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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守飞:农村社区“两委”关系冲突原因分析——基于一般合约范式
  •  2011-10-19 09:49:16   作者:赵守飞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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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的实践中,“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严方威胁到党对农村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的正常运行,威胁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由此“两委”关系问题就 成了中国村级治理的关键问题①。这迫切需要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以便找到应对之策。学术界关于“两委”冲突原因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两 委”组成人员个人素质较差论,②“两委”组成人员禀赋差异论,③法规文本制度缺陷论④和权力结构转型论⑤四种。我们认为,“两委”冲突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不能将其简而化之。学术界已有观点从农村社区管理主体、管理规范和管理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两委”矛盾产生的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都不是深层次的 根本原因。我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列强欺凌的后发超大型国家追求现代化所需的强制性合约主导兼顾自愿性合约的农村社区双重管理结构间的冲突是农村 社区“两委”冲突的深层次根本原因。
    二、分析范式:一般合约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 须利用和消费资源。人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利用和消费更多或更优质的资源。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人类可以利用和消费的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任何社会,只 要有稀缺,必有竞争。其结果可能导致“争则乱,乱则穷。”于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 会灭绝人类。因为约束竞争含意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意着合约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 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⑥合约的产生及其存在价值就是规范和约束资源配置的竞争,其是社会交往主体 间相互同意的行为状态及其物质表现形式。合约既包含社会交往主体间自愿的同意,即“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也包含社会交往主体间本能的、非自愿的和强 迫的同意,即“非市场合约”。这就是一般合约观。以资源配置主体⑦(暴力——权力——权利——神力)、合约主体意愿(强制性——自愿性)为两维,一般合约 可以划分为暴力配置资源的强制性合约、权力配置资源的强制性合约、权利配置资源的自愿性合约和神力配置资源的志愿性与强制性混存的宗教合约四类。在具有剥 削性的社会中,拥有和使用资源对其他社会主体进行剥削的权利主体为资本主体,被剥削权利主体为劳动主体。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除了少数例外,资本权利主 体主要是农业资本主体,工商业资本主体处于被抑制和依附地位。进入工业文明后,农业资本主体大都演化为工商业资本主体。在非剥削性文明社会中,资本主体消 失于劳动主体,劳动主体主导着社会的发展。在剥削性社会向非剥削性社会的过度期,资本主体和劳动主体的分化存在仍有必要,但代表劳动主体利益的自愿性合约 和强制性合约逐渐限制和弱化具有剥削性的强制性合约和自愿性合约,资本主体和劳动主体合作,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权利配置资源的自愿性合约可以划分为资 本主体间自愿性合约、劳动主体间自愿性合约和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间自愿性合约三类。
    三、历史实证分析:农村社区双重管理结构间的冲突是“两委”冲突的深层次根本原因
    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体 制⑧经过商周以来3000多年的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代表农业资本阶级利益,“神力配置资源”的宗教合约和“权力配置资源”的强制性合约压制剥夺 “权利配置资源”的自愿性合约这一社会管理体制日益僵化,工商业资本阶级权利和劳动阶级权利都受到严重的约束和剥夺,自愿性合约始终处于依附地位,导致了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日益落后于后发展的西欧列强。自1840年以后,中国政府受到帝国主义国家以“暴力配置资源”的战争侵略而一败涂地并日趋走向腐朽 衰败后,由于急剧丧失了统一强大的宗教合约和强制性合约,其不但不能保护国家安全,而且不能建立起秩序、公平和稳定的社会。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很快就陷入了 一个缺乏凝聚力和有效政府的“一盘散沙”境地,完全是一幅依靠“暴力配置资源”、权利毫无保障的伤心画面。割地赔款、列强施虐、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官吏 盘剥、灾害频繁、民不聊生是近代中国的真实写照。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当资本权利阶级无力建立起强大的政党和政府来维护国家安全和消解社会危机时,代表 劳动权利阶级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承担起领导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28年的艰苦奋战,中国共产党高扬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这一 “权利配置资源”的正义大旗,在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友好人士的支持下,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与之勾结的官僚买办反动政府“暴力配置资源”和“剥削性权力配置 资源”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迅速改变中国军事实力和经济落后的面貌,有效反击帝国主义国家运用“暴力配置资源”的战争侵略,是实现中国安全和强大的根本。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较多的资源以便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 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 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⑨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 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方式以“权利配置资源”来发展经济,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 里,压低消费,并采取“权力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正是苏联的成功办法。面对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工商业资本极为短 缺的现实,新中国必须采取必要的政策追求高效率,方能获取较多的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资源。此时,依靠暴力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是中国党和政府所 为,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在当时,我们依据理论和历史经验做出的判断是“暴力配置资源”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国家安全成为新中国在制定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 时的一个重要的考量要素。⑩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保障劳动权利阶级长远根本利益就需要对其短期利益进行约束,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和效率”就必须限制人民 的“民主和自由”。由于只有大国家才能短时期内高效率的聚集尽可能多的资源发展有助于国防事业的重工业,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在国家管理上学习苏联、遵循大国家的逻辑,让“权力配置资源”的强制性合约管理体制居主导地位成为必然性选择。同时,对宗教合约和权利配置资源的自愿性 合约实施严厉的打压政策。由于新中国是在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缔造的,中国的大国家是以强政党为前提的,因此,改革开放前,中国形成了政党全能主义式 “政党吸纳行政,行政吸纳社会”[11]的一元化强制性合约管理体制,强政党、大国家、虚社会是其特征。运用“权力配置资源”,限制农民以“权利配置资 源”的城乡二元户籍管制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等制度,都是上述体制的产物。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 近现代史的历史经验。中国必须强大起来,因为,只有强大起来才能避免挨打,才能摆脱列强们“暴力之魔”对中华儿女的蹂躏。为了对付“暴力之魔”,我们不得 不请进了“权力之神”。在“权力之神”的主导下,“权利之魂”受到了有效制约,中国在内向积累式的现代化中,找到了一条国家可以低成本与农民交易的办法, 克服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积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权力导致腐 败,决定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即使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权力也没有例外。这是人类历史的铁律,任何违背这一铁律的行为都会受到无情惩罚。于是,“权力之 神”导致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和政社不分,缺乏法治、民主和监督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专权、个人凌驾于组织之 上现象不断滋长,最终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错误决策,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曲折,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同 时,当受到“权力之神”制约的“权利之魂”长期不附劳动者之体时,农民的劳动动力和活力也就必然日趋弱化,任何的政治宣传和教育的边际效益必然递减甚至趋 无,个人生产积极性的降低、社会发展活力的丧失和道德的伪善便成为常态,人民公社后期农民普遍的偷懒、耍滑,生产效率低下成为必然。
    如何认识国际形势,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朝鲜、越南、中印边界、中苏边界冲突不断。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 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 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力量以及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的日趋强 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都说 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济关系,借助“权利配置资源”的自愿性合约,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 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正是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重新认识,认识到“暴力配置资源”的战争威胁在弱化,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 时代主题,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我们所 做的工作就是对“权力配置资源”的等级式强制性合约体制进行“放权式改革”,[12]发展让“权利配置资源”的自愿性合约体制,以发展民主和自由,调动个 人劳动积极性。在农村,国家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培育农村市场,放开粮食购销管制,逐渐放松城乡二元户籍管制,发展乡镇企 业,减免农业税,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推动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等都是上述逻辑的体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 来,尽管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关系比较缓和,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自愿性合约体制表现很强势,但是“人类社会及环境显 示出极大的脆弱性,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人类面临巨大风险的挑战”,[13]奉行“暴力配置资源”的强国大国仍然存在,战争的阴霾并 没有消失,而是若即若现的左右着国际关系。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国家内部奉行“权力配置资源”的等级式强制性合约管理体制以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实 力较快壮大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党管干部和人才体制,压力型体制,分税制改革,以GDP论英雄的提拔干部体制,村党组织的行政化和众多法 规赋予村委会的行政性职能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等都是其体现。
    由此可见,党和国家 在既要追求安全和效率,又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情况下,只能采用双重管理逻辑和制度安排,形成政党全能主义主导的兼顾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发展的的双重国家管 理结构,强政党、大国家和小社会是其管理体制特征。与此相应,农村社区也呈现出双重管理结构,一方面,是从上至下的“权力配置资源”所需要的等级式强制性 合约管理结构,使得能体现“安全和效率”的村党组织的行政化和村委会法定行政性职能较多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是“权利配置资源”所需要的自愿性合约管理结 构,使得能体现“民主和自由”价值的村民自治成为社区管理的必要。在这种双重管理结构中,村级公共组织的行政化取向,党和政府对社会的限制愿望,维护“权 力配置资源”的等级式合约管理体制和放权式改革导致的农村社会的发展与村委会的民主化取向,积极谋求村民自治,维护“权利配置资源”的自愿性合约管理体制 的冲突成为必然。因此,农村社区双重管理结构间存在的冲突是“两委”关系冲突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可以说,农村社区“两委”冲突是推行村民自治以来始终存在 的现象,只是1998年正式推行以后,冲突更激烈罢了。我们可以预言,如果这种双重管理结构不能得到有效化解,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权利诉求的增强, 这种双重管理体制所导致的“两委”冲突将更加激烈。
    四、结论
    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唯 一执政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架构下,党与国家机构、民主党派及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各种政治关系的枢纽。在广大的基层农村,在多达百万计的村落, 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则以村党支部(农村最基层的政治领导机构)与村民委员会(本社区公共权威或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为主线。[14]因此,厘清“两 委”关系,找到冲突原因以寻求科学合理的对策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个原因和对策即不能忽视后发外源性超大型国家较快实现现代化所需要“安全和效率”的必要 性,也不能忽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所需要“民主和自由”的必要性。学界已有对“两委”冲突的理论分析其政治哲学和价值取向主要是 “民主和自由”单一逻辑,对“安全和效率”的关注度不够或不够自觉,因此对原因的分析不够全面,也没有完全认识到深层次根本原因。基于一般合约范式,秉承 “安全和效率”与“民主和自由”的双重管理逻辑的政治哲学和价值取向,我们认为相对于其他原因,农村社区双重管理结构冲突是“两委”冲突的体制结构性原 因,是更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注 释
    ①董江爱:《村级选举中形成的“两委”关系对立及出路》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②叶笑云:《村民自治中的“两委”矛盾及其解决》,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 NewsID=19709.
    ③徐增阳、任宝玉:《“一肩挑”真能解决“两委”冲突吗》,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④詹成付:《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村“两委会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33830.
    ⑤郭正林:《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⑥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30页。
    ⑦人类社会配置资源 的主体主要是四个,即神力、暴力、权力和权利。神力是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暴力是本能的或非法(实在法而非自然法)的强制性掠夺其他利用或 拥有资源主体的能力。剥削性社会下的权力是为了维护资本权利阶级利益,合法的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配置资源的能力。非剥削性社会下的权力是为了维护权利主 体阶级利益,合法的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配置资源的能力。权利是按本能或法律,非暴力配置资源的能力。
    ⑧帝制中国古代社会 的结构的宏观稳定是以“安分敬制”制的方式来实现的,更具体地说,为了防止大一统的同质体社会“争则乱,乱则穷”,中国专制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各守其分, 不得相侵”的方式,以社会成员各自承担的功能与角色地位,将其安排在“分”的权力等级中,并根据其在权力等级中的地位来分配其资源,以此来达到“求定息 争”的效果,中国的文化是“分”的文化,而“分”是以反竞争、反微观多元个体的活力与自主性为基础的。以权利配置资源的自愿性合约在当时收到严格控制。暴 力配置资源的农民战争于是就此起彼伏,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参见萧功秦:《中国模式的弱势与不足》,经济观察网: http://www. eeo. com. cn/observer/gcj?08/23/178893.shtm.
    ⑨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57页。
    ⑩武力、王丹莉:《中国模式:百年兴衰的历史选择》,载于《中国经济》2010年第6期。
    [11]陈伟东、张大维:《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制环境与流程再造》,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12]徐勇:《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对中国改革的政治学解读》,载于《开放时代》2003年01期。
    [13]宋秀琚、程又中:《和谐世界:涵义、品质和建设路径选择》,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14]金太军:《村民自治进程中政治领导与公共权威的协调》,载于《湖湘论坛》2000年第1期。69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
  • 责任编辑:z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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