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的30多年,尤其近10来年,从“土地流传”开始,农村的“群体事件”接连不断。例如农民抗强征土地、强拆民房引起农民集体自焚、杀公监法“官员”和围堵“人民政府”……等“群体事件”。仅发生在广东省而震惊世界的就有乌坎村事件。有互相网报导说,《法新社》报导:“3月10日清晨,中共当局向广东揭西县上浦村派出警员清理路障,再次引发与村民的暴力冲突。……上浦村民描述说,情况很严重,有30到40人在最新冲突中受伤。警方包围上浦后,暂时切断供电和对外联络,并清理被毁车辆和村民们设置的路障。”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星期天最多有3千名员警包围上浦村,并阻止附近6、7个村的居民进入上浦声援。警方在冲突中动用了催泪瓦斯。另一方面,广东政法委的官方腾讯微博通告称:已刑拘原村委负责人李宝玉等10人,正追捕涉嫌恶势力头目吴桂存(外号“阿包”)等21人,原村委签订的大洋片土地承包合同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销;棉湖镇委书记和镇长被免职”。被外媒称为“第二个乌坎村”。其实,所谓群体事件,绝大多数是人民群众自发对反动官僚即走资派侵害、霸占人民利益的反抗行动。
我是1949年一解放就参加农村工作的,从减租减息到土改结束离开农村,但直到1986年我老母亲去世前,基本上每年回老家农村一次;2001年我哥哥去世前,约两年回农村一次。于2012年,我分别在春、冬两次回农村。因此,对农村的情况略知一、二,有点发言权。
凭亲历,毛泽东时代,所有关于农村问题,党的农村政策,绝大多数农民,尤其占农村人口绝对多数的贫农、下中农都是积极拥护的。如减租减息、土改、兴修水利……。有的甚至是农民或基层干部发起的,如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从查阅到的资料,从邓小平强行分田单干开始,涉及农村的政策,大多都遭到农民坚决抵制,例如分田单干,遭到了从中央到农村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从已公开的材料,基本上是强迫推行的,强迫的手段十分恶劣;到十八大前10来年以来推行的“土地流转”和“城镇化”,不少地方更是用暴力推行的,这就是本文主题讲的引起了大量“群体事件”。
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谱写了人类史上许多光辉史迹。例如,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岀来的”;《沙家滨》的新四军伤病员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风险保护下来的……。军民鱼水情。其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就真“共产”。
我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人民公社,是比较理想的缩小以至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之路。许多农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或农忙务农、农闲务工,有些生产队己统一核算工资,工农商学的差别大大缩小。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城镇化。我有幸前年在河南南街村住了一宵,让我亲自见到了顶住了分田单干妖风,而坚持了人民公社至今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城镇化农村,据说在那里既沒有一些分田单干的地方复辟、回潮的黄、赌、毒、卖淫嫖娼等等乱七八糟的伤风败俗的事,也极少有外出的“农民工”,保持了毛泽东时代的稳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知“群体事件”为何物……。
然而,从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分田单干以后的农村,共产党被走资派搞成了“分产党”(也可说是“卖产党”)。“分产党”的政策,基本上是走资派为了帝修反等反动阶级的利益制定的,甚至是从美国进口的,或得到美国赞赏的。广大人民是被压迫剥削的。“分产党”用以对付人民的“维稳”费,一年就高达6000多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军费开支,“维稳”地方武装人数也超过了政府军。中国人民从鸦片战爭以来,是饱尝了帝国主义苦头的,这个历史经验是无法忘怀的。因此,“分产党”所有侵害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必然遭到农民强烈抵制。如果把这些所谓群体事件用无产阶级立场归纳、分析并写成文,展现人民反“分产党”走资派、反恶霸、反黑社会等反动阶级斗争的壮举,就“故事”情节,比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农民敢于同反动势力斗争的情节更为壮丽、可歌可泣。充分证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伟大真理。
从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用小车推出了”个淮海战役的胜利,以至在毛泽东时代,全国上下一条心,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成了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中国人民站起来啦!挺直了腰杆做人;到毛主席去世后,由“分产党”走资派逼得人民群众用集体自焚、杀政府武装等同“分产党”抗争,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即大倒退、太复辟,显明地表明了共产党同“分产党”的本质区别。共产同分产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用这个观点分析“分产党”的全面分产私有化,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有了共识,研究“农村城镇化”就有共同语言。
农民吃了几千年“耕者无其田”的苦头,是一部血淋淋的农民受恶霸地主剥削、压迫的血泪史。现在“分产党”走资派、资产阶级文痞们为控诉恶霸地主的《收租院》、《白毛女》电影等呜冤叫屈,为恶霸地主大搞翻案。但我是亲自见了在旧社会,地主调动伪“保安队”武装,在下雨天,背了步枪闯进揭不开锅的一些佃农家大搞大砸抢。吃够了“耕者无其田”苦头的农民,对靠共产党的土改分得的那份土地的深厚感情,“分产党”走资派、资产阶级文痞们是无法理解的。
按理,仅就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连续的大面积全天候雾霾天气,就足以给“分产党”走资派、文痞们鼓吹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等动听的口号,作了最科学的结论。给吹了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划了句号。这长时间的大面积全天候的雾霾天气的形成及其严重后果以及治理之难度,己有不少同志发文作了介绍,在此不赘述。十八大前的30多年,人们较多把眼球盯在几个腐败官员身上,很少研究谁为腐败官员开的绿灯?不妨简要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顶层尤其是军队就打开了“全民经商”的闸门,并抛出物价“双轨制”(即国拨价同市场价成几倍、十几倍的差价),高“官”尤其当时权力最大的官,靠手中之权批一张批条,纵容子女和亲友利用这张白条,几转手就无本套取了一大笔资金,即最早的“资本积累”。而激起了两次学潮反“官倒”(即倒买、倒卖物资),尤其是89年6.4学潮反官倒,被“分产党”走资派镇压下去,大大助长了“分产党”走资派疯狂搞官倒的反动气焰。至90年代中期官商勾结就堂而王之岀台,资本家可以入党、党员可当资本家,给官商勾结披上了合法外衣,也就把党的资本化写进了党章、宪法。同时在农村强迫分田单干。“分产党”走资派利用官倒夺取的资本结累,接着在是90年代中开始廉价卖全民工矿企业和集体企业,廉价套取了人民20多年的血汗办起的工业……。“分产党”走资派成了货真价实的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反动资本家。这就是“分产党”走资派为腐败官员开的第二道闸门。现在工、矿、企业己基本卖光,余下还留下农村土地未卖光。从2005年后就搞“土地流转”,十八大政治报告把卖土地合法化。卖土地给反动官僚提供的“红利”远远比打开前两个闸门高得多。除买卖土地的“红利”,加上利用土地开发房地产等等的“红利”,不必细算谁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是“最大红利”,这对反动官僚来说毫不夸大;但对满街乞讨的和广大人民来说,“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这个结论,同样经得起历史检验!可见每当反动官僚的一条发财路将走到尽头时,他们的代理人“分产党”走资派立马为其另开新路,打开另一个发财的闸门,确保反动官僚暴富可持续发展。十八大前的30多年,走资派就是在无本暴富路上一步上一个台阶窃取人民财富走过来的。境外媒体报导:一些离、退休中央高官每年每人耗费几百万到几千万人民血汗(不含离退休金)。如果这类报导属实,请问,其中谁还不够格是“资产阶级分子”?靠“分产党”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分子”“反腐败”还反得下去吗?这就是十八大前反腐败无果而终的根本原因。你总不能用法律规定:大官可以大腐败,而小官不能小腐败?据境外媒体报导,“两会”(注:人大会和政协会)上,据“中华论坛”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两会建议为离任国家领导人制订礼遇条例,令他们退位后待遇有法可依,但不能延及子孙,也不能随意扩大,免枉花纳税人钱。这是首有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公开对中共政要退位待遇提出不同意见,引起网民反响,赞是今届两会「最勇敢的建议」,被视为“最大胆”的提案”。可见一碰到这些高“官”利益,就像触电似的极度紧张,这个腐败谁还敢反?这些超级特殊“公民”的存在,“老虎、螥蝇一起打”能兑现吗?
下面谈两个极待重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建立“国际化大都市”
不管是建“国际大都市”,还是农村“城镇化”,都是“土地流转”的代名词,有其相似的本质含义,但又略有区别。
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来北京的,到毛主席去世,记得北京市人口约300万,据去年媒体报导现北京市人口为3000多万;据近日报导,北京一天流动人员达1000多万。1960年的北京,一岀城门就是菜地、果树园、以及农田。约隔几公里有个小商业区,有杂货店、饭店、百货商店、邮政所……。例如三里河、甘家口、马神庙、公主坟等地都有这祥的小商业区,三里河的略大一点。很少听说交通拥堵……。现在人口增加10倍,在五环路以内隨处都是火柴盒似的高楼。30多年前的北京绿地遍野,水清山秀,除春天有灰砂天以外,大都空气新鲜,没有见过雾霾天气。周总理1975年初四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社会安定……。市民消费的蔬菜、瓜果绝大部分本市自给自足。更可贵的是任一种商品,基本上全市一个价格。真正做到了老少无欺,公平合理。这些中华民族史上未曾有过的安定形势,现在的年青人可能是无法想象的,但却是史实,张鸣之流的民族败类是否定不了的。而现在要建大都市的北京,不仅蔬菜、瓜果等绝大多数要从外地调运,有的从云南等地调运。就忽略运费及消耗的人力物力,仅就同一商品的价格,在同一城市或同一商业区域,其价格可成倍的相差。饭馆的毛利高到了创纪录,所以大小饭店铺天盖地,相当多的街道成了饭店街。最高的房价一平方米卖7万多元人民币。据有关部门介绍,中关村门面房的租金,高到了商贩只好卖假冒伪劣赚黑心钱应对。这类坑民的恶性循环事例,举不胜举。而且几千万人的大都市,必将越来越向消费城市转移,流动人口倍增,即使搞成全市皆警察,也挽救不了治安状况一日千里的下滑势头。因此,即便是从经济、交通、治安等角度看,建“国际大都市”是很不科学的。
再从国家战略角度看,西方资本主义如美国,几个大都市集中了美国各行各业占绝对大的比例,这是极不利于战备的。这是美国人怕打核战爭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毛泽东时代着力抓三线建设是有深远战略眼光的。不仅可大大缓解对大城市的压力,而且有利缩小城乡差别,更利于战备。我有幸于1975年到三线工作了几个月,如果把三线建设中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妥善处理好,继续抓紧三线建设,那如今祖国大地会在三线建成工农兵学商为一体的三线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城镇。我们的祖国将更富强。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城镇化建设”
我亲见到的农村,虽是很小一个局部,但从媒体所见各地报导看,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所见到的现状是,农民基本不种田,农村难得见到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几乎见不到精耕细作,许多鸟类和动物绝迹,村庄的树木很少,更少见高大树木,见不到清沏的河道或沟溏……。见到和听到的是到处要征地、拆迁、造高楼,而且相当多的同龄人因癌症去世……。是一派萧条景象。
这里讲一下“建国际大都市”和农村“城镇化”,现在的现状就是造高搂大厦。都把楼房建成火柴盒似的。我虽从未岀过国,是个土包子。但据说美国洛杉矶很少有高楼,难道就不是大都市?再则1976年唐山地震,我们正好在京西宾馆高层开国防科委党委常委扩大会,地一震,电一断,所有人无法逃跑,只得坐在地毯上听其自然。再看北京市几乎把老北京的大部分建筑毁了,建了几十层的高楼,马路一扩再扩,立交桥星罗密布,但堵车是北京史上最严重时期。城市环境恶化也史无前例。这样的大都市真比老北京优美、幸福吗?如果有人说优美、幸福,无非是妓女不仅复活了,而且多到了国际领先,各种怪病多了,一切向钱看了,有了截访黑监狱了,洋饭馆遍地开花了,假冒伪劣随处都有了,“教授”、“博士”、“院士”泛滥了……。但某些人还在喋喋不休大谈继承传统文化。我真享受不了如此“大都市”的“幸福”,更看不到它的“优越性”。无非是崇洋媚外到家了。你再细分析一下,住在如此“世界大都市”高楼里的许多平民百姓,竟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连死了也火葬不起,这不是“国际大都市”极大讽刺嘛!这同旧社会讽刺穿一身挺挺的洋装,但家里沒有下锅米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到农村调查一下“城镇化”高楼里的普通农民,“笑话”就更多了。
再讲农民不种地在干什么呢?其实是在仿照安徽小岗村:把土地租给城市人种经济作物。小岗村是让城市人种蘑菇、葡萄……,相当一部分荒着。我见到的江南鱼米乡,把土地出租给外省安徽人种膨胀西瓜,和少量草坪用的草,以及少数花木。种稻子已很少见,很可能是少量原来的自留地还偶见一点稻田。所有沟溏的水都污染得发出恶心的怪臭味,得掩着鼻子快速走过去。荒废的耕地也隨处可见。据说整个村庄和大半个市镇即将拆迁,土地被卖,己获有关部门批准。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亩产双千斤粮食以上的大面积旱涝保丰收的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南现状。双千斤以上,指一年种两熟,一熟稻子亩产1500市斤以上,一熟小麦亩产800市斤以上。可现在口粮靠国家供给,蔬菜靠城市供应……。
农民不种田干什么了?大多都跟邓小平学打牌了,都想创新“马列主义”了。可以说打牌到处是,男男女女都上阵,从早打到晚,一部分还大半通宵加班打牌;但能否打出个创新“马列主义”?只有天知道。许多农户100%靠田租维持生活,按土改划成份,都成了不劳而获的新地主。而年青人大多外出经商、打工。
安徽人种西瓜怎么种?麦田里的麦未收割就种上西瓜,就谈不上深耕细作,农家肥基本绝迹,还不够农民自留地施。肥料全靠化肥,除草靠除草剂,杀虫靠农药。原本一些养猪、养羊户己很少养,去年冬羊肉价涨到60多元一市斤。现在未拆迁前,还有不少农户养鸡、鸭,拆迁后搬进单元高层楼房后,农民吃的蛋类也得由城市供应。
另外,市镇的一角在成片盖高楼,打算让前述拆迁的一些村庄和半个街镇的人去住。
就简单介绍我亲见的这一点,人们就可想象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但我不排除有少数地方搞得好。但如果有30至70%的地方是我见到的上述这类农村“城镇化建设”。这个国家将成为什么局面?不触目惊心吗?!
其实,十八大前的30多年,走资派分田单干的结果,粮食总产实际大幅锐减,己到了由毛泽东时代粮食自给自足,国库储存了够全国人民吃三年以上的战备粮,还支援了一些兄第国家。现在被折腾成了约两亿中国人要靠吃进口粮度命,并把一个大豆出口国,折腾成了70%以上的大豆要靠从美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然而走资派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历来对己是文过价饰非,搞独裁专制。而对人造谣、诽谤、嫁祸栽赃。近来又有人在鼓吹10至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富国、强国。人们已从实践中领教了“分产党”走资派鼓吹的当今中国巳是世界上第二富国的“甜头”: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资源巳基本挖空、送空(贱卖),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连死了也火葬不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冒黑烟的烟囱(注:据报导,去年中国生产两亿吨粗钢,用煤量占全世界总用煤量40%多,同时又是最大的世界炼焦工场),成了“中美国”。从公开报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目前科技落后发达国家50年,我估算了一下,每“改革开放”一年,平均每年同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一年多时间。还何谈什么10至2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多的汉奸卖国贼不就失业了?80至90%的官员还拼命移居美国干什么?
“城镇化”实质就是卖土地、开发房地产,是“分产党”走资派为反动官僚发财致富开的第三道闸门。因此,发生在农村的“群体事件”是走资派残酷压迫剥削农民,把农民逼到了走头无路而硬被逼出来的,逼出了不少英雄好汉,引证了“乱世出英雄”的名言。但不知卖光了土地后,“分产党”走资派还将开哪个闸门卖什么了?
2013年3月13日
文章来源:东方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