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大召开之后,新型城镇化成为社会聚焦热点问题,也被人们成为“城镇化新政”。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准确定位了城镇的功能,指明了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改革等问题。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具体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政策强化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新型城镇化时,人们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也存在不一致的现象。然而,我们,特别是政策实践者,需要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才不至于犯错误。正是基于此考虑,笔者选择阅读我国已故著名学者他的著作《中国城镇化道路》[①](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期获得对城镇化较为深刻的理解。两遍通读之后,笔者不禁为他所折服,他通过自己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调查和城镇调查,总结出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模式,进而指出中国城镇化道路。其观点具有较强的超前性,与十八大报告关于城镇化发展的精神极为吻合,如他在书中指出:“要使农村里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P7)。此书的汇编者也指出:“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他关于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农村内生城市化’思想的超前性和现实性越加凸现出来。”因此,笔者撰写阅读此书的读后感,与读者共飨。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他对城镇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给予笔者极大启示。他在第一篇关于城镇化的论文《小城镇,大问题》就明确了小城镇研究的指导理念和方法。
1.研究要理论结合实际。他指出了之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上出现“认识落后于实际以致对具体问题提不出实事求是的建议的失误”(P2),并从邓小平的著作中懂得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认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实事求是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P2)。运用这种科学精神,他在“小城镇研究一开始就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而注重实地调查,力求在对小城镇的实际考察中提高认识”(P2)。他也意识到虽然这种研究的文章“显得粗糙,分析不够全面,可是写在论文里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我们从概念里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只要我们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其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那么这些文章就会成为小城镇面貌的素描。它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人们还是要翻看,仍然具有价值。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P2)现实也印证了他的这种研究精神和预测。笔者也不禁为他的这个观点和预测所惊叹,他认为“以实践为根基的认识自然要具体、充实得多。…小城镇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它不仅是社会科学范围内国家‘六五’规划中的一个重点课题,而且它在‘七五’规划中还将继续研究下去。”(P2-3)事实如此,时代已经跨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十八大报告也定位了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的功能。理论联系实际除了要求科研人员避免概念推论、多做实地调查之外,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要科研人员与实际工作者由两者背对背转向面对面,也就是说“实际工作者向科研人员质疑、问难、提要求,使科研目的更明确,计划更合理,成果也更富有实际意义。科研人员向实际工作者介绍成果,提供建议,使实践按客观规律进行,工作具有科学基础。”(P5),从而使“实践、科研、咨询和决策四个环节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P7)。由此,笔者深刻意识到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经过客观辩证分析的研究对实践将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笔者作为一名青年党校教员,担负干部教育培训的责任,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以他的这种理念为指导,利用干部来校培训时与他们交流,利用空余时间到基层调研与他们共同探讨实践问题。
2.研究要注意点与面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进行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毛病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P3)具体到他所进行的小城镇研究,他认为“即使以后研究范围扩大到江苏全省,对全国而言,它仍然只是一个点而已。我们要提出江苏在全国、苏州在江苏、吴江在苏州所处的地位的问题,以此来告诫自己不能满足于一孔之见,更不应一点概面。”(P3)辩证地看,他同时也认为点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性。只要我们真正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地基本面貌。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我们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或许是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所谓塔尖是指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他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P3-4),从这段话,笔者也体会到研究样本的选取问题,也就是说对某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时,需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这个样本能说明一定的共性问题,这样的研究才具有科学性。然而,他在认识到塔尖(点)作用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塔尖的局限性,“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那么对不同地区今后的小城镇建设无疑有其指导和参考的意义。当然,我们在开始时必须十分警惕,决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而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正是在这种研究理念的指导下,他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从“江村”(他早期调查的一个村庄的学名,地处吴江县)到吴江县,再到苏南(《小城镇,再探索》),到苏北(《小城镇——苏北初探》),到苏中《小城镇,新开拓》)。至此,他的研究范围选择性地遍及江苏全省。然而,为对小城镇有更全面的认识,他把研究触角深入浙江温州(《从“江村”到“温州模式”》)、甘肃临夏(《临夏行》)、内蒙古包头(《包头行》)和广东深圳、东莞(《珠江模式的再认识》)。研究中不断注重区域比较,在此基础上他才尝试总结乡镇企业的发展规律《乡镇企业的新台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和中国城乡发展的规律《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并进而发展了小城镇的研究面,扩展到区域发展(区域经济)《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笔者在惊叹他那种辩证、谨慎的研究风格时,领悟了他清晰的研究脉络,一是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二是在扩大研究范围时,注重比较分析;三是在比较分析中总结区域差异和普遍规律。
二、研究内容
他的《中国城镇化道路》一共由22篇文章构成,按撰写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通读全书后,笔者领悟了他是在对不同地方小城镇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城镇化的共性和规律。因此,笔者尝试根据他所调查的地方,对22篇文章重新整合。第一,从《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说草根工业》、《镇长们的苦恼》和《江村五十年》这五篇文章来理解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内生城镇化的“苏南模式”;第二,从《小城镇——苏北初探》这篇文章理解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内生城镇化的“苏北模式”;第三,从《小城镇,新开拓》这篇文章理解农村经济发展和内生城镇化的“苏中模式”;第四,从《临夏行》这篇文章理解农村经济发展和内生城镇化的“临夏模式”;第五,从《包头行》这篇文章理解农村经济发展和内生城镇化的“包头模式”;第六,从《访骆驼之乡》这篇文章理解农村经济发展和内生城镇化的“阿拉善”模式;第七,从《珠江模式的再认识》这篇文章理解农村经济发展和内生城镇化的“珠江模式”。不管哪种发展模式,他的一个主旨思想就是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内生城镇化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对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调查的基础上,他探讨乡镇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包括两篇文章《重视培养人才是加强乡镇企业管理的关键》和《乡镇企业的新台阶》。进而总结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历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和《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和阐述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和《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最后上升到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或是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发展的高度(《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和《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
(一)苏南模式
1.小城镇的类型与衰落——小城镇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
小城镇的共同性质是它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的分类是以此共同性质为基础而就其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的(P14)。根据这个观点,他对他所观察的吴江县的镇做了类型划分,第一类是震泽镇(农村商品流通中心);第二类是盛泽镇(手工业产品集散为主的经济中心);第三类是松陵镇(统治和防卫特征较为明显);第四类是同里镇(文化重点保护区);第五类是平望镇(交通枢纽)。然而由吴江县城镇人口的变化看到小城镇衰落的原因和后果,根本原因就是由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出发的左倾政策。农村与小城镇间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是小城镇衰落的必然结果(P16),或者说小城镇周围农村生产的单一化和镇本身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导致小城镇的衰落(P20)。
2.小城镇的兴盛及其原因——社队工业的发展
经过实地调查,他发现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他以与上海郊区接壤的莘塔公社集镇为例,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的变化和总结了社会工业的发展为镇的基本建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增加了农民的年终收入,而且吸纳了接近1/5的农村劳动力(P21)。而社队工业发展的结果也是苏南地区普遍存在的。然而他没有停留在这些表面现象上,他由表及里,思考社队工业在苏南地区兴起的原因。根据办工业需要原料、劳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P23)的经济原理,他总结出以下几个原理:一是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可以概括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也就是男耕女织,相辅相成,这是内因;二是“文化大革命”为社队工业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社队工业在社会需要大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做联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P23)。
3.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之间的关系
处理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之间的关系。他分析了当时吴江县社队工业的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原料和市场都不在当地农村,只是利用当地劳力的工业;第二类是原料来自当地农村,市场也比较可靠的工业;第三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第一类相同,并不是本地资产,但由大工厂供应,市场也是大工厂承包,性质上是城市大工业的扩散。而当时第一类工厂占绝大多数,第二类工厂是少数,第三类工厂只有几家。因而从总体来看,全县社队工厂还是处于不稳定阶段。据此,他对三类社队工业做了理论分析。第一,他认为吴江县应把工业的重心转移到第二类,原因是社队工业应当握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第二,第一类工业是否会有新的出路,要看整个国家工业怎样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体系;第三,第三类工业是有前途的,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大城市工业扩散是一个趋势,同时提倡工业要打破大而全、小而全,要一层一层扩散下去。但是大、中企业不应把污染扩散给农民,而是把就业机会和工业利润扩散出去,这样它自己可以集中精力提高产品质量和经营方式以增加本身利润。
乡镇工业是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城市工业是以乡镇工业为后方的,他们的相互依赖性在不断增大,两者密切连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下“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新模式。乡镇工业的发展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使他们以新的劳动手段和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P48)。他们也因此有了许多例如农民工、务工社员、亦工亦农人员等的称呼,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农工相兼,而这也是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只是兼业程度不同(以农为主兼营工业、亦工亦农、以工为主兼营农业)(P54)。随着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有条件越来越多地转入兼业队伍,兼工程度也越来越高(P55),直至完全由农民转为工人,其收入来源绝大部分来自工业生产。乡镇企业的发展让他思考两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一是在城镇工作的农村兼业者与城镇工人在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问题;二是乡镇企业发展带来小城镇人口的增加对大中城市人口压力的作用,思考“离土不离乡”(苏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在本地城镇从事非农生产)和“离乡不背井”(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如无锡、南通、常州等市县在劳务输出的同时,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与边疆地区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两种人口流向创开了在流动中改变人口不合理分布的新路,并认为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研究(P57)。
4.由苏南模式思考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差别
农村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小城镇的复兴(P44)。使苏南地区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地方工业办得好,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通过对苏南地区农村面貌的变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他比较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本质不同:欧洲工业化时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P46);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局面(P47)。中国工业化,要从农村开始,靠农民(P145)。工业的发展要有原始的积累,葡萄牙、西班牙工业靠海盗起家,英国工业靠掠夺殖民地起家,日本工业靠赔款起家,中国工业靠什么?我们不能抢人家的钱,也不能靠赔款,只有靠农民勤劳(P144)。农民办起了工业,也不会放弃农业。因为草根工业是根植于农民的,它不仅靠农业里挤出来的资金诞生,而且成长了也不忘本地不断“以工补农”,与农业血肉相连,脉脉相通(P146)。具体地讲,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在自己乡村里办工业,他们节衣缩食,积累资金;购买机器,利用住房因陋就简地开工生产;和城市里的技工结合,引进技术;吸收家属,从事劳动。乡镇工业发展后回过头来补贴农业,用盈利去兴建水利,办为农业服务的机耕队,还要为乡村修桥铺路,兴办各种公益事业,由此使长江三角洲的面貌焕然一新。正是苏南草根工业的这种特征,他认为城市里是工厂养人,农村里是人养工厂(P145)。草根工业的蓬勃发展,农民自己起来办大学,逼出了一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又逼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事实证明,乡村工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P146)。这正是农村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缩影。三十年后的今天,国家对小城镇的定位和抓城乡一体化似乎正是借鉴了苏南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
5.小城镇的发展
小城镇作为商品的集散中心。它的商品流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就需要搞清楚商品的流通环节和开通商品的流通渠道问题(P33)。由供销社体制和凤尾菇的销售,他得出一个看法:小城镇商业的发展之所以没有社队工业的发展快,原因是受到原有商业渠道压抑的农村商品经济对小城镇的冲击力还不够强,因为当时的农村经济尚处于生产责任制的低级阶段,商品生产的程度还不够高,从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责任制到集体专业化生产的责任制,是当时农村生产力继续提高的必由之路。而到那时,就必须尝试和开辟新的流通渠道,打破国营包揽式的流通体制,以适应新事物的发展。
他在探讨完小城镇的产业发展之后,开始思考小城镇作为农村乡脚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功能。服务中心功能方面,他由影片《少林寺》的放映促使农民聚集到镇上观看电影并由此带来的商业营业额的增加、农村妇女烫发和小城镇茶馆这些服务项目,得到两点启发:一是小城镇的服务业是蕴有巨大潜力的,不是农民没有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需求,而是我们不懂得农民的需求,致使小城镇上的服务项目、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永远跟不上客观的形势(P38);二是,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副工综合发展的新情况下,农民到底有什么新的服务要求,怎样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文化中心功能方面,当时除了电影院对农民开放,镇本身很少有什么文化设施,连找对象在镇上也没有谈话的场所。由此,他认为真正的中心作用是要使农民到小城镇来接头,在这里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农民的需要,也就是人与人要在这里碰头,物与物要在这里运转,信息要在这里交流(P39)。教育中心功能方面,他通过与太湖边上的渔民的谈话,得到一个启示:生产力不发展,教育普及不了(P40)。因为生产力还处在初级阶段和原始阶段时,通过不断实践和经验总结能够解决问题,实践中的言传身教就可以把经验传授下去。他在书中举了捕捞到饲养的转变来说明他的观点。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带来商品流通、建设资金筹集和建设规划问题,而这些都涉及到小城镇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
(二)苏北模式
他用一地总产值中农工的比例以及集镇发达的水平来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认为集市是集镇的前期形式,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集市可能逐步成长为集镇。只有在农村相当高水平的商品生产基础上才能形成名副其实的镇,而高水平的商品生产单是靠农业是不容易达到的,还必须发展乡镇工业(P80)。苏北要建镇还有待于乡镇工业的兴起和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商品化(P80)。
他思考为什么徐州这样一个能源丰富、交通发达的城市却没有把工业扩散到四周农村里而像苏南那样发展乡镇工业?原因有两点:一是徐州的采掘工业比重较大,一般只提供原料,不进行加工,在技术上带不动附近的乡镇工业;二是徐州地区的农村经济以往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缺乏家庭工业的传统。在城市工业不能带动乡镇工业和乡镇工业自身又缺乏发展动力的情况下,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农民从大锅饭中松绑出来,苏北的农民和苏南的农民一样,都发现每家有多余的劳动力可以利用来增加收入(P75)。但受地理、历史等条件所制约,苏北农民选择了和苏南农民不一样的道路:一是搞和农业延伸出来的如碾米、酿酒等产品加工和其它为农民服务的如烧石灰、砖瓦等非农业生产活动(P75);二是有组织、有领导、有专业、为人民服务的劳务输出(P77);三是搞类似苏南的小型企业,但只有少部分,没有占主导地位。
苏北乡镇工业起步迟,联产责任制落实得早,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他思考专业户对发展乡镇企业所起的作用,由连云港市赣榆县专业户和重点户以及一家个体户集资联合办的百货商店思考在苏北是否将先由专业或经济联合体开始经营,其后又将怎样发展成地方性的集体或超越地方的同业性的集体企业(P81)。他的发散思维能力非常强,通过在赣榆公路上看见的拖斗手扶拖拉机,联想到农民投资再生产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积累和使用的问题。他首先重新阐述了苏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通过集体渠道来积累资金的,对比之下总结和探讨苏北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集中使用问题,他指出:“苏北这几年中农村的发展主要靠个体农民、专业户、经济联合体以及劳动力输出得来的报酬,这些生产和服务所积累的资金分散在千家万户。从什么渠道能把这些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使其成为发展工业的资金呢?(P83)”
要使盐城滩涂成为解决江苏人口压力的重要出路,除了鼓励和加速移民去开垦外,主要是引进乡镇工业,在沿海建立小集镇,使基层行政单位有财力为移民提供生产、生活上必需的社会措施(P87)。由大冈镇的繁荣说明只要政策对了头,乡镇工业发展了起来,集镇必然会随之繁荣兴盛的(P88),或者说集镇转衰为兴,关键是在政策,办法是在办了工业(P89)。
(三)苏中模式
他暂且把南京、镇江、扬州三个城市作为苏中地区,这三个城市联结所形成的片区也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通过与城乡干部、乡村企业的职工和农户主人们的交谈,了解他们适应全国城市经济改革的新形势(此时正值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之后)。以此为主线,他分析描述了这一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窥见到农村、小城镇、大中城市紧密联结和农村经济、乡村工业、城市经济互相交融的前景(P97)。
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工业实力较差以及重工型工业结构,特别是封闭性的军工生产是造成银三角城市对附近地区经济辐射力较差的主要原因,但是孕育着相当的潜力。城市由封闭趋向于开放,标志着一个区域性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时期的到来。为此,他从城市与乡村两个方面研究社会经济区域的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他以扬中县观察到的事实,阐述联结型的经济实体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中指令性计划部分与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P101)。
他首先思考第一问题:扬中县作为一个岛县,在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凭借什么发展起乡镇工业。通过与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交流,他明白扬中县是通过搞“散点式的规模经济”使千家万户富起来,所谓“散点式的规模经济”是指乡镇企业不能走关起门来办厂的路子,而要以自己的拳头产品为中心,成为乡镇的骨干企业,从而有力量继续向下扩散,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更通俗地说,就是乡镇企业要把工业犹如撒沙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P102)。内向型的企业只是对其周围的地区产生它所需物资等条件的吸聚作用,而不对所处的地区产生经济上的反哺作用。如果一个城市的内向型企业比例大,该城市必然趋于封闭;如果开放型企业比例大,则势必走向开放,从而对其周围地区发生促进生产的影响(P106)。由此,他联想到我国城市企业改革是否应当向那些开放型的乡镇企业看齐,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扬中县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双向联结把城市大中企业、县级企业、乡镇企业和乡镇以下的小企业都串了起来,组成了城乡联结型的经济实体,而这一经济实体运行目标就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千家万户富起来(P106)。而能争取到直接和间接与国家计划中的企业联系,毕竟是少数企业和少数产品,多数乡镇企业还得靠市场来调节,特点是以小补大、拾遗补缺、适销补需。由此,他总结出乡镇企业所进行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一条满足城乡生产、生活需求、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路子,它们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乡镇工业是城乡新联结的环节,而主宰这个环节的是农村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人才。考察农村乡镇企业人才的培养、开发和变化,可以活生生地看到农村这一社会系统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P108)。同时,在区域性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城乡之间的新联结还表现为信息的相互传递与不断反馈的速度越来越快,形式越来越多样化(P115)。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这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企业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取胜,还要在做好企业内部管理工作。乡镇企业做到了,它们在经营管理上表现出以下明显特点:一是经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二是企业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三是实行承包责任制,责、权、利分明,赏罚分明,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四是实行科学管理,运用了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线性规划等现代管理方法(P120-121)。
乡镇企业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管理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营决策上,由消极的、被动的决策走向了主动地、多选择方案的决策;经营指导思想上,由粗放型的不重视经济效益的经营走向了集约型的注重经济效益的经营;管理形式上,从作坊式的集权管理走向了权力分散、责任明确的科层制管理;管理风格上,从单线条的管理走向了系统管理;管理基础上,由经验为基础走向了科学为基础(P122)。乡镇企业处于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趋向于智力、技术密集型(P124)。此时将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的第二次剩余。由此,他开始思考乡镇企业成熟后的小城镇研究新问题,比如乡镇企业对城市社会经济改革的意义,两者之间有哪些普遍性,又各有什么特殊性?乡镇企业与城乡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关系等等(P124)。
(四)温州模式
他由公路两旁写有“货运温州”、“货运山东”等字样的木牌,思考什么货运出运进?来往运输怎么会有那么多?货又怎么运?谁在运?。小纽扣,大市场——温州桥头镇群众闯出了一条富裕之路。在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三层或四层的新楼内,底层设铺面,一般由女主人经管,二楼是生产车间,大多儿女当家,三四层是居室,男主人则外出担当着供销员的角色,设摊经商、办厂生产和出外供销等商品经济的环节有机地结合于一个个家庭之中(P152-153)。
苏南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却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这些漂泊异乡的手艺人、商贩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在这两种不同的老根基上,苏南长出来的是社队工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浙江冒出来的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苏南是从农副出工业,以工补农,浙南是从商贩出工业,以工扩商(P154)。温州与苏南都是被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逼”出来的,而且时间相同,可温州的起步要比苏南迟约五年。不同的历史特点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然而历史传统的现实体现必须具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并满足一定的条件(P154)。
苏南当时面临的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即在城市里“停产闹革命”时社会需要并没有降低,而城市工业生产却严重不足。加上沪宁一线城市里长期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技工被“内战”驱散到乡下。农村劳动力要找活路,城里下放的技工要工作,公社、大队等行政机关由于“分灶吃饭”需要自己找财源,最终是社会需要商品,这众多的因素凑合在一起,就出现并形成了初期社队工业的基本模式。而温州当时的情况却不同,它原来是个名不符实的“商埠”,在历史上没有发展起像上海一样的工业基地,解放后由于温州面对台湾,地处前线,不予投资。温州人传统的商贩活动又被斥为“资本主义泛滥”多次加以抑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振兴是不可能的。直到70年代末人均收入还只有55元。只有到了三种全会以后,农业上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农村经济有了起色。但是剩余劳力的压力则更突出,外出找活路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股劳动输出的大军,起初还是躲躲闪闪,“地下”奔走。个体商贩合法化后温州人民才得到了用武之地,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到目前估计已达22万人,其中经商的约10万人,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P155)。
温州广大农民发挥了他们从历史的特殊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才能,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特别是该市沿海的一些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商业活动的异常活跃;二是商品生产高速发展;三是商品流通和生产增加了国家税收;四是农村富裕起来了。而根据当地干部的总结,温州变化的基本经验有两条:一是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二是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P155-156)。
各家各户的生产者靠商贩大军和千千万万零售商店、摊子,甚至无数消费者个人之见建立起了一个生动活泼而又似乎无形的流通网络(P157)。他从温州供销员的个人经历说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他们最早是出卖手艺的流动匠人,即所谓劳动输出。后来他们捎带外地商品到家乡出售,成了商贩。然后自家生产商品,出外购原料和推销商品,是购销员。接着发展到和各地签订合同,带回家乡,分给各户生产,是邻里间的经纪人。甚至进一步,用贷款或预付货款的方式支持外地生产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和厂家,成了区域间产销的组织者(P158)。“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它提供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的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P159)。温州购销员所创立的大市场不仅在地域上在不断扩大和深入,而且市场结构在分工联系上、内在性质上也在不断发展,出现各式各样为生产者服务的方式(P160)。温州市农民搞活流通的具体经验不胜枚举,归结起来就是“服务”二字(P161)。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使10万购销员和邮电、运输、信息、科技等众多的服务人员从直接的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正是他们用所谓的“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方百计”编织起了一个巨大的民间流通网络,把千家万户的商品生产同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衔接了起来。
然而,温州家庭工业自身的自发性和原始性,随着开放和改革的步步深入,它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因此,温州柳市镇开始联合生产。由此,他思考经济发展规律:联合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必需。只要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温州的家庭工业就必然趋于“合”。温州也存在着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而且在家庭工业基础上也出现了向乡镇企业演化的趋势,由此说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P165)。
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它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惟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P165)。社会科学研究认识的立场应当尊重群众的创造;认识的根本途径应当是实事求是地做分析,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问题,不可能在原有的本本上找到现存的答案(P167)。
(五)临夏模式
临夏回族自治州在兰州之南,甘南之北,东接定西,西连青海的海东。从经济上看,此地正是介于青藏牧区和内地农区之间的一条走廊上。此地人多地少,农业产值大于工业,八二开。他开始思考当地是怎么脱贫的。临夏居民大约一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回族有51万多人。他们善于经商,农业搞不过汉人,在以粮为纲的时期,吃了苦头。所以他们对农业体制改革最积极,临夏也因此成为甘肃最早落实责任制的一个州。但这并不是因为农民承包了土地提高了农业的积极性,而是因为农村里的劳动力从此可以自由流动了。这几年里大批劳动力从农业里解放出来,有的外出劳动,有的搞远距离贩运,一下子把农村经济搞活了,生活很快得到了提高(P192)。他们出门惯了,熟悉了外地的门路,结交了朋友,不少人就搞贩运。贩运所得又刺激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一些家庭开始制造商品运到别处去卖。这几年,不少个体户或家庭小企业发了财,造了新房子,改变着这一带的农村面貌(P193)。然而,和温州相比,临夏的家庭手工业规模和水平还差几个档次,主要是缺少了专业市场,还是停留在各家各户各自小本经营的阶段(P193)。
他思考怎样改变青藏高原广大牧区自然牧业为商品牧业?怎样使牧民为了出卖牲畜去换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而经营牧业?答案是只有商品的力量才能逐步打开封闭性的牧业大门,使其改变成开放性的牧业。治贫致富有赖于牧业的改革,改革则有赖于开放,开放主要就是让商品流通(P196)。通过临夏访问,他观察到了这支商品流通队伍已经形成,而且正在活动。然而民间队伍最感困难的是缺乏流动资金,民间出现过“便民银行”的金融组织,周转金只有5万元,在当时很受商贩欢迎。但“便民银行”不符合国家规定而被取缔。由此,他认为国家在取缔“便民银行”的同时,国家银行是否也可以做一些“便民”的事呢?(P197)他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认为要促进青藏高原的经济发展必须推动农、牧贸易,那么我们应当对这支民间自发的流通队伍加以扶助和培养,不仅在提供流动资金上可以做些“便民”之事,流动过程中许多环节上都有“便民之事”可做,比如货源供应、仓库设备、交通设施、运输工具、市场信息以至各种保险,处处可以为这些搞流动的个体户服务(P197)。
处在农、牧中间地带的陇西走廊,除了作为农、牧间互通有无的流动媒介,还把农、牧有效结合起来(P198)。架子畜育肥是农、牧结合的一个方式,既充分利用了草地来放牧,又利用农田长饲料进行舍饲。放牧和舍饲相衔接,实际上是初级产品和再加工相结合,双方都可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P199)。临夏当时是在以贩运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里取得复苏的,刚刚开始有了一些贩运和生产相结合的苗头。临夏要再进一步,他认为必须注意使这些苗头发展起来,简单地说就是“以商带工”(P199)。
(六)包头模式
包钢扭亏为盈是靠增加计划外的产品。这些产品不是计划定价,可以投入市场以议价出售。包钢为了取得计划外的原材料,和附近固阳县的各乡采取各种形式合办小煤窑和矿点(P204)。包钢采取的这个办法使它和包头市乡镇企业的结合迈出了新的步子,它规定优先采购当地生产的零配件和辅助材料,以支持和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P205)。中国的大西北原是个以粗放的农牧业为基础的多民族不发达地区。在这种基础上,自身是很难发生现代工业的。包头虽是个新兴城市,但经济繁荣的地区只限于市内的几个工业区,即几个大中企业所在的地区。过去40年(1991年时)国家投入边区的工业化种子,还是孤立在若干点上,而没有蔓生扩散成片。这些孤岛式的大中企业在边区的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P209)。他认为国家在包头兴办的大中型企业是“隐蔽的上海”,它们的扩散,并和乡镇企业结合,不仅有助于搞活大中企业本身,而且对于边区的经济发展意义更大(P208)。因为大中型企业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乡镇企业缺乏城市工业的依托是不容易平地起家的(P210)。
(七)阿拉善(骆驼之乡)模式
他联想起在兰州开会时的提议,准备建立一个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包括两省两区(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P211)。他认为行政区划是从财政观点来规划的,不是以地区经济为基础的,这种行政区划已不符合当前发展的需要,甚至限制发展(P211)。
他从内外部环境分析西北做大发展的机遇。从内部环境看,西北地区水利和矿产资源丰富。这个地区可以建发电站,诸如青海的盐、甘肃各种各样的金属矿、宁夏的煤,可以用电转化为多种产品,在此基础上发展加工业,不要把原材料全部都送出去,而要就地加工,再加工。农牧业上,黄河水可以灌溉几百万亩。从外部环境看,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原料,同时工资也在上涨,从而为产业向西北地区转移提供外在机遇。也就是说,要用西部的资源、材料去帮助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要用技术力量、设备来支持西部。要请技术能人,不一定要请大工程师,请老师傅、小姑娘都行(P215)。
分析完西北地区发展工业的机遇后,他同时明确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大小工业必须配合。他首先以内蒙古的包头市为例说明只搞大工业,老百姓是富不起来的。我们需要搞大的,但光有大的没有小的,结果地方资源是出去了,从中央拨回来的钱只够养活政府里的工作人员,至多建立几个漂亮的大楼,老百姓分不到多少(P215)。二是认真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挖掘有利于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权力。民族区域干部要大胆地依法办事,把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力充分使用出来。三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要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人企业一起上,特别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首先应该转变观念,要发现和聘请那些有专业技能的人来。而不一定非强调要有什么文凭的人。
最后,就阿拉善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在阿盟要实现牧业现代化和蒙族的现代化,不能满足于搞土特产交易,单纯卖驼绒、羊绒,说得不好一点,那是一种殖民地经济(P219)。因此,当地应该发展小规模的系列加工工业,将来把驼毛在多层次、多种类的企业里进行深加工,创造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P219)。而要发展加工工业,作为骆驼之乡的阿拉善盟,应该加强对骆驼的科研工作,把骆驼的品种改良好,在骆驼身上多做文章(P220)。同时要抓住盐、煤等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样就会形成地区民族经济的特点。在阐述阿拉善盟的养驼业发展问题时,他充分意识到干部在其中的作用,认为“少数民族做官不容易,做官责任大”,建议他们到养驼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考察一下,搞好品种改良,把养驼发展起来(P220)。
(八)珠江模式
1.东莞: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转化
三来一补是珠江三角洲实行改革开放后城乡经济起飞的突破口(P226)。他分析了三来一补在珠江三角洲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1)三来一补在东莞兴起的原因
从外部经济环境看,改革开放政策最早始于1978年,最先在广东试行。随着中国招商局在珠江三角洲东端宝安县西南角和香港隔海相望的蛇口成立一个享有管理自主权的出口加工区的试验取得初步成功后,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享有特殊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经济特区,作为大陆对外开放的窗口。利用这些窗口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发展外向型企业(P225)。
从三来一补的特点来看,它不需要投入启动资金,只需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来料加工不需垫付流动资金,产品由外商包销,不承担风险,可以说是一种“无本生意”(P227)。
从东莞自身情况来看,它原有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不很发达,自身没有发展乡镇企业的力量。但是它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接受香港经济的扩散(P226)。香港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大陆上较低的地价和工资,把机器、设备和技术搬到内地乡村建厂招工进行生产,产品运回香港向外销售(P225)。这种方式对缺乏资金、技术和企业管理能力的内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同时还可在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上创收、脱贫致富,为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打下基础(P226)。
(2)三来一补对东莞的影响
三来一补使地方和农民都得到报酬,积累资金。当时,三来一补仍是东莞城乡经济的主要支柱,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应经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转化了,由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和与外商合资经营的企业成分逐年增加。另外三来一补方式还培养了大批熟练装配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为发展自己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实力(P227)。
2.顺德:嫁接外资
顺德地处珠江西岸,乡镇传统手工业过去较东岸发达。顺德在公社时期办的社队企业在公社解体时并没有分掉,依然以集体企业保存下来,成为乡镇企业的底子。这样保存下来的集体经济实体一直是西岸三只小老虎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尽管中山以市一级为主,顺德以镇一级为主和南海以村一级为主,只不过是层次不同罢了,都是以集体企业为主的(P228)。在较发达的集体经济基础上去接受香港的辐射就出现了和东岸“洋枪队”不同的形式。他们是把外资和技术甚至经营管理嫁接到原来的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一般所说的外向型乡镇企业,其特点是“造船出海”(P228)。虽然以顺德为例的珠江西岸各镇刚开始时都接受过三来一补的方式,但是由于原来的集体企业实力较强,不甘心外商在利润上得大头,所以较快地把这种方式消化吸收成为自主经营的合资企业(P229)。
他认为东莞所代表的是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初期状态,而顺德所表现的是比初期高出了一个台阶的后续状态。但随着东莞经济的发展,东莞的发展模式逐渐向顺德靠拢。分析了珠江东岸的东莞发展模式和珠江西岸的顺德发展模式后,他总结了珠江模式的特点,即珠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发展的路子。通过对珠江模式的再认识,他看到了珠江三角洲乡镇(至今虽然东莞升格为地级市,但是其下级政府还是保留了镇的称呼)对香港经济辐射做出反应的10经过。他们首先接受港商采用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引进了现代工业,培养了人才,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外资和现代技术、经营方法嫁接上乡镇企业,扩大了合资企业的范围和方式,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繁荣了地方经济,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P231)。
三、研究总结
(一)乡镇企业走向新台阶
他从1982年开始对吴江县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后,历时十年,研究范围从一个县,一个省,逐步推广至全国。1992年,在无锡乡镇企业研讨会上,他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走向新台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乡镇企业当前面临一些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上一个台阶。具体包括以下问题:一是更新厂房和设备等硬件;二是提高人员素质;三是抓好流通,开拓市场;四是调整产业结构;五是小城镇问题,也就是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区位布局;六是旧城改造问题;七是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后,农民如何生活问题,也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问题(P232-233)。
他由1992年5月份到沂蒙山区的访问联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问题。“沂蒙山区的费县曾经山穷水尽,都是石山,水土流失。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党支部组织农民从山下挑土上山,发扬大寨精神,把背上山的土用石头圈起来,开辟了大量土地。后来,村集体又把整治好的土地分给农民承包,种山楂、种板栗。然后,他们又在果林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果品加工业。他们先发展集体经济,然后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实行责任制。一旦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他们又发展集体的加工业,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相结合,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统分结合,相互嫁接。”(P234)他认为乡镇企业在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乡镇企业最初是从基层政权以集体积累搞起来的,但挤不进国家的计划经济,为了生存才在计划外开辟了自己的市场。市场越来越大,从国内到国外,在国营企业覆盖的计划经济之外,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市场经济。同时这两个‘经济’又是脉脉相通,相互渗透。为了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它也被推向市场,这样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P235)
阐述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后,他认为乡镇企业要上台阶,就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大资金投入,更新设备,提高技术(P236)。二是要培养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企业家(P236)。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后,需要有一大批各层次、各方面的人才。对于如何加强乡镇企业的人才培养问题,他认为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是需要认真落实国家科委提出的“星火计划”;第二是要搞好初中、高中毕业生的职业教育,真正把职业教育搞起来;第三是建立专门培养乡镇企业人才的机构,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借用力量’”(P148-149)。三是注意提高农民的市场和商品意识,提高他们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但公有制的老本不能丢(P236)。四是发展流通,因为流通可以把各个点联结成一个区域(P237)。五是发展交通,为商品流通创造条件(P238)。六是解决好小康之后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小康水平应当看作是我国经济上必要的立国基础,这是现代化中国的经济起点。小康之后首先的任务,在经济上是加紧继续发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还必须节衣缩食,勤俭治家,以加速积累,加重投入来促进生产,决不能有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就产生自满自足的思想。”(P239)这就是说小康之后,适应于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建设必然显得更为重要。他的思想和十八大精神非常一致,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现在国家的任务还需继续以发展为重,中央要求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经济发展上。
最后,他对中国乡镇企业与“三农”的关系做了准确定位,认为“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是农村经济中很活跃的因素,具有强大生命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城市化,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而我们发展乡镇企业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那样,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迫使农民破产,造成城市人口膨胀,而是与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发展小城镇,防止城市人口膨胀,走农村现代化、城市化的新路子。”(P148)
(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历程
他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P243),乡村里办自筹原料、自己生产、自行推销的小型工厂,事实上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的路子,应当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P244)。农村工业化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农村城市化或者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P250)。当时,他认为“这些特点还不能包括全中国,因为中西部和沿海的差距还存在,而且还相当显著,但是这很可能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很可能在这条路上中国需要走半个世纪,从而创造出一个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经济结构新格局。”(P250)当年的预测对于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他就农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阐述。首先他明确了观点:无工不富决不能理解为挤掉农业,要发展农业,必须发展工业,工农是相辅相成的(P181)。他认为“要解决农业萎缩和粮食减产的问题,出路恐怕不是抑工扶农,而是要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安心从事农业。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必须进一步改革。改革小农经济的面貌,那就要扩大农场,采用机器,加上各方面的财政信贷、产前产后服务。一句话是在农业现代化路上迈出一步,农业劳动力的生产价值就会等于或超过工厂工人。(P181)”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举了苏南在解决工农差距问题的经验。从苏南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后的惠农政策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展现代农业的精神似乎就是苏南当时的做法在全国的推广。他在书中如此描述苏南经验:“当出现农民因为从事农业不及从事工业收入大,不愿种田的时候,有些乡、村就提出‘以工补农’的办法,他们从乡办或村办的工厂的利润中拿出钱来补贴农民,凡是种一亩田就给多少钱。后来发觉这实质上是一种工农间的平调办法,损害了工业,也维持不了农业。1995年才提出以工建农,用工业的利润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就是把更多的劳动力吸收到工厂里去,以便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买机器,买化肥,竭尽全力地为农业的产前产后服务。这是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展工业促使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三)小城镇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社会意义
他首先对新型小城镇发展的历史性特点做了清晰的界定,认为“新型小城镇是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和长大的,它不同于传统市镇,但它一般是在传统市镇的基础上,经过拆迁翻新而建立起来的,已经冲破了原来只作为农副业产品贸易场地的性质,正在逐步变成农民集体或个体兴办工厂、商店、服务业的中心。它已经可以直接从远程采购原料,经过制造过程,向远程提供半成品和消费品,实质上已成了广大市场的一部分,和大中城市已接上了贸易关系,也就是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功能。(P296)”
他对新型小城镇发展地区差和时间差以及今后发展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清楚的认识,指出“新型小城镇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走上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由于中国国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大,这个过程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必然多种多样,而且有先有后。这种地区差和时间差又相互依存,交相影响,因而既要看到各地小城镇兴起的一致性,还要看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我们中国并不是在一片空地上盖造新的楼房,而是在传统经济的区位格局里生长出新的符合于今后文化、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园地。只有对这项巨大工程的根本性质有深入的理解才有可能最经济、最有效地设计出这个巨大工程的蓝图。(P296)”
要设计好这项工程,他重点阐述了三项任务。一是要发挥新型小城镇拦阻和蓄积人口流量的作用。他当时预测“今后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会释放出长期关闭在传统农村里的大量人口,如果这股急流没有缓冲和蓄积的中间体,势必发生显而易见的社会恶果。何况中国在几十年里也决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建成10多个人口在千万上下的现代化大城市,来容纳这股人口巨流。”同时他从苏南地区建制镇的增加容纳了农村入镇的人口和内地农村由于小城镇不发达从而导致农村里的人口大量向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流动的对比,说明了发展小城镇在中国的社会意义。二是要解决好土地问题,也就是乡镇争地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可以采取提高农业作物单产量、在适当地区开辟粮食供应专业基地和改进食品结构等措施。三是做好硬件(水、电、信息、道路、房屋、绿化及环境等基础设施)和软件(文化、教育、公共道德、社会秩序、心灵修养等)研究。
(四)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欧洲工业化初期道路不一样。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繁荣兴盛的新局面。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P258)”而对于不同地区兴起的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小城镇,他用“模式”这个概念来说明,他认为“模式是从发展的路子上说的,因为各地的乡镇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在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P258)”这是模式的“异”,但模式之间也有同,即“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的前进,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P259)”由此,笔者联想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
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劳动力、资金、原料、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条件,它们的来源可以不同,办法可以各异,但缺一不可(P259)。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共同的关键问题,但转化的办法有所不同(P259)。根据乡镇企业发展的要素和各地模式,他得出一个结论:农民内发的要求要结合了外援才能办工业(P259)。也由此转向城乡关系研究。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他认为“这1万亿元意味着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经济结构被打破,乡镇企业使农村走向城镇化,工农差距在缩小,城乡差别也在逐步消失。(P261)”
他在比较农村发展路子的“模式”研究时,更上一层楼,联系上了经济区域的概念,并且认为区域发展概念是城乡协调概念的进一步发展(P264)。他认为他的经济区域研究是十年来在实地调查和思考中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是他的农村调查和小城镇研究的延伸(P287)。他对经济区域形成的描述非常通俗易懂,其中融入了他多年农村调查和小城镇调查的心路历程。他这样描述:“经济区域是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形成的,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代,人们都是在自给自足的小群中生活。这种小群散居在广大的土地上,相互依存的地区性的经济联系很薄弱。即使社会发展到了小农经济阶段,若干以亲属为基础形成的农户,聚居在一地形成了村落,进行类似的采集、农耕和副业的生产活动,互通有无的交易还是极有限的,而发生了日出而集、日入而散、日中为市的临时市场,就是在我们内地至今还可以看到的赶场或赶集。又经过了一段历程,才发生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和销售工业制造品中心的市镇,它们各自拥有为其服务对象的若干农村,在我家乡称作乡脚,即市镇的腹地。经济继续发展,有些市镇上升为城市,有些小城市上升为中、大城市,直到特大城市。各级城市都拥有它的腹地,形成城乡相互依存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P287-288)”
抛出了区域发展的概念和描述了它的形成过程后,他认识到区域发展研究的重要性和今后研究的想法。区域发展研究的重要性方面,他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成长,已经使过去经济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分割和疏隔的各层次行政区域,已日益感到协作和互补的需要而相互开放和联系起来,而且已经出现了超越行政界线的各种形式的协作和结合。(P288)”区域研究想法方面,他“将继续采取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一切要从已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资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在事务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设想,然后通过思考,引发出‘或然’。最后以实践去检验其正确与否,经过历史的对证,得出‘果然’或‘不然’的结论。(P288-289)”同时,这个研究课题,需要微观和宏观相结合,需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需要人文和地理相结合(P289)。
注释:
[①] 这本书是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把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论文,按发表时间汇编成书。《编者的话》总结指出:“早在青年时期,他在江村调查中仔细观察了农村和农民的状况,提出了发展农村手工业,以解决人多地少、农民困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费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又重新开始了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他走遍了我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省区,从农民创造的经验中研究总结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正确途径,先后撰写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及《小商品,大市场》、《珠江模式的再认识》、《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总结提炼出了‘苏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全国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引导,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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