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
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恩格斯
人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国,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
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
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
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
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
——中共八大《党章》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
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
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前 言
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发展着的大寨村、刘庄村、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华西村、兴十四村、滕头村、南岭村、杭民村、洪林村、韩村河村、北徐庄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等8 000多个始终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领导下实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劲的公有共富村、社。它们在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共产主义者为首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从各自的天时地利人和出发,都建成有自己优势的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数个到数十个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一二三产业,年产值分别达数亿到数十亿元(华西村则更多),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环境优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无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将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标准,已完善成为突出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的24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根据笔者亲临南街村、刘庄、小冀镇东待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村学习调研和大量资料,这些村、社的发展历程可庄严地向世界宣告: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梦,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永葆姓“公”不姓“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定能实现。
30多年来,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谬论指导下,否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经过28年浴血奋战夺取政权后,又经过30年建成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在违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搞“一刀切”的政策下,硬将其“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大卖国企,并通过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等各种所谓改革手段搞私有化,致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三大资产阶级)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亿万元以上的超级富豪高干子弟占91%;从1987年到2007年,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由7.3倍扩大到23倍,财富的集中度和两极分化已经超过美国;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改成了搁置争议,联合开发的藏南印占,海岛沦陷,仰人鼻息,美国当选(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十大名人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正如法国总统顾问雅克·阿塔利在其新书《国家的破产》中指出的:中国人省吃俭用却是供养美国人)。“维稳”开支超国防,让人听了心惊慌。无产阶级同三大资产阶级、社会主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即人民群众与三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到了《国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然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困苦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得出:“东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何况经过半个多世纪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中国人民,经过新旧社会、公有与私有两层天的对比,并坚决相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梦。以抗日英雄“老坚决”雷金河为代表捍卫的周家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为代表捍卫的刘庄、吃包产到户“后悔药”王宏斌为代表提出创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等8 000多个公有共富村、社,只信毛泽东思想而不信邪,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誓死不走私有化并与其对着干,经过30年河东、河西的对比,终于让公有共富的真善美使私有化的假丑恶在实践面前显了原形。这些村、社不仅让中国人民羡慕向往,而且让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称这些村是“第二代延安”,来这些村采访、参观学习、旅游是“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用“延安”、“共产主义”非常中肯而崇敬地将这些村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跟什么斗的问题讲清楚了。
只有坚持公有共富的改革才是社会主义
我们的领导经常说,改革是硬道理,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改革就是改掉旧的不合理的东西为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搞清社会主义公有共富与资本主义私有少数人富多数人被剥削受穷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其所以能共同富裕,就在于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公制是柱石。那社会主义的改革当然地无所非议地必须首先考虑巩固、发展壮大、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威力,也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事实正是这样。在灾难深重的中国,这些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过程中,基本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从建国后的互助组开始到农业社、人民公社一直坚持公有制不回头,即使取消人民公社叫乡、村,但其组织形式还是乡、村外衣下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如周家庄是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刘庄、华西、兴十四村、滕头村、杭民村等,就是原来的生产大队,京华村是原来的东街五队。笔者去刘庄、龙泉村等学习调研,当问道村委会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时,不少人包括青年人(本村或外地在这儿搞基建)的回答都是“大队办公室”。笔者感到很奇怪。经考查后得知,称大队说明这些村还是坚持的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以与“一刀切”学小岗包产到户搞私有化的村相区别。正如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不“农转非”去市委坐镇,而让自己上大学的儿子心甘情愿地“非转农”回村,干这只有露水和汗水而没有油水的村官史来贺说的:“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道路”;当了县委书记后又当村官的吴仁宝说的:“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才能成为“天下第一村”;不愿跟丈夫进京享清福的巾帼英雄刘志华,硬要在生产队“为农村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 、为妇女争口气”。
第二,在顶不住“一刀切”包产到户压力的南街村,搞了包产到户,使党的威信大降,粮食亩产由千斤以上而骤降到500来斤。这就是背离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致。在社员用革命武器大字报轰动下,南街村党支部立即开村上的“遵义会议”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立即吃“后悔药”——正本清源——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后,经济年年翻番,以食品加工为龙头的26个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国家大一企业,实行工资加供给制的分配制度,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震撼国内外。在南街村吃“后悔药”的带动下,紧接着北徐庄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人称第二个南街村;还有龙堂村、土古洞村等都学习南街村吃后悔药后,也都走上公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在“一刀切”搞包产到户时,为了应付上边,形式上将土地包产到户,而队办企业、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仍为集体所有。随着集体二三产业的发展,社员自动交回承包土地,村上统一由少数农业行家搞机械化、现代化、产业化经营,其它人都在村上的二、三产业上班。北京的韩村河、新乡的龙泉村等就是这样。
这些共富村人以主人的身份在自己村(公社)数个到数十个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集体农工商三大产业产平台上平等上班。因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就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分配差距不大,且人人都享受的住房、医疗、养老、孩子入托、上学、水、电、暖等十多种福利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增多,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环境优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几十年无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这就是坚持公有制的改革越深化,集体越壮大,差距越缩小,共同富裕了,幸福又祥和,安定团结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无刑事犯罪,国泰民安。
然而,“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的农村,两亿多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谋生的农民工与国企被卖后的4 000多万下岗失业工人抢饭碗,背负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同时,包身工再现。这就是化公为私的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工农越害怕——0.4%的人,掌握着70%的社会财富,20年最高与最低收入由7.3倍扩大 到 23倍的财富集中度和两极分化已经超过美国。私有化的改革开放,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尖锐,“维稳”开支超过国防。
前者是按照“一化三改”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牢记毛主席不搞包产到户;后者则与其相反。现在重温毛主席1956年重上井冈山时的警告,就一目了然了。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从坚持公有和搞私有两种改革的结果必然得出,要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就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不动摇;要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劲。因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了的、被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公认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从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利后上井冈山到现在,什么时候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就胜利,违背毛泽东思想就失败。特别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带色“奔小康”。这些共富村与包产到户、卖国企的工农“奔小康”比较的一幅对联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坚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国泰民安
化公为私奔小康,官商吃肉民喝汤;一触即发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政权后,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家(全民)所有;经过土改,消灭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如愿的耕者有其田;经过“一化三改”,基本上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走上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为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奠定了基础。但要最终实现,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核心是斗私批修。因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现在中国以腐败为核心的财富集中、两极分化等一切人民群众痛恨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私有制,即“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卖国企的改旗易道。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人侵略和国内外反动派勾结所颠覆。但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却灭亡于工人阶级执政党内的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是共产党内的叛徒,它躺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江山、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造福的功劳薄上,利用革命道路上一些错误,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否定老一代而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的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现在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都是如此。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放松对私有化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那不要说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就是实现了“一化三改”后的公有制很快就会私有,让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国家7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尽管消灭私有制不易,但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更难。否则,消灭了的私有制就可死灰复燃。这就是列宁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同志将其具体化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可见修正主义的确是共产党的主要危险。搞私有化、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背叛。
旗帜道路明确了,就敢想敢干,学有榜样,改有方向
大庆、大寨、“鞍钢宪法”是翻身做主的中国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延安精神创造的搞社会主义工业、农业两面光辉旗帜、办好公有制企业的法宝。华西、刘庄、滕头村、兴十四村等就是当年学大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在打好农业基础的前提下学大庆精神办企业;南街、龙泉村、小冀镇东街五队等学刘庄走有工共富之路;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等学南街村重新走集体化道路。在“五七”指示指导下,用“鞍钢宪法”创办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一二三产业的综合发展。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不仅中国人民,连世界人民都清楚的陈永贵领导大寨社员对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治理,成为全国农业战线学习的榜样。周总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大庆人也是在这样的精神下,完全自觉认真负责的主人翁精神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三老“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
1960年3月,毛主席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创造的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鞍钢宪法”,也是党的三大作风在办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这些农民领袖企业家创办的队办集体企业,就是按照鞍钢宪法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姓“社”而不姓“资”的公有制性质,整天和职工在一起群策群力,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有今天数个到数十个厂(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现代化集团公司。
大家都知道的陈永贵领导大寨社员战天斗地,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事迹在此就不赘述了。以当代愚公史来贺领导刘庄社员用20年、投工40万、挖土200万方,将黄河古道1.5平方公里上留下的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和河滩七八百个虾蟆窝、盐碱洼变成现代化农业园区,使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进入全国温饱线行列。龙泉村党支部学刘庄,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花八年时间用黄河水淤灌等大搞平整土地增加农田。江南大寨浙江绍兴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在党支部书记王金友的领导下,大打造田翻身仗,从1958年开始大战三年,在11座癞头山上开出了560亩新茶园的基础上,紧接着移坟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时还修建了4 座地下水库和11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出了150多亩“大寨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向国家上交3~5万斤,且每年还储存几万斤,到1980年,村里储存粮已达68万斤。当年的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陈慕华等领导人都曾到过上旺,86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曾踏进过上旺的土地。将近20年时间,每天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大洲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旺参观学习。然而这些从1982年包产到户、企业转制后已成为历史。上旺和华西,这一对当年江南农业学大寨的老典型,因为在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兴起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渐行渐远,最终拉开了无比巨大的差距。(《夕阳红》2008年第十二期,第16-17页)黑龙江兴十四村,1956年由山东移民到这儿,依靠集体的力量人拉犁开荒种地,在搞好农业的同时,林牧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2005年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浙江奉化滕头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现在搞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已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毛遂自荐当生产队长要“补天”的巾帼英雄刘志华上任后,从“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入手,先让地吃饱“肚子”多打粮,人就吃饱了。还有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南岭村等等,这些村原来都是“庄稼人吃粮,还要国家管”的穷乡僻壤之地,硬是依靠集体力量战天斗地改土造田把农业搞好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今天都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现在他们对土地仍然非常珍惜,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因为村上的企业要发展,后代也要发展,没有土地在哪儿发展。就以村上统一解决村民住宅、土地统一经营这两项,每家起码可节省庄基地三分以上和包产到户的小块地界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再加上机械化、无公害绿色种植、专业化、产业化经营,那土地的利用率、产出率、生产潜力比包产到户不知要高多少 ,投资不知要少多少 。在村办企业时,他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公有的社会主义原则,绝不把村上的地卖给私商和外商,让村民在“法律的保护”下,受他们的剥削当殖民地或新长工村。如果这样把地一卖,就给后世留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只能给人家当雇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人家剥削。即使引进外资和私企老板投资,但其比例、控股权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里。绝不让私企和“洋”老板牵着鼻子走,更没有用污辱国格、人格、伤风败俗之类的“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就像马克思说的同魔鬼结成同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这才是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民的骨气,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最下层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
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干部以身作则是党的成熟
政党是阶级的政党,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也没有赫鲁晓夫说的全民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其它任何阶级政党的区别在于立党为公。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人类,最后才能解放它自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消灭压迫与剥削,建立公有,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马列主义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夺取政权后建立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才能逐步实现。现在的社会主义有真假两种——坚持公有共富的是真社会主义,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让社会财富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手中,致两极分化越来越大是假社会主义——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复辟资本主义。八大《党章》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是不剥削他人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些共富村,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以陈永贵、雷金河、史来贺、吴仁宝、王宏斌、田雄、刘志华、傅华廷、徐德全等这些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首的农村党组织,其所以有那么大凝聚力,就在于他们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无私则无畏,威力大无比。陈永贵不但树起了农业战线一面红旗,而且还是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抗日英雄雷金河自办初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当领导,坚持干部的收入不能超过社员的平均数,体现了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对公社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熟练工人的工资的精神;史来贺有连任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地委副书记但却不去地委坐镇,也不农转非,当队办企业缺乏技术员时,让其上大学的儿子回家 “非转农”当农民;王宏斌自动抛弃城市职工的铁饭碗回家当生产队长,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只拿250元工资(比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好多),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而不公车私用;吴仁宝从县委书记岗位上下来创造了天下第一村;刘志华不但自己不农转非进京跟丈夫享清福,也让她丈夫辞去局长跟她一起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才有了今天的京华公司;梁修昌参加几期社教后,不愿提拔国家干部,将龙泉村建成以造纸为龙头的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这就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能像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为代表的老一代和这些农民领袖这样,那就不会出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致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掌握70%的社会财富,亿元以上的富豪高干子弟占91%的两极分化,“维稳”支出大于国防开支。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这些村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除前边讲到的外,在以农民领袖为代表的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的领导带头和实干精神相结合,信任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充分发动群众讨论。1981年由十多个人组成的包产到户的工作组进驻刘庄,大会、小会、广播都让史来贺包产到户。但史来贺根据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精神,让社员充分讨论并三次投票都不同意分(包产到户),报上已经点名刘庄是包产到户的“钉子户”;雷金河在这种一刀切包产到户风面前,在充分发动社员讨论的同时,三次进京找领导。因为这时候他们大队、公社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牧、工、商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走上有工共富之路。这样一旦包产到户,不仅企业就会垮台,大面积耕地机械化就成小块手工操作,农田水利设施就被小块分割所破坏,社员的医疗、孩子上学、住房、水电、养老等一系列问题、两极分化等就会出现,必然会让安定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南街村当时没有让社员按照中央政策充分讨论而违心地搞包产到户后,社员眼睁睁地看到自己集资办的面粉厂、砖瓦厂赚的钱装进私人口袋,粮食亩产仅两三年由千斤以上骤降到500来斤。社员终于憋不住了,用大字报使党支部狠下决心,让社员充分讨论后,吃“后悔药”重整旗鼓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学南街吃“后悔药”,才有将中央20个字充实成24个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倒台。不让人说话,自己就难免有一天会倒台”的道理。如果在十八大前能开像当年的“七千人大会”,让人民说话来总结纠正30年来的错误,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用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来检验这些村
笔者在《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非常明确指出的(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谈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它的内涵是“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核心是“以人为本”;本质是“公有共富”;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检验的标准是“公有共富指标不断增加”、“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缩小”、“干部廉洁奉公”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现在用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来检验这些村。
这些村的党员都在党委领导下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劳动并带领群众走公有共富,按“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在搞共产主义革命。生产资料全部为集体公有(甚至连住房、家具等都是集体所有),个人都不占有,没有老板党员,更不可能有老板书记;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村民的集体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少年没有刑事犯罪,就验证了薄熙来说的:与其花钱维稳,不如改善民生。由于坚持集体所有,人人在村上的一二三产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因而收入分配差距小,且随着生产的发展,村民人人都享受的公共福利(即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不断增加。村民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些村的党委、村委会都是按《党章》、《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民生选举。史来贺同志去世半年后,村党委给每一位党员发一选票直选党委书记,结果史世领同志与全票只差一票(自己给自己未投票)当选为党委书记。由于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从而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和“公有共富”的本质——村上没有两极分化,更没有 “新三座大山”和就业难的问题,充分体现集体的优越,体现集体的温暖和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并用其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集体多种企业统筹兼顾地全面协调发展,兴旺发达,不仅能满足现在的发展,也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中华民族,从炎黄始祖到如今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中,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千多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私有制。在这四千年中,以春秋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算起,到鸦片战争已经过两千五六百年的封建社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导致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她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就推翻了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新中国成立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没有什么民族工业,再加上农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广大失地农民也无法进城当工人。尽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80%的农民终年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动着还饿肚子。这就是“一穷二白”的根源。因而,解放后首先没收官僚资阶级的财产建立国营经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优先发展民族工业,搞城市建设和“一化三改”。在没有机械化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的仇恨,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封锁禁运,并发动侵朝、侵越战争,把魔爪伸向台湾岛,直接以武力威慑。这就迫使我们这个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为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得不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支援世界革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致台湾也未能及时解放。在农业合作化后,不可能在农业机械、水利设施、化肥、农用物资诸方面多投资,使其配套在较长时间未能跟上。还有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到以后的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为了国家安全、防止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最后解体——“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不得不反修防修、加强国防建设。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就制约着我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一刀切搞了包产到户后,一家一户各自为政,更束缚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多种经营。改革开放30年的和平环境中,随着农业机械、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不断丰富,这些共富村农场无论是粮食,还是多种经营的产出和收入都高于包产到户的小天地。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约一亿人已增加到现在的四亿(这其中大多数为国家干部、工厂职工及其家属),农村人口已由80%降低到70%。但仍解决不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现在仅有两亿多农民工进城,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庆的武警特警也为他们讨工资。随着高等教育的过快发展,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学生也和农民工进城抢饭碗。
如何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就业和共同富裕问题?原苏联老大哥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苏联的面积比我们大一倍,两亿人口相当于当时我国的三分之一,工业发达,集体农庄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得早而快,不仅人口少,农业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农民进城就业比我国容易得多,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挣来学费,而我们的大学生则无工可打就是例证;大片土地归少数人所有,早已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粮食生产的成本比我们低。以韩国为例,面积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万,仅首都首尔就有1 000多万,全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首都,农业人口只有7%;日本面积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万,城市人口占75%以上。这是亚洲经济的两个强者。这两个国家的粮食主要靠进口。又以加拿大(面积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万)和澳大利亚(面积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万,城市人口占90%)为例,两国面积之和比我国大近一倍,人口之和五千万,只有我们的二十六分之一,相当于我们一个中等省。据说农村劳动力还不够,那有多余的劳动力。要解决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不仅在中国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和第二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亿农村人口比他们这些国家人口之和还多。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到现在60年将农村人口降低10%,那将农村人口降到30%还得两三个世纪。那北京在长城外还得修多少环路?再加上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少,靠承包那点地只能解决温饱,个人不能搞现代化、产业化大农业,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产业。这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是矛盾的。要农民进城就得将人和地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工进城,现在多是“游民”,或称“盲目流动”,在城市真正就业、或者有比较稳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极少数。多数进城打工者将家里承包的那点地宁肯让703861部队硬撑着,或转让给别人承包,甚至荒芜,但还必须有而舍不得将它丢掉。有的城市户口放开他也不向城市转。因为他户口转到城市,不仅买不起房(一年、几年的工资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进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费用高也养活不起;没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问题或有病不能上班而丢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讨,然而农村承包那点地可留有退路,回家起码有饭吃。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强农民工只身或夫妇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而致有5 800万留守儿童、7 000万妇女在农村宁撑着的人称“战争景象”的缘由,也是中国农民与那点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舍不得丢弃的命根子的缘由。这些共富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成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充分体现集体的温暖,集体的优越,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这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
共·富·村·颂
社会主义能共富,公有制才是柱石。
私有化下谈共富,自欺欺人哄百姓。
如果这样能实现,马列主义就多余。
这个道理很简单,分配取决所有制。
伟大领袖早说过,有了桥船好过河。
共富任务像过河,公有就是船和桥。
没有船桥河难过,共富只能是说客。
中国革命胜利后,一化三改桥船造。
小岗拆桥把船卖,学它都在河那边。
国企被卖主变奴,不似而胜包身工。
两极分化背三山,根在公有被解散。
刘庄南街能共富,綠于扎根公有制。
学习大寨举红旗,自力更生靠集体。
三老四严学大庆,艰苦创业主人翁。
“鞍钢宪法”是国宝,办好公企离不了。
“五七”指示指路灯,三大产业同步行。
斗私批修是纲领,万恶之源私有制。
劳动剥削划清限,“一消二决”要实现。
根深叶茂富得快,差距缩小村康泰。
数十载无刑事罪,那有上访被收监。
路不拾遗好村风,夜不闭户无偷盗。
社会治安自然稳,还是公有共富好。
这些村社千万个,只要愿学能学到。
谁家桥船上档次,定过黄河跨长江。
不搞有色私有化,就靠本质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