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金融发展日益饱和之际,中国农村市场的金融价值开始凸显。

      9亿农民,2800多个县,4万个乡镇以及约40万个行政村,构成了农村金融潜在的巨大市场。而这个市场,近年权威的表述仍然是“金融需求很大,金融网点很少,竞争仍不充分”。

      也因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07年甫一成立,便一头扎进农村分抢金融蛋糕;而彼时,农村金融的“老大”全国农村信用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改革。

      4年后的今天,邮储银行已成功吸引4900万人通过其缴纳“新农保”资金;农信社改革则渐入佳境,已在全国组建了155家农村商业银行、210家农村合作银行,另有超过1400家农信社也基本具备组建条件。

      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及村镇银行等纷纷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已经撤离农村市场的国有大行,近年来也开始反哺农村,逐年增加涉农信贷。

      由此,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了农信社、国有大行以及新生金融力量三分天下的格局。

      方兴未艾的农村金融,为农村发展提供有力保证的同时,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也提上日程。《财经国家周刊》日前调研发现,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违规集资放贷及“被贷款”现象;部分金融机构出于上市目的,过度异地扩张,加之资金和管理跟不上,成为农村金融潜在风险。

      农信社自1996年与农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后,在县乡农村金融市场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1.7万亿元,其中农信社各项贷款近6万亿元,各项存款接近9万亿元。

      随着城市金融的饱和,农信社老大地位开始削弱,11.7万亿的“蛋糕”不算小,抢食者纷至沓来,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县乡。

      “邮储行”进村

      “你们不来,信用社很牛,服务态度很差,你们一来他们就紧张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下称“储蓄行”)浙江分行到丽水开拓农村市场时,市领导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王雄飞的欢迎。

         王雄飞是邮储行浙江分行行长,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自己去年做的两件事都跟农村有关:“一是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二是开设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业务”。

      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使邮储行的业务拓展到了乡镇;而在铺设乡镇网点时,他们发现,不少村子的农民要取一次钱,必须坐车走上二、三十里的山路才能到乡镇所在地,时间和交通成本都很高。结合当时国务院推出的新农保政策,王雄飞意识到,把网点延伸到每一个村里,对农民,对邮储银行以及政府是三者均有利。

      2010年7月,邮储浙江分行在浙江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试推行“银行卡助农取款业务”。其做法是,选择行政村中一家商铺,安装一台电话POS机,农户持“邮储绿卡”就可以办理小额现金支取。

      这一做法得到了央行的支持。截至2011年10月初,邮储浙江分行已在全省60个县(市、区)开设3970个助农取款服务点,并计划在年底增加到8200个点,3280个行政村的农户取小额资金就可以足不出村。

      事实上,这一服务短期内不可能盈利。据邮储浙江分行测算,铺设的8200个网点,每个点每年的直接成本就要2000多元。

      但这些直接到村的网点又非常重要,具有战略价值。

      邮储行有了这些直接伸到农村的服务网点,就能在方便农民的同时,在国家近年出台的一系列惠农业务中占得先机。比如各种支农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都要依托银行卡发放。借助发放服务,银行卡上的资金会慢慢沉淀累积,这既培养了客户对邮储行的忠诚度,又可增加银行的存款额,为进一步开展其他业务打下基础。

      外资大行加紧布局

      除了邮储行外,外资银行近年也开始瞄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

      调研发现,目前外资银行进入农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设立贷款公司,二是全资设立村镇银行。如汇丰在随州曾都区设立村镇银行,花旗在湖北咸宁市设贷款公司。其中村镇银行是目前外资行进入农村市场的主要方式。

      截至2010年底,外资银行设立的农村金融机构有近40家。浙江银监局非现场监管三处处长胡晓辉表示,外资银行向下延伸,靠村镇银行去落地,如果政策允许,外资银行很快就能占领农村市场。

          对这些外资行而言,现在的村镇10年或20年后就是一座城市,今天的村镇银行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个城市分行。

      同时,商业银行也将触角伸进了村镇。11月29日浦发银行(600000)发布公告称,拟将湖南省作为“批量化、规模化”发展村镇银行的试点,设立4家浦发村镇银行。该行自2008年在四川绵竹建立第一家村镇银行以来,已在苏浙沪等10省市发起设立了13家村镇银行,累计投资额近4.2亿元。

      民生银行(600016)则在今年5月的公告中表示,又有3家村镇银行获准开业,其村镇银行达到12家。

      曾经看不上农村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加入战团。

      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近日均表示,将分别在四川省批量组建10-20家村镇银行。此前建设银行已经成立了湖南桃江等9家村镇银行;而中行则与淡马锡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蕲春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中行还公开宣称,未来中银富登将在国内开设400家村镇银行。

      已撤离农村市场的国有大行,近年也开始反哺农村市场,逐年增加涉农信贷。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3.40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4.5%,增速比全部贷款增速高9.9个百分点。

      农信社防守反击

      面对群雄逐鹿,农村金融的老大农信社倍感压力,开始主动抢夺失地。

      “农信社在助农取款的业务方面抢得很厉害,即便亏损也要争夺这个市场”邮储浙江分行的王舸告诉记者。如果农信社放弃助农取款服务的业务,也就意味着将涉农贷款业务送给了邮储银行。据悉,目前整个浙江省农信社助农取款服务点增至3970个,与邮储银行持平。

      温州银监分局监管三处副处长周游表示,邮储银行改制前,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处于垄断地位。邮储银行改制后,其业务向下延伸,加上农行等金融机构的下渗,以及村镇银行的业务开展,都对农信社造成了冲击。

      同时农信社也积极布局村镇银行。上海农商行近日表示,计划在云南、湖南和山东等地集中设立30家村镇银行。而早在2008年,苏州银行(前身是东吴农商行)就开始异地扩张,在苏北设立江苏省第一家村镇银行沭阳东吴村镇银行,随后苏州银行又在泗阳、泗洪、宿豫三地发起设立了3家村镇银行。

          同样在浙江,2009年3月,由温州瓯海农村合作银行作为主发起人,并联合永嘉县农村信用联社和21家温州民企共同发起成立温州永嘉县恒升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自2007年3月在国内6个首批试点省诞生以来,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和农信社新的扩张机会和方式。

      针对各大行布局村镇,业内人士指出,覆盖了大量人口,地域包括2800个县,4万个乡镇以及约40万个村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孕育着巨大的金融资源,谁放弃了农村市场,谁就放弃了未来的金融增长点。

      东热西冷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权威人士表示,目前农村金融仍呈“东热西冷”的不平衡格局。

      “东部农村金融市场目前竞争相当激烈”。浙江银监局非现场监管四处处长刘铁介绍,目前农村金融机构除农信社之外,还包括政策性银行农发行,邮储行和新生力量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

      其中尤以存款市场为甚。据山东省农村信用联合社理事长宋文瑄介绍,截至9月末,山东农信社存款已超过工行山东分行近1600亿元。在该省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域,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已进入;江苏沭阳的小额贷款公司,2008年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包括元丰、银源、恒隆、景顺、金冠银通,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投资的宿迁市宿豫区国际机遇农村小贷公司等。《财经国家周刊》调研中发现,尽管这两年农村金融机构在发展,但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网点空白点较多。

      如在新疆,农村金融机构仍以农信社为主,由于地域广阔,成本较高,其他金融机构较少涉及农村市场,“有些地方一个镇,除邮储行外,其他银行全部撤走了。”新疆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阿不都称。新疆银监局副局长刘兰计表示,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资金短缺日益严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表示,东部火热的原因,主要是国家政策向小企业和农户贷款倾斜,给扶持农村贷款的银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二是,许多民间资金现在可以参与农村金融机构;三是,东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金融服务需求和盈利空间较大。

      但银行到中西部农村市场,存在一个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问题。金融机构本质是趋利的,西部农村金融市场不赚钱,银行为就不愿意去。

      仍然浮躁

        另一个问题是,尽管各大行很重视农村布点,但很多村镇银行仍浮于表面,没有真正沉下去,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没有真正有效发挥。

      调研发现,目前多数金融机构仍停留在中心镇,离村里的农民很远。原先定位于服务三农的村镇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在实际贷款操作上,仍存在向大企业和城镇金融集中的情况,偏离了服务“三农”的轨道。

      村镇银行筹集资金亦困难重重,由于农户对大量涌入的村镇银行缺乏了解,认可程度不足,客观上也制约了村镇银行储蓄存款的增长。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疏于监管,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违规金融服务现象,一些地方打着农户合作的名义进行资金借贷的高利贷业务,一些地方的农户被当地金融机构冒名贷款,形成潜在金融风险。

      杜晓山认为应鼓励和规范村镇银行发展,以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一是央行应给予村镇银行一定的支农再贷款支持,以扩大村镇银行的资金实力;二是放松利率管制,允许村镇银行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求状况、债务人可承受能力自主确立贷款利率;三是对初创阶段的村镇银行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支持其发展壮大。

      汇丰在湖北随州曾都区开设的村镇银行,历经4载到今年8月终获盈利,尽管只区区495万元,还不及当地农信社一个网点的效益。

      此前这家被称为“曾都汇丰”的村镇银行,一直是湖北1年以上村镇行中唯一亏损的那家,其低调不彰,与当初汇丰“吃下”外资银行下乡“第一只螃蟹”的身份并不相符。

      不过这似乎并没太影响汇丰在中国村镇的布局。资料显示,目前汇丰已在中国8个省区设立了11家村镇银行,17个网点。在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的眼中,“现在的村镇,也许10年或20年后就是一座城市,这些村镇银行则很可能变成一个个分行。”

      来自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外资银行已在华设立农村金融机构近40家,占比约为10%,远超其在中国银行业2%的市场比例。外资银行在中国农村所设的“第二张网”正悄然形成。

      无奈的“下乡”热情

      上世纪90年代,完成商业化改革的国有银行逐渐撤出了薄利的农村市场,一时间农村的银行网点所剩无几。

        鉴于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竞争不充分,银监会2006年12月放宽了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及外资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不占用其年度分支机构设置规划指标,并可同时在发达地区优先增设分支机构。

      尽管如此,当时的中资银行依然没有太高的“下乡”积极性,甚至在某些农村地区,有机构想找一家银行来牵头设立村镇银行都很难。

      业内人士称,当时中资银行不积极参与布局村镇银行,主要是因为相对于扩张城市支行网点,投资村镇银行回报周期长、盈利能力有限;另外,村镇银行如果经营不善或出现问题,也将对银行的声誉和品牌造成不利影响。

      正当中资银行对“下乡”不感兴趣时,外资行跃跃欲试了。

      就在政策出台的同时,由汇丰发起的第一家外资村镇银行曾都汇丰开业了。汇丰由此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外资银行。

      随后花旗、渣打、澳新、东亚等十几家外资银行也都开始涉足中国的农村市场。外资行热衷“下乡”,一时间让市场侧目。

      专家认为,外资银行的热情背后有其内在的苦衷。

      根据普华永道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从2006年开始,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就处于节节败退的态势。截至2009年底,外资银行在华市场份额仅占2%,并且增速明显放缓。

      央行的数据显示,在2007~2009年间,外资银行新增贷款分别为1704亿元、628亿元、18亿元,三年时间缩水近100%。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网点上的短板,使外资银行难以在传统的信贷领域与中资银行竞争;另一方面,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资银行主打的私人高端理财产品出现波动,不少客户转投中资银行。

      业务的压力使外资银行被迫寻找新的增长点,随着政策的放开,村镇银行等传统意义上的非核心业务,被外资银行视为新的增长机会。

        “在设立村镇银行上,内外资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农村市场有着9亿多人口,这一金融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一位外资行高管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表示,农村一直是国家政策倾斜的地方,对于外资银行来说,“下乡”比“进城”更容易。

      除了政策上的鼓励之外,铺设网点,抢占农村市场也是外资银行“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外资银行在城市设一个分行需要2亿元的运营资金,并且审批的过程漫长而繁琐。设立村镇银行的资本金最低要求是300万元,用少量的资本获得牌照,为未来抢占一块领地,这也是外资银行乐于“下乡”的内在原因。

      争建“第二张网”

      曾都汇丰开业后,汇丰银行又陆续在重庆、北京、广东等地设立村镇银行。至今在国内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总数已达11家,共17个网点,分布于全国8个省市,形成了覆盖西部、中部、华东、华北的农村金融网络。

      2009年,渣打银行独资的内蒙古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正式营业。

      除了老牌的外资银行之外,一些新面孔也在村镇银行中出现。

      2010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计划斥资10亿元在吉林市建立5家独资村镇银行;同年底,东亚银行首家村镇银行落户陕西富平,澳洲联邦银行2010年底在中国开设了三家村镇银行,分别落户河南的济源、兰考和登封;另外韩国友利银行也在北京顺义开设了村镇银行。

      和上述外资银行不同,花旗银行选择以贷款公司的形式抢占农村市场。“只贷不存”来自于花旗对现实的权衡。“我们发现农村地区吸收存款的渠道相对健全,而贷款的需求却远远得不到满足。”花旗中国零售市场营销及业务发展总监张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迄今,花旗已在中国开设了4家贷款公司,分别位于湖北的公安、赤壁,大连瓦房店以及重庆北碚区。

         除了开设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外,外资银行还找到了另一条在农村快速扩张的渠道参股金融机构。

      目前澳新银行已经拥有上海农商行19.9%的股份;国际金融公司(IFC) 2009年向四川仁寿民富村镇银行投资500万元,占该行10%的股份。2010年8月下旬,IFC又向哈尔滨银行发起设立的巴彦融兴村镇银行增资500万元,持股10%。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395家,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外资银行设立的农村金融机构有近40家,占比约为10%,远远超过其在中国银行业2%的市场份额。外资银行在中国农村所设的“第二张网”正悄然形成。

      外资行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层当初放开外资银行“下乡”,也有借助其先进经验,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考虑。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汇丰银行为例,其对于农村经济并不陌生,汇丰曾在巴西、印尼、菲律宾、墨西哥等国家成功发展了不同的农村金融模式。

      “我们希望外资银行把先进的经营模式,以及风险控制的经验都能带到农村去。”上述人士说。

      同时,外资银行创办村镇银行的模式与本土银行不一样。一般中资银行创办村镇银行,由一家银行作为主发起人,再由当地的企业法人、自然人入股。而外资银行目前在国内设立的村镇银行,大部分是全资子公司,并且层级颇高。例如,花旗信贷隶属于花旗海外投资公司,与花旗中国法人公司并无直接的股权关系。渣打和汇丰在国内开办的村镇银行均为集团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非在华法人银行的子公司。

      汇丰银行给出的解释是,汇丰中国和汇丰村镇银行的业务侧重点不同,对两个实体的运营和管理进行分开,可以确保集中使用资源,以便针对不同客户,提供不同服务。

      面对中国农村贷款的特殊性,外资银行不断寻求自己的新业务模式。汇丰一位高管曾表示,其村镇银行贷款模式正在寻求“突破传统的单一抵押贷款思路”。在贷款模式方面着重对客户的现金流和还款能力分析,以此解决农村的企业和农户因缺乏抵押品所造成的贷款瓶颈问题。

      以曾都汇丰为例,对于村镇企业的贷款,首先要先看企业的现金流,也就是有没有还款能力。在抵押品方面,存货、机械设备、股权都可以做抵押。即使没有抵押品,曾都汇丰也有小额贷款业务,规定贷款1万到5万元的,需要一个人担保即可。

        如果个人跟某企业有长期业务往来,这家企业就能成为担保人,曾都汇丰称之为“企业+农户”模式。

      群雄竞逐日渐活跃的农村金融市场,各种金融风险也在悄然伴生。

      《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发现,目前农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疏于监管,机构异地粗放扩张、经营模式同质化等问题,个别地方因监管审核不严,甚至出现冒名贷款及变相高利贷问题。

      农商行扩张盲动

      记者从多位农村信用联合社负责人处获悉,农商行、村镇银行跨区扩张冲动非常强烈。

      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农商行目前异地扩张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设支行,二是设村镇银行,三是参股控股异地农商行。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村镇银行异地扩张。

      该业内人士指出,处于一个封闭地区的农商行,面临激烈竞争,异地扩张更为迫切。特别是在苏南,当地农村已城镇化,金融机构饱和,竞争白热化,农商行自身发展空间很小。致使苏南8家农商行于2009年8月组团到苏北设立异地支行。

      新疆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阿不都认为,农商行的跨区扩张冲动与其谋求上市有关。

      盲目扩张,导致的结果是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很难真正下沉到农村中,且易造成风险管理问题,总行“鞭长莫及”。阿不都表示,目前农商行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脱离“三农”,纷纷进城,在选择客户上开始向大企业倾斜;二是贷款集中度高,农商行开始向大企业放贷,往往几个亿的贷款一下就放掉了。

      对此,银监会人士称,由于发现个别农商行支农占比较低,银监会对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正在收紧,在准入工作中,对服务“三农”的导向要求非常严格。

      银监会合作部副主任姜丽明指出,银监会本身并不鼓励农商行和村镇行跨区发展,但现在东部农商行可以去西部跨区发展,是为了向西部引入资金,将发达地区金融资金引入欠发达地区。

        此前有消息称,监管层起草的一份关于农商行上市的文件征询意见中,拟上市农商行除了满足各项监管指标、风险管控、公司法人治理等方面的要求外,总资产规模还需达到700亿元。

      广发证券(000776,股吧)银行业分析师沐华认为,农商行扩张与上市有关系。通过扩张,可以便捷地带来存款的增加,以及资本金的补充,银行就能多放贷款,最后扩大了总资产规模。

      管理粗疏“被贷款”

      11月5日,山东省鄄城县王坤向当地农信社归还了两年前以自己名义借下却被担保人王海忠领走的8万元贷款。

      自己贷的钱,不仅分文未见,王坤还背上了“合伙欺诈”的黑锅。

      王坤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称,当时的放贷程序过于简单使担保人有机可乘。据他回忆,出示完身份证和结婚证后,信贷员拿出一摞合同,让其在指定地方签字按压手印,贷款日期也不用填写。半个小时后,贷款手续结束。

      与王坤的遭遇不同,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城南村、寨上村、大卫村、前河村、小卫坡村共36户村民(部分查无此人)被冒名贷款,合计涉及资金95.83万元,村民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说法。

      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称,农信社在信贷管理上“太乱、太松,不规范”,还存在过于粗放的陋习。而假冒名贷款是农信社历史遗留问题,是其发展过程中内部管理松懈、缺乏规范的沉疴痼疾。

      据悉,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为响应脱贫致富开办了许多乡镇企业,由于这些乡镇企业并不符合农户贷款条件,地方政府就以农户名义假贷款,将贷出的钱集中起来给乡镇企业使用。

      上述业内人士也向本刊记者反映,在山西,政府和公职人员用农户的名字假冒名贷款,用“垒起来”的钱开煤窑、水泥厂等。

      “地方政府的这种示范效应慢慢演化,成为新的不良贷款产生的温床。”山东省银监局副局长解晓非称。据悉,2009年开始,银监会就开始要求各地农信社清理假冒名贷款。上述业内人士称,近两年,各省联社、市县级联社都在集中清理假冒名贷款,但基层信用社的假冒名贷款现象还是无法杜绝,时有发生。


         高利贷乱象

      在福建闽北山区,近两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大幅增长,记者调研发现,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未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销,而是做起了高息揽储放贷,赚取息差。

      11月29日,记者在建瓯市徐墩镇、川石乡发现,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镇主要街道设立门店,内部设施模仿银行柜台,做的是存贷款业务。

      在徐墩镇的中心主干道上,就分别有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家合作社门面上都挂着醒目的招牌,招牌上一律留有办公和手机电话。

      “这是我私人的银行,”建瓯市徐墩隆鑫笋竹专业合作社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在这里存款月息1分多(年利率12%以上),贷款的月息是3分(年利率36%)。一般一次只能贷几万块钱,但最高时也能贷到50万元,担保人必须是当地徐墩镇或建瓯市有家产之人。

      在建鸥市惠友果蔬专业合作社,一农民刚取走了300元钱存款,另一对农民夫妻犹豫半天后,在这里开户存下了3万元。记者看到该合作社开出的红色存款凭证,在设计上和银行存折相差无几,只是存款凭证封皮上印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证”字样。

      据上述办理存款的农民夫妇介绍,该合作社有好几个老板,都是本村人,其中有一个是徐墩镇的村干部,因此他们根本不担心存款的安全。而且农信社存款利息太低,这里一年期存款月息都有1分,因此他们更喜欢到这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存款。

      不过,农民合作社从事金融活动,经营稍有不慎就会将广大农民的资金“打水漂”。丰乐村一位姓阮的村民告诉记者,友联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老板张友生平时根本没有从事农产品经营,而是开了一个采砂厂,买了工程车,搞采砂生意。

      福建银监局和省农业厅曾对福建省60多名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7%的农民合作社有资金互助业务。

      福建银监局的一位人士称,建瓯市500多家农民合作社就有300多家有资金业务。这些农民合作社分流存款,放贷资金基本上流入其它产业,一部分资金甚至流向长三角的房地产、钢贸行业,使原本就资金紧张的农业更加“饥渴”。

      监管缺位农民合作社的这种“另类”生财之道在闽北非常普遍。建瓯市吉阳镇党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吉阳镇冒出很多农民合作社,很多都在从事高利贷,这种现象让人担忧,地方政府又很难监管。

         上述福建银监局的人士称,农民合作社作为新生事物,因其不是金融机构,监管难到位,做大后就可能非法集资,潜藏了很大的风险隐患。

      同时,农民合作社无明确的监管部门,登记注册门槛低,出资实行认缴制,无需年检,工商局后期很难监管。

      福建省农业厅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相关规定,农民合作社可以开展资金互助业务,但仅限社员之间,且“入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闽北部分农民合作社的做法是不规范的。目前农民合作社监管缺位,农业部门对金融活动没有监督权和执法权,也没有金融方面人才,需要有关部门及早介入规范它。

      杜晓山认为,对农信社的监管存在漏洞。农信社的日常监管单位是省联社,但省联社是行业主管部门,为省政府负责,又要代表基层农信社的利益,同时在农信社改制称农商行后,其自主权变得更大,原来的理事会变成董事会,削弱了省联社的权限,监管就可能会出现真空。

  • 责任编辑: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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