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前, 记者在中部某县一乡镇采访, 镇党委Y 书记讲了他当副镇长时, 处理的一件棘手事儿。记者至今还坚持认为, Y 居然还能安安稳稳升任书记, 运气挺好。
当时, 在场的镇里的一个干部, 想必是知晓这事, Y 在讲述过程中这位干部一直带着如孩童策划着一桩恶作剧时的兴奋表情, 县里下来的两位干部, 显然和记者一样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边听边笑着摇头..现在想来, 大概只有记者是最“大惊小怪”的人, 如果当时有人拍照, 一定会记录下记者当时目瞪口呆的表情。
那年, 县里给镇里下达了修建通村公路的任务。当时, 还没取消农村义务工制度, 修建通村道路, 还需农民投工投劳。一番动员和组织, 其他村都如期开工, 进展顺利, 唯有一个村, 时间已过大半, 却总是没有动静。
Y 书记知道那个村的情况。在村里极有威信的村党支部副书记, 一向看不起比较儒弱的村支书, 一直在找机会取而代之。修路, 给了他这个机会。 私下一串联, 村民们便集体拒绝上工地.. 镇里的干部一趟一趟往村里跑, 大道理。小道理讲了几箩筐, 村民看着副支书的眼色, 就是不理这个茬..村支书也只能在那里长吁短叹毫无办法。
Y 书记想着等到验收那一天, 如果这个村的路没修通, 指不定怎么被上面骂个狗血淋头, 汗水就哗哗地往外冒。情急之下, 一个很可能断绝他政治生命的疯狂计划, 在他心中形成了。他一咬牙,一跺脚, 竟然带上几个民兵, 去把那个村支书抓了起来, 软禁在镇里。
抓人, 是Y 书记计划的第一步。他预计他们前脚进镇政府, 后脚就会
有愤怒的村支书的家人来要人.. 果然, 傍晚, 村支书的妻子就带着儿十名亲朋好友, 冲进镇政府, 一路高喊着“放人”, 来到了Y 书记的宿舍外面..眼看一场完全可能演变成肢体接触的争斗就要爆发..
Y 书记毕竟是预谋在先。他走出房间, 站到愤怒的人群面前, 大声喊
着村支书妻子的名字, 然后厉声问道: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
吵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 村支书的妻子也是一愣, ..不是.. ..
“不是党员, 你在这里闹什么? ”Y 书记继续保持高压姿态, “我抓你老公, 是我们党内的事情, 你一个群众在这里瞎掺合, 像什么话? ”
闻听此言, 一群人无话可说, 悻悻然嚷嚷了一阵, 居然散了。
计划第一步有惊无险, Y 书记开始实施更为冒险的第二步计划..第二天一大早, 他派了几个民兵, 在村支书胸前挂上“破坏修路”的牌子, 押
着可怜的村支书在全镇所有通村道路建设工地上, 游街示众一天。
Y 书记并没有闲着, 他找到副支书, 附耳一番..这个村里的通村道路工地, 就开始叮叮当当起来了。
Y 书记谋划的一盘棋局, 到此时才刚刚进人收官阶段。
通村公路建设如期完成, 镇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第一个得到表彰的就是那可怜的村支书。表彰的理由是, 为了教育那些在修建通村公路工作中不积极的人, 该同志顾全大局, 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 忍辱负重配合镇里的安排, 保证了全镇通村公路的胜利完成。
那个副支书也得到了表彰, 理由如下: 在村支书不在岗期间, 勇挑重担, 担负起领导全村村民建设通村公路的责任, 在较短的时间内, 按期完成镇里安排的任务..
Y 书记讲到这里时,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决定胜局最后一颗棋子终于出手了, 在念完副支书的表彰决定后, 他故意用激动的语气说到: 像这样有能力,责任心的同志, 不当村支书, 谁才有资格当村支书啊?
一石二鸟, 他涉险完成了任务, 还趁机换掉了工作能力不强的原村支书。
Y 书记的确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 在他抓人.. 游街示众的那两天时间里, 但凡有一个人一个电话把事情捅到县里, 工作组会在第一时间里让他停职检查;或者一个嗅觉灵敏的媒体拍马赶到,他立马成为网络上千夫所指的恶吏。
疯狂,这是记者此后对他人讲起Y书记故事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官僚制遵循的是“理性主义”的逻辑,是严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规则运作。Y书记威吓如此这般“疯狂”?
Y书记的例子远非个案。学者欧阳静发现,我国处于官僚制体系末梢的乡镇,在实际运作中,乡镇的运作逻辑与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制度化特征相去甚远。其他一些学者也发现,乡镇热衷于运用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以及各类“摆平术”来达成其运作目标。
2001年前后,记者在中央编译局采访研究员何增科时,他曾提到过他们首创的一个概念——压力型体制,可以用来解释Y书记的“疯狂”。
在压力型体制中,各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各项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
欧阳静认为,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中,基层政府会采取与官僚体制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同的“策略主义”,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运作充满着随意性、权宜性、变通性和短期性,任何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手段和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非正当,均可被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运作方式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
这正是许多基层干部的一些所作所为广泛受到指责的根源。而且,越是欠发达地区,基层干部“触犯众怒”的现象越是普遍。欧阳静对此分析认为,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发展”的压力远甚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对比之下,发展的欲望与压力倍增。而压力型体制恰好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高效机制。
我国地域广大、行政系统层级多,在这个现实中,学者王启梁认为,压力型体制有其合理的一面。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解决政令不通、干部慵懒问题,使中央、上级政府急需解决问题快速到达基层。
这种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体制,为何变成了基层干部之殇?
欧阳静认为,一是因为压力体制中的目标设置主体单一,缺乏来自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多方主体的协商与合作;二是压力型体制中的激励强度过大,与基层政权组织的实际条件不相匹配;三是压力型体制缺乏常规化的反馈机制。
欧阳静认为,解决的办法首先要将目前类似于“单轨”运行的压力型体制,转化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运行机制,从而使目标设置中引入那些不能产生效益,但对农村生活和乡村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事项。其次要引入灵活的反馈机制和纠错功能,使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切合实际,从而使基层政权既有执行国家政策的压力,保证国家政策的“一统性”,又具有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确保政策能因地制宜,进而实现各项政策的有效性。
- 责任编辑:z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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