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乡村资本的贫瘠制约了农民利益表达的空间。 先天资本存量不足和后天资本增长乏力的现实让广大农民在利益表达中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迫。摆脱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需要扩大乡村经济资本投入、增强乡村人力资本投入和培育乡村社会资本。
关键词: 乡村资本; 农民利益表达; 出路与选择
一、资本的类型及我国乡村资本的现状
资本的概念演变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机器厂房等能给所有者带来市场回报的物质资本,到存在于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 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资本的含义不断扩展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产生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社会学家林南则将资本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投资[1]布迪厄将资本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其中经济资本是以金钱为符号的,以产权作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 而文化资本则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态。[2]本文中所指的乡村资本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乡村经济资本乡村人力资本和乡村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我们通常可以借助货币来衡量 众所周知,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选择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偏狭的工业化战略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工业化严重牺牲了农民阶级的利益,工业增长是以农民阶级的日益赤贫化为代价的。[3]乡村大量的经济资本在国家工业化的战略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乡村呈现出一副凋敝的图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这种凋敝的真实写照。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城乡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大量的资金流向城市,而政府在农村的财政投入却一直增长缓慢,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数额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8%左右。到了90年代后,虽然支农的绝对数值在不断增加,但从相对量来看,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0年,中国的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298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致维持在8%左右,比1990 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4]近几年来,我们国家不断地实行各种惠农政策,从以前的以农补工转为以工哺农,尤其是农业税的废除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标记的一件大事。但即便如此,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呈扩大之势。从总体上看,乡村的经济资本呈现出先天存量不足后天增长乏力之态。
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括国民教育 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企业的职业培训,这些投资最终会形成人力资本,它与其他的资本一样能给所有者带来相应的收益,但特点在于它不能与所有者相分离。“农业劳动力的收益主要取决于农民能否进入经济的其余部门和他们对人力资本的投入”[5]。当前,乡村的人力资本投入的滞后直接影响到乡村经济社会资本的增长。以人力资本中的教育为例,与城镇相比,我国农村教育比较落后,基础薄弱,城乡间差距较大,一些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致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缺乏有效的竞争力。此外,国家在乡村投入的公共卫生方面也远远不够。据卫生部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司的有关资料,城乡居民在保健服务利用和健康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完全靠自费医疗[4]。可喜的是,国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加大对农村卫生医疗方面的投入力度,从2003年起,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该制度基本覆盖了全国农村,近几年参合率也一直稳定在95%以上,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农民“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也有助于增强乡村的人力资本。
关于社会资本,有“关系网络”之说,有“信任或互惠规范”之说,也有“公民精神或道德美德”之说,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一般而言,社会资本包括人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合作网络以及一些共享的文化价值规范等内容一些亲属关系、邻里互助、宗族家族关系、信任、参与网络等是农村比较典型的社会资本表现形式。
1980年代后,在农业生产方式市场化转变农村人口经济性外流农村政治文化转型及新农村社会网络形成等农村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6]乡村失去了可控制的秩序资源,传统的人际关系伦理观念等对人们的行为控制作用在逐渐减弱 建立在互惠合作基础之上的各种业缘关系也逐渐突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桎梏。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变,乡村的职业呈现出空前的分化,职业的分化又带来农民阶层的分化,不同的农民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取代了过去一元化的利益格局。在诸多的利益问题上,他们很难达成共识,加上乡村组织结构的涣散使得这些农民呈现出一种离散的状态,村民日趋个体化或“原子化”。基于传统伦理道德之上的互惠合作关系也逐渐解体,变成以利益金钱等工具性理性为基础的特殊性社会关系。原子化的状态使得广大村民在关乎集体利益的事务上缺乏共识,村庄公共活动的参与率极其低下。同时,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给建立在血缘地缘之上的传统乡村人际关系造成了极大冲击。人情面子在世俗的金钱面前不堪一击,杀熟现象在乡村社会也屡屡出现,造成了乡村一些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的更加贫瘠,以至于在利益受损时由于力量的单薄而无奈选择一些非常手段去维护权益,所有这些都给现代的乡村治理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二、乡村资本与农民利益表达的内在逻辑
利益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利益的自我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确立、利益满足各个环节,在诸环节中,利益表达是首要环节。[7]农民利益表达是广大农民在乡村社会分化的过程中,为实现既定的利益目标,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执行等权威性价值分配过程的行为。利益和资本之间总是夹杂着一种暧昧的关系,资本是利益表达和利益满足的前提和保障,同时也是利益的核心指向,利益的实现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获取资本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考察农民利益表达困境时就不能忽视“资本”的维度。“现在假设一个人对现行政策结果不满,或许他在社会化中形成的期望,再也不能从政府的政策中得到满足。对此他所能做的取决于他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拥有的资源,也取决于其他人的倾向性和拥有的资源。”[8]对广大农民而言,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有效地影响政府的决策执行等权威性价值分配过程,离开资本无异于水中捞月。
农民的利益诉求要想畅通无阻地进入到中央决策系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农民的行动逻辑更多的是基于“ 生存伦理”,追求安全和避免风险是他们行动最主要的原则。众所周知,进行利益表达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农民张其均十年“告状”的历程,让人不能不心酸。一件明白的医疗事故,先是去卫生局要求公道,后来到人大告状,再后来到检察院申诉,耽搁了两年多也没什么结果;再后来到公安局,又耽误了三年多。最后还是因为碰到一位政法委副书记,副书记亲自过问此案,在两个月时间里就使冤案得申,让医院赔偿了7万元。但时间已过去 10年,张其均借高利贷整整花去了 7万元。[9]正因为如此,以“生存伦理”为主的农民在利益受损和高昂的维权成本面前不得不权衡利弊,在他们看来,忍气吞声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最理性的无奈之举。
此外,利益表达对参与主体也是有一定技能上的要求,它要求参与主体应该具备一定的参与技能和文化素质,完成从守旧依附型的传统政治人格结构向民主参与型的现代政治人格结构的转变,而这些需要借助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方能见效。同时,为避免出现利益表达中的集体沉默和搭便车现象,以农民之间的信任纽带、组织资源网络以及各种乡村传统伦理规范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培育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乡村资本的贫瘠制约了农民利益表达的空间,先天资本存量不足和后天资本增长乏力的现实让广大农民在利益表达中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迫。在高昂的维权成本及官僚体制的运行架构下,一些农民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面前选择了犹豫;非制度抗争结成的短暂联盟在时间的内耗中又是那么地不堪一击,部分农民由于承受不起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而选择中途退出。利益表达的受挫反过来又增强了农民的一种低效能感。学习理论告诉我们:人类行为是在与他人与环境互动中习得的,形成和调整人类行为的基本因素之一就是认知活动。农民如果根据一次抗争失败得出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结论,一旦形成这种认知,再组织农民起来集体表达利益诉求就遥不可及了。我们知道,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对于农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者是农民作为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而后者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对于农民群体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目标能力的评价。只有高自我效能认知和高集体效能认知的农民才可能组织起来去争取合法利益。而要改变他们的自我效能认知和集体效能认知就需要改变他们目前的资源拥有状况,通过改善他们的资源拥有现状来提高他们的认知效能,进而去指导他们的利益表达行为。否则,农民迫于自身资源的贫瘠,更倾向于选择用集体失语作为他们的武器来表达利益诉求。
因此,要解决农民利益表达的有序性问题,培育乡村的资本就迫在眉睫了,只有农民自身的资本充实了,那么,利益表达的成本对农民来讲就不再是一种负担,农民利益表达的意愿和效能感才会得到相应的增强。
三、农民利益表达困境的出路——培育乡村资本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广大农民逐渐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他们的民主意识开始萌生,利益主体意识得到激发。在急剧分化的社会潮流中,他们渴望将自身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其中不乏一些敢吃螃蟹的“刁民”,他们用各种草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在欣喜之余,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足,利益表达渠道的有名无实导致非法抗争的蔓延;利益表达的失真导致政府信任的流失等等现象仍然存在。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他们的利益表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陷入利益表达失真非理性的抗争多数的沉默和少数的抗争以及无力的抗争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10]为摆脱这种窘态,笔者认为培育乡村资本是其关键。
(一) 扩大乡村经济资本
“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11]经济地位的低下就加剧了农民政治上的弱势,他们缺乏有效的方式去影响政治决策。因此,要摆脱农民在利益受损时由于担心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表达的尴尬局面,就需要扩大乡村经济资本,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地发展乡村商品经济,在深化乡村市场经济中提升农民的主体意识,完成农民从传统依附型的政治人格向现代参与型的政治人格的角色转换。“频繁的商品交换的经济实践,一方面使农民懂得了其自身劳动的价值,以及实现其劳动价值的途径,促使他们把对传统社会的个人依附意识转变为对非个人的市场力量的服从自觉;另一方面,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新的经济关系也冲击着传统社会束缚农民的那种非自然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农民愈益成为参与市场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12]
针对当前乡村先天资本的不足,政府应该继续深化乡村改革,加大对乡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改变不合理的城乡二元财政投入政策,加大农村的资本倾斜,让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这是实现农民利益最根本的保障。同时,为适应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突破资金短缺的发展瓶颈,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乡村金融服务水平,逐步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为乡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致富提供动力支持。
(二) 增强乡村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们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人力资本的投入也有助于增强农民利益表达意识和效能感,因此增强乡村人力资本投入也是摆脱农民利益表达困境的有效之举。要增强乡村人力资本,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改革传统农村户籍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只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才能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创造利益的诱因。 二是加强乡村职业教育培训。在广大农村,人力资源虽然丰富,但是整体素质却不高,乡村的一些精英都纷纷流向城市,严重影响并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农技素质。因此,迫切需要增强对广大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稳步增加对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并建立起完善的保障和监督机制,以保证培训质量的提高和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积极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建立从小学、初中、高中到职业学校一整套的教育体系。通过扩大宣传,树立起广大农民的现代意识,在农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地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充分发挥电视广播及互联网等各种现代媒体的教育功能;通过广泛建设和应用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使广大农民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最新的知识技能及国内外的发展动态,激发农民自身潜能,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三是完善乡村医疗卫生制度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农民自费医疗比率高居不下而国家财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作为政府有责任加大农村卫生医疗的资金投入。为缩小城乡的公共卫生医疗水平,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以乡镇卫生院建设为重点,健全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从整体上为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提供保障条件,改善农村卫生服务条件。
(三)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资本的严重缺失使得群体性的利益表达无法实现,人们追逐利益的行动单元更多的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 。由于缺乏必要的奖惩机制,在关乎村民集体利益上无法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现象而最终让集体行动陷入“集体沉默”的怪圈。要扭转这一局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乡村精英有威信、有凝结能力,他们有良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对周围村民和仰慕者的影响非常直接和有效;他们有较好的动员能力,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保护其拥护者的利益;乡村精英有组织协调能力。他们经验丰富,思想先进,与外界联系多,视野开阔,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号召力,在村庄外拥有一定的资源,具备对村庄事务的组织协调能力。”[13]总之,我们要充分发挥现有的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资本构建中的积极作用,以之作为突破口来增加乡村社会资本总量 二是积极培育各种乡村民间组织。通常认为,社会组织,尤其是公民的自愿组织有利于社会信任的产生。在当代中国乡村,农民的专门组织较少,作为乡村自发形成后来被官方认可的村民自治组织,由于过度的行政化倾向而背离了组织的初衷,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由于缺乏相关的组织,农民在生产安排产品销售农资采购等各个环节都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不仅增加了交易的成本,也难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当前在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在体制的框架下成立各种社团,通过组织的构建来增进居民间的沟通和合作能力,壮大乡村的社会资本。三是扩大公民参与网络 。按照帕特南的说法,以合作和信任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起源于公民互动的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14]
因此,要培育乡村的社会资本,就必须扩大公民的参与网络,通过公民的参与来增进乡村居民间的互信和合作意识,拓展居民的网络资源,最终有助于乡村社会资本的培育。四是重建乡村共同体英语中的“community”翻译为汉语即 “共同体”或“社区”,原意是指亲密的伙伴关系,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逐渐瓦解,中国乡村也被迫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慢慢消退,随着农村流动的加剧,乡村呈现出离散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新型的乡村共同体就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按照学者林聚任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当前乡村关系研究》中的设想,在传统“道义共同体”和以人民公社化为核心的“行政共同体”瓦解后,现代乡村社会需构建一种“公民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借助传统的力量,用一些传统的习俗和仪式重拾村民的集体归属感,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的文化塑造现代的公民意识,培养公民平等合作和参与的意识。另一方面,发挥国家主导与集体推进相结合,注意政府自上而下力量和乡民自下而上力量的融合。在当前中国构建乡村共同体的过程中,笔者比较倾向于项继权教授提出的“走服务之路”,通过政府提供“服务”将分散的人们组合起来,在服务的基础上重建社区认同。[15]
总之,要改变乡村社会信任迷失、参与低下和集体意识缺失的现状,我们需要通过重建乡村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建设来增强乡村的凝聚力和村民的社区认同,从而达到扩大乡村社会资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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