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基层的传统治理格局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有着超稳定的治理结构,但是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乡土社会的基本矛盾却无法在稳定的乡村治理体制之中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而农村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再加上传统农业经济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为治理转型提供资源的调控能力已经枯竭,使得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并未得到真正的实现。改革开放开创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快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国家整体性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发展的进程,由此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这是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社会转型背景[1]。随着农村市场化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加固,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激发了农民的发展热情,激活了农村的社会空间,农村社会自主性显著增强。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和发展,其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政治意识增强,农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悄然变化,在我国农村广泛建立起来的、由国家推动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模式能够满足农民对民主政治权利的需求。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与经济市场化发展密切相连,市场化发展是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关系密 切,市场经济也许不会特意为民主政治准备制度资源,但恰恰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好是民主政治形成的背景基础,当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选择民主政治制度,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都必然是与国家市场化发展相呼应的。”[2]“市场经济不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最具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也是推动和实现现代民主宪政政治体制的动力与源泉。”[3]“市场制度是在‘经济动物’——人类之间‘自然而然建立起来’以进行交换和相互调整的秩序,作为一种自发性的秩序不存在建构性秩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制性。市场制度不断产生着选择的余地,即选择的自由,市场所提供的是一种进行选择的结构。因此,个人在交换时行使所享有的任何‘自由权力’,市场系统都不会加以阻挠,而非市场系统则肯定去极力限制并压缩选择的自由。”[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激活和激发了人们的发展活力与发展激情,农村在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治理念在广大农村扩展开来,使得农民的民主政治意识、民主自治要求不断提高,村民普遍认同并亲身参与到基层治理的实践之中,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制度体制之中,随着民主程序和自治理念在较大程度上的贯彻与落实,基层治理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乡村村民自治广泛且实质性实施的大背景下开始发生变革。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农村民主政治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也为农村的治理变革创设了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基层治理变革在农村市场化发展和乡村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具有必然性,它体现着农村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
     

            一、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基层治理变革的时代语境
            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是一个整体,推进了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国农村在20世纪经历了政治大变革和经济大发展后,在农村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在21世纪初又开始面临着市场化带来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所引发的新压力、新问题、新局面。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转变的新力量。经济发展也给中国带来了新问题,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经济的结构与秩序、政治的体制与前途等课题重新要求我们给予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和基层治理体制变革更多的理性关怀与深刻思考。中华民族在市场化发展道路上实现了百年来追求的现代化进步,但也正是市场化让中国从此进入了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进入一个转型困惑期和变革徘徊期。
            经济社会转型是社会的观念更替、价值重构和文明再生的理念进化过程,也是一个制度转换、机制转轨和秩序转变的体制演进过程,是中国经济增长、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战略思维进行根本性转向而引发的国家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宏观变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开始发生较为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即“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转变,治国方略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社会环境由封闭型逐步向开放型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结构向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的过渡。”[5]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征。更有学者对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转型是指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是指中国正在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正是由于转型与发达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尤其错综复杂,这里既有转型中的问题,又有发展中的问题。……转型发展是指一个转型发展的国家,或称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国家面临双重任务:体制转换任务和经济发展任务。”[6]伴随着国家整体性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实行以及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步入了市场化的发展轨道,进入了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乡土文化、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济上农村正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文化上正面临着从传统的村民文化、宗法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
     

            人类社会的演进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规律表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制度是一个密切联系、互补互进的体制整体,政治的发展需要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清明,而经济的腾飞更需要政治的文明和社会的稳定。同样,经济社会的转型需要政治的适时扶住,而政治现代化的转变更需要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同步转轨。中国农村在20世纪70年代末揭开市场化大发展的序幕后,乡村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已成必然之势和发展之趋,农村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社会结构等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也由此带来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一个由市场化发展而产生的乡村经济社会整体的宏观变迁”[7],它既表现为乡村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变化、社会秩序的整合与规范,同时也给农村的基层治理模式与民主政治体制发展带来新挑战、提出新要求。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影响效应最终都会体现和汇聚到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面临新情势,适应新变化,乡村经济社会转型要求我们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应当给予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以更多的理性关怀与深刻思考。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既是一种村民对乡土社会事务进行自主管理的乡村自治治理体制,又是一种在国家主导规范下村民民主权利实现的农村民主政治体制。它的产生和发展构筑在乡土社会深厚的公共资源基础之上,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还有思想基础。市场化过程中农村社会转型释放了农村发展的潜力,也带来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引发了农村社会矛盾的急剧出现,传统的农村社会观念和体制被突破,农村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经济与文化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转型和治理变革。农村市场化发展在带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公共资源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动,带来乡村治理的体制结构及农民思想观念的显著改变,推动着农村基层治理的体制结构发生变革。中国乡村市场化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历史必然和逻辑结构,从经济社会转型的视角审视和观察基层治理制度的变革,它的时间座标、动力机制和基本特征,可以管窥出基层治理变革深刻的时代背景、社会基因和现实基础,揭示出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必然性。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在市场化运行体制和发展环境下,乡村经济社会转型与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不仅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也将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
     

            农村基层治理与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一直是农村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心,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当今中国,农村治理的变革与乡村政治的发展将会更加引发学术界的关注与思考,更加激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在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8]而如今,8亿中国农民站在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入口处,这是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带给中国农民的新希望和新挑战。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和政治现代化发展不仅是乡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经济社会顺利转型的根本基础;不仅是农民平等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增强的现实需要,也是农民真正参与乡村事务管理、实现政治权利的客观要求;不仅是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应当关注和重视的新趋势,也是中华民族向当今世界以及社会科学提出的重要课题。
     

            二、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经济动因
            农村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经济市场化,就没有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9]完整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框架需要健全和完善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完全的农村市场化体制,才能让传统的经济计划保护不会再对农业生产起到任何约束的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已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时至今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巨大活力已经成为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农业发展蓬勃向上,农村景貌欣欣向荣,农民生活整体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发展,市场化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题,“农业市场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具体的说,农业市场化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10]有学者认为,乡村原有的分散的个体化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的整体性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和谐性,农村市场化发展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也最终导致农村传统小农经济的崩溃。[11]有学者认为,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传统家庭组织在市场交易不断扩大的情境下,开始不断的适应市场而进行自我调整,最终由封闭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开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社会中存在的单元结构发生变化,由传统以家庭为纽带组成的单元结构转变为以社区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这些市场变革深深刺激了现代社会的转型。[12]中国农村市场化的改革,从最开始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到后来市场化农村价格体制的形成,以及市场化效率和激励机制的产生,这一系列市场化的运行模式深深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基本结构,农村经济走上了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发展道路。“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带来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促进农业经营朝着专业化、组织化、一体化方向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农村的经济结构。”[13]农业投入市场化、农业产出市场化、农户收益市场化、土地市场化、资金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技术市场化等农村市场化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标志性变化,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有学者认为:“民主体制要真正构建起来的话,必须注重两方面,一是对国家权力的重塑,一是对市民社会的建设,只有加强这双重民主进程,自治才能建立起来。”[14]现代政治文化、民主体系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基础和实践情感都是建立在市民社会成长的基础之上的,而市场经济又是推动市民社会快速成长和政治文明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15]基层治理的发展与农村的市场化进程紧密相连,始终与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历程相伴随,基层治理制度每一次进步都有其深厚的农村市场化根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传统农业走上市场化道路。市场化农业的全新实践,又必然突破传统的理论范式,提出许多农业发展中需要重新认识和解决的新课题,从而要求相应的理论创新”。[16]经济体制上的每一次变革,都带来了基层治理发展的新变化;经济观念上的每一次革新,都带来了基层治理飞跃的新方向。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滋生了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土壤,才激发了农民村民自治的激情。正是由于农村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他们的权利、民主观念也逐步树立起来。同时,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和不断完善,也推动了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基层群众性自治与农村市场化共同构筑了乡村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和组织结构。
     

            农村市场化发展成为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经济动因。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是建构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为农村治理结构的优化与提升提供丰富的经济资源,能够为乡村社会的转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村市场化改革开始了乡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探索之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和经济增长体制刺激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的自主空间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传统农业经济形态在向现代农业发展跨越的同时,使乡村社会的治理资源和社会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乡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备相应的农村经济的发展基础。市场不仅影响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也改变着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社会资源和物质基础。基层治理变革成为了转型期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进步的必然趋势。
     

            三、农村政治文明进步: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基础  
            “传统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农村政治结构强调的是政府行政命令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全面管控,政府行政权力成为基层治理的惟一基础。”[17]改革开放后农村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逐步改变农村传统的政治结构,农村社会事务管理的自主空间逐步增大。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基础是国家全面控制农村的政治生活和社区公共生活,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治理结构则强调农村民主政治生活和社区公共生活的形成,注重构造自主自治的农村治理模式。这与农村市场化改革中国家和乡村政治关系的根本转换有关,市场化发展主导了国家权力在乡村治理中的“退出”,给农村的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同的经济体制构筑了不同的乡村政治体制结构,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一个政治系统的建立不可能是在文化空白中建立起来,而是在建立过程中必须面对某种政治文化,也许这时的政治文化处于急剧的变化状态之中,但系统仍然有一个对文化的适应问题。”[18]市场化的农村改革,党和政府大力推行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这种自治的政治权威资源来自于基层社区内部,这种主要依赖乡村基层社区内部的权威资源形成的治理模式看到了单纯政府管理的不足,突出保障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利益冲动是支配村民积极参与选举的原始动力。就这一点看,中国农民是理性的行动者,而非蒙昧无知的草民。”[19]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带来了农村基层公共生活逐渐繁荣,农民主体意识增强,农民自主力量增强,正在重新形塑着国家和乡村的政治关系,改变着乡村治理结构,促进着乡村治理向现代转型。   
     

            在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且市民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与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紧密,则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民众中生根、生长的可能性就越大。”[20]现代农村的基层治理模式与乡村政治结构“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长期积淀的承接,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化发展推动下的文明进步”[21],既是对历史和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又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借鉴与吸纳;既体现了中国农村传统政治变革创新的发展状态,又体现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文明的进步趋势。农村市场化改革对农村的乡土社会生活、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政治结构产生着深刻影响,带来乡村政治结构的改变。一方面,乡土社会原有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在市场化发展中逐渐消解,与市场化发展相匹配的利益、竞争、平等、自由、效率、法治等现代政治观念逐渐形成,深刻影响着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市场化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问题和困境,给乡村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农村治理体制和政治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市场化给农村政治结构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给基层政府带来挑战,更对以建立在传统价值体系之上的农村原有的社群观念和基层政权权威带来冲击。美国著名学者科恩认为:“经济上的贫困和发展上的落后,是人们无法获知参与政治事务信息的根本原因,也使得人们对政治事务不能独立的发表意见,自己的观点也得不到他们的代表的足够理解和重视,甚至无法有效的和他们的代表进行接触。”[22]从一定程度上说,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同时,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也带来农村基层政治结构和治理模式的悄然变化,成为基层治理变革的基础性原因和本原型动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加快以基层治理变革为核心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就是在不断探索与寻求和农村市场化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基层民主政治体系与治理结构。
     

            四、农村社会结构转变:基层治理变革的社会根基  
            在美国学者费正清看来,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人口众多的农民、生产落后的农业和封闭保守的农村社会,土地成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根基;二是优势明显、资源集中的城市和具有城市背景的市民,这里居住着有资产、有权势的贵族人士。城市和乡村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本单元和重要区域,它们之间的差距明显、地位不一、发展有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依靠土地、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远离土地、占总人口少数的市民之间的分化和对立,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仍要面对城市和乡村分化的现实[23]。城市与农村二元体制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格局,这一传统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得到强化,乡土中国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农村社会的典型描述。在传统农村社会和小农经济体制下,农民和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动,长期固定在一起,彼此之间生产和生活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农民生活区域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具有健全体系的家族组织,农民的生活行为、社会关系都受到了家族组织的严格规制,再加上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农民的封闭思想和保守意识愈加坚固,这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农村市场化改革开始了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农村社会逐步开放、农村人口开始流动,封闭保守的乡村社会开始转型”[24],体现在:第一,市场化运行机制使得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乡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土地不再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惟一资源,农村经济在市场化机制调整下不断开放,乡村经济开始通过市场走向外部,构建起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同时,外部经济通过市场走入了农村,改变了农村经济的传统生产方式。第二,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中国农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农村社会开始急剧分化和多向重组,促使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由简单向复杂转变。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既是农村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结果,又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使乡土社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社会空间”[25]。第三,农村市场化改革在农村社会中传播了科学观念和发展思想,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了农村,提升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科学水平与技术含量,科学技术的广泛引入改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也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密切了农民之间的社群联系,加快了农村的社区建设。黄光国先生是台湾大学的教授,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他曾经以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农村社会中社群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科学技术在农村的不断引入和广泛使用推动了各国农村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进程的社会现象,他认为,科学技术在农村的应用,带来了农业发展的机械化和信息化,人们之间的联系形式上较少了,但本质上提高了人们之间联系的内涵和层次[26]。孟德拉斯在对法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研究中发现:“通讯和交通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社会规模:中等规模的标准从方圆1—3平方公里过渡到10—30平方公里。与此相随的还有结构的变化:构造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生活的不再是地界和辖区,而是通讯和影响网络,作为这些网络中心的城镇和小都市被并入乡村系统。”[27]中国农村社会同样如此,市场化变革带来的科学文化在农村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运用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培养了农民的开放意识,提高了农民的知识技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呈现出经济飞速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勃勃生机,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应用于社会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特别是交通、通信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于农村社会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拓宽了乡土社会的社群空间,传统封闭、保守、落后的农村社群发生变革,原有的农村村庄共同体开始瓦解。传统农村的风俗习惯随着乡村社会信息化建设加快而逐渐发生变化。农村人口流动开始加快,村民联系日益频繁,社会空间逐渐扩大,村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范围和内容不断增加。
     

            有学者认为,农村的现代交通和信息化建设不仅已经逐步改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也已经在改变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的环境中已经对农村展示了其强大的辐射力,以城市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中心”模式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不断的被赋予新的涵义和内容[28]。尽管,哈贝马斯所论述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发展状态在当前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没有出现,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已经提高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开放与流动程度,带来了农村治理空间的拓展和农民政治需求的提升。农民社会生活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基层治理变革的社会根基。
     

            五、农民主体结构变化:基层治理变革的力量源泉
            社会结构的静态稳定、社会空间的保守封闭和社会文化的迟滞落后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农民被严格限制在土地上,土地成为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惟一资源,也是农民生活的惟一来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由于种地的产出极为有限,小农无法进行必要的积累,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弱。加之乡土社会中对发财致富者总是怀着极端的敌视和嫉恨,以及乡民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这种种因素都使得乡民们悲观保守,凡事只会按老样子做、跟着大家干,不敢冒尖。”[29]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走向了城市,他们成为连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在不断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把在城市获取的经济资源、开放观念、进步思想带回了农村,给农村社会注入了新生活力,农民主体意识逐步增强。农村市场化发展造就了一代新式的现代农民,农民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心理结构逐步改变,知识、权力和财富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民主体的现代化象征。市场化环境下,“人们已不再考虑家庭、家族、整个村子的利益,而只考虑本人的经济利益。”[30]由于利益的要求和内容不同,使得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乡村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而他们恰是推动基层治理变革的中坚力量。“村民在社区公共参与中的角色及相应的公共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村民因在村庄治理中所饰演的不同角色,其政治人特征从总体上呈现出阶层分化的趋势。”[31]转型期新的农村社会阶层有:(1)农村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是乡村市场化改革的先驱和市场发展的主体,是农村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对于政治地位上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成为变革乡村传统治理结构的新型力量。(2)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他们要求经济上的更大自由,寻求经济上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对于乡镇政府过多的干预表示出不满,希望乡村自治治理的程度越来越高,要求自治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而为自身经济上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自治空间和政治环境,他们的出现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提出了挑战,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变革的影响较大。(3)农村精英阶层。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批“率先致富”的创业能人、在乡土社会较有威望的权威人士、回乡务农的知识分子以及扎根基层的大学生“村官”,他们在乡村内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农村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和村内事务的管理者,他们从事乡村治理工作,是农村治理结构的强力纽带和乡村治理事务的干将砥柱,他们对于村民自治的政治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有能力实现自主治理。(4)外出务工农民。他们在城市体制内无法得到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满足,催生了他们在农村体制内得到满足的要求和欲望。他们是农民身份,却又具有“非农性”,成为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发展进程的推导力量;他们具有传统农村深厚的家族或家庭观念,但又具备城市市民社会的自主治理思维和权利意识,因而在传统行政体制无法结构性变革的条件下,他们在农村体制内实行民主治理和自主管理的利益要求越来越强,成为农村社会新的乡村社会自主组织群体,成为推动乡村治理结构变革发展的新生力量。
     

            市场化变革后农村社会出现的社会分层有别于传统经济时代的农村分层,新的乡村社会阶层是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繁荣之后兴起的社会阶层,他们已经成为市场主体,他们经过市场经济和民主精神的洗礼,初步具备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治观念,而且伴随着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农村社会分层的加快促进了乡村现代社会的形成,他们也不再像传统农民那样一团散沙,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不同的阶层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新的农村社会阶层由于产生的特殊背景和自身所处的特殊位置,率先进入市场,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深深植根于农村社会,又肩负着引导农村社会进入现代市民社会的重任,正在引领着大批农民不断进入市场惊涛骇浪的搏击之中,成为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市场经济社会演进的中介,成为基层治理中重要的结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国家的重要作用就是对民众的合法性认可,它是通过构建制度的渠道对已经高度抽象化的以社会主体形式出现的民众进行保障和维护,集中体现在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对公民资格和地位的确认,以及对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保障,这是一种存在于公民身上的国家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是以群体内血缘和族缘为基础,而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建立起了对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尊重,这种对公民的尊重就是国家对民众的认可,就是民众的国家归属感的体现[32]。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市场化条件下制度结构的变迁成为农民各新兴阶层的强烈需求,使平等、民主、自治等政治要素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农民各新兴阶层的必然要求,而当这些要素却能带来一种制度环境的深层次变化和制度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不断激励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效率递进,成为农村治理结构现代化变革的创新导引。农村市场化改革促使农民主体资格的回归,也扫清了农民政治形象再塑的制度障碍。农村市场化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缩小了城乡差距,农村经济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农村社会成员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农村市场化的发展,推动了农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农村政治空间的活跃,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取得了一种抽象平等的资格和权利,农村社会由传统的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同质性农业生产的单一社会结构转向复杂的多元社会结构。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和壮大了乡村的社会阶层。农民在乡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享有了经济收益的合法保障权利。农村在市场化发展中不断探索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农民要求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并且要求享有管理村内事务的民主自治权,要求国家建立和完善农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和形式。农村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农民已经实现了社会生活的独立自主,农民通过各种形式在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力量源泉。
     

            六、结  语
            和农村市场化改革之初村民对经济权利的实现一样,基层政治权利的实现同样需要民众的争取。现在看来,无论是农村政策的转变,还是新型民主形式的出现,或者是治理结构的创新,都是市场化初期村民自发参与的结果使然。正如有学者所说:“民主选举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环境下自然而然的管理选择;……民主选举并不总是带来预期的结果,作为权力资源重新分布的大众参与过程,民主选举受制于现存的利益框架与传统的权力结构。”[33]正因为如此,与农村市场化自发的经济变革相比,基层自发的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更多的“人为设计”和国家权力因素,因而,市场化改革后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建立和自治秩序的形成来得相对较为漫长,尽管村委会的出现具有自发性,但其后的命运及发展则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推动[34]。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农村的基层治理发生着悄然变化,它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在不断的变革,这些构成了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乡土文化、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济上农村正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文化上正面临着从传统的村民文化、宗法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市场化过程中农村社会转型释放了农村发展的潜力,也带来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引发了农村社会矛盾的急剧出现,传统的农村社会观念和体制被突破,农村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经济与文化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转型和治理转型。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既为农村政治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为农村的治理变革创设了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基层治理变革是农村市场化发展进程中势在必行的,它包含着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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