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发展的新视野——读李昌平先生新作《再向总理说实话》
田孟[*]
(湖北.武汉,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4)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始,我国“三农”问题逐步凸现出来,引起政界、学界及社会各界共同且广泛的关注。按照李德瑞在《学术与时势: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再研究”》一书的说法,当时以温铁军[1]、李昌平[2]、曹锦清[3]和陈桂棣、春桃夫妇[4]等人的著述、言论与事迹,对三农问题进入公共视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最终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国家对农政策的重大调整[5]。十年后,李昌平先生再次“发声”,《再向总理说实话》[6],总结二十年来国家三农政策之得与失,分析三农问题之来龙去脉,及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动态演变之逻辑,探索未来三十年中国三农发展之路,建言国家未来三农政策之根本方向。伏案读之,若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共分为四部分,第四部分结束后,作者还附录了十八篇重要的文章,共一百三十多页,占了全书一半多的篇幅,作为前述四个部分阐述的有力补充。以下详细梳理这四个部分的基本观点和思路。
一、反思1993年—2002年的三农政策
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对从1993年到2002年以来的国家三农政策的反思。作者认为,从1993年到2002年期间,由于坚持了农业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了我国基本的粮食供应和粮食安全,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为中国的稳定和世界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这阶段三农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绩。然而,这阶段的问题也很多,而且很严峻:
①在农业政策方面,国家没有注意到后发现代化国家农业发展所客观具有的三阶段特点,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与客观发展阶段不相对接,政策严重滞后于现实,制约了我国的农业发展,农业政策没有能够做到与时俱进;
②在农民政策方面,国家在科、教、文、卫、体及养老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并没有把农民群体真正纳入到国家现代制度体系之内,反而以一系列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变相地剥夺了农民的利益,压缩了农民的生存空间,减少了农民的发展机会,降低了农民的政治地位,造成农民与基层政权双双处于“非法生存”状态(灰色化[7])——总体上看,1993年到2000年,国家的农民政策是严重倒退的;
③在农村政策方面,由于国家着重于开展激进地城市化,将大量的国家公共资源和行政资源有偏向地投入城市建设,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并通过各种法律制度设置,剥夺农村经济发展机会(最关键地,是土地的非农收益分配),制度性地导致农村的边缘化和凋敝,与此同时,也使得农村基层组织涣散,能力弱化,进一步造成了农村一盘散沙的局面,农村的发展迷失了方向。
作者认为,1993年到2002年三农问题的乱象和仅有成果,教给我们的最核心的经验就是: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农村土地的村民集体所有制,要坚持耕者有其田的农地制度,要坚持农业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二、2003年以来的三农政策
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2003年以来的三农政策回顾”,作者对这十年来的三农政策做出了相应地评议,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2003年以来的三农政策,在继承和坚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基本积极制度的基础上,由于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耕地资源的开发和改良,以及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使得我国自2003年以来,实现8年粮食增产,保证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安全。但与此同时,这个阶段的三农政策也存在巨大的问题和失误:
①就农业政策方面来说,作者认为,国家在制定新时期的农业政策时依然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农业政策的出台依然落后于农业发展阶段的现实,农业政策依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新时期农业所具有的农产品武器化特点,农业政策与农业发展阶段的不匹配,极有可能造成——甚至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同时,国家在取消农业税后,没有注意到村庄共同体建设对农业发展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没有意识到农民问题对于农业问题的核心作用[8],从而造成税费改革之后乡村基层政权弱化,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解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村庄原有的“结平衡账”机制瓦解,农民分化加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事业倒退,农业发展难以实现突破,制造业所需劳动力的提前短缺,新农村建设变异,甚至导致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和主权完整。另外,农村金融改革也是步履艰难,出现了方向性的失误,造成国家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外来资本下乡与民争利的景象,进一步瓦解了村庄共同体,使得农业发展第二次飞跃的希望更加渺茫。与此同时,国家在对农产品产、供、销、购等阶段的政策安排也有极大地问题,企业资本试图变成农业的主体,垄断了农业产销过程中的高利润阶段,严重挤压了农民的获利空间,也客观上造成了投机资本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官商勾结垄断农产品定价权,造成农产品暴涨暴跌,引发社会不稳定,消耗国家大量的行政资源。最后,由于综上种种判断上的和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难以瞄准真正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小农农业,从而要么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反而减收,损害了农民利益,要么导致国家的对农口资源被投机资本和官僚资本截取,进一步瓦解了农民共同体,使得村庄更加凋敝、更加边缘化、更加成为资本和权力的跑马圈地的乐园,农民却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使得国家基础政权在农民中的合法性被蚕食;
②在农村政策方面,作者认为,自2003年以来,国家对农村政策总体上是没有抓住重点的,政策制定者对农村的把握缺乏宏观视野,从而在制定农村政策时难以统筹全局,各个政策制定主体及其出台的政策相互打架得多,协同一致、有的放矢的少。作者认为,国家农村政策舍本逐末,缺乏战略思维和统筹全局的能力,没有意识到农民村社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性意义,反而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实践破坏农民村社共同体,使得村社共同体产权、财权、事权和治权难以统一,造成村社共同体发展经济、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三大职能难以有机结合,并引发一系列危机,不利于国家新时期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顺利开展和正确实现。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弱化,基层政权建设难以进行甚至变味,国家与农民难以达成较为顺畅的对接和互动,国家政策在农村处于一种耳聋目盲的尴尬境地,农村难以表达出真正的需求,难以得到国家的农村政策扶持,甚至形成了国家对农村越重视,国家资源投入越多,农村反而越凋敝的怪圈,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进一步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三农危机:
③就农民政策上来说,作者认为,自2003年以来的国家农民政策,在对农优惠的程度与对农剥夺的程度不成比例,大量的社会资源被资本和权力分割,农民难以享受到公共资源和基本的公共服务,各项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各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和权利限制,使得农民变成了国家里的二等公民,甚至还出现侵犯农民的权益,剥夺农民的资源和发展机会的情况,使得农民艰难地进行着日常生活的维持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三、中国三农发展的特殊性及几个基本共识
第三部分主要是审视当前我国三农的基本处境,作者着力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李昌平先生认为,当前我国的三农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国家接下来在三农政策的方向性何在,中国的三农将何去何从,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国际、国内双重环境(外部特殊性和内部特殊性)的完整而深刻的把握上进行考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美苏二元格局变成美国一元独大、农业发展进入生物能源产业化和农产品武器化阶段、全球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现象、现代化发展开掘出新的思路、国内国际人地关系同时高度紧张、增加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的制约因素越来越突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双向并存、国家处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阶段实现三农现代化、老龄化社会条件下的三农现代化等等,都构成了我国三农现代化的特殊性因素。另外,如何定位中国的农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怎么选择?怎么对待小农经济和小农共同体?城市化采取什么模式?农村公共服务通过什么方式供给?城市化采取什么策略?怎么看待农业比较效益?怎么看待二元体制在当前阶段的优劣性?农村城市化是否可行?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讨论形成新的共识才行。可以看出,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都必然是曲折而又艰难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此外,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要重新清理农民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的先后关系,形成对当前宏观经济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得以真正解决的战略思路。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转变既有的通过发展外来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相结合的“出口依附型”经济发展思路。作者认为,现今中国的经济危机之根本解决,只有通过恢复农民的自主性和自主权,进而创造增量和有效的内需,从而逐渐恢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了国家的根本问题[9]。
四、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农道路
在第四部分里,作者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三农问题未来30年的发展思路,为新时期国家三农政策的制定和制度设置展开了从指导思想、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到策略重点和配套政策体系及需要注意的地区差异性等全方位的献言献策。其心可鉴。作者认为,我国新时期的三农道路,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具体而言,比如,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农道路,就是在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必须要坚持“培养社会主义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目的就是在于实现小农的共同富裕,一定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坚持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原则,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农村村社共同体的基本组织制度,坚持村民民主自治的基本治理制度,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应对社会转型。否则,一旦离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农”道路,分散小农就很会容易地变成“市场贱民,社会流民和政治贫民”[10]。
五、三农发展的新视野
通观李昌平先生新作《再向总理说实话》,思路清晰,事理勾连紧密得当,观点明确且独到,问题意识突出,对问题的分析深刻,概括到位,感情十分真挚,页页读之,既是智识上的启迪和开阔,引发思考,又时时有情感上的触动和共鸣。
当前,三农问题纷繁复杂,相互勾连,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组织问题。那就是,在我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前提下,在采取赶超型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失的背景下,也即是农村内生秩序能力不断衰落的客观情形下,农村如何还能具有基础秩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根本,通过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主要地为村庄提供基础秩序,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便利,使得农民可以较为体面地在村庄生活,过一种低消费、高福利、有文化、有品位、有人生意义的再生产机制的熟人社会式的村庄生活,在此基础之上,有能力有机会的农民实现非农化,并给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城市化失败可以回来的空间。通过基层组织,重新发现村庄内在价值,大力支持并积极开展村庄文化建设[11]。在国家大规模地输入外来资源进入村庄的背景下,基层组织通过有效地表达自下而上的农村具体需求偏好,使之与自上而下的国家下乡资源相对接,搭建国家资源与村庄需求相契合的平台,并借此巩固基层民主建设,增强村民的参与度,使得基层组织建设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不断完善,更加有利于三农发展,也使得村民自治在实践中不断地走向成熟。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农村是大国农村,中国的农民是大国农民,中国的农业是大国农业(小农经济)。我们必须(也不得不)独立自主地探索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就此而言,值此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李昌平先生此一新作,申明了政策制定的基本立场和方向,探讨了诸多的三农议题,理清了一些基本思路,提出了诸多亟需达成的基本共识,为我们三农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1] 温铁军:《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一个农村调查员的手记》,发表于《经济日报》,1993年;温铁军:《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发表于《社会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5年第4期;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前提》,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5期;温铁军:《第二步农村改革面临的两个基本矛盾》,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发表于《读书》1999年第12期;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发表于《读书》2001年第10期。
[2] 李昌平:《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公开载于《农民日报》2000年5月9日,并被多家期刊、杂志和媒体转载。最终结成著作,李昌平 著:《我向总理说实话》,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由杜润生作序:《我们欠农民太多》。
[3] 曹锦清 著:《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 陈桂棣 春桃 著:《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李德瑞 著:《学术与时势: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P235~245
[6] 李昌平 著:《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8
[7] 进一步研究请参考陈柏峰 著:《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8
[8] 针对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可能造成的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资源困境及其适应,参见李昌平、毛刚强:《作为乡村治理途径的农业税转地租》,载于李昌平:《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8 P156~165;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贺雪峰、罗兴佐:《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经济学家》,2006年第1期;罗兴佐、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水利供给的制度设计及其困境》,《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8 年第4 期
[9] 李昌平 著:《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8 P81
[10] 李昌平 著:《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8 P86
[11] 参见贺雪峰 著:《乡村的前途:一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