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联管理者的自弃
柏 越
以往《读书》那些引起知识界争论和关注的事件,《读书》是主角。这次《读书》老编辑班底彻底解散的事件,三联书店是主角。这是现在的事件与以往事件的最大区别所在。
随着以往那本卓尔不群的《读书》的彻底终结,以后的《读书》杂志究竟会怎样,已经变成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这是三联书店管理者主动追求的结果。一本对于知识界将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杂志,缺乏成为事件主角的那种能量。三联书店管理者的行动说明了他们的意图——是主动来个了断的时候了。而被了断的那个《读书》,蕴含着三联书店的立店之本。这一事件最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自损《读书》这一“镇店基石”的三联管理者,将如何面对其他部分(例如出版)的历史,是否将把三联书店这一“知识分子的家园”变为一个平庸的出版机构?
以往三联一直能够凝聚中国文化学术思想最有创造力、最有探索性、最为前沿、最有质量的作品,靠的是在文化学术思想上的“眼力”。这种“眼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读书》杂志往往够领先一步提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重要议题,能够领先一步介绍全球文化学术思想最值得关注的动态。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以来,《读书》堪称三联书店的“眼睛”。这本杂志,是三联最为灵动、触角最为敏锐的部分,是三联与中国知识界联系互动的一个枢纽,是三联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出版的领军者、风向标的重要基石。《读书》兴盛,三联神旺;《读书》衰落,三联气泄。《读书》能否保持前沿和锐气,是度量三联的能力、气度和生命力的重要标尺。
以前人们之所以关注《读书》的文章倾向,念叨《读书》的编辑构成,就是因为她卓尔不群,不同流俗。放眼三十余年来多如牛毛的杂志,很难找出另一本杂志像《读书》这样,从首倡“读书无禁区”开始,能长期开风气、领潮流。如果说知识界尚有共识的沈昌文时代,《读书》能聚人气,那么,在知识界逐渐分化的汪晖时代,《读书》则能抗流俗。编辑出身的沈昌文和学者出身的汪晖各逢其时,各得其宜。
在知识界广受尊重的陈原、董秀玉等前几代出版人的“眼力”是经得住考验的。在分歧纷呈、争议涌现的时代,要比风平浪静、一团和气的时代,更需要主事者甄别、预见和判断的“眼力”。当年董秀玉敢于突破常规,邀请汪晖和黄平主持《读书》,而且在面临争议和攻击之时,能够坚持自己在学术思想上的判断,敢于承担三联在《读书》问题上有别流俗、不随大流必然会面临的各种纷扰,没有高出一筹的眼力和胆识是做不到的。随大流是平庸者的营生,敢于独具一格才是开风气、有见识者的事业。
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在分化、矛盾、冲突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遭遇攻击是《读书》鹤立鸡群、有所作为的必要代价,也是其重要性的表征。所谓求仁得仁,三联书店在中国思想学术出版领域一直以来都不同凡格,不也是因为遴选眼光不同流俗、高人一筹、不惧物议吗?《读书》在分化和转型的时代抓住那些被忽视的、但非常重要的议题,邀集不同意见的讨论,在学术思想上保持了领先。当时《读书》在三农、环保、国企改革、贫富差距、平等公正、中国道路等等议题上的讨论,无一不备受攻击,但在最近几年这些议题相继被舆论广泛讨论,《读书》以往发表的文章的一些看法也为社会广泛接受,甚至成为当年一些攻击者的口头禅。
其实,即使一些对汪晖时期《读书》有所批评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最近几年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一般认为的自由派在学术上失去了创造性,成果寥寥,后继乏人。回过头看1999年长江读书奖事件中质疑《读书》和汪晖最力的一些自由派学者,在这一事件之后,基本上在研究上偃旗息鼓,自我重复,再无作为,即使转向媒体专栏也难以持续、人老珠黄、很快过气。时间是最好的检验者,此前三联书店在思想学术上的一系列甄别显然都并没有错。三联这二十年来的思想学术出版清单,不约而同地、甚至更为坚实地展现了相近的判断和“眼力”。
作为三联书店立店之本的“眼力”,不是以官位的高低来标示的,而是以文化人的品格来涵养的。眼力的形成,需要有独立的主见;主见的形成,需要有反复考量不同意见的包容心;包容心的形成,需要有胆略直面试图垄断舆论的种种滋扰;打破舆论垄断的胆略的形成,需要有公心;公心的形成,需要对文化建设和国家发展有所担当。反过来说,对国家和文化有担当,才可能有公心;有公心,才可能有打破舆论垄断的胆略;有打破各种舆论垄断的胆略,才可能真正有包容心;有包容心,才可能有独立的主见;有主见,才可能有甄别优劣的眼力。
以往三联和《读书》之所以能独树一帜,深孚知识界的敬重,首要的一点,就是三联人有担当,有公心,有胆略,能包容,有主见,有眼力。责任感、公心、胆略、包容心和主见,是三联的“眼力”的保证。他们并不妄自专断、自以为是,相反,他们深知,对于真正的文化思想学术问题,需要回环往复的探索和讨论,因而他们会致力于建设有包容性的、鼓励探索争鸣的公共平台。
今天,三联管理者在2007年粗鲁地调整《读书》编辑班子之后,彻底清洗《读书》的编辑班底,再无让《读书》引领风气的信心和志向,也不再有对文化思想学术“眼力”的自我期许。这种自我放弃,伤及的是三联的立店之本。这是今天三联书店真正的危机所在。
三联立店之本动摇的原因,并不是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党争,而是在三联管理者那里越来越看不到老三联人那种责任感和事业心。知识界有党争,思想有分歧有辩论,未必是坏事,反而是中国知识界尚有活力的表现,说明中国知识界面对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没有一潭死水无动于衷,没有太蝇营狗苟,勉强对得住自己的衣食父母。对于真正有责任感、事业心和公心的出版人来说,当前中国社会分化、思想多元,诸多难题莫衷一是,正是鼓励讨论、激发新见的好时机,正是《读书》这样有传统的杂志可以做出较大贡献的好时机。
但是这样的好时机,对于一些文化官员来说,却意味着太多的麻烦。分歧越多,争论越多,上级的明确意见可能就越少,就越需要他们自己做判断;在他们看来,很多时候给出判断和选择接近于赌博和下注,意味着承当更多的政治风险。这是他们的政治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面对多元分化的社会和思想,今天的文化官员的常见状态是,往往自己并不知道何去何从;即使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又可能觉得会招致这边或者那边、上级或者社会的批评乃至更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投机方式就是什么都不做(很多时候做了不表态,同样有风险),像鸵鸟一样把头一直埋在沙子里,对一切可能成为麻烦的问题避之唯恐不及。
这种消极投机,在今天这个思想多元的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多年来一直卓尔不群、不同流俗的三联书店,责任感和事业心为消极投机所取代,是格外令人遗憾和痛惜的事情。这种自我放弃,甚至比《读书》另做公务员版更令人叹息。
可以预期,在失去了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们那里,公心是廉价的,胆略是廉价的,包容是廉价的,主见是廉价的,三联经年积累的文化“眼力”也是廉价的。如果把《读书》比作三联的眼睛,他们试图给这双眼睛套上投机的蒙眼布。他们也很可能同样对三联在其他方面的卓尔不群充满恐惧,进一步把三联的“眼力”不断地拉低。一旦没有这种眼力和判断力,三联就会沦落为平庸的出版机构,丧失了她对中国知识界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失去了几代出版人所打造的、得来不易的业界地位。三联的立店之本,正在被可怜的投机心理所侵蚀。
不过,三联的传统根基深厚,投机者终是少数,那里的知识人知道自己的辛苦是为了什么,也能够从知识界汲取能量和信心。这里希望的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三联能够经得起这种投机的侵蚀和冲击,葆有传统,重新出发。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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