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祥临:向毛泽东科学指挥枪那样指挥钱
——在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二元经济结构这个理论是刘易斯发明的,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一个现代经济结构,一个传统经济结构。现代的经济系统工商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剩余劳动力也会被它吃掉,我研究之后发现刘易斯了不起,他跟当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是一个道理了。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国情,半封建半殖民地就是一种二元经济体制,半封建就是小农经济,半殖民地就是城市里工商业资本。与刘易斯不同的是,毛泽东是积极地看待农村和农民,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在于农村,怎么把这种力量调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给农民利益。刘易斯的理论像改造中国传统社会需要通过资本的力量把它吃掉,而且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前还不能把工资水平提高,也就是发展成果不能共享,只有把劳动力吸收完了才能成果共享,劳动力已经吸收完了,但是劳动成果仍然没有共享。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了。我们应该用毛泽东的方法论来破解我们的二元结构,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三农之间,发现我们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也就是毛泽东那个时候提出的“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法,把土地交上来”,到现在农民都想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解放后,毛泽东学习苏联,结果把这条路搞糟了。学习苏联发明那一套能行么?学习苏联城镇化那一套彻底失败了。毛泽东的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话表面上是没有问题,但是经济政策思想是有问题的,是要剥夺农业农村。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现在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用钱来调动农民的动力以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就应该有个基本的政策理念,让农民占领农村。不管让他干啥,只要是好事儿,只要农民种粮食的收入不至于造成农民的债务就好,搞计划生育,发家致富,当然,吃喝嫖赌之类的不行。日本农村之所以搞得那么好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跟日本相比,我们的政策差的太多,解决不了问题。
日本具体怎么做呢?就是用金融的方法。对日本农业发展实践中比较经验性的东西的研究发现,金融,特别是财政金融一定要向农业倾注资金。按照熊彼特的理论,日本的农村农业是怎么发展的呢?要有创新者。创新者是谁呢?不是农民,不是地主,是农产品收购商,最主要的创新者是政府。政府根据不同的项目向农业注入资金。发展农业经济不能缺钱,具体来说不能用高利贷。而且这个项目需要多少资金就必须让他们得到多少资金,具体需要多少资本需要根据专家学者农村官员政府等几家在一起商量,人家一亩地按人民币来算投入14万元,为啥呢?农民、基层干部费用,基础建设谁都不能吃亏,这部分算是财富的增加,所以要用财政金融的方法。那么钱给谁呢?给农民么,给地主么,那也是腐败横行啊。我告诉大家,在各项专项资本中腐败最严重的就是支农资金,为啥呢?因为乱给,尤其是给专业合作社。
我也在北京郊区搞了一个,我是不想骗他们钱,要是想,我骗他们百把几十万没问题,但是我不骗。还有给公司农户啊,那样是不行的。要给谁啊?要给农民的综合组织,要不然给你养猪啊,我种苹果啊,我们去争最终还是腐败,而且那个风险很大。资金应该给综合的组织,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我今年没有从财政金融这里得到好处,那么明年你就让着我,让农民之间实现一种平衡,所以他们是不缺资金的,就像刚才昌平讲的内生型金融。农民有钱存在农协里,存在农协之后,你干活啊,生活贷款啊,老人看病、孩子上学啊,不用抵押,就用你这张脸就行,这样的话农村就不缺资金,这样的话大的项目由财政资本投入,小的有内生型金融。不怕不还钱,你还不上钱的我也不借给你。这样一种金融,把农村搞起来了,农村不缺钱,这样农村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回到郝堂村的实际,我觉得他们从内生型金融做起,是昌平这几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都办合作社,我办专业合作社,他办内生型金融,我办专业合作社是为了证明不行,我是用很好的专业合作社去证明这是不行的,所以内生型金融是一个发展方向。我认为乡村这两级干部只要想作,就完全能做。
像
比如参加胡静同志的合作社,搞农田水利建设要按照他们的规划去搞,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所以我们政策性金融,特别是国家农业开发银行,这个思路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昌平向总理说实话时没有给他说清楚,中间他发挥的作用很小。我认为,从宏观上来看,我们政策性金融要大大发挥它的作用,昌平也好,其他专家学者也好,应该呼吁的一点,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理论上,都能解决问题,但是通货膨胀好操作,往哪儿膨胀,应该向最急需解决的方面膨胀。具体怎么样,我们专家学者具体来分析。
我们农业资金使用效率太低,就是因为上级政府把资金给下级,下级不负责任。由于资金很紧张,所以他们就胡作非为了,你就没有办法了。同时,政策性金融资金投入的很少,内生型金融也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农村处于一种严重的货币短缺状态。因此,我们要对传统的农村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它不仅是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过剩的一个系统,他更多是一个货币短缺经济系统。正是因为这种短缺,我们的劳动力有过剩不能充分利用,农村的土地资源得不到利用旱涝不保,农村的环境得不到改造。如果农民在村里、国家都能得到政策上的承认,那么我们建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会像温铁军所说的那么长时间。不需要五十年!其实台湾、日本和韩国在解决的这个问题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十多年就形成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解决农村问题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们一定要区分教条主义,具体什么是教条主义,我认为是来自于欧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大的教条主义。茅于轼就是典型的,搞高利贷,他赚了两千万,那是不行的,那不能解决问题。郝堂村的内生型资金互助社,与茅于轼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让农民得到好处,因为利息留在村里了。不管你在那儿干,利息又回到了村里养老人,而不是让那些打着三农建设的旗号的人拿走了。因此,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在经济学上要打破打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旗帜的教条主义对学术话语权,就是要打破以资本为主导的思想。政治上也不能搞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那样中国就搞乱了,政治不多说,经济上一定要这样,眼前可以复制的就是内置型金融。
是不是养老,我的看法到不一定。当然要利用老人的威慑力,不还钱的在村里没办法混了,而不能局限于养老上。其实乡里乡亲借钱一般不敢不还,郝堂村这种内生型资金互助社就更不敢不还了。这些早就证明过了,大家不用发愁,因为你违反了大家的利益那还行吗?农村历代借款都不用合同的,用一张脸就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资金合作社是可以在各种地方推广的。
我特别赞
郝堂村给了我很多启发,昌平的书对温总理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温情,不如对朱总理的温情,当然政治上是有风险的,但是,事情是向好的地方发展。我相信:在十八大之后,郝堂村这种模式,是能够得到推广,是有一定价值的,是有榜样作用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