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维义: 教育通胀的问题

      著名教育家罗宾逊(Ken Robinson)爵士在TED讲座上谈到教育膨胀时说:在我的年代,如果你有个本科学位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果没有工作是因为你主动放弃。但现在很多本科生毕业后就回家继续打电子游戏,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之前只需要本科学位的要求,如今需要硕士学位才能应聘。未来可能需要博士学位。

      罗宾逊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如果大家最终都要有博士学位才能找到一份好的起步工作,那大学教育的价值在哪里?难道我们的后代应聘时就要比看谁的博士学位多?更糟糕的是如果大家都把时间花在读(几个)博士学位,对劳动人口的变化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可能我想得太极端了,但无可否认的是教育膨胀这概念与传统经济学的物价通货膨胀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经济学里,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的贬值。在教育领域,罗宾逊观察到的是学位的贬值。面临货币贬值时,我们会争取持有贬值较慢的货币如瑞士法郎或之前的德国马克。在教育界,人们就会争取进入好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复旦大学等,希望这些大学的学位价值贬值速度会比其它大学来得慢。

      但因为每所名校能录取的学生有限,就如一个受投资者欢迎的货币会升值,因此名校的学费也会越来越昂贵。这是供不应求的自然结果。

      在货币贬值的前景下,我们会选择投资另类资产来保值,如黄金、房产等。在日常生活,我们在职业生涯会不停地找机会高升(甚至频繁的跳槽),通过经验累积来保值甚至增值

      但教育膨胀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在我们未来养老的准备。加拿大的宏利金融(Manulife Financial)近期在中国推出投资者意向指数调研结果时,发现大部分的中国人会等到子女上完大学后才开始筹备养老。表面上这看起来和中国传统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完全一致,但如果从教育膨胀的角度去看,中国的父母真正有选择吗?在面临教育和物价双通胀压力下,加上资源有限,大多数的中国父母只能选择先让子女完成学业再考虑自己的养老。这毕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如果父母不牺牲,就会像西方国家一样,年轻人为了念大学只能贷款,毕业后欠一屁股的债。2010年美国的学生债(student loans)总额已超过全国的信用卡债务,在2011年学生债总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

      中国父母的伟大牺牲,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养老准备不够充分,但至少下一代不用扛着债务进入人生工作的阶段。相反,西方国家的理念是保住这代人的养老需求,让下一代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两种理念都有利弊,最终要看社会宁愿选择短痛(这代人养老准备不够充分)或长痛(下一代人可能养老的准备会不足)。这话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它不单单牵涉到价值观,还需要考虑社保体系,人口老年化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国家债务等问题。

    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是不是每个小孩都应该上大学?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教育等于成功,那的确是应该上大学。但越多小孩上大学,教育等于成功的关系,将因教育膨胀而更难维持。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教育的目的是未来能赚更多的钱,那按照金融学理论,你愿意投入的成本至少要等于你未来预期的收入(严格上应该是折现值的预期收入)。哪一天教育成本大于可预期的收入时,我们还会追求博士学位吗?

      我个人觉得这一天的到来还是很远,因为物价的通货膨胀会把社会最上层10%人口的薪资不断地提高,教育的回报因此将永远比投入高。这听起来像是个诱惑,看起来就是个陷阱。因为不是每个小孩都能成为社会上层的10%。问题是:有条件的父母,能接受自己小孩未能成为社会的前10%,而不让他们上大学或读完本科就停止了呢?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人是理性的,但从教育膨胀这情况可看出人绝对是不理性的,更多是乐观派。

      历史上市值最高的两家公司——微软和苹果——都是由两位没念完大学的人创建的。同时,在承认人的技术能力(craft/technical skill) 有价值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德国,技术员工的薪资有可能比白领高。反过来,在技工没价值的国家,大家都把小孩往大学送,加速学位的贬值。要给我们的后代有尊严和空间过好的生活,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设计我们教育制度,平衡对大学学位的盲目追求?

      (作者是某国际金融服务机构中国区财富管理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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