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魂》编辑部的老师们:
我最近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上读到一篇文章:《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对话录》,以下简称《对话录》),其中一些论点令人感到困惑,例如,该文说:“它(指《讲话》)首先是个政治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又说:“政治这个东西太变化无常:过去正确的,现在变成错误的了。过去批判的东西,现在成了歌颂的了。”“原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现在否定了。”“原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现在也否定了。”因为政治“变化无常”,使文艺无所适从,所以作家写不出东西来,“不是他们没有才能,也不是他们懈怠,而是从属于政治、服务政治的结果。”该文还提出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文艺的阶级性问题等,总之是《讲话》在这些方面的论述一无是处。该文发问道:“咱们现在想一想,《讲话》70年来,我们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作为文化遗产留给后代呢?”这样评价《讲话》,是否符合实际?
我觉得,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所犯的“左”的错误在很多方面已经拔乱反正,并且郑重地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该文作者却断言:“这么重要的问题,模模糊糊,很多人没有细想,也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果真如此吗?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
我觉得,该文提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对《讲话》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这些年来整个文艺工作的评价.关系到今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这实在有明辨是非的必要。为此,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如蒙赐复,不胜感谢。
专此顺祝
编安!
青年学生 王爱真
复信
王爱真同志,你好!
来信及所附《炎黄春秋》上的那篇文章均己拜读。对于该文的看法,我和你深有同感。现将我的一些看法写在下面,供你参考。
以偏概全岂足信!
应该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不仅在历史上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起过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自己对创作实践和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精辟分析了文艺问题,特别是处于民族解放战争高潮中的中国的文艺问题,其见解极其鲜明而深刻。它处处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和反对形而上学。例如,《讲话》既肯定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又提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既要求努力表现工农兵,又指出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既要求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求得一致,又指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既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又反对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等等。正因为如此,它才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固不待言,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港澳地区的文艺工作中也都有影响。时至今日,企图抹煞和否定《讲话》的这种指导作用,未免有枉费心机之嫌。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客观实践。70年来,许多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身体力行《讲话》的要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人群众,结出了丰硕的创作成果。抗战期间至建国以前问世的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如《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可谓不胫而走,交口赞誉。建国以后问世的不少作品也曾被争相传阅,收到了一时洛阳纸贵的奇效。诸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李双双小传》、《创业史》、《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岩》、《李自成》、《地球的红飘带》、《东方》、《于无声处》、《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天云山传奇》、《寻找回来的世界》、《高山下的花环》、《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周总理,你在哪里?》等莫不如此。上述作品的生命力是方兴未艾的,已经并必将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熠熠闪光,传之久远。《对话录》声称:“咱们现在想一想,《讲话》70年来,我们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作为文化遗产留给后代呢?”这实在不可思议。无以名之,只好说是闭目塞听,犹如盲瞽。
诚然.70年来,在《讲话》发挥伟大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对《讲话》的误解和曲解,这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且看来自“左”的方面的误解和曲解。例如,《讲话》提出了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思想,这个高于生活主要是指文艺作品的典型化.也就是要通过文艺工作者的独具慧眼的生活洞察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用如同生活本身一样纷纭复杂、丰富多彩的形态去更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而不是把现实生活纯净化、单一化。但是,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里,所谓“高于生活”却被一些人误解、曲解为违反生活逻辑的纯净化、单一化,结果使作品不再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成了某种抽象概念和主观模式的演绎.因而丧失了真实可信、生动感人的品格。但是,对真理的误解和曲解不等于真理本身,也不能毁灭真理本身。
至于文章中引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一文中题目的说法,更是十年动乱的环境和条件下的“为我所用”,是压根儿挨不上边的。《对话录》却在早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今天,仍由此得出结论:“可见它首先是个政治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这难道不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因噎废食不可取!
文章在例举了当年“歌颂上海王洪文夺权的电影《一月风暴》之类”的作品的下场之后,断言:“政治这个东西太变化无常:过去正确的,现在变成错误的了。过去批判的东西,现在成了歌颂的了。所以政治这个东西,是变非,非变是,敌变友,友变敌。近代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文艺不能绑在政治的战车上”。
这里涉及对政治的看法。什么是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首先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既然如此,政治就必然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绝非变化无常.不可捉摸,而是完全有规律可循的。例如,我国现在经济上实行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政治上实行的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这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长期坚持,不会有大的变动。文章说“政治这个东西太变化无常”,实属无稽之谈。
再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话》针对当年延安文艺界的状况,强调文艺不能脱离政治,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确实在中国文艺的发展史上起过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许多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正是按照《讲话》的精神,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钢铁洪流,创作出了反映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永垂于新文艺的光辉史册。
至于《讲话》中关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样的提法,曾在历史上特别是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激烈的时期对于纠正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它容易被误解为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甚至成为对于文艺工作者写什么和怎样写横加干涉的借口。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取而代之。这就更加符合文艺的特点和规律,更加符合和平建设时期人民群众文化精神生活需要多样化的实际情况。然而,我们又决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割断文艺与政治的联系。这就是因噎废食了。那样,势必使文艺工作者闭目塞听,蜷缩于个人的小天地,沉溺于一己的悲欢,那样,要写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不亦难乎!
由此可见.我们既要关注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火热的建设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又不能简单从事,图解政治。这是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谆谆告诫我们的。
如此论断实可叹
该文把政治说成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太变化无常:过去正确的,现在变成错误的了;过去批判的东西,现在变成歌颂的了。……所以政治这个东西,是变非,非变是,敌变友,友变敌。近代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文艺不能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按照这种说法.政治除了莫名其妙的变来变去而外,再无其它。这显然是对政治的误解和曲解。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矗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政治所服务的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它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反之,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力量。因此,政治绝非可以任意变来变去的玩物,而是完全有客观规律可循的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当然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随着苏联的蜕变,中苏关系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中美关系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绝非如这篇对话录所言,是莫名其妙的“是变非,非变是,敌变友,友变敌”。
该文还拿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来说事。该文说:“原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现在否定了;原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现在也否定了,”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应该说,确定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而获得的科学结论。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应当有历史主义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曾经有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愈益复杂,这一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进行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不断深入,邓小平深刻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到了党的十四大,更明确规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践证明,这样做,既有效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拿计划和市场来说事,以此证明政治捉摸不定、毫无定规,实属枉费心机。人们的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同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完全是两码事!如此论断实属可叹。
以上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供你参考。
专此。顺祝
身心两健!
你未曾谋面的老年朋友 望之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9期,摘自2012年11月上《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