出村庄内传统的文化和习俗等内容在这里已经很淡化了,人们的生活遵循着现代经济理性而展开,所谓的传宗接代和祖先崇拜等内容在这里基本上销声匿迹。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关于村庄的重要信息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村庄生育观念的变革。石村的妇女主任告诉我们,“当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是非常好做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推进计划生育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念有极大的转变,超生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就是放开让他们生,他们都不愿意的”。不少村民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们计算出的抚养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成本是50万元,这当中教育投资和婚姻花费是最大的。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村民选择生育独生子女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三、光棍与上门女婿:农村婚姻弱势青年的两种境遇
在石村,我们的调查发现了大量光棍与上门女婿同在的现象,这让我们思考为什么更多的光棍不能通过上门女婿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呢?通过访谈,我们发现村民对上门女婿主要有如下几点认识:
1、婚姻弱势青年中的优秀者才能够成为上门女婿
不少村民说,“家庭经济条件差,有些智力有问题,上了门都没有人要。”在村民们的潜意识里,上门女婿中男性的地位和能力一般是要差于正常婚姻当中的男性地位和能力的。所以外出当上门女婿的婚姻圈都超越了其所在乡镇的范围。在石村外出当上门女婿的,最远的范围也没有跨越县城的范围,但是也没有在本乡镇当上门女婿的。没有超越乡镇的范围是因为,上门女婿的婚姻多是通过熟人介绍而结成的,能够介绍超越县城范围的招赘婚姻很少。对于上门女婿而言,婚姻对其也是重新选择生活环境的一个机遇,所以在村庄潜在的光棍群体当中是存在竞争的,只有在竞争中获胜的人才能够成为上门女婿。因为家庭、能力和相貌等条件较差而无法在同辈群体中脱颖而出的男性青年成为了村庄中的光棍。“光棍群体社会地位低下,处于村落社区末端,他们在家庭内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四个层面均被村落社区完全排斥在外,从而处于多重边缘地位。”[5]因而,婚姻对于农村青年也是一种淘汰和筛选机制,最边缘者称为光棍。
2、家庭内结婚顺序靠后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一般是出现在家庭内兄弟姊妹很多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子女的婚姻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对于家庭内的长子来说,其家庭首先要解决长子的婚姻问题,其对家庭的更替和延续是非常重要的。“在低度代际责任的情况下,能否有机会外出获得婚姻机会,对于农村的未婚青年能否成婚非常重要”[6],这就意味着个体是否成为光棍与家庭的安排是关系重大的。家庭内子女的婚事一般是按照年龄进行排序的,老大儿子要优先考虑,若是女方要求上门的话,男方同意后就出现了招赘婚姻。条件比较差的家庭内的儿子才会有人到外地当上门女婿。从不少上门女婿的生活情况看,上门女婿的生活比其原来所在家庭的生活都偏好。除了家庭生活条件差以外,笔者调查的石村是山区村,种植水稻很辛苦,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在这样的村子呆着。在家庭内年龄较小,结婚较晚,同时家庭无力负担其婚姻成本的男性青年成为了村庄中的光棍。
3、上门女婿也要讲门当户对的。
不能做上门女婿的青年男性往往就成为了村庄内的光棍。要想做上门女婿,男性家庭的条件也不能太差,要是太差的话,女方家庭是会瞧不起的,这也是上门女婿在村庄内部形成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村民们认为,所谓的门当户对意味着就是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要与女方相当或是差一些,但是男方的人品和相貌是必须能够与女方家庭相称的。一些青年男性家庭条件特别不好的,加上个人方面的原因,其当上门女婿都是不成的。个人的原因方面主要是指青年男性有智力、肢体残疾或是相貌等方面的残疾,这样的青年男性往往是婚姻中的最边缘者。在石村所在的区域,80%以上的上门女婿结婚后生育的子女都是跟着男方的姓氏,1990年代以来都是这种情况。这也意味着女性家庭并没有明显的传宗接代的观念,上门女婿对于女方家庭更主要的意义在于完成了女性的婚姻过程。没有能够找到与自己家庭门当户对的适龄女青年的男性也成为了村庄里的光棍。
4、流动的上门女婿。
本村有2个上门女婿被赶回来的案例,这样的婚姻中上门女婿被当成了抚养孩子的工具。也就是说,上门女婿的老婆之前是有过婚姻的,或是离婚或是丧偶。通过招赘上门女婿,两个人把孩子养大之后,上门女婿就被赶回来了。这样案例中的上门女婿都感觉很辛酸,回来之后就不好意思见到其他村民了。这样的婚姻中,养大的孩子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很好,而对上门女婿则是另眼相待,这样的情况让上门女婿很难受,所以有上门女婿是自己回来的。村里还出现了“流动的上门女婿”,也就是说上门女婿在被一个家庭驱赶之后,就重新选择了一个家庭当上门女婿。要是生活较好,儿女们对待较好的话,就在这个家庭生活。若是在这里没有获得好的生活,上门女婿就会离开这个家庭,再找一个家庭把自己“嫁”进去。在石村,这样的上门女婿有2个,分别在1组和6组。流动的上门女婿也意味着男性青年的招赘婚姻并不能成为其婚姻的保障,除非能够在女性家庭中立足并承担重要角色,否则已经成为上门女婿的男性仍会面临混乱破裂的危机。
5、未来的男性青年很少会选择招赘婚姻
现在的农民家庭每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孩子,也不讲什么上门不上门了。婚姻双方当中哪一方的条件好一些的,就到哪一方家里去住。山区村子的条件还是差一些,来这里上门的人少,能出去的都出去了,上门或是出嫁。这就是两头走的婚姻,新婚夫妇可以自由选择其居住的地点,可以从夫居,也可以从妇居住。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后的一个客观结果。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意味着男性家庭只有做出更大的牺牲才能够同意儿子做上门女婿。适婚男性与女性数量的同时减少意味着双方家庭很少在招赘婚姻中做出让步,模糊青年人婚姻的类型是现实中的“明智”选择。招赘婚姻可能性的减少意味着农村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希望通过招赘婚姻的方式解决自己婚姻问题的空间被压缩了,要是不能提升个人能力并扭转家庭经济的不利状况,农村婚姻中的弱势男性青年将更可能成为光棍。
6、上门女婿逃避历史成分影响的选择
石村村会计的二爸(村会计公公的弟弟)是村内年龄最大的光棍,其人勤劳、朴实,有三兄弟,家里土改时期是地主成分。为了结婚,会计的幺爸做了上门女婿,因为三兄弟的母亲不愿意二爸去做上门女婿,二爸就就一直在家呆着,后来再也没能够结婚。听说,会计的二爸当初也是希望通过上门女婿的方式完成自己婚姻大事的,只是受到父母的阻碍,才选择留在了家中,最后成为光棍。村会计的公公是铁路工人,这种社会身份使其冲淡了地主成分对其婚姻的影响。正是对通过工人身份所带有的政治色彩和较高的政治地位,曾经因为历史成分而影响的个人婚姻才获得了新的选择。上面的例子使得我们看到,上门女婿婚姻在一定范围可以打破历史成分对个人婚姻的禁锢,通过向下的婚姻梯度可以实现受历史成分影响的个人婚姻。不能通过上门女婿方式解决婚姻问题的青年个体就成为了村庄内的光棍。
7、上门女婿没有必须的父母赡养义务
上门出去的男孩并没有赡养其亲生父母的义务,但是其多少还是会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给予老年人生活适当的帮助。上门女婿在当地人看来,多是因为其都有一把力气,可以给女方家里干农活,也增加了女方家庭的安全感。当地人认为子女跟随哪方的姓氏是无所谓的,姓氏只是一个代号。上门女婿的出现为女方家庭带来了劳动力,也消除了女孩为家庭内老年人养老的顾虑,最后也实现了自己所在家庭土地的继承性使用。上门女婿对女方家庭来讲,其是必须要承担老年人赡养义务的,这也是不少女性青年选择招赘男性青年结婚的重要因素。被父母留在身边完成赡养老人义务的年青人也变成了婚姻中的失败者成为了光棍。
上文的分析与论述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上门女婿和光棍都是农村婚姻中的弱势群体,而前者只是弱势群体中获得较好婚姻结果的一类,而后者则是弱势群体中婚姻状况最糟糕的一类。光棍与上门女婿这两类群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农村婚姻中的男性弱势群体能够通过一定的婚姻形成完成自己婚姻就成为了上门女婿,而弱势无法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完成自己的婚姻就成为了村庄里的光棍。光棍与上门女婿是村庄中男性弱势婚姻群体中的两个连续群体。对于潜在光棍群体来说,能够通过上门女婿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涉及到个人、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等多个方面。个人方面的条件不好改变,但是家庭的支持和态度的不同对男性婚姻结果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四、杨村与石村招赘婚姻的比较
1、户主与子女姓氏的比较
在杨村调查,我们发现有不少家庭的户主都是女性。为什么户主是女性的?这似乎与传统汉族地区农村家庭户主为男性的情况是不同的。调查后发现,本地并不看重户主是谁,不少人都说,户主是谁都是可以商量的,要是自己的老婆愿意当户主,男性是愿意让女性担当户主的。导致女性成为户主的一种重要因素就是其丈夫为上门女婿。在这种情况下,户主也就由女性担当了。尽管年轻人对传统看得很淡了,口头上说不在乎子女是跟随谁的姓氏,都是自己的儿女。但是,当地的嫁娶婚姻当中,子女都是随父亲的姓氏的。男方到女方家里上门的话,儿女随母亲姓氏的情况就比较多。生育政策宽松的地方,夫妻可以生育2个孩子,两个孩子分别跟随母亲和父亲的姓氏。女性家庭仍是比较重视子嗣姓氏的,这与石村的情况是不同的。
在石村,上门女婿及其妻子所生育的的孩子也是跟着男方姓氏,招赘婚姻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是为了女方家庭的养老,二是为了增加女方家庭的劳动力,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对“姓什么”已经无所谓了,“姓氏”只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代号,传统的上门女婿婚姻中的“生育策略”意义已经消失,血缘性减弱,女方家庭很少考虑家庭血脉延续的问题。这在石村,可能有历史的原因,这里的村庄多是在“湖广填四川”时期形成的,村庄历史普遍不长,没有历史记忆,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深厚。
2、招赘婚姻的家庭与村庄环境的比较
杨村内的光棍是很少的。这不光是因为村庄层面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本地对上门女婿是鼓励的。一些家庭条件差的男性,可以在本村当上门女婿,而且男性所在的亲属圈都会给男性的招赘婚姻提供各种帮助,如提供适合的女方信息,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在举行婚姻仪式时由同姓中的长辈进行主持。调查中发现,杨村内自然条件与交通条件最差的1组内,有8个人是在本村内做上门女婿的。因为婚姻中的弱势男性青年可以做上门女婿,因而村内单身青年的数量就下降了。杨村共有8个光棍,这在有着4400人口的村庄已经是相当低的光棍率了。而石村则出现了上门女婿和光棍两个现象的大量并存,这与村庄对上门女婿的态度,以及家庭传宗接待观念的弱化都是紧密相关的。石村的生育观念已经相当现代,很多村民都按照经济理性的模式来安排自己的生育行为。
杨村对上门女婿是比较鼓励的,这个村庄是地缘性村落,村庄显得相对开放和包容。“招婿婚姻被平安村村民普遍接受,无疑受到了现代因素的影响,但这一因素仍是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中被接受的。”[7]而石村的不少村民小组都是以单姓或是两三个大姓为主的村民构成,这导致其对上门女婿还是有不少顾虑的,不少村民也看不起上门女婿。所以两个村子内,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差异情况:杨村内有本村内进行招赘婚姻的男性青年,但是石村却是没有的。石村内外出的上门女婿的都是在跨越其原来所在乡镇的范围后选择的招赘婚姻。还有其他的一些差异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杨村,上门女婿的婚姻中,女性能够在村庄的公共生活中承担一定的角色并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是因为招赘婚姻使得女性对娘家的认同与归属更强,由于女性基本上没有离开自己从小生活的村子,所以招赘婚姻形态下其在家庭内的地位也相对较高。与以往的出嫁的女性融入新的村庄与社会关系不同,这种情况下是男性要想办法融入女性所在的村庄生活和社会关系。而这样的情况则很少在石村出现。杨村现有的村干部当中,有4人是上门女婿的爱人或是后代,招赘婚姻在村庄的社会整合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3、村庄经济、区位的比较
石村与杨村在光棍与上门女婿现象上产生显著的差异还在于两个村庄本身是村庄差异的。石村属于山区村,其交通条件和经济水平在当地都是相对较差的,这也就意味着其村庄内婚姻弱势男性青年成为光棍的可能性更高,同时村庄内的男性青年的婚姻竞争就更加强烈。而杨村是一个镇郊村,其经济条件在县域范围内都是较好的,同时其靠近长江和省道,交通位置优越,这也就意味着这里的男性青年有着更多的婚姻选择空间,而部分小组不利的生活状况可以在村庄内得到解决。而石村全部都低山丘陵地区,这决定了在村庄内部解决弱势群体的婚姻问题是相对困难的,所以男性青年选择上门女婿的方式来完成婚姻的冲动也是相对强烈的。据不完全统计,杨村内共有140多个姓氏,这种多姓杂居的状态使得该村庄对招赘婚姻是十分包括,甚至是鼓励的,同时村庄内家庭对传宗接代观念的接续也使得男性婚姻成为同姓人家的公共事务,这样男性的婚姻就获得了更多亲属力量的支持。而这些都是石村所不具备的。
五、结语:婚姻与生育策略下的光棍与上门女婿
光棍和上门女婿是农村婚姻弱势青年婚姻的两种状况,其构成了我们理解农村弱势青年婚姻的两个重要线索。两个群体是紧密关联的,潜在的光棍群体可以转化为上门女婿以结束自己的单身状态,但仍会有一部分人是无法通过上门女婿途径结束自己光棍状态的。在传统的招赘婚姻中,上门女婿的出现是婚姻策略与生育策略的共同结果。客观地讲,石村的婚姻策略与生育策略都是很弱的,这也是导致村庄内上门女婿与光棍大量并存的重要原因。而杨村则有着更强的婚姻策略与生育策略,“从婚姻仪式的变迁可以看到,婚姻经历了从宗族公共事件转变为家庭和个体事件的过程。宗族失去了个体婚姻中的保护性角色,也失去了婚姻过程中的宗族荣誉感。”[8] 无论是婚姻策略还是生育策略,其都是在家庭和超家庭的单位与结构上做出的,对于婚姻中的个体而言,其是较少考虑这些内容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婚姻中的策略问题是受到布迪厄的启发,布迪厄在关于自己家乡单身与婚姻问题的研究中,其提出了家庭的产生其实是婚姻策略与生育策略的一个结合体[9]。所谓策略,也就是说这种行动的做出并不是按照惯常的规则与方式进行的,而是具有投机或是暂时应对性的意味。从女性的角度看,其策略的目的是:“独女户利用赘婚在保持自身在本村地位的同时,努力实现人口的再生产——招进女婿并生小孩,以国家制度允许的方式,尽可能地扩大本家庭在集体分配过程中所占的份额,维护本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10]我们可以将婚姻过程解释为一种利益过程,但是过分强调婚姻中的利益因素则会遮蔽招赘婚姻所含有的文化内涵。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解释,婚姻过程不纯粹是情感过程,而是夹杂了情感、利益和策略的综合体。
从男女方当事人的角度看,其在婚姻中的策略与目的是不同的。对于女方来讲,其希望通过婚姻来增加其家庭的劳动力,通过招赘婚姻而维持了家庭财产的完整和持续传递,也希望通过上门女婿来维持其家庭在村庄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也同时可以通过新婚子嗣跟随母亲姓氏而延续家庭的血脉。而对于招赘婚姻中的男性而言,其通过招赘婚姻不仅组建了家庭,也拥有了延续家系的机会,同时上门也意味着自身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这对上门女婿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上门女婿的出现多是因为:女方家庭条件好或是女方所在村庄条件好;男方曾经受历史身份即成分的影响;家内男性成员众多,男方家庭内人地矛盾突出。通过招赘婚姻而组建家庭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上门女婿,在妻子生活的村庄面临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他们要积极地建构各种社会关系,也要有强烈的成功欲望,要展示他们的个人能力。这也是其对自身身份及其村庄地位有着清醒认识后的一种行动选择。
所谓婚姻的生育策略是指,保证家庭生物连续性和家庭劳动力更替与再生产的策略。“在赣南的宗族性村庄,生育行为对整个宗族的发展以及村庄内部不同宗族间的竞争意义重大。”[11]而石村则并没有宗族,也不会出现生育竞争。从家庭的生物性延续上看,男性与女性的家庭生物性延续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姓氏的不同往往就将这种延续性划定了清晰的界限。招赘婚姻有利于实现女方家庭生物连续性和劳动力生产。但是对于男方家庭就不同了。男方为了实现家系的绵延,不光是要获取自己生儿育女的机会,同时也会尽力控制自己儿女生儿育女的机会。男性要想维持家系的绵延,就要想办法让子女跟随自己的姓氏。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孩子是跟随母亲的姓氏,而若是条件允许能够生育二胎的话,二胎的子女则是跟随父亲的姓氏的。在其子女这代要是无法实现姓氏跟随父亲的话,则男性会努力让其孙子女跟随自己的姓氏,这在当地被称为“回宗”,村民们对这样的事情也都是很理解的。因为招赘婚姻的决策权是掌握在女性父母手中的,若是其过世之后,家系内后代的姓氏就是由招赘婚姻中的夫妻双方商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女方为了弥补其作为上门女婿而遭受的有形和无形压力,都会同意在孙子女时“回宗”。本文的案例中,我们能够看到杨村是存在“回宗”现象的,而石村则没有这样的现象。
石村光棍和上门女婿的大量并存是该村庄在婚姻问题上没有婚姻策略与生育策略的一个客观结果,这使得光棍在受自己条件和家庭条件局限之后,没有能够冲破不利条件的影响以完成自身的婚姻。石村自然与交通条件的不利状况也使得村内婚姻弱势男性青年在上门女婿的竞争过程更加激烈,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希望通过招赘婚姻实现结束自己的单身状况。而缺乏超家庭力量的支持、村庄对上门女婿不太宽容的态度及其婚姻事件中超越性价值即家系绵延和传宗接代观念的缺失使得石村的婚姻弱势男性青年更多地成为了光棍,而胜利者则成为了上门女婿。杨村对上门女婿的宽容,对传宗接代观念的继承以及村庄经济社会条件等使得该村内少有光棍,而大量出现上门女婿。光棍与上门女婿作为我们理解农村婚姻弱势男性青年婚姻的一个连续体让我们看到了婚姻弱势青年在不同家庭条件、不同村庄社会结构等条件下的差异性结果,社会分化、区域社会的文化、村庄社会关联等都是影响青年婚姻的重要因素。婚姻状况并不仅仅是个人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外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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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邢成举,男,(1984—),河南洛阳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发展、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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