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试图论证,男孩偏好在中国农村存在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同时导致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的区域差异,并使得男孩偏好的强弱程度与生育转变完成的时间先后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文章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层面论证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发现华南男孩偏好明显强于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并使得这两个地区生育数量下降速度滞后,出生性别比转变速度缓慢,生育数量的下降挤压性别偏好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构成“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长江流域以及东北地区则男孩偏好相对薄弱,生育率下降过程快、时间早,而且出生性别比在转变过程中保持基本平衡,构成“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华北地区生育转变类型稍微复杂一些,其中的中原地区偏向于“阻滞—失衡型”,而冀鲁地区则偏向于“平滑—均衡型”。
【关键词】生育转变 生育率 出生性别比 区域差异 男孩偏好
在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中,生育转变的完成以生育数量转变为标志。但在中国存在男孩偏好的背景下,生育转变完成还包括生育性别转变,因为生育是一个包括数量、时间和性别的三维偏好现象(顾宝昌,1992)。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男孩偏好较强的国家,人口转变会以两次转变相继完成为标志,第一次是生育水平的转变,其本质为生育数量偏好以及生育时间偏好的转变,第二次是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其本质是生育性别偏好的转变(李树茁,2011)。正因为存在男孩偏好这样一个突出特征,很多有关生育转变的研究将男孩偏好纳入到分析视野。
能够直接在男孩偏好与生育转变之间建立关联的,当然首先是男孩偏好对出生性别比及其转变的影响。朱国宏发现,性别偏好越强列的地区,其性别偏好消退所需要时间越长,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所需时间越长,反之男孩偏好较弱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可能较轻,完成转变所需时间也会较短(朱国宏,1992)。李树茁根据男孩偏好在时空分布中的差异,论证了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过程的区域差异性,他以生育水平为参照,发现在不同的男孩偏好下,出生性别比转变过程存在敏感型、同步性与迟缓型等三种类型(李树茁,2011)。李树茁的研究抓住了男孩偏好区域差异性这样一个重要视角,但仅仅分析出生性别比转变过程还是不够的,因为生育转变是一个同时包含性别偏好转变和数量偏好转变的现象。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在邦加兹的低生育模型中,生育偏好就是一个增加生育数量的因素(Bongaarts,2001)。对理想孩子性别结构追求导致了多生多育现象。在中国语境下,男孩偏好强烈,如果头(两)胎没有获得理想子女性别,夫妻也许会继续生育,直到达到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为止,特别是有男孩偏好的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会高于其他地区的生育率(杨菊华,2008,2011)。但是郭志刚等人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的男孩偏好强烈,但是在生育政策限制下,满足男孩偏好的主要方式已经主要不是通过多生,而是通过胎儿性别鉴定加选择性人口流产来达到,这样一来,性别偏好就不仅不会提高生育率,反而使一部分本应该出生的女胎被人工流产,以致降低生育率(郭志刚,2005;杨书章、王广州,2006)。因而学界在男孩偏好如何影响生育数量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需要进一步清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存在男孩偏好的背景下,既需要理解男孩偏好对出生性别比失衡以及转变的影响,也需要科学论证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及其转变过程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以论证农村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理解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的多样性,并从这种多样性中归纳中国生育转变的类型及其区域分布,进一步丰富男孩偏好背景下的生育转变理论。
本研究首先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层面对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进行归纳与论证。然后根据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建立“男孩偏好—生育数量转变—出生性别比转变”这三位一体、蕴含区域差异视角的生育转变模式。最后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对这一逻辑进行论证。因而本研究的立意乃是提出“男孩偏好区域差异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生育转变模式”,试图把握生育率转变与出生性别比转变的区域差异及其内在关联,展示中国生育转变的复杂时空图景。
首先,论证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男孩偏好是指一个区域偏好男孩的个体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即一个区域内群体性别偏好越强烈,倾向生育男孩的人口比例就越大(李楠等,1999)。我们主要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层面测度男孩偏好,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对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分布规律进行归纳。
其次,论证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与生育数量(TFR)转变的关系。目前学界关于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的影响还未达成共识。一种意见认为性别偏好会增加家庭生育数量,对孩子性别结构的追求导致多生多育现象出现(Bongaarts,2001;宋健,2012);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杨菊华,2008,2011)。对男孩的追求驱动那些女儿户继续生育甚至是超生,进而男孩偏好成为驱动增加生育的因素。另一种意见认为性别偏好会减少生育数量,在中国的语境下,性别选择技术满足了男孩偏好,一部分本应该出生的女胎被人工流产,现在家庭生育较少孩子也能实现生男意愿,进而男孩偏好成为降低生育的因素(郭志刚,2009)。上面两种解释针锋相对,那么男孩偏好在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当中国男孩偏好存在区域差异时,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男孩偏好的区域其生育转变曲线的差异,进而回答:男孩偏好更强的区域,其生育转变曲线是否会高于其它区域?通过比较不同区域的生育转变曲线,并结合男孩偏好程度,我们能大致判断人们究竟是通过多生还是通过性别选择的方式少生来实现男孩偏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回应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论证男孩偏好对生育率转变过程的影响程度及其内在逻辑。
再次,论证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与出生性别比(RSB)转变之间的关系。显然,男孩偏好与当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二者是紧密相关的,这是学界共识。问题在于,目前人口学界笼统地假设中国普遍存在男孩偏好,这是诸多关于出生性别比研究的前提假设。本研究将原本被学界当成常量的男孩偏好置换成为变量,进而比较不同男孩偏好的区域,其出生性别比转变过程和特征有何差异。
最后,根据男孩偏好——生育率转变——出生性别比转变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国生育转变过程的区域类型学进行归纳,进而从男孩偏好区域差异的角度实现对中国生育转变过程的再认识。
在数据选择方面,我们论证男孩偏好时利用生育与节育调查数据库(1997)和CGSS2006家庭户调研数据库,以及1990和2000年普查原始抽样数据;论证生育率转变与出生性别比转变则利用1982、1990、2000、2010等年度人口抽样原始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认识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传统中国普遍存在男孩偏好,只是有些区域男孩偏好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弱化,而有些区域可能仍然保持比较强的男孩偏好。那么可以从怎样的角度去认识社会变迁过程中男孩偏好的差异呢?下面我们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所获得的统计数据,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层面对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进行论证。
(一)生育行为所反应的男孩偏好及其区域差异
通过生育行为来测度男孩偏好有很多指标,其中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纯女户所占比重。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强的时候,没有儿子是极为严重的事情;如果“生男生女都一样”,那么没有男孩的子女性别结构也是可以接受的。通过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对40-65岁育龄妇女的子女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各区域纯女户的差异,进而从生育行为层面间接论证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

图1 1990年地级市纯女户比例(%)的区域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图1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1%原始抽样数据计算,以40-50岁育龄妇女生育儿子数为统计口径,一般认为,在1990年初生育数量接近更替水平时,农村妇女在40岁以上生育的就凤毛麟角了,可以大致看作是已经结束了生育过程,那些儿子数量为0的家庭可以被认定为是永久的纯女户家庭。另外,由于中国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黑河——腾冲”一线以东,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分析该线以东的情况。

图2 2000年地级市纯女户比例(%)的空间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图2根据2000年普查0.95‰原始抽样数据计算,计算纯女户时的统计口径与图1相同。
图1和图2的结果显示:不同区域纯女户所占比例的分布极为有趣。从整体上看,有相似男孩偏好的地区是彼此相连的,而不是无规律地散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彼此相连的地级市构成相当大范围的区域;区域内部的男孩偏好具有一致性,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与分界明显。
从区域来看,图1和图2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两幅图共同反应出来的特征是,(1)男孩偏好比较强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以下地区:一是由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所构成的华南地区;二是由河南、鲁西南、皖北和苏北、冀南等地区所构成的中原地区;另外、湘南、鄂东、山西和陕西、贵州等地区的纯女户家庭比例也比较低。(2)男孩偏好比较弱的区域则主要分布在:一是东北三省;二是山东(除去鲁西南)和河北(除去冀南),为叙述方便,将其归纳为冀鲁区;三是大致在地图的中部,由长江下游平原(包括苏南、浙北和皖南少部分地区)、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以及湖北的西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和重庆等地区,这个地区的位置大致就是长江流域的空间范围(除去鄂东地区),为叙述方便,将其称为中部地区。图1和图2雄辩地证明:从生育行为来看,中国农村不同的地区男孩偏好是存在显著的差异的。
(二)生育意愿所反应的男孩偏好及其区域差异
通过对CGSS2006和生育节育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还从生育意愿的角度分析了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得出的结果和生育行为的结果大致类似。表1显示:从传宗接代观念来看,位于中部的长江流域和东北传宗接代观念都已经比较微弱,“生男生女都一样”成为这些区域生育观念的主导;中原生育理念中都有一定传宗接代考虑,也有一定要生一个儿子的冲动;而在华南,男孩偏好和传宗接代观念依然非常强劲。从男孩偏好的程度来看,存在这样一个顺序:华南 > 中原 > 冀鲁、东北、中部。
从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来看,中部和东北选择去男孩偏好色彩的1女或“1孩无论性别”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华南和中原;而华南和中原选择“最少1男1女”的比例则远远高于中部、东北和冀鲁,华南选择“最少一儿一女”的比例几乎是中部农村的2倍。我们认为这背后是男孩偏好起作用,生育儿子是刚性需求,进而抬高了生育数量;而中部地区则因为已经不存在对子女性别结构的偏好,因而在选择生育一个小孩的比例上也非常高,在下文会进一步证明这个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层面论证了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在这里有必要对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进行一些解读。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我们都是从特定时点上来看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得出的结论都大致类似,这说明,特定时点上的男孩偏好及其空间分布不是一个随机的空间分布现象,而是在其背后存在必然规律,也就是说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那么男孩偏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空间差异呢?
笔者曾经结合贺雪峰对中国农村宗族区域差异的研究,从不同区域宗族形态的差异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过系统的论证。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展开,大致的要点是:宗族文化的核心规范是传宗接代和血脉延续,不同区域宗族发育的程度及其规范对生育行为的约束存在差异。华南农村村庄历史较长,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发育出庞大的宗族和强有力的家族规范,基于血缘建立的社会关系稳定紧密,形成了完整的具有宗族色彩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强有力的宗族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依然顽强坚持,强烈的父系宗族文化决定了华南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和传宗接代的意识;而华北中原宗族文化不如华南发达,但是社群内部存在父系家族规范,其坚守规范的能力弱于华南,生育儿子的冲动也较为强烈,仅次于华南。中部包括长江流域以及东北等地区主要是移民社会,历史较短,难以形成家族共同体和强有力的家族规范,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传统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迅速发生转变(贺雪峰,2012;龚为纲,2012)。
(一)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的影响
陈卫曾经专门分析过男孩偏好与妇女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陈卫,2002)。他的研究证明:子女的性别结构与存活子女数之间存在有趣的关联。由于存在较强的男孩偏好, 所以不同子女性别结构的妇女向高孩次递进的比例有较大不同, 无论哪种情况, 纯女户与其他子女性别结构的妇女相比, 继续生育更高孩次的比例要大得多,因而其最终生育的子女数也将更大。这说明,在有男孩偏好的情况下,妇女整体生育水平会更高。那么在男孩偏好存在区域差异的背景下,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的作用机制是否会存在差异呢?即那些男孩偏好更强的区域,生育的子女数是否会更多呢?为论证这个结论,我们通过C++语言编程,对1982、1990和2000年普查原始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不同区域,子女性别结构与生育数量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分析结果见表2-表4。
表2分析了头胎子女性别与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1990年,头胎生育女孩的妇女,继续生育第3胎(生育第三胎是计划外生育)的比例普遍要高于头胎是男孩的妇女,这个现象在每个区域都是成立的,这表明男孩偏好对子女数量的影响是一个全国普遍现象;但是如果进行区域比较可以发现,在男孩偏好越强的区域,头胎是女孩的妇女生育第3胎比例更高,在1990年华南和中原,头胎是女孩的生育第3胎的比例分别是59.5%和47%,远远高于冀鲁、东北和长江流域的34.4%、31.1%、34.6%,这个结论在2000年普查数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华南和中原农村,头胎是女孩的,生育第三胎的比例分别是37.8%和27.9%,远远高于东北、长江流域的10.6%和8%。
表3分析了前两胎子女性别结构与子女数量的关系。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1982年,头两胎全部生育女孩的妇女,继续生育4胎或以上胎次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它子女组合,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即纯女户试图通过更高胎次以生育男孩。但是这个规律在华南和河南比其它区域更为强烈,在1982年体现在生育4胎或以上胎次上,在华南和中原,前2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第4胎或以上的比例分别是49.29%、48.9%,明显高于冀鲁、东北和长江流域的36.6%、39.4%和31.6%;到了2000年开始同时强烈地体现在3胎、4胎或以上,2000年的普查数据得出,华南和中原头胎是女孩的生育3胎或以上的比例分别是72.1%、71.2,而东北、长江流域则几乎要少一半,分别是34.1%、31%,冀鲁也明显要低。这表明纯女户在华南、河南等宗族文化及其规范性因素强烈的地区,纯女户难以为人们所容忍,非生育一个儿子的理念要远远强于东北和长江流域;同时违反政策生育3胎、4胎的情况在华南、河南也更为普遍。
表4分析了前3胎子女性别与子女数量的关系。可从表4得出以下结论:就前3胎都是女孩的纯女户而言,追求更高胎次的情况依然是在华南和河南明显强于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1982和1990年都是如此。这和表2、表3的结论是一致的。
通过对表2-表4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相对于东北、长江流域和冀鲁,在华南和河南,正是因为男孩偏好更为强烈,在男孩偏好驱动下,人们倾向于生育更多子女,这个结论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纯女户家庭,这充分证明:在中国的语境下,男孩偏好是一个推动生育数量偏高的关键变量。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使用的是2000年以前的数据。但是根据公布的2005年小普查数据以及六普数据,这个结论依然是成立的,我们通过不同地区分年龄的生育率曲线即可证明这个问题。分析结果见图3和图4。从图3和图4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2005-2010年间,华南的生育曲线高于华北,华南和华北的生育曲线明显高于中部;华南和华北是相对的高生育水平地区,而中部则是相对的低生育水平地区。
(三)男孩偏好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男孩偏好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学界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男孩偏好被认为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性原因(刘爽,2008;穆光宗,1995),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因而没有必要在此论证二者之间的相关机制。笔者在此主要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进一步说明,男孩偏好的区域分布与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分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地级市出生性别比数据,研究结果见图5。

如果对图5和图1、图2进行比较的话,发现纯女户所体现的男孩偏好及其空间分布与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纯女户比例很低的区域,大致就是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区域;反之亦然。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华南,包括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份,鄂东地区、湘南地区也是特色鲜明的出生性别比重灾区;另外由河南、皖北、苏北、鲁西南、冀南等构成的中原地区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大区域。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的区域:东北三省;长江下游平原、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也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除了鄂东地区较高之外,几乎都处于基本正常或轻度失衡的水平;大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中西部),以及广西北部;另外山东(除鲁西南)、山西、河北(除冀南)等也连成出生性别比较低的区域。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都具有显著影响,男孩偏好的区域分布,与生育数量的区域分布、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分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时点数据的归纳。如果将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的影响进行长周期的刻画,问题就变成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的影响,那么其结果是怎样的呢?男孩偏好较强的华南、中原地区,其生育数量转变曲线和出生性别比转变曲线是否会明显有别于男孩偏好较弱的长江流域和东北农村?下面利用普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生育数量转变的区域差异
为了认识生育数量转变,我们通过C++语言编程,根据1982、1990和2000年度普查原始数据推算了1967-2000年间各区域TFR的变化,得到各个区域TFR的年度变动数据。研究结果见图6。
图6显示:在70年代初各区域的TFR水平大致相当(华南稍高),1970年时大致都在7左右。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开启以来,华南、中原、长江流域、东北都经历了显著的生育率下降,然而不同区域生育率转变过程差异极大:长江流域和东北在政策干预下生育率迅速下降,表现为这些区域生育曲线在1970-1980年间陡然下降,曲线也非常陡峭;长江流域在80年代左右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型,降低到低生育行列,TFR接近更替水平;而华南生育转变则远要缓慢、滞后,生育数量降低的过程漫长,生育曲线下降非常平缓。以1975年为例,长江流域和东北基本上已经接近3的水平,但是华南却依然保持在5左右;到1982年左右,长江流域和东北接近2.1的更替水平,但是华南还稳定在4左右。从整个70年代到90年代华南的生育水平都要远远高于长江流域和东北。直到1990年左右华南才达到长江流域在80年代初的水平。华北地区的中原,生育数量转变曲线偏向于华南;而冀鲁则与长江流域和东北类似。整体而言,华北生育率下降速度介于华南与长江流域和东北之间。
上面关于生育率转变的分析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下降过程存在极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男孩偏好极强的华南,长期维系着明显高于其它地区的生育水平;而男孩偏好比较淡化的长江流域和东北,在四大区域中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快、最早进入低生育水平、长期保持相对的低生育水平;华北男孩偏好介于华南与中部、东北之间,在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其生育水平也一致保持在中部和华南之间。这样,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与生育率转变的区域差异具有高度的区域上的一致性,同时男孩偏好的强弱程度与生育数量转变的时间先后之间也存在一个大致的对应关系:男孩偏好较弱的长江流域、东北、冀鲁农村,率先完成生育数量的转变;而男孩偏好较强的华南、中原农村,生育数量转变的完成明显滞后。
1970-2000年间的生育数量转变曲线的区域差异再次证明:男孩偏好在中国农村是维持高生育率的因素,男孩偏好强的区域,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反之亦然。
(二)出生性别比转变的区域差异
出生性别比转变是生育转变的重要内涵,不同区域出生性别比转变是否具有区域差异呢?我们根据1982、1990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对不同年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做了一个大致推算。结果表明,出生性别转变的区域差异是显然的,而且与男孩偏好的区域分布重合。
图7显示:1970-1980年间四大区域出生性比都维系在103-107之间。自1980年代之后,华南和中原的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一直从1980年代初的正常水平上升到130左右;而长江流域和东北则在115以下波动,大部分年份保持基本正常的水平。如果以男孩偏好完全淡化、出生性别比保持平衡这样一个标准来看是否完成出生性别比转变的话,那么东北和长江流域自70年代以来就没有明显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趋势,可以看做是最先完成生育性别偏好转变的地区;而华南和中原的性别偏好转变则缓慢得多,而且在生育数量不断下降的过程中,男孩偏好受到挤压,进而形成80年代以来不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势,这两个地区出生性别比转变的完成依然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从2010年六普所反应的数据看,这两个地区已经走上了出生性别比的转变的轨道。
(三)生育转变的区域类型学
如果按照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将生育率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进行区域组合的话,会发现中国农村存在两种十分不一样的生育转变模式。第一种是以华南和中原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1)生育转变过程中男孩偏好强烈(见图1-图2),尽管国家政策的干预、工业化与城市化等现代性因素不断推动生育转变,但是这两个区域的生育转变过程一直受男孩偏好影响强烈;(2)男孩偏好在生育转变过程中成为阻碍性因素,使得生育数量下降过程相对缓慢(见图6),同时出生性别比在1990年代以来严重偏高(见图7),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见图5);(3)从生育转变两个维度(数量和性别)完成的时间来看,在全国相对滞后(见图6和图7);(4)从生育转变两个维度(生育数量与生育性别)之间的关系来看,生育数量在政策干预下挤压性别偏好,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也就是说生育数量下降和出生性别比二者之间是一种非均衡的冲突关系(见图8)。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生育转变归纳为“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模式”,其中“阻滞”用于描述生育转变的速度和生育转变完成的时间;“非均衡”用于描述生育数量转变与出生性别比转变之间的冲突关系。图8概括了这种生育转变的基本特点。
第二种是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农村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1)生育转变过程中男孩偏好比较一直比较淡化(见图1-图2);(2)生育率的转变迅速(见图6),同时基本上不存在出生性别比的明显转变,出生性别比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基本稳定,或略微高于正常值(见图7);(3)在全国率先完成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的过程(见图6和图7);(4)生育数量下降和出生性别比之间处于并行不悖的均衡关系(见图9)。我们将这种生育转变过程中男孩偏好淡化、生育率下降迅速、同时出生性别比保持基本正常的生育转变归纳为“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模式”。图9概括了这种生育转变类型的基本特点。
(一)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与中国的生育转变
在描述中国农村生育转变过程时,通过引入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这一视角,我们发现中国农村不但生育率下降存在区域类型,出生性别比转变也存在区域类型,而且这两种转变具有区域类型分布上的一致性: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长江流域同时也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最轻的地区;而生育率下降滞后的华南地区同时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的地区。这样“男孩偏好区域差异——生育率下降速度的区域差异——出生性别比偏好的区域差异”三者实现了有机关联:从整体上来讲,中国不同区域男孩偏好的强弱大致存在一个如下空间分布:华南 > 中原> 山西、陕西 > 河北北部、山东 > 长江流域、东北、西南;相应地,生育转变存在一个相反的时序格局:男孩偏好最弱的东北和长江流域最先完成生育数量转变,同时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正常;依次是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生育转变最为滞后的是华南农村,而且成为全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灾区,华南的生育数量转变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而生性别比转变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生育转变的类型及其空间分布
通过对普查原始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农村存在两种不同的生育转变类型。第一种是以华南和中原地区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生育率的下降过程比较缓慢、滞后,同时出生性别比偏高十分严重,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生育转变归纳为“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模式”。第二种是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农村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生育率转变迅速,同时基本上不存在出生性别比的明显转变,出生性别比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基本稳定,或略微高于正常值,我们将其归纳为“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模式”。
(三)生育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因素与文化因素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是推动生育转变的根本性力量,这一结论从总体上来讲大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来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与生育转变进程之间难以建立一种时空上的对应关系,比如说经济发展程度走在全国先进水平的广东、福建并没有最先完成生育转变,相反生育率下降缓慢、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属于“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类型;而中部的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却属于“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类型。本研究认为,在这背后起主要作用的是各区域宗族文化性因素,宗族文化因素及其变迁速度的区域差异带来男孩偏好强弱程度的差异。从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大致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发展因素是从整体上推动中国生育转变的因素,而男孩偏好的强弱则是一个约束性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决定了中国必定会出现生育转变过程,而男孩偏好因素则决定了不同地区在一个怎样的时点、以怎样的路径和速度转变:男孩偏好越弱的地区,最先开始和完成生育转变过程;男孩偏好越强的地区,生育转变速度越缓慢、滞后。
本文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1期,文章的图表请参考原文。
感谢导师贺雪峰教授对本研究的鼓励、支持与指导,对男孩偏好区域差异的认识即来源于贺教授以及所在团队对中国农村的长期经验调研。文章的在写作过程中得意于与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的多次讨论。另外,根据普查原始数据计算年度TFR的C++程序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余璜博士协助编写,根据普查原始数据计算子女排行,进而分析不同胎次的子女性别结构对生育数量影响的C++程序由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沈晨琳同志编写。在运用ARCGIS绘图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李海萍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得益于笔者与吴海龙关于出生性别比区域分布的讨论。印子在行文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本刊编辑老师在文章思路和规范性方面提出了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