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美国相信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传统的主导地位。美国注意到中国是亚洲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已将其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的范围,扩展至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但美国同样担忧地发现,在东海及南海的边界地区,紧张程度正在不断上升。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美国在本地区最大的顾虑是朝鲜的核计划。没人可以低估朝鲜近期远程弹道导弹发射的政治及战略影响。这集中了整个地区的关注——尤其是华盛顿、东京及首尔,但同样包括更广大地区,也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将继续要求中国在遏制朝鲜核武器计划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因为该计划意味着对地区长期稳定的根本挑战。
当前,奥巴马政府已寻求重新定义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五种方式:一、所谓“再平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二、美国参加东亚峰会;三、美国支持扩展其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包括日本在内,很可能也包括中国;四、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主导下,对亚洲各国展开活跃的双边外交;五、延续布什政府的对印度战略接触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的目的是向该地区显示美国计划在21世纪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实力。
美国意识到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同样意识到全球战略重心将随之转移。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认为自身对这种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从大西洋[9.62 1.37% 资金 研报]到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同样认为自己过去对巩固亚洲海洋及大陆的战略稳定做出了很多贡献。反过来,这被看做是亚洲经济在近数十年来取得成功的基础。美国同样认为,其与日本和韩国的条约,阻止了这两个国家在面对朝鲜的威胁时变成核武国家。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认为自己在巩固亚洲战略稳定方面,未来依然会发挥核心作用。而且,上述措施已在亚洲多国受到欢迎。
亚洲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看法
如果亚洲要有一种不同于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亚洲经济及战略的未来并不仅仅依靠中国和美国,东亚峰会有18个国家。在东南亚,中国的崛起被看成既是经济机会也是外交政策的挑战。
中国经济正与东亚大部分国家深入地融为一体。如果中国经济明天停止,则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天就会陷于崩溃。
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对中国却心存疑虑。例如,中国是否会寻求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呢?保护中国在海洋领域的利益会不会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元素?中国是否打算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去改造当今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亚洲国家目前在问的问题。
直到2010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接触都一直平稳前行。但从那时起,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关于南海领土问题的声明表示了关注。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
东北亚边界问题也随着日韩紧张突显出来,这导致了这一地区外交紧张的升级。一些人认为,两位新任领导人——韩国总统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供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基于我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以及自民党的内部政治和安倍晋三所处的地位,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事实上,我严重关注日本一代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以及这对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也关注日本将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上安装气象装置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对日本这一举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在关注这些国家的情绪和主流舆论的同时,我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没见过如此危机的情况。
如果亚洲要有一种不同于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亚洲的未来方向
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
世界该如何一起细致地描绘出共同的未来—— 一个不是基于冲突的未来。
2012年年底,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国家经历了三次完全不同的选举。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将担任这一职位到2016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除了上述两个职位,他还将担任中国国家主席。2012年12月16日,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安倍晋三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日本首相。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第八位日本首相。考虑到自民党在日本下议院的绝对优势,他很有可能履行完他的4年首相任期。
我认为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有两种宽泛的战略路径供我们选择。
第一种我称之为“战略漂移”。在这种模式下,北京、华盛顿、东京只是简单地寻求“管理”每一个发生的事务。这既是一种消极的战略也是一种被动反应的战略。随着几方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事务的管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事务管理很可能逐渐超过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种战略路径,是战略合作当中的积极战略。关于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争论是,双方缺乏信任,有人认为在合作之前必须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我相信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的。建立信任的唯一途径是承担有效的合作项目并成功地完成它们。如果那样,信任就能通过合作与成功得以建立。
我相信华盛顿方面有兴趣利用下一个4年的时间,来建立新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我也小心观察到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所谈到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特别是与美国。
这一点习近平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特别强调过。中国方面特别强调,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过去欧洲那种旧型大国关系。旧型大国关系基于霸权关系,而这种关系经常随着冲突和战争而结束。
相反,习近平在美国时提出,与美国的新型关系应当包括不断提升的战略信任、逐步加深的互利合作、日益增强的全球事务合作与协调以及互相尊重各自核心利益。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一个论坛上提出,一个国家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必须让他国发展;寻求自身安全时,必须让他国安全;寻求自身生活得更好时,必须让他国生活得更好。
我认为这些概念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都是很有用的。我因此也相信,使美国和中国在战略思维上走到一起的机会是存在的。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需要建立一个未来5年中美关系的战略路线图。缺乏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对于战略转型来说是真正的危险。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不仅可以为两国政府提供基本的组织原则,也会提供实际的工作程序。
中国人经常抱怨美国的政策是不连贯的,不仅在一个总统任期内,也包括不同总统之间。美国则经常抱怨中国政府说的和做的不同,和没有完全履行中国在军事上的接触与承诺。一个美中战略路线图会帮助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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