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摘要]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以走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来否定辛亥革命的新看法。根据是“当初如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本文从史实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向近代转型的视角,即思想、经济、政治近代化方面,对辛亥革命前后十多年中革命、改良两派对历史演变所起作用,作了客观公正的论述,作出它是中国政治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承上启下的伟大民主革命的论断。文章还对这次革命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失败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文章最后指出那种肯定改良否定这次革命的观点,不是什么新看法,只能还是重复90年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旧看法,即“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10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巨变。以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海内外有些学者对它的评价却存在着严重分岐。文革时期,因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予以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海内外有的学者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20世纪中国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之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评价高低是可以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但是,这种以改良来完全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试图从史实出发,就中国历史向近代转型的视角,从辛亥革命思想、经济、政治上推动近代化、革命的成败得失,以及怎样实事求是的对它进行评价,谈谈不同的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学者和专家。
一
历史事实证明:辛亥革命绝不是什么阻碍中国历史的发展,而是有力地推动中国向近代化迈进。
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的造反思想,而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孙中山说:他领导“中国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欧美传进来的”。 [②]又说:“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革命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由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国民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③]当时发行100多万册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中,对此说得更清楚:“吾夫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 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④]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访问杰出启蒙思想家严复时说:“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⑤]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这与中国传统的造反有质的区别。
在经济上,革命派要建立的是一个“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工业近代化国家,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盛世也是不同的。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考察了西方国家。他在英国图书馆看了不少书,如美国乔治·亨利的《进步与贫困》,访问了俄国民粹派办的《俄国财富》杂志记者。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登斯民于极乐之乡,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运动者”。[⑥]“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者亦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地了。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为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凡有见识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正因为看到西方“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 [⑦]这就是孙中山后来形成既要学习资本主义长处又要避免它的弊病的民生主义形成的背景。1905年5月下旬,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社会党领袖的名义,访问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同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书记胡斯并进行了会谈,要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⑧]革命派在经济上要建立的也是一个“既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也要避免其种种弊端”的“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⑨]他认为要“一面图国家的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策,无外社会主义,” [⑩]孙中山提出的社会主义是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
革命派在政治上要建立的,是法国、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更是与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根本对立的。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个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所以“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是三民主义中的核心。“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洲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耒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法兰西大革命及俄罗斯革命,本没有种族问题,却纯是政治问题,佛兰西民主政治体已经成立,俄罗斯虚无党也终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晓得的。”他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11]。孙中山以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到了南京以后“,为了争当“万岁之位,”就闭起门来自相残杀“,从而导致导致革命失败为例加以证明,并指出“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1905年孙中山为同盟会制定的十六字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次年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据他说:民族主义是中国固有的加以改进。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民权主义则是他“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的结果。以民权主义代替君主专制主义,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的。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主,与君主立宪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要不要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三个问题上的大论战。早在1903年,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了保皇即革命的论点。改良派认为中国民智太低,绝不能搞民主制,只能实行开明专制。梁启超说:“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革命会导致内乱、瓜分和亡国。又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2]孙中山指出:“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持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必伪矣”。“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13]保皇派是“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廷为尤甚”。[14]在这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中,立宪派虽然也提出若干合理的意见,但是在维护还是推翻清王朝专制政制上,立宪派显然是错误的。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胜利和改良派的失败,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孙中山无愧为“中国民主派的旗帜”。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盟会做的另一件事是发动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最后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到11月下旬,15省宣布独立响应。从美国回国的孙中山为众望所归地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他在就职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1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宋教仁、蔡元培的《社会改革章程》规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之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6]。这就是后来“五四”运动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开端。
无论从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向近代转型的一次社会巨变,有力地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进程。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入起,中国从“不满君主专制、羡慕民主政治到反对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是符合人类政治史上的从神权、君权到民权的时代进步潮流的。正如孙中山所说:“就中华民国的来源说,大家都晓得,中国近10多年来的大变动,是从古没有的。这个大变动是甚么呢?就是把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治制度根本推翻,另外造成了一个新组织。这个新组织简单的说,便是把数千年的专制变成了共和”。[17]“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18]
辛亥“革命与古代革命不同。在中国古代,固已有行之,如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为人民革命”。[19]“从前帝国的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隶。现在民国的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帝国是皇帝一个人作主的,民国是人民大家作主的。”[20]
二
辛亥革命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呢?怎样看待它的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应当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采取辩证的扬弃的科学态度。
目睹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对当时社会的变化,集中概括为“皇帝倒了,辫子割了”八个字,形象地说明了这场革命取得成功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二是革了辫子的命。因此,从推翻清王朝,结束的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即破坏旧世界层面看,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了,胜利了。
对那时社会风尚习俗的革故鼎新,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新陈代谢》一文,其中写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国兜兴,女儿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21]这22项风俗的变革,反映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孙中山1919年在回顾辛亥革命时说:“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焕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激荡,遂一举推翻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而又能循世界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
何谓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 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盖欲以世界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今民国之名已定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毕。此后顾名思义,循名课实,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纯粹民国者,则国民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22]
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也承认辛亥“革命成功近十年”的事实。因此从推翻清王朝,它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政体之结果也”。[23] “从孙中山先生开始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24]
从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看,辛亥革命确实是失败了。“同盟会未尝深植基础于人民,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狭义的民族主义”[25]。就这样,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不到三个月,孙中山被迫将临时大总统之位传给袁世凯,导致革命的夭折和失败。
窃取革命成果的袁世凯,一面依靠革命党人迫使清帝退位,另一面残杀革命党。,正如当时鲁迅揭露的那样:袁氏“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正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成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26]。1913年3月,袁世凯杀害了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约他的重要国民党人宋教仁。
宋案发生后的4月14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公宴参众两院议员。梁启超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共和党之地位与态变》的演说。他公开指责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是“乱暴派”,“是祸国最烈之派”;袁世凯一派是“腐败派”;自己共和党人一派是“稳健派”;声称“故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举全力以抗,而于第二敌,故不得不暂时假借”。这与辛亥革命前改良派与革命派论战时,梁启超说的“与革命党死战是第一义”一样,不同的仅仅是第二敌清王朝换成了袁氏一派而已。5月底,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黎元洪、梁启超代表的进步党即“促令政府迅速勘乱”。袁世凯政府正是在进步党第一流内阁支持下镇压了二次革命,又支持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进步党人没有“假借腐败派”,倒是“腐败派”假借进步党搞垮国民党国会,充当袁氏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袁世凯“到了二次革命时在表面上好象他又是一个筋斗,从‘民国公仆’变成了吸血魔王似的,不过他又显了本相”。孙中山、黄兴等遭袁氏以“乱党”罪名通缉,再次被迫流亡。
在美国日本顾问古德诺、有贺长雄的支持下,在杨度、严复等筹安会六君子劝进下,袁世凯终于在1915年12月12日公开宣布复辟帝制,次年元旦改为洪宪元年。袁氏背叛自己“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盟誓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组织中华革命党进行反抗。曾经支持袁氏镇压二次革命的梁启超,写了“异者所谓国体问题” 一文,揭露批判古德诺“君主制优于民主制”的谬论。进步党人承认:“袁氏之卖国奴民,自为帝制”,“非革命之罪也”,“革命之外无法可施”。[27]蔡锷与其师梁启超密谋后回到云南,于12月25日宣布独立,发动了护国运动,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相继响应。1916年3月22日,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袁氏被迫撤消帝制,只做了83天的皇帝。6月6日,袁世凯结束了背叛民国的可耻一生。
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无如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元气未消,新旧两派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进步党人也反省说:“吾人抚今追昔,转不得不叹赏曩时国民党浮气青年者反贤于吾辈也。[28]”梁启超也说:“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败俱伤,使夫已氏匿笑坐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29]又说:“急进派反诸平实,稳健派力去驰惰,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的原因”[30]。
1917年7月1日,在段祺瑞、康有为支持下,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赶走总统黎元洪,拥溥仪称帝,又演出了一幕11天复辟帝制的闹剧。段祺瑞又从天津带兵进京赶走张勋,自称“再造民国”,乘机抛弃旧国会和临时约法。护国运动的“革命功臣”梁启超与林长民、汤化龙等联袂加入段内阁,分别任财政、司法、内务等部总长。孙中山则于9月到达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提出“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口号,发动了护法运动。次年,护法运动失败,他认识到“中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他回到上海从事著述,写了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民权初步》(社会建设)的《建国方略》。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了”。“茫茫道路无归处,暮风秋雨江上舟”。“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在“国事日非”中看到了希望。他说:“自欧战以后,欧国人民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又发生大变化……因为这变动,此后世界上的潮流也随之大变”。[31]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失败后,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他说:“法美共和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新式者何?即化国为家是也。人人当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同心同力,共同缔造……,故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新思想者何,即公共心”[32],即“天下为公”。“吾人今日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认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33]后来,他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34]。“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35]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36]
从没有把中国建设成独立、民主、富强的近代化国家来看,辛亥革命和“五四”前的旧民主革命都是失败了。孙中山说,“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1923年底,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前总结自己领导辛亥革命和以后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归结为三点:
一、党中缺乏组织,……以为党员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其缺点即在于此,故其时多重用老官僚,以为老官僚有经验,犹胜于革命党之无组织也。……中国人向极自由,以其得之极易,故不知宝贵。……故吾国人之于自由,正患其多,不患其少,何则?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吾人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又为本党之一党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
二、光复时有一种谬说,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如本党党员黄克强、宋渔父、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几视为天经地义。自组织国民党,本党完全变为政党,革命精神遂以消失……。
三、本党之基础未固。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有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勘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37]
孙中山归纳他领导革命失败的三个原因,除了第一条有人质疑“先生既教人革命以求自由,今乃反对自由不与革命之旨相刺谬乎”外,都是有见地的。即使第一条,孙先生实指的是“有的党员只图一己之自由,而不顾公众之自由”的无组织现象。所以,他反复勉励大家:“为党员者须一意为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
孙中山认为国民党组织涣散,不少党人又犯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又没有自己的军队,是辛亥革命和以后革命失败的原因,基本是正确的。但是说党内自由民主太多而导致革命失败则是欠妥的。他认为外国革命是争个人自由,中国革命争国家自由。为了争国家自由,必须牺牲个人自由。这种把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对立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创造得出来的”。孙中山虽然尖锐批判君主专制的帝王思想,但是没有找到战胜这种旧思想的理论武器。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孙中山要求党员立下“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的誓约,并按指印,要绝对效忠于他。这是他没有完全摆脱帝王思想束缚的明显例证。近代许多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包括尖锐批判中国君主是“窃国大盗”的杰出启蒙思想家严复,中华民国成立后著名的立宪派思想家、后来追随孙中山最后加入共产党的杨度,都没有摆脱帝王旧思想的束缚。1915年,他们两人成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二人,就是证明。孙中山说:“当我提倡革命之初,十人之中,差不多七八有皇帝思想。”史实证明:许多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完全摆脱帝王思想的束缚。反帝反封建的先进中国人,包括孙中山这样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仍然摆脱不了君主专制思想的束缚,是他们最后回归旧传统的原因。
“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也有他的缺点,如“与反革命专制阶级谋妥协”。“革命党有力量推倒满清,使反对者投于革命党旗帜下,然革命何以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也,使反革命乘隙以入,施其破坏而不觉。虽至失败,尚不知所以失败缘由”[38]。“前几次革命,均因半路上与军阀官僚相妥协调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败”。[39]对于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让位一事,他曾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亦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其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40]他把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等,轻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他没有摆脱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束缚。又如曾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是生前仍停留在口号上,没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从而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前人的”。
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共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广州召开改组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通过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高兴地发表即席演说,指出:“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的负起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于对外的责任,……将令世界压迫的人来解放……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今天通过宣言之后,必须大家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41]
三
在论述了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进步意义,以及成败得失与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我还想就怎样客观公正评价这次革命谈点看法。目前史学界对这次革命评价的分岐集中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究竟应该继续走康、梁代表的君主立宪的改良之路,还是走孙、黄为代表的民主共和的革命道路。持否定辛亥革命的学者坚持前者,说“当初如果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与此相反的许多学者,则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历史的丰功伟绩。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看待近代改良和革命的问题。笔者认为把当时革命和改良完全对立起来,硬要把“革命是褒义词改良是贬义词的现象明确颠倒过来”的看法,还是应该重新考虑的。当时主张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只是方法不同,并非根本目的不同。中华革命党在“民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改良也,革命也,皆政治上救济手段之一种,目的既无所殊,结果或亦相似,特革命为激进之改良,改良为和平之革命,措施之间,形式乃觉稍异”。[42]早年也极力主张共和革命的杨度,1907年也说:“余以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无可分之高下,惟各据其国之情势而定之”。 [43]问题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否从皇权向人民让渡政权。19世纪末的历史事实证明:戊戌维新的失败,历史已经抛弃了康、梁坚持走的改良道路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说:“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的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年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促进了革命的变革”。[44]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民族矛盾的强型刺激下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其中包括原来主张走改良道路的秦力山、杨笃生、章太炎等。1905年-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论战失败后,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一大工厂”。1910年立宪派发动三次大请愿破产后,也纷纷转而支持革命。正是革命派领导和改良派的支持下,才一举取得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重大胜利。从戊戌变法时期的“揖俄追日”,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揖美追欧”,再到1917年10月革命后的“以俄为师”和五四“运动后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从彼德大帝明治天皇到拿破伦、华盛顿,再到列宁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个继承一个的同时又一个否定一个,如浪相逐,交错地出现,由此而显现出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逐步深入和近代中国的进化”[45]。“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之后仿效苏俄,表现了每个时期先进中国人的选择,但三者又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环节,因此,这又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这就是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前近二十年中国历史演变进化的客观大趋势。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这段经历,称自己相继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家里人所希望的“举人、进士、状元郎”。又说:“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至为宝贵。”陈氏的经历可以代表那时国共两党许多知识分子的经历。胡适说“俄国大革命,在经济上要争取劳动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但是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一种不容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一件不幸的事”。“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
从鸦片战争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开始,由林则徐和后来曾国藩的“忠君爱国”到戊戌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的“抑君爱国”,再到孙中山、黄兴的“叛君爱国”,这是到“五四”运动前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轨迹。因为“忠君与共国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蔡元培语)从这个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无疑是一次承上启下的伟大民主革命。已故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在《民国前十年》一书中,把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称作“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因此,肯定歌颂改良来否定民主共和的革命,是与历史发展趋势不符的。主张走改良道路的著名立宪派领袖之一的张謇也承认:“各省决心独立,可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路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皆趋共和。”[46]
清王朝皇族内阁的成立和铁路国有化,改良派三次大请愿的失败,导致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爆发。许多原来的立宪派纷纷支持革命,走民主共和的革命道路,成了当时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这就是说“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的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恩格斯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来说明法国“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47]辛亥革命时中国面监的情况,也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事实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前进道路上,采用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制,对封建势力的打击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民主共和制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大于君主立宪制。在那时的中国,不把皇帝拉下马,历史就不能前进”。[48]辛亥革命最后尽管没有达到建立民主中国而失败,但是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正如曾经参加过这场革命和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工人部长为廖仲恺)所说: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同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没有给他们真正的民主,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开的新的斗争的序幕。”曾经参加过同盟会的董必武也说:“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它在广大人民中造成的民主精神的高涨,为新的革命斗争开辟了道路。”[49]
改良派在近代的进步作用与历史进步成反比。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与其师康有为拥戴“溥义”复辟一样,后来政治上也成为反苏、反共的梁启超,也承认经过辛亥革命“任凭你象尧舜那么贤圣,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50]可见梁氏也没有否定辛亥革命的重大进步意义。当然还有那么多人主张复辟帝制,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如何进一步彻底肃清君主专制思想,仍然是近代中国启蒙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伟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所谓“激进”,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建设性作用的。
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贯主张“以平和手段促进中国进步,实现吾党本愿”,“以和平手段收革命之功”。[51]针对“梁启超著文伪造孙中山说大革命后四万万人必须要死其半”的谣言,孙中山说:“革命之目的,以保国而存种,至仁之事,何嗜于杀” [52]1924年他还主张“和平统一”[53]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杀人。可见革命是手段,并不是目的,目的是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孙中山不是一位反对和平改良的革命家,认为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之道德的善良愿望出发,主张走“以仁易暴”的和平改革道路,结果则被清朝统治者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南北军阀,“以暴对仁”所欺骗和愚弄,一再以“乱臣贼子”和“乱党”罪名遭通缉流亡海外。这是孙中山的历史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如果对伟大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的讲话”。[54]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55]
肯定改良否定革命的学者,如果是指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特别是告别文革的“继续革命”,自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如果是指要告别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推翻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说“共和成了什么百年中国的祸根”,那就必然要走向事情的反面,客观上势必要为袁世凯、溥仪等反民主反共和的复辟帝制派翻案。袁世凯称帝后,警官崔世勋因写了一副对联被杀害就是明证。对联云:
匹夫创共和 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 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创建中华民国的开国无勋孙中山、黄兴等,被袁氏斥为“乱党”遭通缉流亡海外;复辟帝制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则被褒为“华盛顿”。这是对历史肆意歪曲和颠倒。康有为支持一度复辟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在回忆其师陈宝琛对辛亥革命评价时说:“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他对一切不顺眼的总结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56]可见那种以改良来完全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见,只不过重复90多年前溥仪老师陈宝琛的旧看法。
上述看法不一定都对,敬请专家学者,特别是持全面否定辛亥革命的专家学者指正。我殷切的希望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还辛亥革命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的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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