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道时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大学追求的是思想的发展,有大师,有英雄,但这些是从哲学方向发展的学问,没有直接的实际用场,市场的价值不高。一九六五年我作助理教授时的月薪,除税后美元四百多,四年后跳升至税后一千多,高得行内哗然。当时没有谁管我发表的文章有多少,也没有谁管我怎样教。管的是我写下的文章有没有创意,有没有启发力。换言之,当时美国的大学要争取的,是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欧洲的传统了。
问题是,思想的「重要性」是由谁判断的呢?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向当时作为社会科学院的院长Gale Johnson提出这个问题。他答得清楚:文章发表的多少不重要,有没有写出来也不重要,但思想要表达出来,而重要性是由弗里德曼等大师「独裁」判断的。当时容易相信,因为在芝大举足轻重的戴维德是靠口述的影响而受到敬重。
一九六九转往华大,思想重要性的判断主要是诺斯与巴泽尔的工作。过了几个月他们把我加进去。我对思想的独裁判断的时日短暂,因为几年后行内转为论文章的发表数量与发表学报的声誉。曾经写过,这个不幸的衡量准则是越战促成的。一九八二到了港大,以为可以凭一夫之勇把学术的衡量回复到六十年代的西方准则。不成,因为当时的同事能在国际学报发表文章的不多,而过了几年数学报文章的潮流涌进,有对学问一无所知的政府支持着。区区在下何物哉?人家有文章打进国际学报,你说是废物从何说起呢?我是个不喜欢争论的人。我说是废物,你们说不是那就让你们「民主」一番好了。二十多年过去,当然是老人家对。对得太离谱了!
在评审学术文章的判断上,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来得可靠。然而,去年我看到一本有分量的书,写生物学家达尔文,引经据典地说达氏的思想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该书指出,以今天的自然科学衡量,达氏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思想恐怕不易发表,因为他对实验的操作不到家,有点「门外汉」的味道。可见重要的思想不容易有客观的衡量准则,判断要讲品味,而个人的品味判断就是独裁的判断了。
转到我熟知的算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我自己的学术发展历程全靠一些独裁者给个面子。当年升职快是因为诺斯说他自己是个大独裁者,还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就拍板。我的大部分英语文章是还没有写好就有学报编辑说要发表,也是独裁的判断。当时主理《法律经济学报》的科斯不「审」我的文章,而另一家学报规定要评审,但主编对评审员说:「史提芬的文章我们历来不改,因为改了就不是他的,规定所限,我给你读,不是给你审,你读了就算是审了。」这是独裁,也是真道理吧。一位作者的文章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什么好「审」的?当然,初出道的文章不妨审一下,但此「审」也,往往失误频频,费时失事,埋没了不少好文章。文章太多不能不取舍,但取舍以独裁作判断最上算是历史的经验。
在我熟知的经济学而言,升职用民主式的数文章、论学报高下,是灾难性的发展。因为这会鼓励作者重视文章的规格而漠视内容。更头痛是有创新之见的,民主评审制会使初出道的不敢动笔。当年科斯几次对我说:「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但其中有一点新意,可取的,要设法挽救。这是作编辑的主要困难。」我呢?屡次建议他不要作编辑,理由是有他那样的脑子的人,作编辑是很大的浪费。
当然是我对。此「对」也,有不幸的一面。今天的经济学报,作为编辑的大都是些创见不多的人——自己写得出重要文章不可能有时间作编辑——而评审员不少是某些名校的研究生,不是杰出的,因为杰出的不会有时间多作评审。「民主」裁决就有这样的困难。独裁当然也有其不是之处,但二者相较,赌一手,我的观察是独裁胜。
好些年前有人作过如下的详尽统计:把当时被行内高举的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得到的结果是:有重要文章出现的时期,永远是由一位主编独裁作决策,而当芝大经济系的多位教授一起「民主」取舍时,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没有。翻过来,我的观点是:思想的判断要讲品味,独裁者不可能没有品味,民主则不可能有。
独裁当然可能错,可能大错。学术的发展要有成就,要靠一个懂得取舍的独裁制度。综观西方有大成的大学,或学派,或大学内有大成的学系,我想不到有一个例子不是让独裁者判断思想的重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