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政治文化影响和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发展,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尝试和实践,推动着当代农村政治文化的转型。研究村民自治中农村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因,以及政治文化转型的走向和态势,有助于了解村民自治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更好地推动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
[关键词] 村民自治; 政治文化; 转型; 动因; 态势
一、村民自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参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1]( P3) 。村民自治是广大村民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属于基层社会层面的民主,也就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尝试。政治文化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来的。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的总和。它是一种独特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现象,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也不只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比较也有所不同。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形态,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它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指导政治行为、维系政治体制、变革政治制度、影响政治发展。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农村民主建设的初始的、非国家形态的民主制度形式和农村政治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民主制度的健康运作离不开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支持,村民自治的操作过程中,经常受到既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自治的运行。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群众在民主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中,经历着心理变迁,进行着观念创新。阿尔蒙德认为虽然从长期来看,文化是体制之母,就短期而言,体制上的变更也可能会对文化产生影响。制度是文化的固化,如果一个适合经济制度的并且体现民主政治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那么由于这种制度的训练,体现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文化迟早要在社会中树立起来。村民自治不仅扩大和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而且从更深的层次上促进了农村政治文化向着民主的政治文化转型,从而为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2]。这种情况说明村民自治的拓展,不仅变革着农村社会的治理体制,而且从深层次上触及到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践在广大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起来。
二、村民自治中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因分析
政治文化的变迁是指由于社会内部或外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强制性或诱致性影响而导致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发生的改变及其过程。村民自治中政治文化转型是政治文化变迁的结果。
(一)村民自治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基础
邓小平曾指出: “民主是一种广泛的民主,它兼含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生活民主。”[3]( P168)由改革而建立的村民自治制度,不仅是一种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和组织管理制度,而且是一种民主的经济管理制度,它及时地表现了对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公民平等权利和经济效率的追求,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原则和规律,有效地促进了农村政治文化转型。( 1) 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要求利益最大化,允许每个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使人们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拥有独立人格,增强村民的主体意识。( 2)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倡导竞争有自由。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能够接触异质文化,有机会进行比较,对各种文化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和借鉴。( 3) 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每个人在其中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权衡各个方面的利益,就需要经济个体运用理性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造就公民宽容的精神。( 4)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缺陷要求法律的约束,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 5) 市场经济当中的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会忽视规范而导致个人主义,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信任危机。
(二)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对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平台
村民自治对政治文化转型提供了平台: ( 1) 消除了臣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我国农村基层民主不是内生型的,而是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推动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民主观念未发育完全的情况下建立了民主的农村管理体制,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意识。村民自治客观上给农民自主参与政治创造了制度环境,赋予每个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平等的政治身份。随着农村政治参与途径的拓展,农民参与方式的多元化,逐步提高了公民意识。( 2)培育了契约精神。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将权利、义务和政治资源平等地分给每一个农民,民众根据自己的情况平等选择。这就使得农民有了契约精神。( 3) 培育了法治精神。现代的村民自治就是国家分权给农民,让其在依照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就使传统的政治文化消退。法治文化建设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大众接受才能广泛普遍完成。在村民自治中通过普及法律知识,村民自治中宣传“依法自治”理念,强化了法治思想,提升了农村政治文化中的法治文化成分。
(三)村民自治中精神文化水平提高为政治文化转型提供保证
农村政治文化的转型与村民自治中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政治文化转型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1)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法治建设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配套,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农村的思想道德水平加强,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文化保证,为政治文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 2) 农村教育科学水平的提高。阿尔蒙德在《政治文化》中指出了政治参与与所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文化知识越多,对政治的了解也就越深刻,政治参与技巧越成熟,更关心政治。
三、村民自治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态势
(一)政治认知和价值判断由感性化趋向理性化
革命时代由于相当紧张的政治文化环境,农民的政治认知是相当情绪化的。改革时代,乡村政治由乡村内部的“斗争”转向了农民对乡村政权的“抗争”,理性政治认知替代了感性政治认知。这种理性政治认知集中体现为农民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改革时代中国农民的维权式抗争主要是设法抵抗乡村政权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和对其权利的剥夺。”[4]( P184) 在国家和社会分权中,乡政府并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乡村政权的强制致使冲突升级。现代农民在面对乡村政权及其干部的失范以及不合法行为时,不再从阶级角度分析,而仅仅看成官民冲突。
村民政治认知的理性化还表现在在抗争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合法合理的手段和方式对于乡村政权对其合法权益损害进行抗争,而且这不影响村民对国家的政策以及政权的认同。所以,农民的抗争行为表明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明显提高,价值判断趋于理性化。
(二)政治观念由专政观向民主观转变
中国一直是集权制国家,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由中央统一配置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体制,政府权限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导致地方权力受限缺乏活力。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2]( P213) 实行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放权给农民,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作用,从而促进“官本位”文化向“民本位”文化转化。村民的民主参与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能够获得多数人认同的领导班子,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民主”有利于集中民智,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和广泛的民主监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政治运行由行政主导型向法律主导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行政权力膨胀,行政成为一切事物的主导。改革开放后,民主政治建设要求依法治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普法教育不断推进,人民的法律意识得到增强,整个社会被纳入法制轨道。
农村是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地域,有时似乎更倾向于德治、礼治、人治,而轻政治、法治、律治,伦理道德作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道德中心主义严重,权本位意识泛滥,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很欠缺,存在着以权代法、权重于法、情大于法的观念与现象,严重制约了政治发展。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村民的民主法制观念不断增强。1999 年3月6 日,哈尔滨市松北镇集乐村的村民投票罢免了村长董寿永。这是继1998 年11 月l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第一次依法罢免村官的事件,它标志着村民的民主自治意识的觉醒和提高[5]。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人们的法治观也逐步增强。在社会生活中,法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村民开始确立起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四)政治参与由动员参与型向独立参与型转变
政治参与意识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实现广泛的真正的公民政治参与,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才能够达到很高的程度。在专制国家里,国家权力独揽于君主一人之手,几乎不允许公民的政治参与,即使在民主政体中,也不一定就有广泛的政治参与。因为政治参与意识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在政治生活实践中教育培养形成的。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培养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使平时不太关心政治的公民,成为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使他们认识到可以通过自身的政治参与来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通过对本村政治事务的参与,公民对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更加了解,可以进一步增强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性。
(五)政治信仰出现危机
政治信仰是指一个人对特定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对某种政治制度、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接受或同意的心理状态。政治信仰为统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心理上的支持,是体现一个民族和国家政治定提供意识上的支持。由此可见,政治信仰对于维持政治秩序和国家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毓蓝2004 年在坛丘村通过社会信仰价值取向的调查得知, 88. 3% 的村民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主流。但是调查数据也显示,随着村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反而出现部分人信仰危机的趋势,特别是富裕型村民信仰资本主义的比重较大,达6. 4%,大大高于平均值,加之持“什么制度都不信仰”的比例,竟达15. 4%[4]( P156) 。
造成信仰危机的原因我们必须从整个中国国情这一大背景考虑。首先,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当中利益分配多元化,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政治信仰的多元化。其次,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够深入和恰当,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再次,在改革当中出现的一些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政治体制的建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与人民利益相悖的情况也难免,还有就是个别干部攫取个人利益给人民造成损失,这些原因也会造成政治信仰缺失。最后,一部分人缺少明确的政治信仰或个人政治信仰不坚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在社会多元政治信仰体系面前缺少鉴别分析能力,从而使个人对社会发展的前途产生疑惑。
从信仰危机的程度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政治信仰危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信仰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仍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主流政治文化,并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们政治素养的不断提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将会更加深入人心,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会逐步得到巩固。
[参考文献]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金太军.走出村民自治的认识误区[J]. 探索与争鸣,1999 ,( 7) .
[3]邓小平文选: 第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4]于毓蓝.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邓小平文选: 第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6]贝贝,行健.民主使集乐村走上富裕路[J]. 中国改革,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标志,并且为政治秩序的稳20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